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叶芝：《吉檀迦利》导言（李家真译）

W. B. Yeats 黄灿然小站

一

几天前，我对一位著名的孟加拉医学博士说，“我不懂德语，不过，若是哪位德语诗人的诗作译本打动了我，我一定会去大英博物馆，找些英文书籍来了解他的生平，还有他的思想史。可惜的是，尽管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这些散体译作深深触动了我的血脉，比我多年来读过的任何作品都要动人，我还是没法了解他的生平，没法了解催生这些诗作的思潮，除非有哪个去过印度的人愿意告诉我。”这位博士觉得，我为泰戈尔倾倒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并且告诉我，“我每天都读拉宾德拉纳特的诗，只需要读上一行，就可以忘记世上的一切烦恼。”

于是我说，“理查二世时期，生活在伦敦的英格兰人若是读到了彼特拉克或但丁作品的译本，同样找不到书籍来解答关于作者的疑问。不过，他们可以去问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者是伦巴第的商人，就像我问你一样。依我看，这些诗作如此丰富、如此质朴，足以说明你的国家已经涌现了新的文艺复兴，可惜我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它，没有什么别的途径。”

博士回答说，“我们那里还有别的诗人，可他们都比不上泰戈尔；我们都把当今时代称为泰戈尔的时代。据我看，他在我们那里的知名度超过了任何诗人在欧洲的知名度。他的音乐造诣和他的诗艺一样了不起，从印度西部直到缅甸，说孟加拉语的地区都在传唱他写的歌曲。他十九岁的时候就出了名，因为他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紧接着，他创作了一些戏剧，这些戏剧至今在加尔各答搬演不衰。他的人生如此完满，实在让我五体投地。年纪还很轻的时候，他创作了大量以自然为主题的作品，从早到晚都坐在他的花园里；约摸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他承受了巨大的哀痛，于是就写出了我们文字当中最优美的爱情诗篇。”说到这里，博士深情地补了一句，“我十七岁的时候，他的情诗给了我无以言表的巨大帮助。再往后，他的艺术益发深沉，带上了宗教和哲学的内涵，他那些神圣的诗篇，囊括了人类的所有抱负。他从不拒斥生活，而为生命本身代言，在我们的圣贤当中，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向他献出了自己的爱。”

我凭记忆转述这位博士字斟句酌的言辞，语句可能会有偏差，意思则忠实无误。博士说，“不久之前，他在我们的一座教堂——我们梵社的人也使用你们的英语词汇‘教堂’——讲道，那是加尔各答规模最大的一场仪式，仪式现场人山人海，窗台上都站了人，就连街道也挤得水泄不通。”

其他一些印度人也来找过我，他们对泰戈尔的崇敬似乎与我们的社会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伟大与渺小，总是用同一张露骨玩笑和戏谑贬抑的面纱来掩藏它们。建造大教堂的往昔时代，我们不也对本族的先贤怀有同样的崇敬吗？

“每天凌晨三点钟——我确实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亲眼见过——”有个印度人告诉我，“他都会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冥想神明的真性，两个钟头之后才会从沉思中醒来。他的父亲，也就是那位梵社导师，有时会在静坐冥想之中度过一整天；有一次，他在河边看到了美丽的风景，就这么陷入了冥思，船工不得不等了他八个钟头，然后才接着赶路。”接下来，这人跟我讲起了泰戈尔的家族，讲起了他英才辈出的家世。“今时今日，”这人说，“他们家有戈贡嫩德拉纳特·泰戈尔和阿班宁德拉纳特·泰戈尔，两个人都是艺术家，还有拉宾德拉纳特的哥哥德维因德拉纳特·泰戈尔，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松鼠会跑下树来，爬上他的膝头，鸟儿也会在他掌中降落。”我发现，这些人的想法当中包含着一种关于有形之美和有形意义的认识，情形似乎是他们服膺尼采的教条，也就是说，如果某种道德之美或知性之美始终不能通过有形事物显现自身，那就不值得相信。

于是我说，“你们东方人最懂得怎么维持家族的荣光。以前有一天，一家博物馆的馆长把一个深色皮肤的小个子男人指给我看，那人正在整理他们馆藏的中国画。馆长告诉我，‘那人是日本天皇御用的世袭鉴定师，他已经是这个家族职位的第十四代传人了。’”

他回答说，“拉宾德拉纳特做小孩子的时候，他家里到处都是文学和音乐。”我想到泰戈尔诗歌的丰富与质朴，于是说道，“在你们的国家，宣传文字和批评文字多吗？我们不得不炮制大量的宣传和批评文字，尤以我自己的国家为甚，结果呢，我们的心灵渐渐失去了创造的力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这么干。我们的生活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如其不然，我们就没法拥有品味，没法知道什么是好，没法赢得听众和读者。我们花费了五分之四的力气来跟低俗的品味理论，不管它是在别人的心里，还是在我们自个儿的心里。”

“这我明白，”他回答说，“我们也有我们的宣传文字。在乡村地区，人们会念诵根据中世纪梵文典籍改编的神话长诗，经常还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片断，教导大家尽职尽责。”

二

好些天以来，我一直都把这些译作的稿本带在身边，在火车上读，在公共马车上读，或者在饭店里读。我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合上稿本，免得让陌生人看见，我受了多么大的触动。这些诗行——我那些印度朋友告诉我，这些译作的原本充满了精微的节奏感、无法转译的玄妙色调，还有新颖的韵律——意蕴悠长，向我揭示了一个我毕生梦想的世界。它们是一种至高文化的结晶，同时又像是寻常土壤的物产，一如庭园与沼地里的青草。

诗歌与宗教一体的传统已经绵延了许多个世纪，这种传统从或文雅或朴率的隐喻和情感当中汲取养分，又将渊深高贵的思想反哺普罗大众。如果孟加拉文明能够完整地延续下去，如果那种共有的心性——可想而知，它流动在所有人的身上——不重蹈我们这里的覆辙，不分裂成十几种彼此全不相知的心性，几个世代之后，某种与这些诗行里最高妙的意蕴相当的事物就会泽被天下，甚至惠及路边的乞儿。英格兰还只有一种心性的时候，乔叟写下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他写作是为了供人们阅读，或者说是供人们朗诵——因为我们的时代来得很快——尽管如此，他的作品还是在一时之间得到了吟游诗人的传唱。

跟乔叟的先辈一样，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也为自己的作品谱写了乐曲，而你时时刻刻都能体会到，他的作品实在是无比丰富、无比率真、无比奔放、无比新奇，因为他做的是一件从不显得古怪牵强、从不显得有悖情理的工作。他这些诗行不会变成印制精美的小册子，躺在那些贵妇的几案上，那些贵妇用慵懒的双手翻动书页，只是为了哀叹一种毫无意义的人生，而她们对人生的理解仅限于此；也不会出现在那些大学生的手边，在人生劳作开始之时遭到主人的冷落。世代迁延，旅人会在大路上哼唱这些诗行，船工也会在河里哼唱。等候爱侣的恋人会轻声吟诵这些诗行，还会发现，诗行里的神明之爱好比一道神奇的沟渠，他们那些较比苦涩的激情可以沐浴其中，借此找回自己的青春。时时刻刻，这位诗人的心灵都会流向这些人，没有轻慢，没有骄矜，因为它知道，这些人是自己的知音；除此而外，它已经借由这些人的生活境遇充实了自身。

旅人用赭色的衣衫遮掩尘土的印迹，姑娘在床上找寻从高贵情人的花冠掉落的花瓣，奴仆或新娘在空房里等待主人归家，所有这些形象，全都象征着那颗向慕神明的心。花朵与河流，螺号的欢声，印度七月的大雨，或者是炙人的炎热，便是那颗心在相聚或别离之时的意绪。而那个坐在河船上弹拨鲁特琴的人，模样好似满载神秘意义的中国画人物，象征的正是神明本身。这类意象似乎囊括了整整一个民族，整整一个文明，囊括了所有这些让我们觉得无限陌生的事物。然而，我们之所以深受感动，并不是因为它陌生新奇，而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形影，感觉就像走进了罗塞蒂的柳林，又像在梦中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在文学作品中听见自己梦里的声音，这样的感觉兴许还是第一次。

自文艺复兴以来，各位欧洲圣徒的著作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关注，无论我们多么熟悉他们使用的隐喻，多么熟悉他们思想的总体结构。我们都知道自己终须弃绝尘世，并且惯于在疲惫厌倦抑或醍醐灌顶的时刻考虑主动的弃绝；然而，我们读过那么多的诗歌，看过那么多的绘画，听过那么多的音乐，在这些作品中，肉体的呼喊似乎与灵魂的呼喊一体无二，既是如此，我们怎么能以冷酷粗暴的方式弃绝尘世呢？圣伯纳德捂住自己的眼睛，免得它沉迷于瑞士的美丽湖光，我们与他有什么共通之处，又与《圣经·启示录》当中那些狂暴的描写有什么共通之处呢？可以的话，我们不妨找出一些礼数周全的道别言辞，正如这部诗集所载：

“我的告假已蒙允准。祝我一路平安吧，弟兄们！我向各位躬身作别，就此登程。

喏，我交还我房门的钥匙——我放弃自家房舍的所有权利。我仅仅祈请，你们最后的好言好语。

我与各位长久为邻，可惜我领受的恩惠，超出我施与的能力。天已破晓，照亮我暗隅的灯盏已经燃尽。召命已至，我已准备登程。”

此外，正是我们自己的心绪——当它离肯皮斯和十字约翰最远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热爱此生，所以我深知，我也会热爱死亡。”不过，由这部诗集得到透彻诠释的，并不只是我们关于死生长别的思考。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热爱神明，更谈不上信仰祂；然而，回顾人生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在我们探索林间小径的旅途中，在我们欣赏山间僻境的喜悦之中，在我们为意中女子徒然发出的神秘宣言之中，恰恰蕴含着这样的情感，正是它催生了这样一份缥缈诡谲的甜蜜：“我的君王啊，你不期而至，像凡俗众人一般进入我心，又在我不知不觉之中，将我生命里的无数瞬息，打上永恒的印记。”这不再是借由囚牢和鞭笞维持的圣洁，实在说来，它仅仅是一种超拔，诗人由此成为了情感更加炽烈的画师，动笔描绘尘土与阳光。我们可以从圣方济各和威廉·布莱克那里觅得与此相似的声音，尽管在我们的狂乱历史之中，他们两位显得如此另类。

三

因为虔信某种总体的设计，我们写作冗长的书籍，哪怕书中的任何一页都不能带给我们写作的乐趣。除此之外，我们还你争我夺，聚敛财货，用政治填满自己的脑袋——全都是些十分无趣的活计。与此同时，泰戈尔先生却和印度文明本身一样，怡然自得地探索灵魂，让自己臣服于灵魂的自发兴致。很多时候，他似乎是在将自己的生活与另一些人的生活进行对比，后者按照更接近于我们的方式生活，在尘世中占据着看似更为显要的位置。对比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十分谦逊，似乎是他有把握的只有一点，也就是说，他的道路对他自己来说是最好的：“归家的人们瞥向我，面露微笑，使得我满心羞耻。我像叫化姑娘一般坐在那里，牵起裙裾掩住自己的脸，他们问我想要什么，而我垂下双眼，没有应声。”

换一个场合，当他记起自己的生活也有过别种样式的时候，他会这么说，“我曾为善恶之争耗去无数时辰，此时此刻，我空虚时日的游伴却欣然起兴，将我的心拉向他；而我并不知道，这突兀的召唤因何而起，为的是怎样琐屑徒然的目的！”这份天真，这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质朴，使得鸟儿和草叶与他亲近，一如亲近儿童，还把季节更替变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光景一如我们的思索把我们和季节隔绝开来之前。有些时候，我不免暗自揣测，他这份特质究竟是来自孟加拉的文学，还是来自宗教，也有些时候，我联想到鸟儿在他兄长掌中降落的画面，于是便欣然设想，这是一份代代相传的禀赋，一个与漫长岁月一同生长的谜题，如同特里斯坦和佩里诺的骑士风范。

实在来说，当他谈论儿童的时候，这份特质与他本人显得如此水乳交融，让人禁不住悬想，他是不是同时也在谈论圣人：

“他们用沙子建造房屋，用空空的贝壳充当玩具。他们把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放出船儿，让它浮泛在深深的大洋。在万千世界的海滨，孩子们尽情嬉戏。

他们不会泅水，也不知如何撒网。采珠客潜水觅珠，商人们扬舤远航，孩子们则捡拾石子，再将石子随处丢弃。他们不搜寻隐秘的宝藏，也不知如何撒网。”

一九一二年九月

选自《吉檀迦利园丁集》，泰戈尔著，李家真译，中华书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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