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深沉的、骄傲的嗥叫，从一个山崖回响到另一个山崖，荡漾在山谷中，渐渐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这是一种不驯服的、对抗性的悲哀，和对世界上一切苦难的蔑视情感的迸发。”
这是美国著名科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在《像山那样思考》（《沙乡年鉴》第二部分）中的一段文字。每读到这段文字，心中总有一种悲凉之感。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曾经和正在经历着多少苦难，又曾经和正在发生着多少对抗！不论是胜者、强者，或是败者、弱者，都共存于这个苦难和对抗的世界之中。胜者的喜悦往往建立在败者的悲哀之中，然而狂喜的胜者却不知道，在败者的悲哀之后还有着某种比情感更为深沉的东西。能否体会到它，是需要具备一种客观性的。利奥波德从那只垂死的母狼的嗥叫中听到和感到的，是对世界的忧虑，也是对站在狼这类动物的对立面的人的忧虑。他在忧虑中沉思着。
然而，利奥波德并不是一位只坐在书斋中沉思默想的哲人。他是科学家，是森林学家，是有着丰富经验的猎人和观察家。他的思考建立在他对自然的观察和感情之上，他的忧虑则出自他对生命——人和其他生物的生命——的热爱。
《沙乡的沉思》是他思考的结晶，也是他的忧和爱的表达。他被称作美国新保护运动的“先知”，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不过，这位名扬四海的新环境理论家，在我国还鲜为人知。在现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对利奥波德及其著作的介绍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奥尔多·利奥波德，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一日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伯灵顿市一个德裔移民的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一个课桌生产公司，母亲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妇女。伯灵顿位于密西西比河畔，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加之，利奥波德的父亲又是一个户外活动的爱好者，因此，利奥波德从幼年起就与野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对大自然的兴趣和对野外生活的热爱，使他没能实现父母要他继承家业的愿望，而在一九〇六年成为耶鲁大学林业专业的研究生。一九〇九年，在获取林业硕士学位后，利奥波德成为联邦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并被派往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做林业官。一九一二年，他成为新墨西哥北部的卡森国家森林的监察官。同年，他与一位他所热恋的西班牙裔姑娘埃斯泰拉·波格瑞结了婚。在一九一三年四月，他在野外工作时遇到洪水和暴风雪，睡在潮湿的地上，得了严重的关节炎。错误的治疗几乎使利奥波德失去了生命，不得不在家里养息了十八个月。一九一九年，他升为地区林务官助理。
利奥波德在西南部工作到一九二四年，这一年，他接受林业局的调遣，成为设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美国林业生产实验室的副主任。这个实验室是联邦林业局的一个研究所。一九二八年，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利奥波德脱离了林业局，转而从事他特别感兴趣的野生动物管理研究。他得到一家狩猎器械生产研究所的资助，在美国中北部的八个州里进行考察。三十年代初，全国性的大萧条也使利奥波德失了业，但就在这最困难的时期，他完成了《野生动物管理》一书的写作。一九三三年八月，他成为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逝世。
利奥波德个人思想的发展和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资源保护主义者（1909-1924）；向生态学思想的转变（1924-1933）和生态观的形成（1934-1939）。
利奥波德在耶鲁读书和在西南部工作的时期，正值美国历史发生着变革。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变革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了冲击。人们留恋已逝去的田园生活的静谧，却又不愿放弃工业化所带来的舒适；人们对财富的过于集中不满，却又希望发迹的机会也能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一个社会改革运动开始了，它要求社会正义，要求限制个人垄断，要求关怀下层的人民，也要求限制个人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掠夺。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大体上在老罗斯福到威尔逊执政之时（1900-1920）。
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运动包括很多方面，资源保护运动则是一个重要部分。资源保护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吉福德·平肖，老罗斯福总统的林业局长。运动的根本宗旨是，从长远的经济利益考虑，对资源要进行“聪明的利用和科学的管理”。限制个人对国家资源的滥用和掠夺，在良好的管理下，使其为全民所用。它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经济。因此，根据人的需要，所有的资源都被分为有用和无用、有利和无利的两大类别。这是保护主义的原则。这运动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并得到了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广泛支持。
早年的利奥波德是资源保护运动的热情追随者，对把资源分为“有用”和“无用”、“有利”和“无利”的保护主义原则确信不疑。除了在林业工作中坚定不移地遵循保护主义原则之外，他的保护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对食肉动物的态度上。他认为，野生动物也是一种资源，如果有足够的认识和财政上的支持，就可以能和林业一样带来巨大的收入。因此，为了发展对人们有用的动物，就必须消灭那些对这些动物不利的食肉动物，如狼、山狮等。他说：“那时我很年轻，而且正是在不动扳机就手痒的时期。那时，我总认为狼越少，鹿就越多，因此，没有狼的地方就意味着是猎人的天堂。”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期，利奥波德注意到一个问题：西南部的土壤侵蚀。在任林务官助理时，他发现，沿着布鲁河（亚利桑那东部的一条河流）的两岸，约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耕地被水冲蚀了。而且，在他去过的西南部的三十条河流中，有二十七条已被破坏或彻底毁坏。他认为，“土壤的侵蚀对西南部经济的发展前途是一个威胁”。他开始意识到，土壤侵蚀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自然的变化，人的行为——对土地的不明智的使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开始注意环境的内在联系，尤其是人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这时，他已认为，人需要树立一种使用土地的责任感。他说：“我们要从总体上去尊重它（土地），不仅把它当成一个可供使用的东西，而且还把它当成一个具有生命的东西。”
利奥波德的这种从总体上看问题的思想，开始与当时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林业局的指导思想发生分歧。一九二四年，他被任命为联邦林业局设在威斯康星的林业生产实验室的副主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新任是违背利奥波德的真正心愿的。因为这个室的工作目的是发现能够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的方法，而利奥波德更热心于去发现如何在野生动物保护上履行人的责任。终于，一九二八年，他脱离了林业局。从此，他专门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管理研究，并成为这门学科的创始者。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间，他曾在一家狩猎器械公司研究所的资助下，到中北部各州进行考察，这对他认识野生动物和土地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很有启发。一九三三年，他又曾回到已经离开十年多的西南部。他发现，这里的问题和他离开时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这使他进一步感到树立一种新意识——重新认识人和土地关系的必要性。
一九三三年，利奥波德被聘为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管理系的野生动物管理教授，开始了他生活中的又一新里程。他的生态观日臻成熟。一九三五年，有三件事情标志着他的思想的转变。
这年一月，他与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罗伯特·马歇尔（Robert Marshall）一起创建了荒野学会，这是一个旨在保护和扩大日渐受到损害的荒野地区的组织。利奥波德认为，这个学会的成立既有思想意义，也有政治意义，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态度，即“对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上的谦恭意识”。这种态度还包括要保护那些食肉动物，如狼和灰熊。曾几何时，这些动物还是利奥波德主张灭绝的，但现在，他却意识到，它们是维持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的基础。
这年秋天，利奥波德获得了一笔去德国考察林业和野生动物管理的研究金。他在德国住了三个月。当时德国的高度人工化的管理体系，以及从生态和审美角度上所付出的费用，特别是对鹿、森林的尊重态度，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而更激励了他去重新评价本国事情的热情。
同年四月，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购买了一个荒弃了的农场。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这个地方和它上面的一所破旧的木屋便成了利奥波德和他的一家——妻子和五个孩子在周末和假期可暂时逃避那“过分”现代化了的城市的“净土”。然而，利奥波德购买这片农场的动机，是想要了解为什么尽管政府提供着可观的贷款，而这一带的农民还要迁往他乡。他决意在这里重新恢复生态上的平衡。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每年他和家人都要亲手栽种上千棵松树。第一年（1936年），由于干旱，三个月里就死了百分之九十五。还有一年，兔子又毁掉了四分之三。此外，这些树还不断受到洪水和火灾的威胁。重建是艰辛的，却也伴随着许多欣喜的发现。例如，一九四二年三月，一场大火几乎蔓延到农场的整个沼泽，大多数松树都遭到大火的袭击。到了夏天，它们一棵棵地死去。利奥波德砍掉和烧掉了那些已死和正在死去的树，以免它们危及那些完好的树。就这样，丧钟仍敲个不断。然而，火灾不光带来死亡，它也带来生命。柳树、白杨、野李子树、盐肤木和榛树又重新发芽了，黑草莓、兰草等一天天增多。第二年夏天，利奥波德惊喜地发现，在一棵死了的松树旁边，四棵短叶松已经长了八英寸高，显然，这是因为松果受热而崩裂，从而松籽得以自然萌发生长了。
木屋经验对于利奥波德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正是在这里，当终于认识到生命与死亡、发展和停滞上的种种深不可测的因素时，他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高尚的对待土地的谦恭态度。他对什么是对待土地的个人决定的基础，进行着认真的思索。他深切地感到，需要改变人们使用土地的态度，因此，必须要改变人们关于土地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的大部分学生被动员上了前线时，利奥波德专心著述。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文学和哲学方面的文章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他力图在这些文章中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寻求树立人们对土地的责任感的方式，并欲通过它来影响政府关于土地和野生动物的管理方针。他的基本观点——土地伦理观业已形成。他渴望公众能接受它们，也渴望他的这些文章能以书的形式与公众见面。然而，直到一九四八年，在他死去之前，他都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利奥波德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他从一九四一年就开始寻求出版的书终于被牛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他非常兴奋。两天后，他带着妻子和最小的一个女儿来到他的乡间“别墅”种树。这是他每年春天都要进行的旅行。农场里洋溢着春意：白头翁花在开放，红柳在抽芽，山雀在求偶，即使在朦胧的月夜里，也能感到生命的存在——从沼泽地里不时传来大雁的咕咕声。利奥波德在这里种树、观察、读书，人和大自然都是生气勃勃的。然而，灾难不期而至。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邻居农场起了大火，利奥波德去救火当天晚上，麦迪逊的报纸上登出的头条消息是：“奥尔多·利奥波德教授在扑救草场大火中去世了。”实际上，他是在奔赴火场的途中，因心脏病猝发而突然离世的。
一位科学家的离世，似乎并未引起多大波澜，除了给他的家庭和朋友留下悲哀和空虚外，大约也只引起了同行的遗憾。曾因大火引起喧闹的农场早已沉寂下来，搏斗后的大自然又在繁息着。这是自然的辩证法。
一年以后，一本薄薄的书《沙乡年鉴》问世了，这是利奥波德思想的结晶。
一、“一个沙乡的年鉴”，是利奥波德对他的“木屋”经历的追述。在这一部分，利奥波德以一种抒情的文学手法，按着一年四季的顺序，生动地描述了发生在这个普通的沙地农场上的事情。在这里，既有为争夺生存权利的搏斗，也有为维持共同的生存之地的相互配合和让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在和谐的共同体内由它的普通成员们所演奏着的生命交响曲的图景。那些往往被普通人所忽视的事物，通过作者那深邃的眼睛和富有鉴赏力的耳朵而变得绚丽多彩、栩栩如生。
二、“随笔——这儿和那儿”，是作者对其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一生中为追求科学的生态观而经历的教训和痛苦的追忆。它所涉及的都是作者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从威斯康星到衣阿华，从俄勒冈到犹他，从亚利桑那到新墨西哥，从伊利诺伊到马尼托巴几乎遍布北美大陆。在这一部分，作者一方面为大自然无穷的魅力和活力所倾倒，另一方面，又为人类在为自身的利益而无视和蹂躏自然的有意或无意的行为而感叹。在这里，有对那已逝去的自然共同体的和谐的惋惜（《沼泽地的哀歌》），也有对那曾经酝酿和产生着生命力的生物学风暴的消失的哀悼（《关于一个鸽子的纪念碑》；有对自己认识上的错误的虔诚忏悔（《像山那样思考》），也有对国家指导方针政策失误的无情批判（《在云霄》）。在我们跟踪作者思绪的过程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一一不论是深沉的鹤唳狼嗥，或是斑驳的鹿骨熊皮；也不论是泥泞沼泽中的芦苇，或是贫瘠沙乡中的野花，都具有了深刻的内涵，从而促使我们更加客观地从整体上去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自然中的地位。
三、“结论”，是作者观察和思考的理性概括。这一部分包括四篇文章，它们分别从美学、文化传统及伦理的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土地伦理》是最后一篇，也是利奥波德思想的基石。
在《土地伦理》中，利奥波德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他的观点：
1. 利奥波德认为，人的伦理观念是按照三个层次来发展的。最早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后来则是处理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层次的伦理观都是为了协调各部分在相互竞争，但又共生在一个共同体之间的活动，从而达到共存的目的。但是，随着人对其生活环境的认识，逐渐出现了第三个层次：人和土地的关系。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未认识到这一伦理层次的必然性。从习惯上和传统上，土地只被看作人的财产。基于这种认识，长期以来，人和土地的关系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因此，人只需要特权而无须尽任何义务。这样，就需要改变人们关于土地的观念。
2. 紧接着上面的论述，利奥波德提出了土地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公民”。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或者“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它们要有继续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
3. 最后，利奥波德指出，人应当改变他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征服者的面目，而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这便是土地伦理观。“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的尊敬”。
因此，利奥波德这样来概括他的土地伦理的涵义：“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所谓和谐，是指这个共同体的完整和复杂——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所谓稳定，则是土地的完好无损——维持生物链的复杂结构，以使其能具有发挥功能和自我更新的作用；美丽，则是伦理上的动力——不要仅着眼于经济，还要从更高的价值观上去看问题。和谐、稳定和美丽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在历史上，这样从伦理的角度提出人和自然关系的标准还是第一次。佛教中有不准杀生的戒律，但它是从尊重生命的角度上提出的；自然主义者们，如美国的先验论哲学家梭罗（Thoreau）主张保护荒野，是从审美的角度提出的；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保护主义者们主张保护资源，则是从经济角度提出的——保护对人类有用的东西。而利奥波德的尊重土地、热爱土地的理论，是从总体上提出的，客观认识人和自然关系的生态学的哲学结论。它是向人类发出建立新的伦理意识的呼唤。
利奥波德的呼唤在当时并未能引起应有的反响。这也难怪。《沙乡的沉思》问世于一九四九年，这正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代。
从战争中获得经济复苏的美国，在战后西欧各国实力衰落的情况下，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整个社会达到了空前的富裕，科学技术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新水平。人们不仅对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信心十足，而且对征服和利用自然的前途也是充分乐观的。在战后的二十年间，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未曾想过要将自己置于自然共同体的普通一员的位置上去。
再者，生态学的意识，或者说是生态学的概念，在当时也是一个新事物。尽管生态学这个词在一八六六年就出现了，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还只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很少为普通人所知道。三十年代后，生态系统的概念出现了。它认为，生态系统，除了生物（动物和植物），还包括土壤、水、气候，以及人类。但是，直到六十年代，这个理论还主要停留在论述上，很少产生实际的效用，因此，并未被普通人所认识。即使在那些认可了这种生态系统论的人们中间，利奥波德的理论也被很多人概念化了。美国环境史学家苏珊·福莱德（Susan Flader）说：“他们不仅不认为人类在了解和控制这个系统时应采取一种谦恭的态度，而且还强调人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是一个例外的、具有实力的因素，人不仅有能力去打乱这种均衡，而且还能通过科学去创造新的、具有广泛的不同特点的更适合于他所需要的和得到的东西。”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在繁荣、富裕的社会中所隐藏的各种不安因素突然汇聚起来，成为一支巨大的冲击力量，震撼着传统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观念——民权斗争、反主流文化、女权运动使这个社会动荡不安。
就在这时，人们又发现，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也不是安全无恙的。一九六二年，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sson）发表了她的著名作品：《寂静的春天》。她运用生物链的原理揭示了滴滴涕中毒素的聚集过程，从而说明，它不仅能杀死害虫，也能杀死那些食取染上滴滴涕毒素的害虫的鸟类，并危害到食用染上滴滴涕的作物制成的食品的人类及其子孙后代。卡逊的书是生态学的警钟，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生态学的词汇开始普及了，对生态学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
一九七一年，另一本书《封闭的循环》[作者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进一步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副作用。接着，一九七三年，中东石油禁运，出现了能源危机。环境和生态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心的话题。一个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出现了。为了区别二十世纪初的资源保护运动，这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的群众运动又被称作新环境保护运动。
新的运动需要新的理论。这个新的理论应该为人们提供一个认识上的武器，既要能切中旧意识的要害——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的偏见，又要提供一个改变人是自然的主人的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观点。这时，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恰似茫茫夜空中的北斗，真正显出了它的光彩。这颗星早就有了，但是，当人们在浩瀚的宇宙中进行探险旅行时，曾经长期被那实际不存在的海市蜃楼而弄得眼花缭乱，从而未能察觉到它的存在。
一九七四年，第一本研究利奥波德理论的专著：《像山那样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和对鹿、狼及森林的生态观的演变》出版。作者苏珊·福莱德在充分论述了利奥波德理论的形成过程后，特别指出：利奥波德的最终目的是“试图进行各种调节，以恢复一种自我调节的系统，目的在于使各种调节成为不必要的”。这似乎是一种认识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利奥波德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先知。因此，他成了美国新环境运动的思想上的“无形的领导者”也是顺理成章的。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学是一个科学上的结论，但是，在他论述人与土地共同体的关系时，又加入了充分的想象力——尽管，这种想象力也并没有脱离科学的分析。加之，他对当今世界过分重视经济价值的倾向的严厉批判，便很容易地被戴上了“理想主义”甚至“天真”的帽子。也有人对利奥波德对土地所采取的谦恭态度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对自然界顶礼膜拜的“安分守己的善良公民”的表现。
前者的批评使我想起歌德的一句话：“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根本不可能没有想象力这种高尚资禀。我指的不是脱离客观存在而想入非非的那种想象力，而是站在地球的现实土壤上，根据真实的已知事物的尺度，来衡量未知的设想的事物的那种想象力。”利奥波德正是运用这种想象力提出了一种新的用以衡量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新尺度。尽管就现今人类对自然、对环境的认识来看，这个尺度确实太高，但是，从最近国际科学界发出的一系列保护臭氧层、保护生物圈的紧急呼吁来看，人们已经意识到某些尚在混沌中的错误了。土地伦理已经不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乌托邦思想，它所期以实现的稳定、和谐、美丽的土地共同体，也不是一个想象中的伊甸园了。
至于第二种批评，则更使我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习惯于只向自然索取，并陶醉于做自然的主人的人类，现在确实应该冷静下来，重新思索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了。也许，利奥波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什么比稍稍轻视一下过多的物质享受更有意义的了”，对我们是一个启发。
选自《沙乡年鉴》，（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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