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扬之水《诗经别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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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起“诗三百”，我们今天总把它看成是“纯文学”，不过当时却不然。后世所说的文学，以及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论语•先进》中说到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和《易》，大致是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籍而言。而《诗》不仅是美的文辞，而且是美的声乐，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为“乐语”，作为“声教”，为时人所诵习。

如此意义之文学，《诗》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诗》的时代，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时代，——这里说到的“封建”，正是它的本来意义。在此意义的封建制下，以社会等级论，可以划分为贵族与非贵族，前者包括大夫与士，后者为庶民与奴隶。以居住地域论，可别作国人与野人，前者包括贵族、工商，后者为庶人。

若依社会职能，则又可分别为二，即劳心者（贵族）与劳力者（非贵族），前者的社会职能为政治、军事、文学，后者为农、工、商与各种贱役。若更细论，则贵族中尚有层层等级，非贵族中又有层层等级。比如士，乃武士也，是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他有统驭平民的权利，也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其地位则低于大夫，高于庶人，而仍属君子。至于奴隶与庶人，便都属于小人。

这是从《左传》《国语》等东周文献中可以得到的认识。若上推至西周，等级的差别当更为严格，那么我们据以考察《诗》所包括的时代，即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五百年，也很适合。君子与小人的差别，《诗》中提到也有不少。如《小雅》之《采薇》：“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此君子与小人对举，前者为贵族，后者则庶人之属。

《采薇》中的小人君子，朱熹《诗集传》所以曰即“戍役”与“将帅”；《大东》中的君子与小人，朱子所以曰“在位”与“下民”；《角弓》，范处义《诗补传》因解作“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动化于上，则小人相与连属于下”。又君子与庶民对举，则前者为劳心者，后者为劳力者。如《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如《大雅•卷阿》：“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朱熹解作“顺爱于民也”。至于与“祀”同等重要的“戎”，它的主力原是贵族。在当时盛行的车战中，“小戎”之上的“君子”，几乎没有例外的是贵族。而庶人，于战事中只能做徒兵，充厮役。

因此，《诗》中写到的从戎之君子，不会是士以下的庶人。而庶人与奴隶，那时候王可以把他随土田等物一起锡与受命者，他也可以被用来买卖交换，——“五夫”之价与“匹马束丝”等，见于西周金文。至于庶人的生活状况，其水平之低下，条件之恶劣，由现代考古发掘中所见，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闼，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

《风》曰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佩玉，曰车曰马，《召南•采蘩》说到“公侯之宫”、“公侯之事”，《采蘋》说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风•泉水》有“出宿”“饮饯”之礼，《卫风•木瓜》有琼琚、琼瑶之类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卫风•考槃》，《陈风•衡门》，《曹风•蜉蝣》，《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齐风•猗嗟》，《卢令》，《秦风•驷驖》，等等，《风》诗中的大部，情感意志与精神境界，月旦人物与观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尝属于庶人与奴隶。即便《小雅•黍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乃庶人所事之贱役也，然而通观全诗情调，却实非贱役者言。何况“劳动”与“劳动者”与“劳动者的歌”原本不是一事。

《召南•葛覃》写“劳动”，却不是“劳动者”的生活，《豳风•七月》写“劳动者”的故事，但它并不是“劳动者的歌”。比如陶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这是真正的“劳动”了，然而没有人会以为它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说诗者常常喜欢用后世的山歌、民谣与《诗》类比，其实无论创作意图、修辞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远不在一个层次。《诗》原是生长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宗法贵族体制所笼罩的社会，《雅》《颂》不论，《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语言，原非可以“里巷歌谣”概之，因此很难用后世的概念，说它是“民间文学”。

然而《诗》的价值，却不在于它是民间作品与否而定其高下，而在于作为当时意义上的文学，它实在是最好。孔子爱《诗》，意或在此。春秋引《诗》断章取义，大约也是由此而发生，这里不仅有“古训是式”的意思，作为美的文辞，它也为时人所喜。如此过程中，《诗》和许多诗句的意义也有了扩展。比如有的好句放在整首诗里，则须服从整首诗的意思，而句意不免受到限制。一旦断章取义，便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张力而可以有新的解释，亦即新的意义。折冲樽俎之间，宾主以《诗》代言，——或用《诗》中之事，或用《诗》中之意，或只取切于此际场景的《诗》中之辞，而双方心领神会。如此风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它未必是《诗》之幸，也未必是《诗》之不幸。但总不妨说，《诗》作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学，是辉煌在断章取义的春秋时代。

二

从现存的先秦载籍来看，诗与文是并行发展的。诗的渊源或者应该更早，但却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流传下来。前人虽然从先秦文献中网罗钩稽古谣谚、古佚诗，作了不少辑佚的工作，但这些歌、谣的创作年代其实很难确定，因此未免真伪杂糅。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即诗必有韵，而有韵却未必即诗。或者说，有韵是诗的重要特征，然而却不是它的唯一特征。《书•尧典》曰“诗言志”，《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则有此志与情，方有诗的精神与旨趣。可以说，韵律是诗的形貌，情志方为诗的内质，在谣谚与诗之间，原当有这样一个分界。而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比较可靠的诗歌作品便只有《诗经》和《楚辞》。

“诗三百”，都可以入乐，并且可以伴随着舞，《左传》中便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后来代表了南音的《楚辞》，也是如此。以后乐与舞都失传，自然很是可惜，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诗非依赖乐舞则不能完成它的美善，那么应该说这样的诗尚不是纯全之诗。诗，乐，舞，可以结合，而且结合之后达于谐美；诗，乐，舞，又可以分离，而且分离之后依然不失其独立之美善，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三者都已臻于成熟。因此，《诗》的旋律虽已随风散入史的苍远，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有了独立的诗的品质，即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力和美，并由这样的文字而承载的意志与情感，则作为文学史中的诗，它并没有损失掉很多，只要我们时时记得，它有一个音乐的背景，它曾经是属于“乐语”的诗。

《诗》有《风》《雅》《颂》之分。《诗大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说未必能够与诗完全相合，所谓“政有小大”，也未免令人疑惑，但作为一个大略的分别，或者尚有可取之处。当然乐调很可能是划分类别的重要因素，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

以内容论，大致可以说，《风》多写个人，《雅》《颂》多关国事；《风》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前者是抒写情意，后者是讲道理。抒写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动，而道理讲得好，清朗透彻的智思，同样感发志意，令人移情，何况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别。如果说早期记事之文的简洁很大程度是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而并非出于文学的自觉，那么到了《诗》时代，追求凝练便已出自诗心，尤其二《雅》中的政论诗，常常是把诗的意旨锻炼为精粹的格言，这些诗句也果然有着格言式的警世的力量。

诗的创作时代，已经无法一一考订，但仍可有一个粗略的划分，即《周颂》在先，《大雅》次之，《小雅》又次之，《风》则最后。当然各部之间也还有交叉有重叠。

三

至两汉，才有诗经学的建立。《诗》有了“经”的名称，大致是在战国晚期。《礼记》有《经解》一篇，所称述的是《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种，《庄子•天运》也把这六种称作六经。但那时候还没有把“经”字直接加在“诗”下，“诗”与“经”连称作为书名，大概要到南宋。

两汉《诗经》学是包括在两汉经学里的。西汉鲁、齐、韩三家立于学官，东汉毛、郑一派取而代之，《诗》的传播讲授从此便不离政治教化。三家诗既立于学官，它与政治的关系自然是密不可分。或曰三家偏重于作诗之意，毛则多主采诗、编诗之意，而从三家诗所存的部分来看，它以讲故事的方式说诗，似乎更接近春秋战国时代赋诗、引诗的风习，比毛诗近古。因为早已失却全貌，——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北魏，韩诗在唐代也已亡佚，所以不能够知道它的体系，但恐怕未若毛诗全备。毛诗终于存，三家终于废，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毛诗每一首诗的前面都有一个序，《关雎》一篇的序尤其长，既作《关雎》的题解又概论全诗，宋人把后者称作大序，前者称作小序，以后便一直沿用下来。诗序的作者，曰孔子，曰子夏，曰毛亨，曰卫宏，或曰子夏、毛亨、卫宏合作，至今也没有足以定谳的论据，但其源或者很古，尽管不必一定追溯到孔子或其弟子子夏。序说有信有疑，乃至疑多于信，尤其《风》诗之部。不过后世废序的一派提出的种种新说，很多意见似乎没有比诗序更觉可信，而诗序毕竟保存了关于《诗》的若干古老的认识，无论如何仍是读《诗》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参照，即便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全不同意它的说法。

平常说“毛传”，即指《毛诗故训传》。《汉书•艺文志》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正是它的本名，以后“故训”作“诂训”，乃是讹误，而积久相沿，成为通行的名称。毛传的作者，最早见载于《汉书•儒林传》，只称毛公，至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才有毛亨、毛苌大小毛公之说，所谓“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若以早的记载为可信，那么把《毛诗故训传》的作者认作毛公似乎更觉可靠。

关于《毛诗故训传》名义，孔颖达《毛诗正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都有阐发，不过仍是以“诂训传”为说，近人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对此作了分辨。汉人训诂之作以称“训故”为多，称“故训”者止毛公一人，而用意原有不同。《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毛传：“古，故。训，道。”郑笺：“故训，先王之遗典也。”“故训传”之“故训”，即由此取义。

而所谓“传”，《毛诗正义》以为“传者，传通其义也”，马瑞辰以为是“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不过《毛诗故训传》以一个“传”字标明作意，其实乃兼备训诂与传二体。然而由书名透露出来的消息，却表明毛公之初心本在于“传”，即欲藉此建立起一个说诗的体系，最终的成就在训诂，也许他并没有想到。《毛诗故训传》对字义的解释多很准确，也可以说它是最早的一部诗经辞典。如果没有这结实可靠的基础的工作，后人恐怕很难把《诗》读懂。至于配合序说的属于“传”之一体的引申发挥，则可信者少；关于“兴”义的解释，可从者似也不多。

毛传说诗的体系完成于郑玄所作的《毛诗传笺》。三家诗属于所谓“今文经”一派，毛诗属“古文经”一派，郑玄作笺，则在古文经的基础上，兼采今文说，对毛传训诂的部分作了许多补充，对传的部分更多有发挥。有了郑笺的推阐，毛诗才真正定为一尊。至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而对毛诗一系作了全面的整理、补充和研究，成为毛诗的定本。现在我们说到的《诗经》，便是毛诗。

四

宋人的思想最活跃，虽然唐人成伯玙作《毛诗指说》已对诗序有异议，但更多的疑古之说是由宋人提出来。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其友人以《诗》三百五篇篇名连缀成文，作《陈子衿传》，其思颇隽，却是很正经地把《诗经》拿来开玩笑，这当然与《诗经》研究无关，却由此可见一时风气。

朱熹晚年定本《诗集传》，提出了废序的主张，可以算作诗经学史上的革命，不过序中所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实在又开了一条讨论《诗经》的歧途，影响至今。《诗集传》最大的好处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虽然字义的解释多本毛、郑，而以己意取舍于先儒者，有不少较毛、郑为优。这些特点最适宜教授，于是它由南宋末年起便成为官定的教科书，一直沿用到清。

宋人也还有遵古的一派，却也不很迂腐，范处义的《诗补传》，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的《诗缉》，都以疏解平实见长，严氏且很有一些新见，可取者不少。

毛、郑重新受到特别的重视，要到清代。这是训诂考据的颠峰时代，一时大家、名家迭出，粗计亦无虑数十，其中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最为著名，而解决字义中的疑难，又以马氏为长。

毛、郑建立的训诂考据即属于经学的一派，大致解决了后人读《诗》的文字障碍，但《诗》之文心文事，它却很少顾及。于是又有用艺术的眼光对《诗》作赏鉴批评的一派。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钟嵘的《诗品》。朱熹的《诗集传》也很顾到这一面，而至明代蔚为大宗。清人视六经皆史，明人视六经皆文，《诗经》当然是六经中的上品。孙鑛的《批评诗经》，戴君恩的《读风臆评》，钟惺的《诗经》评点，是全把“经”看作美的文辞，而只在抉发文心上用力。清代牛运震《诗志》，王闿运《湘绮楼诗经评点》，则可以说是这一派的后劲。除评点外，以串解而寓赏鉴批评于其中者尚有不少，明为盛，清则多有继承。

两面都能兼顾者，似以清人钱澄之的《田间诗学》为上，虽然认真说起来仍是稍稍偏重于前者。徐元文为钱著作序，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夫读书者惟虚公而无所偏倚，乃有以得其至是至当。朱子之作《诗集传》，其意亦以为敛辑诸儒之说而非一人之独见也，惟其先有诋诃小序之见横于胸臆，故其所援引指摘，时有不能无疑者。后人说《诗》，若先有诋诃《集传》之见横于胸臆，则其所援引指摘不足以服人之心有甚于朱子者矣。我独善夫饮光先生（按钱字饮光）之诗学，非有意于攻《集传》也，凡以求其至是至当而已，于汉、唐、宋以来之说亦不主一人也。无所主，故无所攻矣。无所攻无所主，而后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也。其斯为饮光先生之诗学也。”钱著中自己的意见，不属赏鉴批评的一派，而常常能够曲尽物理，体贴人情，颇觉亲切有味，却是最难得的。

学《诗》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的名言。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始，而有了《诗经》的博物学研究，可以算作训诂考据一派的分支罢，这一分支的力量却是不小，著作也多。令人爱读的有陆氏《疏》，宋人罗愿的《尔雅翼》，清人多隆阿的《毛诗多识》。陆《疏》最早，不仅所说多可据，而且极有情趣，文字又可爱。比如“薄言采芑”条：“芑，菜。似苦菜也。茎青白色，摘其叶，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为茹，青州谓之芑。西河雁门芑尤美，土人恋之不出塞。”又如“榛楛济济”条：“楛，其形似荆，而赤茎似蓍，上党人织以为斗筥箱器，又揉以为钗。故上党人调问妇人：欲买赭否？曰灶下自有黄士；问买钗否？曰山中自有楛。”

罗愿《尔雅翼》专意诠解《尔雅》中的动植物，而涉于《诗》者颇多。它的引证，说详也可，说杂也可，总之每一则都可以作故事读，自然于解《诗》之名物也很有助益。

比多隆阿《毛诗多识》更有名的其实是姚柄的《诗识名解》。不过姚氏过于信从圣人之训，只因孔子言及“鸟兽草木”而“虫鱼”从略，他便不谈虫鱼。《毛诗多识》则远较姚著为详，而最好是多言所见所历。比如“熠燿宵行”条，曰：“关左多草少竹，多山少泽，故惟有飞萤。形如叩头虫，大亦如之，黄白色双翼，长与身等，腹近尾下有光，飞如星流，有人两手拍击作声，便止于地。”萤火虫属鞘翅目，这一类昆虫多有“伪死性”，即每逢惊扰，不是走为上计，却是跌落在地佯作死状，多氏则正好把这一细节写得分明，尽管已算是题外话，却总是“多识”之有得。

近人所作，以陆文郁《诗草木今释》为好。陆著把古称今名一一贯通，很是明白晓畅，间或著一闲笔，虽然与《诗》无关，却自婉妙可喜，亦足解颐也。

五

五百年间“诗三百”，实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删选之后的精华，却也不算太少。五百年云和月，尘与土，虽然世有盛衰治乱，但由《诗》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则是一贯。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爱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过可以说，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贯穿始终的脉搏和灵魂。孔子取《诗》中之句以评《诗》之精神曰“思无邪”，真是最简练也最准确。《诗》中的男女之情，后来朱子多以“淫奔之辞”视之，其实婚姻乃人伦端始，蕃育人口，上古尤其重视，求“男女及时”，本来不违古礼。孔子“思无邪”之评早把它尽括在内，又何劳后人曲为之解。

只是“诗三百”已经是选本，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虽然由“三千”删至“三百”的说法不很可信，乃至“诗三百”究竟是否成于孔子也有异议，但孔子总是作了细致的整理工作，选定的可以说都是永久的诗。而所谓“别裁”，却兼有选与评的两层意思，实在口气太大。其实这本来是出版社老朋友的“命题作文”，但觉一个“别”字之下颇存宽容，既可以尽量表达一己之愿，又不必顾到各方面的平衡，因此虽然胆怯，依然用它作了书名。然而终究心存忐忑，因此不能不在这里更作说明。

请先为“别裁”正名。“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语出杜甫《戏为六绝句》之末首。其言“别”，区别之谓；“裁”，裁而去之也。清人沈德潜作唐诗、明诗、清诗之“别裁系列”，即取义于此。但这里取得一个“别”字来，则只是用“另外”之意，犹区别于“本传”之“别传”，或曰于公共标准之外，“别”存一个自己的标准，说得更明确一点儿，便是“我所喜欢的”。至于“裁”，则连对象也换掉，——于《诗》，如何言“裁”？所“裁”者，古人之《诗》评而已，又以串联其说，而夹进一己之见，此所谓“别裁”，只是借字说话，其实与老杜无干，与“沈前辈”之“别裁”体例不合也。

当然喜欢之下仍然颇有分别。如喜其意，喜其情，喜其叙事，喜欢事与情中的思，又或者事与情中史的分子，也有的只是特别喜欢一首诗中的一句两句。而没有录在这里的，却又不能以“不喜欢”概之，一则因为刚刚完成一本《诗经名物新证》，故凡彼处谈及者，除《七月》一篇之外，此中一律未录。当然不是借此机会为推销作安排，唯一的考虑是避免重复和浪费。二则有不少非常喜欢的诗，在它面前却是格外踌躇。这踌躇的意思，不大好表达，举例说，比如《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大雅•桑柔》：“民之未戾，职盗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桑柔》在说着“既作尔歌”的时候，诗好像是有着裁定是非善恶的判决的力量；而在秋风剪断生意的一片悲凉中，《萚兮》说着“倡予和女”的时候，诗又是联系自然与人生的最为亲切的依凭。对着这样的诗，不免令人怀疑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和理解了诗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否还能够真正领悟诗所要告诉人们的东西。此际又不仅仅是心知其美而口不能言，便是连“知”也是朦胧的。因此我觉得需要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思索的余地，又因此许多列在最初的一份选目中的诗，最后并没有录在这里。则它虽然题作“诗经别裁”，而“别裁”所含之“选”的意义，它其实是没有的。

说到注释，更是一件大费踌躇的事，总想不出应该注释到怎样的程度为宜，而这“宜”，究竟以谁为标准。后来这标准取了最为近便者，便是本人。以自己的读《诗》经历而言，最初读白文，多半于字义不得其解，于诗意不识其妙，于是想知道古人有什么样的意见，而最早的意见又是什么。如此稍稍涉猎之后，于各异其说的纷纭中才略略有一点儿会心。

前面一节说到的几种著述，可以算作自己的一个基本书目罢，虽然实在不足为训，但以己度人，或者彼此的感觉不至于相差太远。因此在注释中便尽量多援古训，如毛传，如郑笺。虽然郑玄解诗常常逊于毛公，但有时也很有可喜。比如《邶风•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笺：“嚏，读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此“古之遗语”，乃至遗语中的一番意思，我们至今也还在用着。而在如此细微处竟也远远的可与诗人相通，岂不赖郑笺之力么。

又朱熹的《诗集传》取用也多，正如前述，它有简明通俗之长。而朱子解诗也时有用情处。比如《小雅•隰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朱熹曰：“言我中心诚爱君子，而既见之，则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将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辞》所谓‘思公子兮未敢言’，意盖如此。爱之根于中者深，故发之迟而存之久也。”

虽然于诗不必是达诂，却是于人情见得深透，而我们正要以此情此心读《诗》才好。三家之外，各家的意见则“裁”不胜裁，而这本书不是“集解”“集评”的体例，只好大半割爱。当然不见得顺我者取，逆我者弃，不过个人的好恶在其中的确占了分量，乃至于注释的繁与简，也多以己意断之，而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别裁”之“别”字下求得坦然。总之，古贤已远，衷怀幽渺，本不堪强作解人，更不必说一“亲风雅”，但总可略存一点心向往之的意思罢。

为省便计，书中最常用到的如《毛诗故训传》，《毛诗传笺》，《经典释文》，《毛诗正义》，均省作“毛传”，“郑笺”，“释文”，“孔疏”。又引用前人之说，仅举名姓，不录书名，而在书后附一引用书目，以备检索。谈《诗》的著作，所引之说，均见于原书中的各诗题下，故也不必很烦琐地一一注明卷数了。

六

遇安先生曾为这本书的写作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只是那时候先生太忙，因此常常一起“细论文”的是文友止庵君，最后又承惠以长跋。同室砚友么书仪君也每有中肯的意见。若同春秋引《诗》断章之例，那么正该赋《鹿鸣》之首章，意取“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选自 《诗经别裁》中华书局版 2007；江西教育出版社版 2000

预读/校阅：许蕊、杨阳、陈俊、yiyi、Eleven、如冰、陶雅婷

整理：陶雅婷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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