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一个文化工作者（黄灿然译）

Czesław Miłosz 黄灿然小站

齐格蒙特·赫兹

齐格蒙特，一只嗡嗡叫的蜜蜂，追寻人生的甜蜜和伟大历史事件的魔鬼信仰：彼此很难调和。他成长于1920年代的波兰，后来发生的事情在当时实际上都似乎是不可能的。他来自一个受尊敬的家庭，而我私下觉得，那些在战前认识他的人，可以看到他身上有家长制家庭被宠坏的独子们的诸多特征。一个英俊的男人，还算富裕，从优秀的裁缝那里订制衣服；咖啡馆和舞厅的常客，爱交际、受欢迎，他很可能拥有作为一个典型的镀金青年的声誉，尽管他那位开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一位罗兹的社会工作者，也算是一位文人——感染了他，使他爱上了书籍。在完成学业和在一所炮兵学院完成服役之后，齐格蒙特进了售卖氢氧化钠的索尔韦公司当办公室职员。他领取体面的工资，买了车，旅行，生活。他遇见一个新近刚完成了法律学业且已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了名气的女人，并与她结婚。佐西娅很可爱，她的美丽还结合了性格方面难得的优点，这些优点齐格蒙特很可能立即就注意到了。他机敏而易受影响，并且我想，他有一种完全欢快的性情，也就能免受任何良心的责备，因为他有如此多的世俗物质和快乐而别人却没有。他的怀疑主义，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内在自由主义，都能保护他免受本世纪的深刻反省和意识形态的伤害。按性情和偏好来说，他是一个普通平民，回避政治。

当两个极权主义国家达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齐格蒙特三十一岁。该条约包含一个瓜分战利品的条款，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瓜分实行了，官方的口号宣称“永不会有任何一种波兰了”，结果导致约一百五十万波兰公民被驱逐到俄国偏远地区。他们之中包括齐格蒙特和他妻子，他们俩被送到马里自治共和国去伐木。齐格蒙特作为伐木工人的生活一再在他的谈话中出现。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公民，被军队运往北方的森林，遇见一堆堆因为缺乏交通而躺了好多年、如今已经腐朽的木材，如同那些砍伐木材的库班哥萨克人的遗骸——这类场面使新来乍到者陷于很难高兴起来的情绪。

当我在1951年与齐格蒙特见面，他已经经历过安德斯军队的撤离，伊朗、伊拉克，还有意大利战役①，之后退伍的炮兵中尉赫兹在罗马加入一个三人合作机构，该公司创办出版社，其正式名称是文学研究所，但以其出版的杂志的名称《文化》而闻名，不久之后又转往巴黎郊区迈松-拉菲特。显然，我无意在这里写《文化》的历史，但说几句感想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①安德斯军队是东方波兰武装部队的统称。创建于苏联，后来撤离，穿过伊朗，前往巴勒斯坦。然后由英军接管，并参与意大利战役。

时间是我们保存现实的企图的敌人，因为它不断在现有层面上叠加新层面，使得我们不可避免地老是投射到往昔里去。1951年波兰的大恐怖已经逃离我们的想象，但是了解它的原因要比了解当时的西欧精神或至少巴黎精神经历的那个阶段更容易。这种精神，如果我们要相信其指挥笔杆的发言人的话，乃是沉迷于存在的忧伤，这种忧伤是因为它失去的机会——因为欧洲大陆的西部是被错误的军队也即“资本主义”军队解放的。少数结结巴巴表示也许这实际上是好事的人被指为美国特务，遭社会排斥，还被押上法庭。当时正在举行对前希特勒集中营囚犯、《集中营的世界》作者大卫·鲁塞的审判。他竟然胆敢在某处说，俄国也有集中营；因此被《人道报》以毁谤罪告上法庭，接受审讯（我想不起这毁谤罪是在什么巧妙的法律基础上提出的）。在这些环境下，流亡者的刊物《文化》是绝对孤立的；换句话说，这种处境与1831年之后流亡者的地位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那时欧洲精神把他们当成自由捍卫者来欢迎——所谓自由，经常远远不只是反对政府。在我们的世纪，只有到了50年代末，或者再往后些，只有到了60年代，才解禁，才勉强地承认流亡者的刊物不一定是无赖、法西斯主义者和特务的据点，承认你也许可以邀请它们的撰稿人到家里做客。

因此，齐格蒙特置身于一个不可避免的英雄主义处境，仅仅因为他尽管无意为之，却有过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旅行，而可以在欧洲思想插科打诨和丢人现眼地漫步于圣日耳曼大道时耸耸肩。还因为虽然其他像他那样的老手们都悄悄地忙于在毕竟并非最糟糕的地方的西方赚钱，他却成为一个合作机构的成员，而该机构是再明显不过地献身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的。更糟糕的是，他，这样一个普通平民，一个如此爱自己的财物和自己的方式的人，竟然跌跌撞撞进入了一个公社里。公社这个词，已获得如此多的意义，也许用另一个词来替代它会更好：法伦斯泰尔组织①。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也即《文化》是一项神经病的事业，由于缺钱，只有在其合作者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工作、按彼此有限的需要互相给予的情况下才能够存在下去，仅此而已。我猜，齐格蒙特一定有很多次想离开。并且，考虑到他擅长与人打交道的才能，他通晓多种语言，他的能量和勤勉，他在哪里都会成功，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但他做了一次感情投资。奇迹中的奇迹是，那个公社或法伦斯泰尔组织或“集体农庄”，也就是《文化》社群，竟持续了数十年。

①指空想的共产社区。

我们的友谊的开始。第一座《文化》的房子，一间租来的小屋，极度丑陋和不方便，在科尔内耶大道；巴黎郊区冬天的寒冷，连同装满煤块的大腹便便的锅炉散发出来的一丁点儿热气；还有那个区，一条条长达数公里的栗树林荫大道，一堆堆的枯叶，以及某种让人想起19世纪特维尔或萨拉热窝的气息。正是在那里，齐格蒙特成了我那些绝非想象的痛苦的见证人。而虽然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受羞辱的人受苦，那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他活该因为他的骄傲而受惩罚，但是那痛苦依然一点不减。

我在科尔内耶大道开始写《被禁锢的头脑》，但那些最简单的问题却没有在书稿里出现，因为我实在没有一个可以问问题的人。只要我继续留在共产党那边，假如我不仅从物质上得益而且从道德优势上得益，则我这个从那里逃出来的人将在什么难以理解的魔术般的基础上被转变成一个被大家视为可疑人物的个体？毕竟，在那边，不必百分之百向他们看齐，以及发表一篇“道德（或他们今天会说是异见）论文”，再致力于翻译莎士比亚，如此被认为是一个体面的人，就已经足够了。第二个，也许是同一个问题：一头动物是否有权利逃离已经易主的森林？在这个问题上，欧洲精神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意见，而它拿着一把双管猎枪守卫着——那种欧洲精神，体现在我那有着艾吕雅、阿拉贡、聂鲁达的巴黎，我很久以前也曾经与他们一起喝过酒。由于齐格蒙特也知道我悲惨的经济情况和导致我与家人分离三年的签证难题，因此他觉得我的处境很可怕。他温和地保护我、照顾我，每逢我进城，他都一定要给我两三个法郎吃午餐和买烟。当我接受他的给予的时候，我因为太专注于自己的麻烦而忽略那些礼物在当时的价值，但我没有忘记它们，之后很多年间，在我对他的喜爱中都饱含着普通的感激。

齐格蒙特当时已经是个胖子，但活力充沛，粗壮、健康。一个饕餮者，一个美食家，一个酒鬼，尤其是一个侃爷——快活幽默与社交激情的化身。我说“激情”，因为他似乎有一个内置的雷达，引导他准确无误地与别人建立温暖的关系，欢笑、闲聊、讲趣闻、说故事。他无法忍受孤立。而他本人散发如此的温暖，以致在科尔内耶大道那座阴郁的屋子里他能够把无论什么炉火都温暖不起来的寒气驱走。他常以他的过量使我烦不胜烦：他会老是突然走进书房，书房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我的香烟，因为我在那里起居和写作；他进来就坐下，并开始一场谈话；他想谈话的欲望要比他决定不打扰我更强烈。

“切斯尤，别滔滔不绝，你会讲蠢话。写。”齐格蒙特这个忠告，我后来常常重复给自己听。这个忠告是恰当的，直指我那为了泄愤而发表极端、冒犯的意见的坏习惯。他的忠告尤其是针对我与《文化》的关系，当时那关系并不是特别和谐。毕竟，我们是些并不是以同样方式制造出来或以同一个模具制造出来的人，而我们在不同轨道的交叉点的相遇，也并非没有摩擦，这摩擦，主要是由我的挑衅引起的。齐格蒙特，如同他的忠告显示的，并没有让自己照单全收，因为他能在我的口头言语与我的书面言语之间作出区别。他容忍前者，信任后者。

我当时并没有把齐格蒙特当成朋友，当成某个你所选择并且你觉得对他有一种知识上的理解的人。他更像一个同班同学，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被分派给我们。我寻找其他人来做我那解经式的过细区分的伙伴。在我眼里，齐格蒙特是战前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本，这批知识分子由《文学新闻》、《理发师》和《大头针》构成，带有由《每周纪事》的博伊和斯洛尼姆斯基所传播的理念，而我则竭力想脱离战前波兰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自由派和“民族派”。然而，事实再次证明，知识上的友谊和爱往往会发生戏剧性转折，而其他方面的友谊和爱因建基于更难以捉摸的同情，所以常常更持久。毕竟，我们不是静止不动的；我们在改变，齐格蒙特和我，以一种我觉得是使我们更紧密的方式。

身份危机是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门槛，在这些门槛上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砸成碎片。为了知道你是谁，扮演什么角色，与哪群人建立联系，哪怕是一小群人，别人怎样看你：在这一切方面，你的职业起到了如果不是重要的也是显著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不劝告已经沉浸于某些职业的人从波兰移民出去——尤其是作家和演员。毕竟，我本人不得不改变我的职业并接受一个事实，也即在我周围的人的眼中我将仅仅是一个大学教授。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前，我已累积了颇多有趣的经验。这里，重要的并不是障碍，尽管一位年轻巴黎作者所说的一番话，确实使我受到伤害。他由别人推荐给我，做我的译者，但他直率地表示，他很想翻译我，但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不能发表他自己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控制了文学刊物。几年后，当我听闻一个故事时，忍不住发出一阵干笑：巴黎一家著名出版社把我的新书（《故国》）给了一位来自华沙的共产党作家，让他评判——诚然，这要好过19世纪法国警察在沙皇的大使馆收集流亡者的资料。但让我不要夸大障碍。1953年，我是日内瓦欧洲文学奖的法国代表，尽管法语评委无疑知道我的手稿是从波兰语翻译过来的。这次成功吓我一跳，因为我这时才明白，在为外国人写作时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我是谁，以及明白到我必须结束我的法语写作生涯。这些冒险只会降低我的抱负。我选择我的语言，它在世界上基本上没人懂；即是说，如同齐格蒙特戏称的，我选择了一位维斯瓦①诗人的角色。

①维斯瓦是波兰一个古老部族的名字，这里应是泛指波兰民族。

有鉴于我的这些冒险，我可以总结我所观察到的齐格蒙特内心激烈的斗争；因为这些斗争，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尊敬他。那些手中拿着《文化》年鉴和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书籍的人，以及那些将来把它们拿在手中的人，应当想一想厨房的锅罐，想一想那三四个人在准备早餐、午餐和晚餐的同时也在负责编辑、校对、派发，负责洗碗，负责幸亏在法国是一项轻松任务的购物，此外还应当把这些和同类家务工作的数目乘以好多日、好多月、好多年。还要想想绳子、包装纸，想想拖包裹、搬包裹和把它们交给邮局。齐格蒙特的身份危机与他从前的放纵并非没有关系；也即与他对清除自己的任性缺乏热情并非没有关系。要是他懂得克己，要是他是一个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他可能就更容易进入某个经理、某个厨师助手、某个货运办事员、某个行李搬运工的角色。但是，他与理念的关系永远是谈不上热情的。他绝对礼貌、忠诚，但只向人们开放，而不是向影响深远的意图开放，后者对他来说是抽象的。他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相识的人，也许还有他本人，该如何看待他？一个庞大、经营顺利的企业的负责人，办公桌上摆着几部电话机，这样那样的秘书，这样那样的会议，而在其别墅的家中则是一个无比慷慨、和蔼的主人，艺术家的赞助人，艺术品的收藏家，孤儿院和医院的恩主。无疑，所有这一切都在他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只要他能够及时把握。但是与此同时，一年又一年流逝了，被用于包装，把包裹放进手推车里运往迈松拉菲特火车站，把它们装上火车，在圣拉扎尔火车站卸下；以及被用于购物、做饭等等。

一个集体，只有持续得够长久，事后回顾起来才会依靠其存活力而显得像良辰美景。事实上，其日常生活充满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紧张，而鉴于齐格蒙特对于各个人都极其敏感，因此他常常遭受巨大痛苦。因为要接受某个人不得不在一个集体中占据的卑微位置并不容易，而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得有人去承担只有体格强壮的人才能承担的工作，但是干这类活还是需要很强大的自律能力。齐格蒙特与自己的斗争，他对解决办法的寻找，以及最后的，他对作为一个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工人身份的接受——这是他成熟时代的实质。

再次，我必须谈谈时间带来的扭曲。如果你相信1950年代的华沙报刊的话，《文化》被说成是一个强大机构，美国人——几乎相当于“自由欧洲人”——为它配备了相当于一家波兰杂志或图书出版社所必需的同等数目的人员（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从波兰来的访客吃惊地发现这幅画面与现实根本就是两回事，发现它只是传奇故事的捏造的另一个例子，在这类捏造中，那些传奇的创造者自己最终也开始相信了。但是今天，在《文化》已过了30周年之际，当年赋予《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形象——看上去已不再像夸张了。因为《文化》在长寿和影响力方面毫无疑问已超过了“大移民”在1831年之后所达到的一切，并在波兰写作的历史中，或干脆可以说，在波兰的历史中占据一个篇章。瞧！齐格蒙特，这只如今在另一个世界的草地上嗡嗡响的蜜蜂，成了一个历史人物。只不过，当他作出他的选择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历史人物。整个事业有可能支离破碎，不留痕迹地消失，或欧洲不确定、难以预料的政治局势很可能会终结这类实验。

胖人可以体验深刻情感吗？齐格蒙特是精致与饕餮、情感慎重与讥讽嘲笑的综合体。他的大腹继续胀大，变得像扎格沃巴①。马雷克·哈瓦斯科管他叫“大叔”。但是扎格沃巴的嘴形很可能不像他的：非常肉感，有点孩子气，随时准备接受一个橡皮奶嘴或一大口白兰地，变化无常且神经兮兮。他是天生的享乐主义者，受快乐原则支配。他觉得这个世界乐趣无穷。主要多亏有他，《文化》对一个公共厨房的需要，遂变成了餐桌的愉快，变成宴会、狂欢，因为那里至少没有对食物的吝啬。客人——不间断地，来自各地，来自欧洲国家，来自波兰，来自美国——满足了他对与人交往的热情，他对不同面孔、性格、生平的巨大好奇。带着那些包裹去巴黎，使他有机会与这个或那个人喝一杯酒，谈话、闲聊和望着人群。因此可以说，齐格蒙特通过听从他的自然倾向，而发现了他的真正使命和他的才能。而当他发现了它，一切便开始纳入一个可辨认的模式，宿命论的谜团的各个零散碎片如今组合起来，最初乍看是无可奈何的东西，结果证明是最雄心勃勃的选择。

①扎格沃巴是显克微支著名历史小说三部曲中的人物。

简言之，齐格蒙特是一个职业慈善家，一个人民之友，而他为人民做好事的能力再也找不到一个比“波兰与国外”之间的那个奇怪地带更可供发挥的地方。齐格蒙特热衷于维斯瓦；他因为那里发生的事情而产生共鸣，而勃然大怒，而欢欣鼓舞，而羞耻不已，把他参与它的事情视为一种病，并且是一种他已停止继续与它作斗争的不治之症。如同他惯常的作风，这种对波兰的持续担忧总是以具体形式呈现：收入水平、物价、劳工状况、个人自由或其缺乏；即是说，他通过他们的名字或通过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详尽的（尽管是想象的）了解而认识的真实的人的命运。他会突然想到一个积极参与、提供援助的主意。受惠于齐格蒙特的人，包括落脚巴黎、应邀出国，若要列出一份名单，将会非常长。他善于出谋划策，又能够谨言慎行，发动谁，通过谁来做谁的工作——如同他最长时间地折磨我，直到我同意和某个年轻女艺术家去见当时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让·卡苏——该女艺术家立即就坐到那位巴黎有权势者的办公桌上（并且旗开得胜）。有多少相似的计谋，电话、敦促、提醒！仿佛齐格蒙特曾经有一天对自己说：“我在这里，没有更伟大的未来等待我，因此让我们尽可能多做好事吧！”如果说我没有强调他参与《文化》的政治形象塑造所起的作用，那是因为他受他的同情、愤怒、怜悯、他对高贵者的惊叹和对卑鄙者的憎恶所支配——即是说，在他那里，一切事情都肇始于某种道德上的本能反应。而随着他在道德上不断成长，扩大他个人的活动场域，他在献身于独立思想的事业中所扮演的鼓舞者、中间人和一流公关人物的角色，亦并驾齐驱，而在这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存在改变了《文化》杂志社并使之人性化。

一个怀疑者。对于改革一个由邻国的坦克看守着的制度的可能性，他的反应是不相信。至于他帮助过的那些人，他对他们不抱什么幻想，并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小气的痕迹，他们在所有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与所有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养成的习惯的痕迹。然而他不怀疑如果他生活在那里，他也会像他们一样，并且，谁知道呢，说不定会像他们之中很多人那样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齐格蒙特总是庆幸于自己生活在法国，但也庆幸于在他对之没有任何期望的那个西方，他不依靠任何人。位于普瓦西大道的《文化》杂志社已经是一个知名机构，已经是很富裕，拥有大图书馆和波兰艺术家的画作，简直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浮现的一个岛屿，位于一场大灾变与下一场大灾变之间，而怀疑者齐格蒙特常常会表示他希望不会活到看见下一场大灾变。

我基于极自私的理由为齐格蒙特流泪。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几个朋友手拉手一起形成一条电路然后感到电流贯穿它更好的呢？对我来说，在我1960年从巴黎移民美国之后，巴黎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朋友圈，但最重要的是有齐格蒙特使我们连在一起，我们感到最强烈的是他的电流，而现在，仿佛在梦中，我们的双手伸向彼此，却不能互拉。因此，我在加州向东的参照点失去了它的特色。我也许还可以对突然降临在我身上的空虚感作出另一种解释。在二十年间，齐格蒙特一直是我最忠诚的通信者。他深情地实践一门如今已实际上被遗忘的艺术；他的书信迷人、精彩、机智，有时候是如此有趣，以致它们引发阵阵笑声，尽管其主调是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华沙幽默。从那些书信中我不仅获知我们的巴黎朋友们的新动向，而且获知各种揭示波兰日常生活的华沙闲话，因为齐格蒙特的野心是无所不知——而如果说在漫长的流亡时期我多少觉得我不曾离开过波兰的话，那主要得归功于他。

非常有可能，我们是因为深陷在维斯瓦而互相连接起来的：他通过他那求知的激情，我则通过语言，以在他身上和在我身上都同样复杂的种种方式，爱恨交织。在他与艺术家和作家的热切社交中，我从未见到任何势利；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与生俱来就是艺术的爱管闲事者和守护人，而这是源自他对这种特殊动物的好奇。他懂得这个物种，并敦厚地观察驼背者们的游行，这些驼背者多少有点优雅地带着他们形状各异的驼背到处招摇，常常被一种悲伤所折磨，也即他们就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对此，齐格蒙特有一句格言：每个荡妇都梦想成为修女，每个修女都梦想成为荡妇；悲剧演员想让观众笑，喜剧演员则想扮演哈姆莱特。如果我抱怨，他就会提醒我这个，以此安慰我。无论如何，在他看来我当一个驼背者还是蛮好看的，也就是说，他在我身上看到某些正常性的显露。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友谊是在文学以外巩固的。他对“高谈阔论”的抱怨——包括我的文章——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出于内在需要而写文章谈论过各种事情，但并非没有意识到知识大厦的相对微不足道，因此齐格蒙特的声音，也即普通读者的声音，无疑使我对那里的某些事情保持警惕。

“切斯尤，为人民写作！”但齐格蒙特所说的“为人民”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伊萨谷》是我最好的著作。他的很多书信告诫我：“你什么时候写写灵性斗士？①”有一次，我从美国来迈松-拉菲特，当我们围坐在桌边，而我谈起我在英属哥伦比亚树林中亲眼看到的一次灵性斗士仪式时，齐格蒙特对难以置信的滑稽景观的爱，立即找到了几乎是过量的满足感。我非但没有使自己按照齐格蒙特的要求，反而再次写某个“高谈阔论”作品《乌尔罗之地》，得到的反应又是“为什么你不为人民写作？”这已经是1979年夏天，在齐格蒙特手术之后，这时他已经一天比一天衰弱。我没有引用我的诗歌（也许太艰涩？）来为自己辩护，而是问他：“我翻译的《诗篇》②怎样？难道不是为人民？”他想了一会儿说：“是的，那是为人民。”

①灵性斗士，又称为杜科波尔派，18世纪产生于俄国，因受迫害而移民加拿大。

②指《圣经》中的《诗篇》。

我们的胜利和失败有什么用呢，如果没有人为它们欢呼或恐惧？当朋友们境遇不好的时候，齐格蒙特就会苦恼，当他们一切顺利时，他就会高兴。他最后的书信之一可谓兴高采热，因为恰普斯基的绘画终于在市场上“火起来”了，晚年开始卖很多作品。现在我不禁想起，作为我的胜利和悲惨的目击者，齐格蒙特是第一个我想高兴地向他报告我某件幸事的人，仿佛因为他在我潦倒时替我担忧，所以我欠他这个似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匆忙的文明里，其中头衔、名誉、声望急剧地变化，这使得我们学会珍惜个人关系，而当某个像齐格蒙特这样的人去世，我们便立即意识到什么都没有价值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使我们在他面前哭泣或夸耀的人。

齐格蒙特从不生病，而能够这样健康地活七十年，他觉得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我必须在这里提到最近在耶伦斯基家的一次宴会，在宴会上齐格蒙特与在场其他喝葡萄酒的人相反，独自喝光一瓶伏特加。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圣拉扎尔火车站，他踏上台阶，脚步不稳但能控制得住。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了测试。看我还行不。”然而，与此同时，他隐忍地沉思时间的短暂并因此悲伤，但不是为自己悲伤。他还想过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嘲弄者和任性的打趣者，他收藏的各种令人厌恶的物品会有什么遭遇，因为他积聚了大量来自各个时代的杰出贡献勋章之类的收藏品，诸如“平定波兰叛乱”的沙皇勋章。哪家波兰博物馆会欣然接受这样的馈赠？

当时，他仍没有任何疾病迹象，就已在平衡他的开支。因此，他在获知自己有一个肿瘤之后、正在等待手术时从医院寄给我的信，并不使我吃惊。我无意利用他的通信；它是私人的。我只允许自己摘引这封来自医院的信，日期是1979年7月22日：

我们祖国的事情“不存在”*。目前，平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从手术的角度看，可以说，在寥寥数日的过程中一切都已显得形同小巫。精神上，我感到棒极了。我已活了七十一岁，直到1939都很奢侈，如果考虑到波兰的条件的话——在我三十一岁前，我竟能拥有三辆汽车，然后是那场假战争①，我能说什么呢，你知道，那个时期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不存在”原文为英语。

①指1939年至1940年英法因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而对德宣战，但双方除了极轻微的军事冲突外，实际上并未交战。

确实：从1939年起，集体农庄。在马利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斯坦尼斯拉维夫省我叔叔的家里，在军队里，然后是过去三十二年做《文化》。我见过数以百计有趣的人，即使我别说当一个官僚，哪怕是当索尔维公司董事，也将永远没有机会认识他们。我从未对任何人做过任何真正亏心的事。我一直都很有用，我对两三个人提供过决定性的服务，有一小群我可以依靠的人。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将不会像你那样名留文学史。那又怎样？我没有资格。你将留名，但那又怎样？

我仍能支持得住，一如往前，而我希望我可以继续保持良好状态，直到最后。我甚至啧啧称奇，因为我竟然有“性格”；这实在太荒唐了，我才没有呢。很可能在像这样的痛苦局面中某种鲸骨突然出现，使一个人保持强硬，要么那些鲸骨消失了，一个人变成了果冻。我很幸运，因为前一种可能性发挥了作用。

对他来说并非一切都已失去重要性：“最根本的事情”是他对他妻子的担心。他反对一切忧郁，立即安慰自己：“话说回来，为什么我要蹬腿儿呢？毕竟，它不是不可避免的。”

想想吧，在他的病床上，一如往常，他竟然玩起他那乐呵呵的恶作剧者的诡计：“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就来一点儿恶作剧吧。我将要求——不是我，而是已经在巴黎安排好——帕维乌·赫兹①在《华沙生活报》发表一篇讣告，并下令在圣马丁教堂举行弥撒。我不想听说有人‘生病’，‘不在城里’，‘公务在身’。那会有趣极了。”

①帕维乌·赫兹：波兰诗人、作家和翻译家。

写文章谈论死去的朋友，会有某种可怕地令人不快的东西：一个主体曾经与另一个主体联系在一起，虽然他对另一个人的秘密的了解是不完整的，并且频频被一种“客观化”的瞥视所取代，但这仍不失为一种交流，每一个判断依然随时可以纠正。可是突然间：一个客体。当这个独特的生命被纳入“普遍”、“典型”名下，便会造成那种从外部对个别人所作的描述的令人尴尬的不完整，那种冒用神灵视界的感觉，或简单点说，一种极权主义的干涉。这正是文学的虚假之处，因为文学被假设是“从中心”来描写人的，但实际上却是建构他，以便拼凑成一个整体，遵循形式的规律。一览无遗。我面前摆着齐格蒙特的画像而不是齐格蒙特，我正在把各种被假设能够代表他的细节拼凑起来，剩下的一点篇幅仅够用于描述寥寥几个矛盾的细节。难得：一辈子都是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我明白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建构的要求就一直指导我的笔。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还剩下多少齐格蒙特的主观性、他的胃口、他干掉一杯威士忌时的贪婪、他的笑话、诡计、恶作剧：所有动作、所有不完整、所有导致他在自己和别人都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完成使命的变化——因为我们之中有谁曾预料到，从远处望去，齐格蒙特开始变得像一座雕像？

（1980）

选自《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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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黄灿然译《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