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高尔斯华绥：回忆康拉德（倪庆饩译）

John Galsworthy 黄灿然小站

许多作家认识我的这位故友，写他会写得比我好，但没有人像我认识他那么长，也没有人既认识他是海员又是小说家。

我第一次见到他①是1893年3月在阿德莱依港②的一艘行驶中的英国船“托伦斯”号上。当时他正督查这艘货船装载的货物。他在炽烈的阳光下显得非常黧黑，那是给晒的，几乎漆黑的头发，一把尖尖的褐色胡子，眼睛深褐色，双眼皮。他清清瘦瘦，个子不高，手臂挺长，宽肩，头部位置有点靠前。他跟我说话时带有强烈的异国口音。我觉得他在一艘英国船上有点奇特。我们作为同伴共同航行了五十六天。

① 康拉德（1857—1924）当时是36岁，作者25岁。

② 澳大利亚南部滨海城市。

大副担负航行的船只的主要职责。整个头一晚他都是在跟货舱里的一团火搏斗，我们十七名乘客一个也不知道，直到很久以后才得悉这回事。对付从柳文①刮来的飓风风尾的基本上是他，后来对付另一场暴风雨的也是他。他是一名优秀的海员，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迅速掌握轮船的情况，关心船上实习的海员们──他们里面有一名颀长、闷闷不乐的比利时青年，他启航时笨手笨脚，害怕高空作业，康拉德尽量同情地原谅他。他在船员中人缘不错；对他来说他们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不仅仅是一群一帮；后来事隔很久他还常常谈起他们当中的这个或那个，尤其是老修帆工安第：“我喜欢那个老家伙，你知道。”他跟年轻的二副关系友好，后者是一个快活能干的青年海员，英国人的作风十足，对他的胡髭满腮、身躯肥胖的英籍老船长态度尊敬，不过稍稍有些嘲弄的意味。我是打算为了参加海事律师工作而学习航海的，每天要跟船长一道判断轮船的位置。在船上客厅桌子的一侧我们坐下来检查我们观察的结果，康拉德也在内，他在桌子的另一侧，探询地看我们。康拉德曾经当过船长，他现在在“托伦斯”号当副手，只因为他在刚果的经历差点要了他的命，身体依然在康复期。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把许多晚上消磨在艉楼守望中。他从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善于讲故事的人，他已经储存了二十年的故事要讲。它们是有关船只与风暴的故事，波兰革命的故事，他青年时代为西班牙保王党人私运军火的冒险故事，马来半岛的海洋故事，刚果的故事，各种人之间的故事：通通都是讲给一个永不满足的二十五岁的听者听的②。

① 即柳文角，在澳大利亚的西南端。

② 作者（1867—1933）当时为25岁，小康拉德10岁。

七八年后，虽然那是康拉德创作最好的时期①，他被少数人赞扬为一位大作家，然而他依旧年复一年在许多对他持冷淡态度的人中间挣扎，为的找一个栖身之处，而这些人则在他最糟的时期争相阅读他的作品。我记得曾规劝他公开讲故事以赚点钱。他不愿这么做，他是对的。可是，这么一个无与伦比的讲故事能手准可以取得成功，即使听众由于他的奇特的然而具有吸引力的口音会有好多词听不明白。

① 康拉德的最优秀的作品，都写于这段时期：《吉姆爷》（1900），《青春》（1902），《黑暗的中心》（1902），《台风》（1903），《诺斯特罗莫》（1904）。

在那只船上他谈生活而不是文学。人说是我介绍他踏上文坛的，这不确。在开普敦，我这次航行的最后一晚，他邀我到他的房舱去，我记得感觉到在那次海行的所有其他经验方面我都不及他。令人倾倒是康拉德主要的特点──生动的表现力和热诚、深沉的爱心，包容博大的敏锐的理智，这些都是。他既具有不寻常的洞察力，又具有不寻常的接受力。如果我们记住他刻画的那些实干的朴实的英国人肖像──不善表达的克雷顿们，麦克惠尔们，林加德们，培克尔们，阿里斯敦们，以及他的某些作品中半文明的人物，再读一读1899年2月他给我的信中，论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如下的片断──我们就得到他的同情达到何等广博的大致概念：

技巧上的天衣无缝，除非有某种真正的光焰从内部使它发出光和热，必然是冷冰冰的。我认为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有这样的光焰，而且不是暗淡朦胧的；对我们，习惯于，而且绝对习惯于明快、奔放地表现诚实（或不诚实）的感情的人来说亨利·詹姆斯的艺术显得缺乏感情。线条是如此清楚，人物形体这么完善，精雕细刻，轮廓分明，以致我们脱口而呼──因为我们习惯于当代小说的种种色调，多多少少习惯于种种畸形的色调──我们脱口而呼：“石头！”然而一点也不是。我说──或许是以过于完美的方法──十分完美地表现出来的血与肉。他的感情在他处理手法的精致上表现出来。……他从来不在深深的阴影中或炽烈的阳光下。但他深深地、生动地感觉得到种种细微的差别。我们不能要求更多。并非人人都是屠格涅夫。再说，屠格涅夫在亨利·詹姆斯是文雅的这一意义上是不文雅的（其中含有许多对我们来说是魅力的东西）。够了。

从这些敏感的词句上看得很清楚，他完全欣赏那极其细腻的、极端文明的东西①，像他掌握单纯的人的生活与思想一样透彻。然而就我记忆所及，在他的真正的英国典型人物的画廊里，马罗②除外，尽管姓名是英国的，没有一个人在性格上是如此。

①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以细腻地刻画上层社会有教养的人物的敏感心理著称。康拉德这里即指的是詹姆斯的这种手法。

②《黑暗的中心》的主要人物。

在他的海员生涯最后阶段的岁月里，他惯常在两次海行之间待在靠近维多利亚车站的吉林汉街的寓所内。就是在这里他大量地读书，也正是在这里他忍受痛风症的折磨，那是留连不去的刚果热带给他的，这种病对他的健康紧追不舍，并且在他的精神上投下深深的、不稳定的阴影。一次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不谈什么肉体上的实际痛苦，上帝是我的见证。我对这一点毫不在乎。”他确实具有不折不扣的坚忍精神，他的天生的愉快活泼极为迅速地作出反应。但是在我认识他的全部时间里──三十一年──他不得不为差强人意的健康而奋斗。这类的话如“我一直讨厌地生病”──正是这个词“讨厌”，一而再地出现在他的书信里，他用一种非母语创作，面对经常发作的痛风症，那近乎奇迹。

照我看来，是海洋把康拉德推给英国语言的。一种偶然的运气──因为那时他的法语比英语好。他的成年，可以说，是在马赛开始的。在一封给我的信中（1905）他说：“三十一年前我确实是在马赛开始生活的。这是一个自负的傻小子大开眼界的地方。”他对法国文学比对英国文学更为熟悉，说法语较少乡音，他喜欢法国人，对他们更清晰的思想理解得更好。可是他用英语写作或许不完全出于偶然，因为他毕竟具有使英国人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海洋民族的遨游气质；我猜想，是本能导致他寻求英国船只作为表现他的天性的最完备领域。对他来说英国也是一个浪漫的国家；它在他还是一个少年时，由于狄更斯，马瑞雅舰长①，柯克船长②和北极探险家富兰克林③，早就被他视为圣坛。他谈及狄更斯时总怀着对迷住我们青少年时代的作家们的那种深情。

① 佛烈德里克·马瑞雅（1792—1848），英国海军舰长与小说家。

② 詹姆斯·柯克（1728—1779），英国航海家。

③ 约翰·富兰克林（1786—1847），英国探险家，在北极遇难。

只要读一读康拉德的最早的作品，我认为不会有人不带着看到一个新世界时为之迷惑、为之神往的惊异目光；事实上，也不会不怀有作者自己在《青春》的片断中所描述的那种感情，他第一次去到东方的海港，在一艘露天的小艇上一觉醒来，睁眼看到“东方正对我望着”。我怀疑作为我们西方人称之为“异国情调”的创造者，究竟是不是会有人超过他。《阿尔梅育的妄想》，《岛屿上的漂泊者》中的马来海岸与河流；《拯救》中的最初几页；《黑暗的中心》中的刚果；《诺斯特罗莫》中的中南美，以及许多别的国家和海景，是风情画面的几个美妙绝伦的例子。只有一句话才能确切地描述我们读他1894年写的《阿尔梅育的妄想》后的激动的感受。我们擦亮了眼睛。康拉德从一开始就有批判地得到文学界的认可；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而不引起同声赞扬；可是经过二十年他才得到公众相当热烈的欢迎和一份体面的收入。

1914年的《机遇》──那时他已是一个不在乎的康拉德了──最后给他带来一笔财产。从那一年起直到生命结束，他的作品一直畅销；可是除《秘密的分享者》和《胜利》的某些部分之外，他的晚期作品没有一部达到他自己满意的水平。普受欢迎的成功应该和较差的艺术成就一致，这难道是自然的吗？或者这不过是说明外国人要花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打动老练的小说读者的一个例子？或者更为简单的是，它说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打动广大的读者要比过去更加容易？

在赞扬他的作品时不问青红皂白，这一情况对纪念康拉德是帮了倒忙。在这种一古脑儿大唱赞歌的反应上，人们已经注意到年轻一代人中间的一种趋势，翘起鼻子朝天，谈论他的“检阅”①。他创作他的光辉作品时期他们还未成年，那些作品把他的位置放在所有时代最优秀的作家当中。康拉德的作品，从《岛屿上的漂泊者》到《密探》，《秘密分享者》的文笔，《援救》（作于1898）的开头几章，《胜利》的某些部分，跟《金箭》的文笔和《援救》的最后部分相比，其价值如同珍珠之于珠母。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很疲倦，他完全竭尽了自己的精力。光用才华竭尽的作品去衡量他是荒谬的，应该把他整个的作品加以衡量，好像他总是那个康拉德，这才能对他的伟大作出公正的评价。

① 指一部一部地评论作品。

我跟他头一次重逢是在那次海行几个月之后，当时我们一同去观看在考文特歌剧院上演的《卡门》。《卡门》对我俩都是一把老虎钳①。那已经是他第十四次观看那出真正的歌剧了。瓦格纳②的响亮刺耳的音乐使他也使我对之冷淡，但是他跟我的父亲都对梅耶贝尔③有一种共同的古怪的爱好。1910年6月他写道：“我认为我是不列颠群岛上唯一把梅耶贝尔看作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是个异端，不受完全信任。”但是尽管他喜欢音乐，音乐在海员生活中无法起重大作用，他在1895年结婚后在乡村中也如此。他很少去伦敦。他总是写血和泪的故事，这需要独处。

① 意指强烈的吸引力。

②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歌剧作曲家。

③ 雅可莫·梅耶贝尔（1791—1864），德国歌剧作曲家。

康拉德小说的结局以突然加速为特色，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这种方式结束──他的生机勃勃的天性本能地以戏剧化的冲刺表露出来。还有，在整个漫长的早年他都是在纯粹出于迫切需要的鞭策下劳作的。

作为水手和作家，他简直没有金钱的概念。他不是那种能作出准确的计划，而且保持把支出限制在预算之内的人；再说，不管他怎么算计，他的收入也太少。他的充满激情的本能和敏锐常常在应付缺钱这方面感到一种乐趣，这没错、不过那对一个即便倦乏生病、走投无路时也不得不绞尽脑汁的人来说，至少是一种悲哀的娱乐吧。一封又一封信，一次又一次谈话对我展露那些年代里的艰苦的劳动。他需要成为一个斯多噶派①，他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人。

① 斯多噶是公元前希腊哲学家芝诺创立的学派,其学说强调恬淡寡欲，坚韧不拔。

从1895年起至1905年，我有许多时间跟他在一起，最初是在埃塞克斯郡的斯坦福，后来又在肯特郡的斯坦福。他始终对我友好，同时我的自负而呆傻的眼睛对文学打开了，我依然在努力学习他的技巧的早期阶段，而这是一个胜任的作家决不完全放弃的。

他的深情的关心总是完全慷慨无私。在他给我的书简中──总数达二三百封──没有一句话放弃甚至动摇他认为应该写好作品的看法。有一些批评，但从来没有不耐烦，决不吝惜赞扬和鼓励。他从不背弃友谊。“忠诚”这个词一直被那些写及或谈到他的人使用得不少。运用得恰如其分。他总是对他铭记在心中的一切忠贞不渝──他的人生观，他的创作，他的朋友们；他甚至对他讨厌的（为数不少）和蔑视的东西和人也是念念不忘的。人们谈起康拉德，把他看成一个贵族；我认为把这个词加在他头上是荒唐的。他的母系家族，别布罗夫斯基家，是波兰的地主；他的父系家族，柯尔仁尼奥夫斯基家，我想也是地主家庭；但贵族这个词是过于干巴巴了，不适合康拉德，他跟“统治”毫无关系，对它也没有感情，除非，可能在驾驶船舶时才是必要的；他彻头彻尾是一个游子和艺术家。由于他对人和事都具有第一手的知识，因而通常他对种种标签和简单的分类，对廉价的理论和滥用语言是反感的。他目不转睛地直视生活，看得很多，不信任那些不这么做的人。首先，他具有使一切类别和目录狼狈不堪的敏锐的幽默，这种幽默也使一切不是建立在最简单的人性基础上的理想和雄心无地自容。他嘲笑所谓文明的陈词滥调。他的幽默感，其实，远比人们从他的作品想到的要多。他对荒谬的东西几乎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写作似乎把他的幽默吸干了或讥诮化了。可是在交谈中，他的玩笑意识要活跃得多，它会在阴郁和忧愁情绪中一跃而出，高呼一声而失去控制。

康拉德婚后有六处乡村之家，此外还有两处临时寓所。他在写给我的妻子的信中玩笑地说：“房屋是天生难对付的，对人不怀好意。”大约，因为在船上生活太久，他确实有那种感觉。一段时候之后他已经厌倦它们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肯特郡斯坦福的品特田庄──那幢小小的，如果说不方便，倒是迷人的农庄老屋。场院对过是个大谷仓，在几乎是垂悬的品特山庇护之下。那是一个友好之家，可是你得防椽子碰着脑袋；从窗户你看得见对面草地上的鸭子，猫和小羊。他喜欢这片恬静的田野和那座起掩护作用的山冈。虽然他不是我们所谓的“自然爱好者”，我们指的是长时间生活在树木，花鸟，动物中这个意义上的那种人，但是他能从这些自然景物的丰富多姿与无穷魅力中得到生动活泼的印象。他也喜爱赫德逊①的作品，赫德逊的读者中没有一个人是对大自然无动于衷的。

① 威廉·亨利·赫德逊（1841—1922），英国现代作家，被称为大自然的散文诗人，代表作有小说《绿厦》，以及一系列散文专集。

在品特康拉德的书房里，我们抽着烟斗度过许多不眠之夜。在那幢房子里他写出《青春》这部集子里的某些作品，《吉姆爷》《台风》集里的大部分，《诺斯特罗莫》《大海如镜》①，《密探》，以及其他最优秀的作品。除开《水仙号上的黑水手》《青春》是刚好此前在埃塞克斯的斯坦福写的，“品特”也可说是康拉德最好的创作时期。肯特无疑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是他在肯特郡的四处家园之一。

① 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散文集。

许多人也许认为康拉德自然愿意住在海滨。但他从未这么做。他看海看得太多了；犹如回到船舱里双层铺上的水手，小心不让海上的空气进来，他总是好好地住在内陆。海对一个非常熟悉它的脾气的人并不受偏爱。他不喜欢人给他贴上海洋小说家这种标签。他写的海，大约没有人写过，即使赫尔曼·梅尔维尔①也没有写过；但在他写的全部海洋作品中，其压倒一切的主题是斗争和脱逃。他的主人公不是大海，而是人跟冷酷而变幻莫测的自然因素的冲突。船，他爱，但大海──则否。不是说他曾经辱骂过它，或是带着反感谈论它；他接受它如同他接受大自然整个不可测知的残酷无情。用始终如一而坚定的感情跟大自然对抗，这是人的工作任务──这是康拉德的信念，他对人生的尊严的贡献。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信念呢？总的看来，他对人感到兴趣，他为他们在这个宇宙中斗争的壮观景象所强烈地吸引，不过他对它并没有幻想，他的态度是含讥带刺的，但一点也没有玩世不恭的意味，而那些心肠冷酷的小人物却是以此为他们的特色。

① 赫·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代表作《白鲸》，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虽写海洋但与康拉德不一样。

他习惯于在上午工作，常常为写一页而坐老半天，1906年，他在伦敦的寓所时，写信给我的妻子说：“我知道我在小木屋内写得不多”（那是在花园里的一间屋子），“但每天上午我一心一意地抽三个半小时的烟，一张纸放在面前，一支美国钢笔拿在手上。我无法想象，从一个按良心办事的作者那里，你还能期待什么更多的东西呢。”

晚年，当他写字的手常受他的敌人，痛风袭击时，他不得不大量借助口授初稿的办法。我不得不认为他的创作受到那种别无办法的办法的损害。但还有其他并且是越来越多的阻力──战争，他感受敏锐，以及那牵扯他的天生奇异的精力的一次次患病。我觉得我从未见到康拉德完全休息。他的手，他的足，他的膝，他的嘴唇──既敏感又富有表现力还含讥带讽──总是在运动，他内心的发电机从不肯完全安定下来。他的头脑非同一般地活跃，他对种种印象和人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把他深褐色眼睛观察到的一切都以令人惊异的准确性储存起来。他的眼睛是如此锐利又能如此柔和。他具有对细节发生兴趣的宝贵的天赋才能。由于这种才能我们才得以读到他的风景和过去已久的生活画面的描写──它们的逼真是有强烈吸引力的，它们的变化多端的构图是极为生动的。他的潜意识的自我大概既有趣又无所不有，犹如世界上任何一所博物馆。我们是以我们的潜意识储存的材料进行创作的。康拉德的目光从未停止快速摄影，它们所拍下的数以百万计的照片被他储存下来以备用。再说，在天生喜爱观察这一点上他也不受内省的个性的专心致志精神所制约。他不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他对人和物都具有太多太多的好奇与确确实实的兴趣，因而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我不是说他对自己没有兴趣，同时还缺乏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他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一般是含贬义的；但在内心他知道自己的才能的价值；他喜欢赞美，尤其是来自那些他相信他们的判断力的人（不多）的赞美。他大概比我们时代的别的作家受到更多的表扬，可是他从不受那种头脑发胀的毛病之害，那种病也可以称为“暴发户”病；“我”，“我”，“我”在他的交谈中毫无影响。

人们观察到了有助于他形成自己的风格的文学影响。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被举出来为他的精神上的父亲。这不说明问题。康拉德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如饥似渴的读者，他懂得三种语言。斯拉夫人的气质，冒险而忠于职守的工作，广泛的五花八门的阅读，还有英国语言──这些是他的高度个性化的作品糅合在一起的几种因素。我如此经常听到他谈论福楼拜，莫泊桑，屠格涅夫和亨利·詹姆斯，我不是要否认他对他们的钦慕，但只要读一读他的第一部作品：《阿尔梅育的妄想》，看看他从一开始就走的是自己的道路，采用的是他自己特有的方法，可能卷入到一种充满危险的程度，我看不出任何作家对他的明显影响。他跟亨利·詹姆斯的区别犹如东西方的差别一般。两者都有一定的自然的错综复杂性和超心理学倾向，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至于福楼拜──是他经常阅读的──那位认真的法国人和坚定不移的文体家不能帮康拉德什么忙，除开给他愉悦。没有人能帮康拉德。为了想象，他不得不迁就一种非本族语，不得不采用那种媒介，而它却不是他的波兰气质的天然外衣。没有向导可以指引他越过他想越过的沙漠。我认为他大概最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但是一点也没有迹象说明他受屠格涅夫的影响。他喜爱屠格涅夫的个性，却不喜爱托尔斯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使他激动不安，别人告诉我有一次他承认陀氏“深如沧海”。可能是因为陀氏过于深具俄罗斯的气质而不适合波兰人的口味。不管怎么说，他的没有控制的极端主义①深深触怒了康拉德内心深处的某一点。

① 陀氏曾从一个政治激进派转变为狂热的宗教信徒。

我曾谈到他对狄更斯的热爱。他喜欢特罗洛普①。萨克雷我认为他不过分喜爱，虽然他对潘登尼斯少校这样的作品人物②给予了应该受到的注意。梅瑞狄斯③的人物他觉得高不可攀，风格也过分华而不实。他佩服哈代的诗。他总是赞赏地谈起霍威尔斯④，尤其是《塞拉斯·拉普翰的兴起》。我们从他为托马斯·比尔的《斯蒂芬·克兰⑤传》而作的介绍中知道他对那位天才作家的激赏。中期的亨利·詹姆斯，包括《黛茜·密勒》，《未来的圣母》；《真事》，《波列巴公寓》，《格列维尔·范因》──他都视为珍品。他对那位精致的大师，对安那托尔·法朗士，莫泊桑，都德和屠格涅夫的感情都写在《生活与文学札记》中，我也记得他对这么两位风格迥异的大师巴尔扎克和梅里美都非常喜爱。

① 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作品多以虚构的巴塞特郡为背景。

② 萨克雷小说《潘登尼斯的历史》中的主人公。

③ 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0），英国小说家和诗人。

④ 威廉·迪安·霍威尔斯（1837—1920），美国小说家。

⑤ 斯·克兰（1871—1900），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麦琪：街头的妓女》，《勇敢的红奖章》。

哲学他读得很多，但总的说来谈得很少。叔本华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使他满意。威廉·詹姆斯他既喜爱他的作品也喜爱他的人格。

战争期间我很少见到康拉德。在那些日子里你又能常见到谁呢？战争开始时他在波兰被捕，过了几个月他才得以还家。那类高调，比如“用战争结束战争”，使他，一个大陆人和现实主义者，感到相当冷酷。战争结束后他写道：“因而我寄给你这不多几行，向你表示一切可能的良好祝愿，希望你在新家不断得到幸福和多年的和平安宁。与此同时我愿坦率地说，不论幸福与和平都鼓不起我多少信心。这两个神圣但并不合潮流的幽灵有一种塞满了的旅行包的神气。我以为北极会是它们去的唯一的地方，那里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热，而特有的水则是凝定的，人类规规矩矩的领袖的民主叫嚷在那里变成一片冰冻的冷漠的静寂。”康拉德对实干家，对坚持到最后做好本位工作的工匠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同时则不信任非专业的全知全能和半瓶醋的万事通；他鄙夷政治和报刊上的抗议，一切廉价的劣质货叫卖和哗众取宠的空话引起他的明白表示的反感厌恶。我认为生活中他最最瞧不起的是缺乏修养的理论，他最憎恶的是炫耀做作。他如果嗅到那是从角落里出来的，马上他的毛发就会倒竖。他对人是一个迅速作出判断的法官。我记得一次由我请客的便宴，我想让他在宴会上认识一位嫁给了异国人的女同胞，他立时对后者产生反感，而且是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的饭都吃得不舒服。他当时的反感是完全有道理的。这种对他觉得是格格不入的性格和某些类型人物的迅速的本能反应，由于同样明确的偏爱而得到平衡，因而他对人的友谊始终是，或者几乎始终是持久的──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例外。他生动地说明过友谊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神经方面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他解释与其说它是由理性或环境来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本能决定的，它是一种制止摩擦的深邃的亲和力所造成的结果。康拉德对某些人一见如故而怀有持久的好感，对另外一些人却又一见生厌，他为《斯蒂芬·克兰传》所作的序言为我们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证据。它还包含保证他在成为作家后从不写日记，也不持有笔记本的话──这一表白并不使那些深知他的丰裕的记忆力和喜欢思考的创造精神的人感到惊讶。

我忘了是什么书中把“天才”界定为一种以少创多的能力。二十年前康拉德在《诺斯特罗莫》中他从大概很少的实际经验中创造出一个地下世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黑水手》，在《青春》，在《黑暗的中心》中，他把自己生活的素材转化为精美的艺术珍品。人们──有这样的人──认为像康拉德一类作家（若有的话）把他们的袖子一摆就会变出什么玩意儿来。要是他们能看看他的写作生活的紧张和艰苦，就会大吃一惊。在他1924年2月给我最后的倒数第二封信里，他说：“无论如何，我总算开始写了一点──我的逃跑的小说。我称它为‘逃跑的’，因为我已跟踪它有两年之久（《流浪者》仅仅是一段插曲）而未能追上它。可是结局依然像以前那么遥远！那好像是在一场噩梦中的追逐──离奇怪诞而又令人精疲力竭。你完成了一部小说的消息带给我一点安慰。既然也有可称完成的小说──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呢？当然我见到报纸上刊登的‘小说’广告──一大堆。但出版的新书预告照我看不过是幻影……我不相信那是事实。”在他的书信中有几十处提到这类心情的话，几乎达到绝望的程度。他一定，像所有优秀的手工艺人，有补偿他的时候；但要说曾经有什么人，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勤勤恳恳地劳动，那就是康拉德。这是使他了不起的成就如此令人鼓舞的缘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工作，而大多数情况是恶劣的。他从不逃避责任。

在一个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走捷径和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的时代，他的毕生的劳作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榜样；他的直觉的忠于职守的精神，他的尽可能把作品写得至美尽善的艺术家的要求莫不如此。忠于职守！是的，那是总结他的一生和作品的一个最好的词。

我最后一次见到康拉德──约一年前──我那时身体不太好，他来访，坐在我的卧室里，充满深情的关怀。似乎依然简直难以相信我不会再见到他。他的妻子告诉我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身上有一种还家的直觉，他有时似乎愿意抛开一切回到波兰去。生在向死召唤①──不过如此，或许，因为他热爱英国，那是他的漫游，他的工作，他的最后漫长的着陆的地方。

① 波兰是康拉德的诞生地，英国则是他去世的地方，故作者如是说。

如果对一个人的功过是按他的安息的性质去衡量，康拉德应该睡得安稳踏实。

1924年

选自《高尔斯华绥散文选》，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预读/校对：zzj、陈涛、西早门良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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