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瓦尔特：布鲁克纳与马勒（高中甫译）
Anton Bruckner: Symphony No.3 I (unknown artists)
作为布鲁克纳和马勒的代言人，美国布鲁克纳协会成立十年来，一直在勇敢和高效率地努力奋斗着。与其十年回顾相联系，我欣然接受它的请求，作些有关这些大师的介绍。把对布鲁克纳和马勒的宣传合并在一个框架内，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信念：两人之间，一个人的成功帮助了另一个人的事业，由于他们在艺术上的亲密关系，他们总是归在一起的。
如果我不认为单词“与”是极其贴切的，我就不会同意写点有关布鲁克纳“与”马勒的东西。“与”的恰如其份，是马勒亲口所言。我经常听到他把布鲁克纳称作自己的先驱者，声称他本人的创作是追随着这位先辈大师所照亮的路径。当然，那是在40余年之前马勒创作《第二交响曲》的时代。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比他其余的作品都更加生动鲜明地揭示了他与布鲁克纳的共鸣之处。然而，从《第三交响曲》开始，马勒作品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布鲁克纳路线的背离。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回想不起马勒（对自己与布鲁克纳的关系）作出过同样的评论。但是，在他最后的作品中，我们仍然不时会碰到被人称之为“布鲁克纳式”的特征。所以，获取两人关系的实质和程度的清晰概念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布鲁克纳的著述不胜枚举。有关马勒的书中，我自己也写过一本。然而（据我所知），布鲁克纳与马勒的比较研究尚无人问津。因而，我将在这些评论中力求衡量他们的关系，研究那些把他们联系或区分开来的特征。我们将会发现，他们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非常相像，但在其它重大问题上也有分歧，甚至是对立的。我们还会发现，两人之间的一致和分岐是密切相关的，理解一个层面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涉足于另一层面。然而，两人差异又是巨大的，对一方的钟爱似乎与完全理解另一方是连贯始终的。当然，理解与喜爱两位大师需要具有综合的音乐气质和特别宽阔的精神气度。
我的比较研究不能局限于实际音乐创作的细节。两位大师作品的精神源泉，他们的性格特征，对我们观察的主题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比音乐本身更经得起措辞上的检验，而是由于在一篇探求新知的文章中，它们诠释音乐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要真正清楚地展示作曲家作品之间的联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演奏。但（我）这次放弃了这种最令人满意的方法而求诸于文字，尽管我也明白在文辞与音乐之间没有直接沟通的桥梁。我必须通过迂迥的策略接近主题。作曲家内心生活与其音乐之间的神秘联系使得我们不可能在作品中发现其灵魂。理解他的内心秘密会为理解其音乐开辟内部路径。所以，我希望对两位大师个性特征的讨论将使我能够弥合那些仅仅研究他们作品的文章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缺漏。
Mahler and Walter
两人的连结之处
在约30年的时间里，布鲁克纳和马勒都创作了9支交响曲，这些交响曲构成了他们创造力的主要产物。这些交响乐的主题，展开和组合的实质都是真正的交响曲式的。两人作品的周期性进步的显著巧合既是从《第三交响曲》过渡到《第四交响曲》，也是第四与第五交响曲之间风格变化的决定性一步。两位大师的《第四交响曲》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这在他们之前的作品中罕有所见。在布鲁克纳迄今为止充满了英雄史诗调子的世界里，有了温暖的、浪漫的光线。而一首温柔的，神话故事似的田园乐曲抚慰着马勒那急风暴雨似的内心世界。在两人的《第五交响曲》里，复调风格强化，标志着对作品成熟控制期的来临。抑制的简洁风格，暗示的艺术，包括手段与形式的简约，都不属于他们。只有在马勒大量的歌曲中，我们才发现他也很矛盾地掌握了这种风格的实质。否则的话，他们都会极力主张通过在巨大层面上不加制约的表达方式来交响乐般地表现他们的全部本质。他们的交响乐还有另—类似之处：在整体结构里突出终曲的重要性。
宽泛地讲，全音阶主旋律和与古典传统密切相联的配合旋律基本上代表了两者的特征。毫无疑问，马勒后来的复调踩出了更复杂、大胆和高度个人化的道路。对两人而言（仅对他们俩），教堂赞美诗像奥地利的连德勒舞曲那样清新自然。在两人的本性中，极度的隆重庄严和民歌般的快乐构成了相反的两极。他们与古典主义者联系在了一起，和舒伯特如出一辙。他们之间联系的加强主要可归功于其和谐的基本原则，节奏风格以及他们对对称和有规律的循环结构的喜爱。马勒后来甚至保持了明显的循环结构和坚实的音调基础，不管他规范、和谐的莽撞把他带到什么地方。两人都洋洋自得于广泛营造的高潮和长时间持续的紧张中，这种状态需要压倒性的响亮的原动力。
在他们欢快或抒情的时刻，我们经常遇到一种典型的、令人回想起舒伯特的奥地利的魅力，尽管在马勒身上还经常掺和着一股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味道。然而，马勒和布鲁克纳首先是宗教信徒（虽然方式不同）。他们音乐灵感的主要部分源于深刻的宗教虔诚。这是他们音乐主题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他们的作品中，宗教信仰支配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表达空间。宗教还产生了他们的音乐激浪顶峰的标志。两人的音调风格都没有性欲的色彩。他们经常倾向于哀婉动人，大悲剧和表达上的极度情绪化，进而取得其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高潮。在他们音乐中的所有非地中海化的基调中，你极少见到明媚阳光与湛蓝天空。布鲁克纳给他的《第四交响曲》取名为“浪漫”。在一个相关的意义上，我发现除了非布鲁克纳式的魔鬼崇拜外，马勒的早期作品也是“浪漫的”。然而，在两人以后的作品中，浪漫的乐调鲜有所闻。
在我看来，高度特征化似乎是对他们关系的一种消极展现。他们被理查德·瓦格纳不平凡的经历与其艺术中永恒的信仰所感动，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没有“瓦格纳式”的踪迹（除了对布鲁克纳的乐器法略有影响）；或者至多说，瓦格纳影响如此之少，以致于他们完全独立的形象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他们的个性本质上是刚毅的（在音乐史的那个时代，这是令人惊讶的），尽管他们也竖起耳朵，敞开心扉来倾听瓦格纳式的富有诱惑力的歌唱，并对之抱有十足的同情。但他们并没有屈从于它。当然，他们主要是交响乐作曲家，戏剧对两人自决的威胁是相等的，因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以及他们对形式解释的天然的迫切要求与瓦格纳的根本不同。他们都没有感到要向舞台靠拢，在马勒身上，这一现象尤其明显。马勒具有创作歌剧的天赋，这种天赋通过无可比拟的艺术处理表达出来，在那一领域开辟了新的蹊径，实际上是创立了一个传统。马勒早年的两次中途失败的尝试是他对戏剧唯一的原初贡献。除此之外，他再也未替舞台写过东西，除非我们将其对韦伯《三匹花马》的编排算进去。
马勒与布鲁克纳一样扎根于纯粹音乐，除了当他要从诗歌与歌曲中汲取灵感时。然而，他的作品真正根植于纯粹音乐吗？他的《第一交响曲》（起初据让·保罗的小说“巨人”来命名）有卡洛式的葬礼进行曲。第二、四交响曲里有歌唱的乐章，《第三交响曲》有（后来）被压缩的小标题。在布鲁克纳看来，这些是真正的交响曲吗？毋庸置疑，马勒音乐在纯粹性所达到的程度上与布鲁克纳的音乐有所区分。与布鲁克纳的音乐相比，马勒的音乐受更加具体的意象、幻想和思想的诱发和影响，而布鲁克纳的音乐则源自于不那么明确，更加晦涩的精神深处，但是，这真的涉及基本的差异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虽然有“溪流美景”、“乡村节日”和“暴风雨”，意旨不是非常绝对，岂难道就不是纯粹交响乐了吗?
让我们想象一下音乐创作的基本过程。作曲家突然有了音乐灵感。或许除了一股思绪、—幅意象之外，这个念头以前显然就不存在。突然之间，就有了音乐。主题存在了，主旨也有了。现在，作曲家的塑造之手就抓住了它，展现并指引它的走向。新颖的乐思源源涌入。不管更加明确的意象是否在创作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反正控制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基本音乐创作的“优雅“和交响乐的解释力量。这种“优雅”和力量让渡给了马勒与布鲁克纳。所以，尽管马勒的创作受到了各种思想和意象的影响，他还是扎根于纯粹音乐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真的知道布鲁克纳，或就此事而言，甚于连莫扎特在创作过程中也没有受到过意象和思维的影响吗？或者，他们许多自潜意识中浮现出来的观念由于没有转向有意识的路径，因此就具有了更加鲜明的外貌和主观特征了吗？在歌德的《有选择的亲合力》里，埃德沃德与其妻子夏洛特在—次交合中，眼睛里全是奥特莉的影像，而后者也满眼是这位上尉的形象。虽然这对夫妇的后代具有这些散漫想象的表面痕迹，但源之于他们自然婚姻的，却是埃德沃德和夏洛特的孩子。音乐的源起迷雾重重，纯音乐也会造成这种结果，尽管外在于音乐的思想会影响到音乐的萌生。但是，如果作曲家的真正目的是描述性的，如，他把音乐当作描绘思维或意象的手段，那么，他自己就阻塞了通往纯音乐的道路。
对马勒和布鲁克纳而言，音乐决不是用以表达什么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马勒从来不会为了表达的原因而忽视音乐的内在规律。这是两位大师都生存于其中的环境本质，它受到大师执著于交响乐解释的本性的推动。在马勒令人心醉的创作之夜里，创作形式急剧变化，而布鲁克纳的创作之夜，则被一种崇高的意象所主导。布鲁克纳于1896年去世，（据我所知）他没有接触过马勒作品，而后者却精通布鲁克纳的艺术，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是否是布鲁克纳对年轻作曲家产生的这种影响唤起了马勒自己感觉到的亲切感。然而，没有—定程度的联系，也就加不了什么影响了。而且，不管有什么类似或相象，马勒个人的音乐语言中并没有依附的迹象。但是，我们还是在其主要作品《第二交响曲》里发现了更加深刻、实质上的亲密关系的迹象，甚至在马勒最后的创作中也不乏“布鲁克纳特征”。但是，马勒对布鲁克纳的依赖就象勃拉姆斯对舒曼的依赖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舒曼特征”一直出现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之中。布鲁克纳—马勒可应用到关于拜伦—Euphorion的浮士德裁决中：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曲”，即原创作品。
Anton Bruckner: Symphony No. 8 -Adagio (Bruno Walter / Philarmonic-Symphony Orchestra)
两人的分岐之处
布鲁克纳的九支交响曲全是器乐作品，而马勒在其第二、三、四、八交响曲里加入了歌词和演唱者的声音。除了交响曲之外，布鲁克纳还创作了三首《弥撒曲》、《感恩赞》和《第150首圣歌（赞美诗）》，以及较小型的祈祷声乐作品及（据我所知的）两首男声合唱。马勒的非交响曲作品是区别两人的根本尺度所在。马勒写了《哀歌》，创作了自己的叙事诗：分为四部分的组歌《一个驾驶的小伙子之歌》。歌词也由他来创作，还有钢琴伴奏，诗句来自《少年魔号》。在稍后的一段时期，则有吕克特作词的管弦乐伴奏组歌，其中有《儿童之死组歌》。最后，还有他最具个人色彩的忏悔式的《大地之歌》，诗句是中国诗人李白的。因此，我们看到，布鲁克纳除了他的交响曲之外，几处全神贯注于神圣的内容，而马勒则受到了多种多样的诗歌表达领域的启迪。在他的交响曲里，源自《少年魔号》的“Das Urlicht”和克洛普施托克的“复活”为其《第二交响曲》提供了庄严肯定的结尾。而尼采的“午夜”所提出的疑问则预示着《第三交响曲》的第五乐章是对其第四乐章和《少年魔号》诗句的回答。从同一作品里，马勒挑选出了孩子般虔城的诗句来象征性地表达他所希望的天堂生活。在《第八交响曲》里，赞美诗“可敬的造物主”和浮士德的结尾场面构成了马勒灵魂的忏悔。
所以，他声乐创作的记录同时也是探究其内心世界的线索。它讲述了发现与反复询问的追求过程，讲述了通过更强烈的直觉和更崇高的渴求来接近上帝的历程。然而，在其生活“固定音型”的主导音调之上，还回响着许多其他调子，并由伴唱诗句来确定：爱与死，雇佣兵生活与幽灵世界，生活的愉悦与痛苦，幽默与绝望，野性的挑战与最终的屈从。在马勒的音乐修辞里，所有这些都找到了各自令人信服的表达。如果我希望用可以想象到的最简短的公式来概括两位大师之间的差异的活，那么我会说（我也意识到了这种总结的夸张之处）：布鲁克纳的心灵深处是宁静的，马勒则是躁动的。对布鲁克纳而言，最激动的乐章也有确定性的基础。在马勒的心灵最深处没有一丝宁静。布鲁克纳的表达空间是毫无限制的，尽管它只有几个主要的部分。对于马勒，这些表达主题的数目是巨大的，包括了神秘恶魔所有的光亮和阴暗面，幽默的滑稽，甚至是行为古怪的人和陈词滥凋，以及无数的从孩子般的温柔到混乱爆发的细微差别。他心里感受到的民歌似的主题与其讥讽的不和谐音一样是马勒式的，他的闪光鬼怪使其音乐场景中的夜晚更加黑暗。马勒的崇高平静和庄严及他的高贵的理想化是征服的结果；而对于布鲁克纳而言，它们是固有的天赋。布鲁克纳的音乐启迪源自于圣徒，马勒的则是源自充满激情的预言者。马勒在不停地重新战斗，并在温和的隐退中结束。而布鲁克纳的音调世界辐射着不可动摇的抚慰性肯定。
如前所述，我们发现布鲁克纳无穷无尽的音乐财富扩展到了相应的漫无止境的境界，尽管就其本身而言它并无高度变化的表现领域。相对此表现领域而言，即使它不使我们想起哥特大教堂那幽默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外部装饰之财富的充满变化的“谐谑曲”，他最常使用的两个表情术语──“feierlich”（严肃的）和“ihrig”（诚挚的），也已经几乎是足够了。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第七交响曲》中，他加入了瓦格纳大号，而在《第八交响曲》中，他加入了竖琴。但他没有改变他的结构方法。从《第五交响曲》开始，他的和声和复调的特点就没有变化过，尽管的确它已经够丰富多彩并且没有变动的必要。
马勒的交响曲则自始至终处在变化之中：《第一交响曲》，正如我称呼它的那样，叫作他的“维特”；《第二交响曲》是—种“安魂曲”，《第三交响曲》可能倾向于被叫作泛神赞美歌；《第四交响曲》是一首神话故事般的田园诗；从第五到第七交响曲，想像与思想服从于绝对的音乐意图。尽管这三首交响曲的每一首都有自己的氛围，但它们与广为流传的前四部交响曲相比，在格式和主要内容方面都比较接近。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音乐上的更复杂性，复调方面更深刻的风格，结合方面的丰富多彩，都传达给我们关于马勒丰富的情感生活的一个更新且更深的印象。在《第八交响曲》中，人的嗓音是主要的乐器。精彩且特别的合唱性复调决定了第一乐章那赞美歌般的风格，而在“浮士德场景”中，作曲家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手法使其音乐风格适应于歌德式的文字和抒情诗的可唱性的需要。在《大地之歌》中，我又遇到了—个全新的马勒，他以一种崭新的作曲和交响风格开始其第三个创作阶段。此巅峰时期，他创作了《第九交响曲》用强劲的交响乐展现了《大地之歌》的精神境界。《第十交响曲》的草稿使得这一富有创造力的演化戛然而止，此演变的突出特征便是它的富于变化。（与上述的一样）这在他的配器法中也有体现。遵从表现与明晰的原则，加上一种天才那极端精妙的乐感和对交响乐各种可能性敞开的耳朵，这些便使马勒对交响曲有着与众不同的领悟力。从色彩的丰富和音响的魅力到他持续复杂的复调的客观展现，这就是在每件作品的需求不断加大的情况下，马勒的交响乐技艺的变化和加强所不得不走的道路。
从一开始，马勒的每—首管弦乐曲便都显示出独特的乐器组合，而且令人惊奇地节俭。除了《第四交响曲》之外，每一首交响曲都继承了管弦乐无限迷人的宏大特色。同布鲁克纳相比，马勒不得不为解决管弦乐方面的问题而不停地努力，这些难题随着每一首新的作品而难度增加。在这方面，就像他向我抱怨的那样，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初学者。
布鲁克纳音乐中巨大的震憾力在于乐思本身，而马勒的则在于对处于形成和转变进程的乐思进行交响乐方面的挖掘，而这又融于多年形成的塑造力顶峰的过程中。这就是两位作曲家的差别特征。他们的反对者指责布鲁克纳音乐的形式和马勒作品的内容。尽管我同他们并不熟，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这些指责。布鲁克纳的这种颇具魅力的思想来自于“即使一小束花也需要一种秩序来使人一眼就认出它”。比如把它看作一束花，那么形式就是秩序，是预先的有机的联合体，是完全而严格的统一体。我们的古典文学中包含着许多无与匹敌的有机统一体的例子。我们也有毫无疑问具有最高价值的艺术作品，但这些作品的天才作者们却拒绝这种严格而有机的统一体，他们在丰富里获得的东西要比在明晰里失去的多。我承认，尽管许多年来，我喜欢布鲁克纳的音调语言和他美妙的旋律，并在他的灵感里体会到快乐，但我也为他显然的无形式和不受限制的奢侈的慷慨而感到有点困惑。当我演奏他的作品时，我毫无困难地理解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以非常真实和显然真实的解释为基础的。长久以来，我在他的王国里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他的形式也不再让我感到奇怪，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走近布鲁克纳，只要这个人怀着对—位真正的创造者所应有的敬畏之情。他的超四维性，他的受每一个新鲜的灵感和新的有趣味的转折的支配（而它们有时既不是来自于前面的音乐逻辑，也不同于后面的音乐统一），他的突然停止和重新开始，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塑造力中的缺陷，但也可以是个人对交响乐的理解。尽管他可能不严格地沿着既定的道路走向目标，但他把我们送到了一条多姿多彩的路上，不断地向我们提供各种快乐。
而马勒在形式上的努力则成功地把清晰的统一性引入了他的宏大交响曲的维度中去。他有意识地朝秩序努力。他所有特殊的情绪，过度的热情和心血的喷涌都依据一个有计划并受到控制的设计而来，而该计划则由他至高无上的形式感支配。他曾经告诉我，由于时间的压力（指挥的职责使他只有夏天几个月的时间来作曲），他有时可能对思想性不够注意，但他从不允许自己在形式问题上有丝毫的马虎。然而对他主题艺术的指责却不能从这坦白中得到证实。因为就我所知，那些反对意见仅仅是指所谓的“无趣”。比如，有意识的转折意味着是幽默的，而这依赖于听众对幽默的接受和排斥。这并不是马勒所说的不好的地方。他指的是后来作品中的几个过渡性的抒情乐章，尽管这几乎不会打扰一个人对整体的欣赏，但他的确是在选择上做得不够。
主题相对的优美和音乐思想的价值不是我们讨论的主旨。经过终生研究马勒的作品，我是这样认为的，马勒的音乐本质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很强大而且很有个性的，当他寻求美时它就美；当他寻求迷人时它就优雅；当他悲伤时它就忧郁。简而言之，他的作品就是有关真正适合这种强大结构和值得表达的崇高感情的那些材料。像布鲁克纳一样，马勒是名先验布道团的掌旗人，一名精神贵人和领路人，一名经过丰富和加强了的音调语言的大师。两个人的语言，就像伊赛亚那样，被上帝祭坛上炽热的炭火所打动并变得神圣。撒拉弗的《圣哉经》是他们所传达的讯息中的主旨。
两人的人格
尽管我同布鲁克纳并不熟，但是我作为一名年轻的作曲者在进入维也纳的音乐圈之后，清楚地记着他的许多事。我遇到了许多布鲁克纳“圈子”里的人，这极其丰富地补充了马勒自己遇到布鲁克纳经历的描述。从大师学生和朋友的报道里，从许多轶事里，我收集到一幅他生动的人格画像，他的环境氛围，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谈吐和怪癖。我感到我好象已把他了解透彻了。甚至在那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布鲁克纳和马勒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布鲁克纳音乐的伟大性和卓越性并没有反映他的人格构成，而马勒的人格则同他的作品相一致。两位大师的外貌真是一个绝妙的对比！古斯塔夫·马勒瘦削的身材，狭窄而稍有点长的脸，黑黝黝的头发下面那不同寻常的高而倾斜的前额，反射出内心火焰的眼睛，修道士式的嘴巴和他那奇怪而不规则的步伐都让人印象深刻，让人想起恶魔似的指挥家约翰·克莱斯勒的化身，而有名的音乐本身则反映了诗人E.T.A.霍夫曼似的创造力。安东·布鲁克纳有着短而肥胖却令人愉快的身材，与他安闲的风度同浪漫的外表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褐色的躯干上长着一颗罗马凯撒似的脑袋。要不是眼睛和嘴上有一丝谦和与羞涩让威严的眉毛和鼻子露了馅的话，这脑袋还真的颇有几分威严呢！
就像人们可以从他们相反的外表上猜到的那样，这两个人自身也不同。布鲁克纳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懦弱的，孩子气而幼稚的人，在几乎原始的天真和简单里混杂着一部分纯朴的狡猾。尽管他在世界闻名的大都会维也纳住了数十年，直到死，但他却一直讲一口未经改动的上奥地利方言，在外貌、衣服、讲话和举止上都保持着乡下人的形象。他的谈话从不论及读书，不管是关于散文的还是关于诗歌的；也没显现出他对科学有兴趣。广阔的学术领域并不吸引他。如果音乐不是主题，他就把他的谈话转到狭窄的日常盛衰变迁上去。因而他的人格必然很有吸引力，因为几乎所有的报道都认可他的天真、虔诚、朴素的简单和谦逊，有时甚至是近乎谦卑的态度所展现出来的特殊的魅力，而这也可以从他的许多信件中看出来。对我而言，我把他这种奇怪的人格吸引力解释为是由于他高尚而神圣的灵魂的体现，也是他毫不伪饰的朴素里所闪耀着的音乐天赋的壮丽的风采。如果说他的态度很难让人感到有趣，那么它却是热心而令人振奋的。
而马勒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的生活就像他的作品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无论他出现在哪里，他那令人兴奋的人格就支配着一切。
在有他的场合里，最保险的都变成了不保险的。他迷人的谈话涵盖着广泛的文化，反映了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不同一般的敏捷思维和表述的能力。被人类思索过、完成和创造过的东西对他都不陌生。他的哲学式思维、炽热的灵魂掌握和吸收着这丰富而营养的知识大餐。没有这样的知识大餐，浮士德式的人就不会存在，然而他并不像浮士德那样对此感到满足。上帝知道布鲁克纳内心一直很坚定。尽管只是在他的作品里透露出他的信念的真正伟大以及他同上帝的关系，但他的虔诚和天主教义支配了他的生活。不仅布鲁克纳的《弥撒曲》和《感恩赞》，而且他的交响曲都是从这种支配着他的整个基本宗教的感情中涌现出来的。他不必努力去寻找上帝，因为他信神。而马勒却在寻找上帝，他在自身里、自然中、诗人和思想家的训示中去寻找。当他在确信和怀疑之间摇摆时，他努力保持不变。在混乱的对世界和生命的思考中，他尽力找出主要的思想和一些令人不懂的意义。布鲁克纳对知识的浮士德式的渴望，对生活苦难的不安，以及对最终和谐的预感都根植于在音乐的塑造过程中从他身上涌出来的精神激荡。变化是马勒生活的特征，而布鲁克纳的则是恒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也是一样的。布鲁克纳歌唱上帝，为上帝而唱，上帝始终占据着他的灵魂。马勒则要为上帝而做斗争。不是持久而是变化占据着他的内心生活，因而也占据着他的音乐。
因此他们的作品和天性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而在很多方面又不同。然而两人都属令人敬畏的朋友之列，他们从不因烦恼而抛弃我们，而是在痛苦中为我们提供慰藉。他们的作品无论何时都是属于我们的珍贵遗产。这样的朋友总是相伴在我们左右。他们的精神在书中，在音乐里，在我们的记忆中，可以随时听从召唤，随叫随到。这两位大师由于他们继续前辈大师留下的工作而早已进入这样的朋友之列。正如我已经显示的一样，两人之间的伟大是不同的，但追忆了一人，离另一人就不远了。除了描述过更具体的联系之外，布鲁克纳音乐中摇动着马勒式的低音，就像马勒的作品中有些看不见的因素让人想起布鲁克纳那样。以他们模糊的亲缘关系而言，我们显然可以谈论“布鲁克纳和马勒”。因此，尽管他们天性不同，尽管他们作品的重要特点不一致，但我的无条件的和无尽的爱属于他们两者还是可能的。
选自库尔特•布劳柯普夫《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附录部分，高中甫译，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Mahler: Symphony No.9 (Bruno Walter/ Wiener Philharmoniker)
预读/校对：yiyi、曹沝炏、桃之夭夭、tender、李宏飞
整理：李宏飞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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