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萨托利：求新癖和超越癖（冯克利 译）
求新癖和超越癖
每一代人都想标新立异。他们觉得非要发一点前人所未发，挑一点前人的毛病，否则人生对我们似乎就没有意义，历史也将失去动力。但创新并非易事，它的捷径是不学无术。随着深谙社会史的精英让位于人人参与的“大对话”，对无知的自知（docta ignorantia）便轻易由无知的傲慢，由那些自以为他们点亮火炬之前世界一片漆黑的人取代了。这类人即使表现最佳时，也只能是停止了瞎闯。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在无知地重复着前人的尝试，经年累月地做着无法成功的事情，一再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
还有一些在极端主义中追求创新的人物。不过正如奥尔特加尖锐指出的，极端主义者是“天生的仿造者”，是一些用夸张来冒充创造发明的人。夸张是“创造性的反面，是随意发挥的定义。漫无节制者永远是因为他们年幼无知才成为那个样子。创造性的人……明白原创性真理的局限，正是这一点使他保持警觉，随时准备在真理开始转向其反面时放弃它”。思想上的极端主义者则窃取别人的思想加以歪曲，作为自己的创新。因此，他的原创性全在于提高了嗓门说些夸张之辞，那是些毫无节制的言辞，其影响实际上已远离他的初衷甚至完全相反，而等到他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太晚。
这两个特点——知之甚少和把真理夸张到变成谬误，可以用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中反叛的知识分子，那些我们称为文人的知识分子。文人是另一种全新的人物。本达（J.Benda）1928年在对“文人的反叛”所作的著名驳斥中，首次勾画出了这种人的成熟形象。①本达将“主要从事追求现世利益的”俗人同“那些活动基本上不是追求实际目标的”文人阶层作了对照。千百年来，文人对于“政治热情”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像个高高在上的“道学家”一样睥视着这种热情。文人当然“无法阻止俗人用仇恨和杀戮淹没历史”，但是，“多亏了这些文人，才使得人类虽然作恶两千年，却仍然尊崇着善德。这种矛盾是人类的光荣，它构成了使文明流入这个世界的峡谷。”但是本达指出，在19世纪末“发生了重大变化：文人也开始玩弄政治热情了。……今天，文人表现的政治热情有着热情的一切特点：倾向于行动，急功近利，为憧憬的目标不顾一切，蔑视论据，走极端，仇恨，固执，等等。”本达的画像也适用于“反叛的”文人，但不是所有知识分子。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文人不一定是为热情而热情，而是因为他们要追求一个人间天堂，一个由政治手段获得的天堂。事实上，自从本世纪初开始，这些知识分子先是驱逐天堂，后又赞成天堂。在天堂的名义下，全体人类被引入痛苦和杀戮的地狱，其惨烈程度虽宗教战争亦不能望其项背。
① 本达这本著作英译本的名称是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的背叛》）。引文出自1958年法文版，pp. 139—148。
我刚才说到反叛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群落。它是浪漫主义大膨胀的产物。此类文人自诩为启蒙哲学的嫡传，但这是难以成立的。百科全书派明确地服膺于笛卡尔的真理和清晰明确的观念，他们的使命是用传播知识启蒙社会。这与文人起源于黑格尔左派历史决定论的态度大不相同。他们热衷于勇往直前地行动，因为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进入历史”，这意味着他们将总是同未来比肩而立，位居时代大潮的风口浪尖，他们会疯狂地推进历史的运动。听他们的话，会以为唯一需要的就是行动，不断行动。不过，他们的行动其实并不像言论那样癫狂，因此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也夸大了被夸大的。我们的时代弥漫着狂妄自大、好走极端和崇尚不协调的气氛，因为这个时代根本就蔑视协调。对于那种狂妄自大，可以指出——新现象就要用新名词来表达——它有两张互为关联的面孔：求新癖和超越癖（novitism and beyondism）。求新癖是指不惜任何代价地求新。因此，“求新癖患者”的特点是，狂热地想超过和取代一切人和物。求新癖患者因而又滋生出超越癖，也就是说，他“拒绝接受限制，坚持不断地向前……一种永远超越的使命：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
当然，我们必须前进，不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但“进”与“退”的参照物是什么呢？历史是西西弗斯的神话。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开始。我们并非生来就是文明人，我们真正的出生证书上记录的年龄是0岁。我们在“我们的时代”中达到的历史成熟，必须不断地重新获得，每一次我们都要穿越更长的路程。文明，或说得好听一点儿，文明的进步，类似攀登一座山峰，每前进一步它都变得更为险峻。西方传统的路程是不是变得太长了？我们还有能力走完全程吗？我一次又一次痛切地感到，这间房子要比它的居住者更文明；文明的灭亡是因为文明比其居民更优秀。我们真的憧憬未来吗？或者我们实际上已没有能力赶上我们时代的步伐？谁是先锋队？那些自吹自擂已经生活在未来的人，实际上可能只是些久已同现在失去接触的殿后军而已。如果前进意味着走得比自由主义民主更远，以致失去了它，我宁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列入那些无论它在什么地方都要追随它的人。我不在乎自由主义民主是否注定要遭受厄运。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赞成高乃依（P. Corneille）塑造的那位英雄的名言：“尽你自己的义务，其余的留给神。”
选自《民主新论》，[美]乔万尼·萨托利 著，冯克利、闫克文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