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莫尼埃：托克维尔及其《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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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VENIRS

de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 及其

《回忆录》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具有双重意义：它是一位既是一出重大历史剧的观众又是其演员的人关于这出历史剧的证言。还没有人像他这样非常动人地描写过法国的1848年革命，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这一事件作过十分精湛的评述。因此，《回忆录》使它的作者一举名列19世纪的伟大回忆录作者之中。但是，《回忆录》还有另一个理由引起我们重视：这部著作也是托克维尔人格的最明显的表现。《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向严肃的作者，在这里却表现得非常不同，即《回忆录》反映了他一生中尚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政治生涯。

托克维尔当了将近12年的政治家，并把他的最充沛精力都用于公务。公务甚至使他没有时间从事写作。他的公务活动始于1839年。这年，他在故乡诺曼底省参加众议员竞选，在该省的瓦洛涅区当选。当时他只有34岁。但他只担任了一届议员。4年前，即1835年，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七月革命不久，他同友人古斯塔夫·德·博蒙去了美国，在那里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民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830年的七月革命，加强了他认为社会必须走向民主的信念。因此，他决定去这个似乎已将民主提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解决了的伟大国家去亲眼看一看。托克维尔考察平等给新大陆带来的成果时并没有忘记欧洲，因为汇报其旅行观感的那部书的唯一目的，是叫他的同时代人对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做好思想准备。这部名为《论美国的民主》的著作，取得了公认的辉煌成就，曾多次再版。

《论美国的民主》为他在1838年进入人文和政治科学院打开了大门，也使他在184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于是，他的个人声誉得到同胞的赞同。另一方面，他的名字也可能被一些人诋毁。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这个家族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同诺曼底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一位祖先曾跟随征服者纪尧姆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所以这个家庭在诺曼底地方影响很大，因而可以认为是贵族家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托克维尔的父亲差一点儿上了断头台，是热月9日政变救了他。热月9日复辟期间，他的父亲当过一任省长和一届贵族院议员。因此，在查理十世时当上凡尔赛最高行政法院初审法官的托克维尔，就被认为是贵族，并有正统主义派观点。但是，说他在七月王朝下依靠选民的拥护而获得各种头衔并不完全正确。托克维尔在1837年首次参选失败。2年多之后，他反败为胜。从此以后，瓦洛涅区一直支持他，他一再连续当选，而且票数一直增加，总是领先，直到12月2日政变退出公共生活。

夏尔·德·雷米萨写道：

“此人个子不高，也不魁梧，为人和蔼，规规矩矩，但面带病容，只有他那稠密弯曲的棕色头发，能给人以年轻的感觉；他沉默的忧郁表情，在谈话时显得最为清楚。他的面色苍白，使人立即觉得他身体有病，猜测他容易发火和被人嫉妒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但他绝非如此。他只是容易被人怀疑，为此经常感到痛苦，但总是能自己消解。因此，他不太爱与人交谈，绝不无缘无故地反对一切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绝不是搞阴谋诡计或表示革命愤懑的思想。他没有主动去讨好梯也尔和基佐，而这二人认为这是出于他的嫉妒心理。他们也没有去争取他。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在众议院的表现卓越而且态度冷静，只是对议长鲁瓦耶-科拉尔阻止他伸张正义大发其火。他几乎不在心中记仇，所以也不生恨。他想的很多，说的不多，从不打听我们都写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因此，他与同行之间的关系长期冷淡，在评价他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种冷淡自然也使他与我之间几乎完全断绝往来。我们最后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没有为此大吵大闹……他的为人处世简单和缺乏热情，使人觉得他好像生活在与他所在的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他的完全不需求助和缺乏情感，只会损害他的发言效果；他在讲坛上发言的时候总是冷静的；他从不大言不惭，从不恶语伤人。”

亨利希·海涅谈到托克维尔时不无奚落地说：

“此人头脑不易冲动，所以他的言辞像是一块有棱有角的冰，发射着某种冷光。但是，他的友人博蒙先生却没有给人以这种感觉，此人感情丰富。尽管如此，我们却经常看到这两位密不可分的友人在旅行、出版著作和众议院中始终合作，给人以相得益彰的印象。一个是严肃的思想家，一个是热情奔放人士，好像是醋瓶与油瓶并排摆放在一起。”

政治给托克维尔带来的失意，大于他从中得到的满意。他在众议院没有取得他想要获得的地位，没有能够发挥他想要发挥的作用，没有取得他拟议的成功。但他却积极工作。他参与辩论和在会上发言，有些发言后来成为名文。他是一些重要法案的报告人，但他未能立即适应议会工作，或总是感到这项工作不是从心所欲。他很快就指出这一点，揭发有人在这项工作中搞阴谋诡计。对于有人把政治看成出风头的一般手段，公务人员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依靠自吹而轻易实现其原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样的行为有悖他的道德，当然也有悖他的绅士自尊。终于有一天他写道：

“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卑鄙行径，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由于时运不济，害怕失去职位而遭到惨败时所为，就是他们把野心和激情集中于追求权力，不愿意失去权力时所为。他们有一种害怕心理，使他们对权力产生错误的理解，以致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了职位而不顾荣誉。”

托克维尔绝不以委曲求全（即使是轻微的）来获得成功。有人强迫他采取这种态度，这便给他带来痛苦，因为这使他辞谢了一切暧昧的好意，远离一切轻而易得的亲近。托克维尔非常清楚，停于不应停止之处问心有愧。他认为附庸他人是可耻的。他不会奉承恭维。他写道：

“不管我遇到什么人，只要他的精神或感情中没有什么罕见的东西打动我，都可以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向来认为，不管是平凡的人还是才能出众之士，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眼睛，但我又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容貌特征。我不断询问这些每天见面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士的姓名，而后又不断把他们的姓名忘掉；我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不常同他们见面，见面时也只是说些客套话。他们在领导大众，所以我尊敬他们，但他们又使我感到非常厌烦。”

另一方面，这位信心坚定的人又令人十分感动地、不知疲倦地献身于议会工作。他认为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便竭尽一切力量去从事这一工作，在辩论中，他积极讨论政治问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讨论我不感兴趣的问题时我讨厌；讨论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时我痛心。我认为真理非常金贵和十分罕见，但我一旦发现它，并不爱随便拿来讨论。”

因此，他登上讲台时总是忐忑不安。他确实没有口才，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向我们透露说，当他受到一种活跃而深刻的感情控制时，这种感情就会推动他、影响他和控制他。托克维尔不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很弱，没有抑扬顿挫，尤其是他不能放弃他的文人习惯。有一天纳索·西尼尔问他：“你知道你说话时你那作家的态度造成的后果吗？”托克维尔回答说：“是可怕的。我进入众议院后，就试图去掉作家的形象，但没有成功；我知道在这方面做得完美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基佐。”其中有一篇谈话还提到因托克维尔的体力不支而经常中断谈话。托克维尔继续以其需要关心照料的虚弱身体忙碌于官场。在通信中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不得不放弃政治生活，感到自己没有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所需的体力。

在进入众议院后，托克维尔本想深入到极其广泛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发现自已进入了一个同国家并无实际联系的死气沉沉的封闭的世界，每天都感觉不到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议会上的辩论并不高尚。在辩论中，一些原则性问题经常带有庸俗的私见，而热火朝天的争论都是事先安排的，所以他很快对这种辩论失去兴趣。而在不是因学说的对立而是因个人的好恶而分成的党派之间他是怎样行事的呢？托克维尔心中决定，对于自己必须做的并认为不会有错误的事情绝不动摇不定。他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他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的政治生活的苦恼。对七月王朝的最严厉指责，使他确实失去关于这个王朝伟大的思想，希望法国人也放弃这种想法和不再怀有无谓的激情，在继续追求物质财富时爱护他们的自尊心，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和健全自己的斗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托克维尔信守的是什么政治原则呢？他属于哪个党派呢？1837年3月22日他写信给英国友人里夫说：

“人们都殷切地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党派的人，而我绝不这样。人们叫我振奋激情，而我则只认为，与其振奋激情，不如爱自由和珍惜人的自尊。在我看来，各式各样的统治形式，只能是比较完善地满足人的这种神圣而合法的激情。”

这段思想表白，可以视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的政治和道德抱负的总结。托克维尔为了自由而热爱人的本性。关于他因为没有自由而未能使国家真正伟大、使人真正自尊的想法，并没有被任何人接受。他只要谈到自由就一定提到人的自尊，认为前者必须求助于后者。自由，人的自尊，是评价人有理由存在的最高标准。他在年轻时期目睹的事件，只能加强他对自由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1825年，托克维尔已经20岁。他11岁时，看到了拿破仑帝国已经崩溃。波旁王朝的复辟，使法国重新得到安全与和平。复辟使法国有了一个代议制的政府，承认了反对派的权利。法国首次学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不难看出，当时的法国青年也像托克维尔一样热烈地欢迎新的制度，满怀激情地跟着这个试验的发展前进。这几年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很久以后在1848年革命后他还在怀念这几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我被这种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激情。”

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如人们所知，凡是走向民主的事件，一直受到托克维尔的关心。这种以不同速度在世界上加速前进的革命，是托克维尔最严重关注的对象。他考察了民主在美国的作用，从中精心联系了民主在欧洲的进展。他知道，民主既能发生良好的作用，又能发生不良的作用；民主既能提供安全，又能带来危险。

他向他的同时代人指出了这种危险的苗头：社会在向下拉平了身份的平等；身份的平等正使传统的精英部分逐渐消失并破坏社会的良好风尚；个人在权力更加集中和更加强大的政权面前更加孤立、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麻木不仁；公民养成凡事依靠国家的习惯，不知不觉地丧失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必然消失的政治激情，只能被另一种激情所取代，而这另一种激情又随着另一种激情，即对安定生活和物质福利的热爱的逐渐消沉而加强起来；这些人民为了得到这种福利每天都急于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给国家，而国家也鼓励这种使独立的人更加软弱无力的趋势。

一个失去了自尊心的社会还能有爱好自由的兴趣吗？因此，托克维尔对于未来的几代人中间能否出现不使进步停止的民主深表忧虑。民主不是在破坏使人应当尊严地生活的一切，叫人忘记其本质的东西而歌颂人的奴性吗？但是，怎样才能立即摆脱这种厄运呢？怎样才能防止社会在走向民主的时候无意之中扼杀人的自尊心和光荣感呢？托克维尔认为只有一种救治办法：那就是提倡公民精神。

他认为公民精神是人对自由的天生热爱。这是一种家庭的遗产，一种不仅由男人而且也由女人传下来的传统。实际上，这是托克维尔在赞扬他的祖母——他经常提到她。他在嘱咐他的过继儿子要在个人生活中尽到自己的一切义务后，总是不忘附带说：“还有，我的孩子！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人应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不对祖国尽义务，就不能为国献身；不能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上帝要求人随时准备贡献一切，用自己的时间、财产甚至生命去为国家和国王服务。”

对托克维尔说来，从政是一种义务，一种道义责任。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属于曾经统治过法国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在这个贵族阶级中，依然存在着旧的领导阶级的责任感。他就是以这种心情投入七月王朝下的公务的，在投入时不仅怀有个人的工作热情和抱负，而且怀有尽义务的精神。

1848年2月24日，当七月王朝垮台的时候，托克维尔并未为此而惋惜。这不是因为他已经预想到这场革命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由更有惊人的活力，而是因为他看到法国从长期的沉睡中猛醒过来。法国好像又看到自己的前途。不错，法国是在踉踉跄跄中走向未知的未来。许许多多丑恶的势力在使法国消沉，但也有一股伟大的精神在激励法国。尽管局势有些混乱，但并未妨碍托克维尔尝到获得解放的感觉。他看到了这个一直使他感到局促的貌似彬彬有礼的世界无疾而终。他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气。特别是在困难重重之中，清晰地看到前进的道路。

当然，这条道路上满布荆棘，艰难险阻。但却步不前已不可能。曾多年困扰他的迟疑一去不复返了。斗争在召唤他。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为值得勇敢地面向斗争，如果生活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变为赌博，则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自由和人的自尊受到了威胁。托克维尔要满腔热情地去保卫自由和人的自尊。“这里在拯救祖国，而那里在毁灭它。”他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了激烈的斗争，危险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激起他的斗志。很快，失望接二连三出现。但是，他的政治责任感从来没有停止增强。

共和国在领导阶级的忙乱之中宣布成立，但3天之后领导阶级又突然失去权力。托克维尔毫不迟疑地归服于新政府。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国政府很好地适应了法兰西的需要。但他认为，这是当时唯一可能存在的政府。他只想要一个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共和国。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特点，却直接摆在他的面前。他对此并没有特别惊异。工人阶级长期以来进行的地下活动，已使他看到这方面的许多征兆。他曾多次向议员们发出警告信号：

“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正从政治激情变为社会激情了吗？你们没有看到他们当中逐渐散布的观点和思想不仅要推翻现有的法律、内阁和政府本身，而且要推翻社会，动摇社会今天赖以存在的基础吗？”

这些话是在七月王朝垮台前一个月，于其有名的1848年1月27日讲演中说的。

他认为，工人阶级起义的原因不是饥饿，而是贪婪而盲目的愿望和错误的思想：喜欢物质享乐，既羡慕民主，又鼓吹那种叫人民相信人类贫困是现行统治的结果而非天意的结果，认为贫困是可以通过改变基础社会而消除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六月事件时说：

“贪婪的欲望和错误理论的结合，使这次动乱在发生之后变得如此可怕。有人叫这些穷人相信，富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偷窃的产物。他们还叫穷人相信，财产的不平等既违反自然，又有悖于道德与社会。在贫困和激情的促使下，许多人相信了这些宣传。”

1848年4月10日，他在致纳索·西尼尔的信中又发挥了这一思想：

“这不是出于贫困，而是出于导致这次大动乱的那些思想：即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地位的空想思想，关于社会权力可以在劳资关系中发挥一切作用的夸张性理论，最终要使绝大多数人相信国家不仅能使他们摆脱贫困，而且能为他们提供富裕生活和福利的极端中央集权化学说。”

托克维尔把六月起义评价为“悲惨的”，但又是“必然的”。他甚至没有向我们隐瞒他不希望法国的革命运动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进展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为巴黎开始的一场大战把社会主义阻止了而高兴，并曾“祝愿战士们抓住开战的最初机会”。不错，这个观点不只是托克维尔个人所独有，正如夏尔·德·雷米萨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他的大部分政治友人也同样持有。

托克维尔非常清楚，主张正义不是为反对现存的而且已被他看到的那些弊端。他十分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这方面已经存在的而特别是将来还会出现的严重问题的复杂性。他先在美国，后来又在英国研究了这种复杂性，而且比当时的其他人研究得更充分。在同多年研究救济法的英国1835年济贫法创始人之一纳索·西尼尔讨论救济法当中就有这方面的例证，并在撰写他的《回忆录》时也提到这种事例。毫无疑问，他对工人问题完全没有1848年时全法国已对这个问题所表示的那种同情。

他是以感到法国伟大的爱国者的观点，从为了发展小规模的地主所有制而要保证社会十分安定的乡绅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工人问题的。在他看来，农村的劳动阶级要想在本省取得像城市的工人阶级那样的地位，就得离开农村。他自己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与乔治桑在六月起义前夕进行的谈话（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是对这个问题的表白。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同一位曾在工人中间生活过的人谈论这个问题。他当时感到各政党和人民之间的隔阂是深邃的。

显而易见，托克维尔关心社会问题不是出于内心的冲动，而是出于理智的思考，因为他认为根治贫困要比将来医治社会动乱少受痛苦。一些人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是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这种反对毫不迟疑，又不示弱。他们的反抗不是出于害怕或失望。反抗最强烈的，是资产阶级和农民：前者是无论如何要保卫既得的利益，而后者的反抗则是出于仇恨城市的人口集中和农村缺乏劳动力。托克维尔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那是因为社会主义会使个人自由受到最严重的威胁。

但是在各种大动乱之后，谁能断言所有权不是未来的主战场呢？托克维尔忧心忡忡地提出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今后还要在1848年的社会主义者遭到的那种合理的嘲笑中被埋葬吗？我对这个问题不作回答。我毫不怀疑，我们当代社会的各项立法在长期之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它们的许多主要部分已经存在很久，但就不能加以破坏或取而代之吗？我认为这是很难办到的。随着我深入研究世界的古代情况，更加细致观察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不能对未来再说什么。当我看到不仅法律的内部，而且它们的原则内部都存在极大的多样性，看到已经存在很久而且至今仍然存在的所谓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时候，我不能不认为我们所说的必要制度，向来只是我们所习惯的制度，而社会组织可能具有的形式要比生活在每个社会的人所想象的广泛得多。”

托克维尔对1848年的社会主义者的这种嘲笑，卡尔·马克思也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这两位立场完全相反而且未曾谋面的人，对第二共和国的事件和人物做出了惊人一致的论断。只是马克思认为其中的一部分人的行为还是可取的，而1848年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托克维尔与此相反，他坚信正直人士的责任应当是捍卫他们认定的唯一的社会形式，甚至为了使它成为最好的形式而应当牺牲自己。

当工人运动在血腥的六月里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它造成的动荡不安并未立即消失。尽管付出很大代价，但建立秩序的胜利还是被出卖了！在这个时期，托克维尔已从并不看好的远景中看到未来。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没有使资产阶级厌恶自由主义的制度吗？资产阶级没有进行更加危险的反抗吗？托克维尔在这方面没有犯错误。六月起义标志着第二共和国的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它在全国掀起一场把法国推上专制道路的反革命运动。

一年以后，当托克维尔出任当时被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亲王的外交部长时，他的处境就困难了。政府的任务，是在忠实于新宪法的同时确保统治维持下去。但是如何治理这个再没有人想要的共和国呢？如何使共和国存在下去，反对只想推翻共和国的君主派议会多数，反对一心要把共和国据为己有的总统呢？尤其是如何防止自由不毁于这种冲突呢？政府在这两难的处境下不久便支持不住了。托克维尔不再对共和国未来不被推翻的命运抱有幻想。共和国直接走向专制，这样的局势使托克维尔深感痛苦。

在法国60多年来经过几次革命之后，托克维尔认为共和国是显示建立明智而公正的自由的最后机会。他曾毫无私心地为此而服务，也曾竭尽一切力量在自由受到威胁当中去巩固自由。他的努力没有成果，但失望也没有使他停止努力。他为了克服一些阻碍他的愿望实现的困难进行了盲目的努力而累得疲惫不堪，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表示过迟疑，但却多次不承认对事件的发展无能为力!《回忆录》中叙述负责制定新宪法的委员会的工作的一章，向我们展示了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次斗争累垮了他，他的健康遭到破坏。他曾多次不得不暂时请假休息。后来他到国外去休养：先到德国的莱茵地区，后到意大利的索伦托。

托克维尔应当承认，全力投入政治生活已经失败。政治生活没有给他带来一点个人乐趣。他发现政治生活对他实现首要的任务是最大的障碍。政治生活只给他带来失望、烦恼、忧伤和痛苦。政治生活迫使他同大部分是他看不起的和长期阻碍他勇往直前的人接触。政治生活也使他在谈论他自己的主张时不能完全自主。他说：

“我希望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表现得很好，而如果我想要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那主要是我在回忆我所做的事情时写下的东西。”

托克维尔并没有错误地走下去。事情的发展使他发现自己的政治生活该结束了。他已经计划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上去。历史使他重振精神；他投身于写作。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和开始新生活之前，他想最后回顾一下他曾长期生活的一段时期，但这一时期已经完全不属于他，因为它已经成为他的过去。他要以最后的看法观察这一时期。他试图说明能够解释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件的原由的所有变迁。他要评论自己和同时代人在这场革命中的行为，分析促使他们行动的激情，确定每个人应负的责任。因此，他要写《回忆录》。“使《回忆录》成为我的精神消遣，而不是成为文学作品……智力的消遣胜于体力的消遣……”但是，当他的“这个想法”没有满足他的智力活动的要求时，也把十分紧张的精力用于轻微的体力活动。

在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情节时，他再次确认所犯的一切错误。在回顾刚刚逝去的这段过去的过程中，托克维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悔恨情绪。这种愤恨自己的心情，使他产生把内心的最隐秘活动完全暴露出来的冷静清醒。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批判人们的虚荣心，揭露人们的卑躬屈膝和藏在最严肃态度后面的伪善。这种刺伤同时代人的报复性揶揄，可能使人感到惊讶。但它没有违背受伤的心灵吗？不再怀有雄心壮志的托克维尔，在预见一种与他格格不入的文明出现的时候，便把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年代逐渐积累起来的辛酸，完全洒在他的《回忆录》里了。既然政变粉碎了他寄托于共和国的最后希望，就不能要求他不放弃他的希望。如果相信他在信中向纳索·西尼尔所说的，则于他同自己的同事一起被困在外交部的大房子里的12月12日夜，巴黎第10区的区长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坏的记忆。他在信里对纳索·西尼尔说：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在外交部里那样感到满意。教育、贵族出身、天才以及特别是社会精神方面的法国精英，都被关在这间大房子里了。我们勇敢地参加的长时间的战斗结束了，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我们遭到一些失败，但我们也从中看到另外一些东西。我们都处于面对危险而不害怕的兴奋状态。在扣押我们两个多小时的庭院中，布罗伊公爵和我撕碎或咬碎文件后，被转入一个类似长廊式建在大厦上层的仓库中，这个地方是在较好的房间住满人时供人住的。我们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住进供士兵居住的铺有草垫的房间。我懒得整理床铺，和衣躺在铺位上。我们无法入睡，整夜从这个铺位转到另一铺位，互讲轶闻和笑话或胡吹一阵。整夜热热闹闹，妙语连篇。”

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奇遇！他对自己身负重大责任而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并没有一点惊慌，反而立即清除一切烦恼，觉得这一事件早已在酝酿之中，而现在终于发生了。

12月2日政变使托克维尔重新回到书斋，着手去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很有可能，《回忆录》是为构思这部著作做某些准备的。毫无疑问，托克维尔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经常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回忆录》或许未能帮助他决心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法国不需要反复多次的革命，只有一次革命就可以解决众多任务。这次革命还没有结束，而1848年的二月革命只是它的一个阶段。托克维尔想探究他目睹的这场可怕的悲剧的深远原因，但他未能做到。由此可见，既然1848年的事件没有自然而然地导致1789年革命的结果，而他又想查找第二共和国的产生原因，所以他没有动手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是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与这位历史家的声誉密切相关，因为他的全部政治经验都写在里面了。

选自《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本文摘录自“编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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