我荐｜文迪·斯沃茨：陶渊明的自传项目（张月 译）
插曲 陶渊明的自传项目
“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陶渊明《有会而作》
一位作者通过何种手段介入其历史接受是一个需要仔细考察的问题，特别像陶渊明这么一位精心策划自己传记而且把他的未来读者放在心上的例子。前面一章讨论过陶渊明的人格在其历史接受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定义他的个性中出现的多种转变。陶渊明详细的自我描述为后来那些刻画提供了出发点，本章将考察他为自己的作品奠定下的阐释大纲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的解读。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对诗歌的成功交流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假定：真实情感和自传可以在自我表达的优先媒介中找到，这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现代学者研究古代传记，并将其与西方自传的观念相比较；对这一问题的概论在此并不需要。简而言之，与西方对这一观念的理解不同，传统中国对自传的理解是相当广泛和宽松的：在西方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来回顾人生经历以及思考人生轨迹和发展，基本上可称为自传；而在中国，人生故事的任何剪影（例如，人内心的一瞥，对于某种特定情况的反应，或者个人活动的纪录）都可以被理解为自传。
诗歌总体上被看作带有自传性的材料，而陶渊明的作品，包括他的诗和文，被看作尤其带有自传性的。正如王国璎指出“陶渊明诗中篇篇有‘我’”。我们仍然可以用某些关键作品来界定他的自传项目的核心，这些作品带有最强烈的自传姿态。这不是对他作品的肆意划分，因为在这些特别的篇章中，陶渊明显然对自我叙述的技巧进行尝试。他的自我刻画的手段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种是纪录体（记录下日常生活，创作带有解释性的序言）；另一种是虚构体（采用他者的口吻来叙事）。本章的第一部分讨论这两种体式的例子，提出在自我构建过程中，陶渊明最为着力的部分产生了诗人相当统一的形象：自我满足的士大夫，他坚决离开官场，选择守节和贫穷而不是名利和富贵，他作为好交际的“隐士—农夫”参与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当明显的是，根据他的自我刻画，他不像我们在第二、三章中讨论过的那样成为后来读者塑造的伟大儒家圣人或超越世俗的偶像。本章的余下部分将会因此讨论他的自传项目和他的接受之间的关系。
此前没有人像陶渊明那样精心记录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琐事。正如萧望卿先生所言，陶渊明是第一位诗人“彻底诗化日常生活”。陶渊明告诉我们他的农事：
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
──归园田居，其三
时复墟曲中，
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
但道桑麻长。
──归园田居，其二
他告诉我们他的闲暇生活：
息交游闲业，
卧起弄书琴。
……
春秫作美酒，
酒熟吾自斟。
──和郭主簿，其一
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庭：
弱子戏我侧，
学语未成音。
──和郭主簿，其一
他告诉我们他的邻居：
农务各自归，
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
言笑无厌时。
──移居，其二
他告诉我们他的愉悦：
啸傲东轩下，
聊复得此生。
──饮酒诗，其七
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与子俨等疏
他告诉我们他的不幸：
正夏长风急，
林室顿烧燔。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
及晨愿乌迁。
──怨诗楚调
学者们长期以来评价陶渊明从日常生活中提取诗学材料的方式，将诸如家庭和邻居这样新的主题带入诗学常备语料中。这些例证和其他众多没有在这里引用的例子描绘了一位涉世极深、带有泥土坚实色调的隐士。这种参与世事的隐逸图景是在陶渊明诗歌与魏晋其他隐逸诗歌的比较中展开的，后者在总体上代表了与世俗脱离的隐士，这些诗歌中经常包括一些高深莫测的高山和深谷，这些图景同时带有缥缈虚幻、超脱世俗的神秘氛围（例如，“幽人在浚谷”，“嘉卉献时服，灵术进朝餐”）。陶渊明创造了一种新的隐逸方式，它强调田园生活的图景，在田园闲适中享受的种种乐趣，以及与家人、朋友和邻居的亲密交流。他对隐逸主题的贡献指向自我定义的重要方面。尽管陶渊明毫无异议地实践了隐逸的某些形式，但是他没有在作品中使用表示隐逸的普通词汇（隐士、隐者、逸民、高士等）来诠释自己。更进一步来说，他根据自我风格，将自己称为“贫士”，这或许是出于期望把自己从六朝多种更加流行的隐逸实践中区分开来的愿望，例如，隐士的与世隔绝或者如晋朝士族中时尚人士那样肥遁于山中别墅。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咏贫士七首”中，陶渊明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放置在诸如黔娄和原宪这样的古代士大夫序列中，他们没有或不想入仕，相反选择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
陶渊明刻画闲适生活也暗示了他对自己的道德情操如何与魏晋士族不同这一话题的精心评论。这一问题在此值得探讨，因为闲适的观念对陶渊明自我定义为“隐士—农夫”身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陶渊明来说，闲适通过农事获得：这位“隐士—农夫”一定躬耕自己的田地去获得“闲”。在《移居》第二首中，陶渊明在忙完农事后与周围邻居农夫谈笑风生。在《移居》第一首诗的最后几行，诗人和他的邻居在聚会中阅读和讨论从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这种享受闲适的实践与魏晋士族的方式有显著的区别，后者聚集在别墅中进行清谈。《世说新语》记录了很多关于魏晋士族成员谈话方式的故事，这种清谈经常成为一种学术游戏和有着特定规则、标准和道具的表演。谈话者有时手持麈尾在哲学命题上“一交言”，例如他们谈论名理或者才性，讨论如《老子》或者《易经》这样的经典。谈话的一方很可能遇到另一方的“难”，从而两者进行许多“番”辩论，直到最后胜负明显。在陶渊明的闲适代表中，我们找到的是一个小农舍而不是宏伟别墅，不知名的农夫而不是显赫的士族，其乐融融的谈笑而不是有着特定题目和规则的表演性清谈。陶渊明的闲适是在与农事相联系中享受到的，代表着一种“获得的”奖赏，而清谈者的闲适并不一定与工作相关，这构成了一种文人获得他们名声的方式。陶渊明自我定义的某些方面变得更加有意义，特别是将其放置在晋代文化实践的背景中。
但是陶渊明对他活动、交游和思想的详细记录可能告诉读者他是谁，他广泛运用序言暗示他努力指导读者阐释他说了什么。通过早期与《诗经》阐释的联系，序言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带有注释功能。在陶渊明诗歌的五十九个标题中，十六个带有序言。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陶渊明的那个时代，大多数序言是为赋而作，或者如王国璎所言，为四言诗（模仿《诗经》序言）和群体外出所做的组诗（最著名的是《兰亭集》）而作，然而陶渊明以不同诗学形式创作的诗歌（四言诗、五言诗和辞赋）都有序言，同时在他为所有不同场合所作的诗歌中也可找到带有序言的例子。陶渊明作品的序言通常阐释标题，为解读诗歌和（或者）用简单易懂的语汇谈论诗歌关键点（或明显或隐藏）提供上下文背景。
在这些序言中，一个特别适合的、尽管较长的例子是《归去来兮辞》的序言。在《辞》中，诗人论证了他隐逸的选择，通过描绘其田园生活和活动来阐释此种选择的价值，歌咏其回归与生俱来的爱好和自然。在序言中，诗人用相当大的篇幅解释他为什么就任官职，而后又为什么辞去官职：他贫穷并且需要支撑整个家庭，但是在短暂担任彭泽县令之后，他意识到一个人的守节比获取物质利益更重要：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诗人告诉我们他宁愿坚守准则、安于贫穷而退隐，也不愿妥协退让和追求财富。他的自我刻画是对《辞》中所出现的乡村活动的进一步解读，并且给这些活动的解读提供一种哲学基础，给从这些活动中所体验到的幸福感带来一抹辛酸。陶渊明序言的展开揭示了他对指导其诗歌解读具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在陶渊明的序言中，他所展现的对其作品恰当解读的关切表现在他新颖的标题设置上。他的序言为他所写的事件提供上下文语境，而他的许多诗歌的标题则记载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例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通过这些文学手段，陶渊明事实上成为他自己作品的第一位编者。
当陶渊明采用虛构体式时，他所尝试的不同自我叙述方法变得更加有趣。纪录体明显和直接地叙述诗人的生活，而虚拟体则包含角色的调节：以第三人称叙述者或是逝去的陶渊明的口吻谈论事情。第一种角色的例子是《五柳先生传》，此篇从最早期的接受开始一直被解读为作者的自传。陶渊明采用历史学家的立场来描述所谓的“五柳先生”的人格和习惯。叙述者（历史学家）介绍作为在仕途或学术上完全没有雄心的隐逸人士这一主题：“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的学习动机植基于在理解和领悟中获得的某种喜悦，而不是艰辛诠释做出的成果或是需求文本的精确意义，而后两者正是汉代学者的普遍做法。根据叙述者（历史学家）的描述，陶渊明既随和、友善又内敛、含蓄：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他虽与亲戚和朋友交流，但却保持来去自由。他凭着一份安逸的心态放弃饮酒的机会所展示的坦然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变得更明显，此章节将他的极度贫穷和他非凡的自足并排在一起：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贫穷的形象借自对贫士的典型描述：“环堵”在《礼记》中指学者居处的狭小，“箪瓢”和“屡空”使人想起《论语》中对颜回的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本章对陶渊明贫穷的进一步描述以“晏如也”作结；陶渊明可能贫穷，但是他在写作、阅读与亲朋饮酒的简单生活中获得满足。这种对于贫穷的接受，通过此篇文末赞扬的守节获得更深远的意义，其中陶渊明依据《史记》《汉书》的体裁范例给传记的主人加以评价：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
黔娄妻子的评语原本来自对其丈夫的刻画，黔娄在《咏贫士》之四中是一位持有高尚情操、不屈守节的隐士。由于采用虚构的第三人称传记体来呈现自传而产生的叙述距离饶有趣味地被增大，这是通过引用第三者的语汇来描述原本应代表作者本人的五柳先生。尽管这“玩弄”史评的程式和叙述技巧，读者仍然获得（应该获得）陶渊明所绘制的图景：他是一位自我满足的文人；他选择守节和自由而不是官职和富贵；他沉醉于阅读、写作、饮酒和亲朋欢聚之中。
或许陶渊明最引人注意地形塑后代读者对其看法的是通过虚构性地采用逝去的诗人口吻来写作。在《拟挽歌辞三首》和《自祭文》中，陶渊明从自己作为逝者的角度谈及他的死亡。在《拟挽歌辞三首》中，“逝者”却是清醒的诗人，他深思着死亡，描述着他的家人、朋友哀悼其死，谈论送殡下葬。尽管这组诗歌的大部分在关注陶渊明对死亡的冥思和葬礼的想象性戏剧场面，但是悼文还包括对其逝世的深思和对其生活和性格的记述。《自祭文》（427）是陶渊明的独创，这与以逝者口吻写下的葬词《拟挽歌辞三首》不同。祭文通常由另外一人为逝者所作。在祭文中，作者描绘逝者的生活、事迹和（或）其性格。通过为自己写祭文，陶渊明做出了如何让未来的读者理解自己的强有力声明。尽管陶渊明以《自祭文》为他的自传项目作结显得很适合，但是这也暗示了他想为自己在后代的接受中盖棺论定的意图。在祭文中，对他生活和性格的描述指向一对概念：安于贫穷和坚决退隐。陶渊明绘声绘色地对其贫穷加以描述（这包括运用一行接近《五柳先生传》的语句来描述其经常的饥饿状态），这使得他不容置疑的自满声明尤其引人注目：
自余为人，
逢运之贫，
箪瓢屡罄，
絺绤冬陈。
含欢谷汲，
行歌负薪，
翳翳柴门，
事我宵晨。
在此安贫的描述之后，他将快乐的特别源泉依顺序列出：
春秋代谢，
有务中园，
载耘载耔，
乃育乃繁。
欣以素牍，
和以七弦。
冬曝其日，
夏濯其泉。
勤靡余劳，
心有常闲。
乐天委分，
以至百年。
园艺、读书、抚琴和享受闲适生活都是陶渊明隐逸主题的标准组成成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其对物质和精神自足的满意暗藏于对乡村快乐生活的描述中。在第一部分安于贫穷和第二部分对此满足的解读之后便是第三部分把他的满足放入特定视角之中的对比。陶渊明通过将普通人的雄心壮志与他的高远理想相比而引导读者理解他在隐逸中获得满足，而这种满足是以守节为基础的。
惟此百年，
夫人爱之，
惧彼无成，
愒日惜时。
存为世珍，
没亦见思。
嗟我独迈，
曾是异兹。
宠非己荣，
涅岂吾缁？
捽兀穷庐，
酣饮赋诗。
诗人告诉未来的读者他缺少对名利的强烈渴望。取而代之的是，他选择坚持他的准则和理想，且陶然于退隐的简单快乐之中。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手段和技巧，陶渊明试图形塑未来读者对其的认知方式。尽管他最具自传性的文本强化了诗人的某种形象，后代对其人其作的解读总是超越他所设定的范围。许多后代的解读是以陶渊明两种主导形象为中心的：作为儒家典范，其代表忠诚的美德和安贫乐道；作为超然物外的隐士，他与世俗事务相离。两种形象与陶渊明在自传作品中为自己所设定的特点都不相同。陶渊明和后代读者间交流的断层引起了许多关于传统阅读实践和接受机制的问题。
首先，读者不需要仅依靠陶渊明的作品寻求与其相关的资讯。他的文本可能成为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他早期传记的影响、后代读者的集体想象和个体读者的阅读动机被证明在建构陶渊明的过程中至少与其文本具有同等令人信服的因素。把后代对陶渊明的刻画看作是带有局限、偏颇，甚或错误的观点将是对此问题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这就像认为陶渊明的自我描写持有更强的依据而更接近真实。确定无疑的是，陶渊明的自我形象是一种文学建构，这就像后代对其的刻画一样。陶渊明的自传产生他的“人生经历”，就像他的生活产生他的传记一样（借用Paul de Man的话语）。一些同样的因素形塑了后代对陶渊明的解读和他的自我刻画：理想化、历史事实和事件、个人需求和作家兴趣。
其次，陶渊明的读者未必将自己局限于陶渊明作品中自传意味最强的篇章，也未必特别注意其中最鲜明的自我形象。陶渊明全集既包含支持某种解读的篇章，又包括支持其他解读的作品。对陶渊明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形象的刻画都可追溯到陶渊明的别集。一位读者可能通过阅读《读史述九章》强化陶渊明的忠诚，其中与忠诚相关联的历史人物得到赞扬，例如，伯夷、叔齐和屈原。另一位读者可能通过阅读《五柳先生传》中的开篇几句证明陶渊明的超脱，此文开篇借用《列仙传》中的修辞范例来暗示一种缥缈、虚幻的氛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陶渊明全集支持不同的解读所牵涉的不仅是诠释上内在差异或不一致的问题，还涉及古人断章取义的阅读习惯。在广泛考察其别集、在获得文本理解之前剔除和解决不一致的地方，在这两者之后对一位诗人做出结论显然不是传统阅读实践的标准部分。当一位传统读者对诗人、作品解读之时，他可能想起仅有的一两篇作品。陶渊明的每篇文本都被视为“真正”和正确的，因此任何一篇都可以被视为读者解读的绝对根据。
如果就陶渊明外显的努力来看，他的自传工程（ autobiographical project）无论就执行面或接受面来说都谈不上完美。尽管他经常注意到他的未来读者群暗示了一种姿态（甚至真心实意），但是他在自我表达中的一贯努力却蕴含着一种真诚（甚至在自我意识中）。他告诉我们他的创作并不是为了我们（“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但是他靡无巨细地记载其生活确实是为了我们。此外，他经常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这揭示出他对自己所做的决定的忧虑和对其身后声名评判的关切。这些复杂的因素使其自传工程写作呈现多样性，同时使其相当引人注意。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陶渊明自传项目的吸引力在于其张力复杂性，甚至经常喷薄欲出的矛盾。
在本章的讨论中需要指明的一点是，即使像陶渊明这样具有娴熟技巧的自传作家，他在准确地决定后代读者如何解读其人的问题上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他故意为他的未来接受做好准备，但是他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决定后代读者积极地参与对其的解读；他们不一定需要遵循陶渊明设定的纲要，他们的解读不仅被陶渊明的作品所决定，同时也追随持续不断转换的集体价值和个别需要。
选自《阅读陶渊明》，文迪·斯沃茨著，张月译 ，中华书局，2016。小站发表时删去注释。
预读/校对：zzj、福满、西早门良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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