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休谟：幸福就是有所作为，得到快乐，休息懒散（杨适译）

David Hume 黄灿然小站

论技艺的提高

奢华（luxury）是一个含义不确定的词，既可作为褒义词用，也同样可作为贬义词用。一般说来，它指的是在满足感官需要方面的大量修饰铺张。各种程度的奢华既可以是无害的，也可以是受人指责的，这要看时代、国家和个人的种种环境条件而定。在这一方面，美德与恶行的界限无法严格划定，甚于其他的种种道德问题。要说各种感官上的满足，各种精美的饮食衣饰给予我们的快乐本身就是丑恶的，这种想法是决不可能被人接受的，只要他的头脑还没有被狂热弄得颠倒错乱。我确实听说有一位外国僧侣，他因为房间的窗户是朝一个神圣的方向开的，就给自己的眼睛立下誓约：决不朝别处看，决不要见到任何使肉体感到欢乐的东西。喝香槟酒或勃艮第葡萄酒也是罪过，不如喝点淡啤酒、黑啤酒好。如果我们追求的享乐要以损害美德如自由或仁爱为代价，那就确实是恶行；同样，如果为了享乐，一个人毁了自己的前程，把自己弄到一贫如洗甚至四处求乞的地步，那就是愚蠢的行为。如果这些享乐并不损害美德，而是给朋友和家庭以宽裕豁达的关怀，是各种各样适当的慷慨和同情，它们就是完全无害的；在一切时代，几乎所有的道德家都承认这是正当的。在奢侈豪华的餐桌上，如果人们品尝不到彼此交谈志向、学问和各种事情的愉快，这种奢华不过是无聊没趣的标志，同生气勃勃或天才毫无关系。一个人花钱享乐如果不关心、不尊重朋友和家人，就说明他的心是冷酷无情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匀出足够的时间来从事有益的研究讨论，拿出富裕的金钱来做仗义疏财的事，他就不会受到任何的指责。

由于奢华既能看作是无害的，又可视为不好的事，所以人们会碰到一些令人惊讶的荒谬意见。例如一些持自由原则的人甚至对罪恶的奢华也加以赞美，认为它对社会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有些严厉的道德君子甚至对最无害的奢华也加以谴责，认为它是一切腐化堕落、混乱，以及公民政治中很容易产生的派别纷争的根源。我们想努力纠正这两种极端的意见。首先，我要证明讲究铺张修饰的时代是最使人幸福的，也是最有美德的；其次我要证明，只要奢华不再是无害的，它也就不再是有益的；如果搞得过分，就是一种有害的行为，虽说它对政治社会的害处也许算不上是最大的。

为了证明第一点，我们只需考虑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这两方面铺张修饰的效果就行了。照最能为人接受的观念来看，人类的幸福是由三种成分组成的，这就是：有所作为，得到快乐，休息懒散。虽然这些成分的安排组合应当看各人的具体情况有不同的比例，可是决不能完全少了其中任何一种，否则，在一定程度上，这整个的幸福的趣味就会给毁掉。呆在那里休息，确实从它本身来看似乎对我们的欢乐说不上有什么贡献，可是一个最勤勉的人也需要睡眠，软弱的人类本性支持不住不间断的忙碌辛劳，也支持不住无休止的欢乐享受。精力的急迅行进，能使人得到种种满足，但终于耗费了心力，这时就需要一些间隙来休息；不过这种休息只能是一时的才适当，如果时间拖得过长就会使人厌烦乏味，兴趣索然。在心灵的休息变换和心力的恢复上，教育、习俗和榜样有巨大的影响力；应当承认，只要它们能增进我们行动和快乐的兴味，对人的幸福就是非常有益的。在产业和艺术昌盛的时代，人们都有稳定的职业，对他们的工作和报酬感到满意，也有种种愉快的享受作为他们劳动的果实。心灵得到了新的活力，扩展了它的力量与能力；由于勤恳地从事受人尊重的工作，心的自然需要就得到满足，同时也预防了不自然的欲望，那通常是由安逸怠惰所引起和滋长起来的。如果把这些生活的艺术从社会里驱逐掉，就剥夺了人们的作为和快乐，剩下来的就只是无精打采而已；不仅如此，甚至连人们对休息的趣味也给毁掉了，它不再是使人欣慰的休息，因为只有在劳动之后，在花费了气力、感到相当疲劳之后，使精力得到恢复的休息才是使人感到舒适的。

勤勉和日常生活艺术的种种改善的另一种好处，就在于它们能产生出某些文学艺术的精品来；不过单靠它是不行的，必须有别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产生伟大哲学家、政治家、著名的将军和诗人的时代，通常总有无数的精巧的成衣匠和造船工人。我们很难想象，那能够生产出完美毛料衣着的国家里全然没有天文学或伦理学知识。时代的精神影响一切艺术和学问，人们的心智一旦从怠惰中唤醒，激发出力量，就会指向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各种艺术和科学。人们从愚昧无知中走出来，享用到作为有理性的人的应有权利，他们就会去思考，去行动，去开拓他们心灵上的愉快情感，就像他们开拓物质上的幸福生活一样。

这些艺术愈加提炼改善，人们就愈是成为爱交往的人。要说那些学识很多、谈话材料丰富的人，会满足于孤寂生活，远离他的同胞，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是无知妄说和不开化的观念。他们成群地居住在城市里，喜欢接受和交流知识，喜欢显示他们的才智、教养和关于生活、谈话、衣着、家具摆设等等方面的趣味。珍奇诱发智慧，空虚产生愚昧，而愉快则兼而有之。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和社会团体到处都有，男男女女在这里相会很方便，这种社会交往的方式使人们的脾气和举止迅速地得到改进修饰。所以人们除了从知识和文艺那里获得提高外，还必定能从共同交谈的习惯和彼此给予的亲切、愉快中增进人性。这样，勤劳、知识和人道这三者就由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联结在一起，并从经验和理性中见到它们进一步的加工洗炼。这种繁荣昌盛的景象通常就被称作比较奢华的时代。

伴随这些益处的害处并不是程度相应的。人们的愉快感情愈是改进，沉溺于过分的这类追求的情况就愈少，因为这类过分对真正的快感最具毁灭性。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鞑靼人时常有野兽般贪吃好喝的毛病，他们对死马也要大吃大喝一通；而欧洲宫廷里则十分讲究烹调艺术。在讲究优雅的时代，放荡的恋爱，甚至婚床上的私通，常常只看作是一段风流韵事罢了，但酗酒就不为风尚所容许，被认为是一种讨厌的、对身心有害的恶行。在这件事情上我不仅赞同奥维德或佩特罗尼乌斯①的看法，也赞同塞内卡和加图②。我们知道有段故事，在喀提林③密谋暴乱的时候，恺撒不得不把一封暴露他同加图妹妹塞尔维拉私通的情书交到加图手中，这位严正的哲学家怒气冲冲地把这封信扔回给他，在激怒中骂他是一个醉鬼；对加图来说，似乎找不到比这个词更难听的骂人话了。

① 佩特罗尼乌斯（？—66），古罗马作家，长篇讽刺小说《萨蒂利孔》的作者，做过总督和执政官，是个终生追求享乐的浪荡公子。《萨蒂利孔》详尽地记录了当时的享乐生活，文笔典雅流利，机智风趣。

② 加图（公元前95—公元前46)，是与之同名的监察官大加图的曾孙，被称做小加图。大加图全力维护罗马古风和传统的道德标准。小加图是保守的元老院贵族领袖，当过保民官，反对恺撒，西塞罗著有称颂他人品的文章。

③ 喀提林，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贵族，担任过行政长官和总督，竞选执政官失败后，曾密谋暴乱，被西塞罗揭露和镇压。

勤勉、知识和人道，不仅有益于私人生活，而且对公共生活起着有益的作用。它们在促成政治治理的伟大繁荣方面的影响作用，正如在造成个人的快乐和兴旺方面的作用一样。增多和消费使生活丰富多彩和欢乐愉快的物品，对社会是有利的；因为这些物品增添了个人的正当享受，是劳动的贮藏库，一旦国家遇到危难，就可以拿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没有对多余奢侈物品的需要，人们就会怠惰，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欢乐，这对公共事业也是不利的。因为靠这样一些惰性的人的工作，国家是不能保持或支持它的舰队和陆军的。

欧洲各王国的疆域，到现在有两百年几乎没有变动了。但是它们在力量和威望上的区别为什么如此之大呢？这只能归功于技艺和工业的增长进步。在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他率领了两万军队；可是圭恰尔迪尼①告诉我们，这支军队的装备耗尽了法国的财力物力，以致若干年里它不能再有大的作为。而晚近的法国国王②在战争期间则能保持四十万军队，在马萨林③死后直到他自己去世的这个时期里，他能进行持续近三十年之久的长期战争。

① 圭恰尔迪尼（1483—1540），意大利历史学家，文学家。

② 指路易十四（1638—1715）。

③ 马萨林（1602—1691），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的继任者，并继他成为法国首相。他曾任路易十四的导师，路易十四即位后，他引导幼主关心政务，并训练了大批官员。

生产得益于知识很多，这些知识是同技术上的长期发展与改进不可分的；另一方面，知识还能够使社会从它的民众的生产中得到最大的益处。要使一国的法律、秩序、治安和纪律臻于某种完善的地步，就必须首先使人们的理性通过教育训练得到提高，并且运用到改造那些粗陋的技艺（首先是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上去，否则便是空谈。一个民族，如果连制造纱锭或使用织布机的好处都不懂，对于这样的民族所能塑造出来的政府，我们能指望它会是好的吗？更不必说，一切愚昧的时代迷信猖獗，它使政治偏邪，还搅扰妨碍人们追求利益与幸福的正当活动。治国安民的艺术知识能培养温良与平和的性格习俗，因为它是用比严厉苛刻要好的人类生活准则的益处教育人们的；苛虐的统治驱迫它的臣民起来同它作对，并且由于赦免无望，使逼上梁山的人只能同它作对到底。随着知识的增进，人们的秉性温和起来，人道精神就发扬光大了；而这种人道精神乃是区分文明时代同野蛮愚昧时代的主要特征所在。这样，派别之争就减少了根深蒂固的宿怨性质，革命行动就减少了悲剧性质，政权统治就减少了严酷性质，民众暴乱也就减少了频繁发生的次数，甚至对外战争也减少了残酷性。在战场上，我们尊敬可爱的钢铁般的勇士，不讲怜悯，也从不畏惧；离开战场，他们就抛弃残酷，恢复了普通的人性。

我们无需担心人们失去残忍心就失去了尚武精神，在保卫国家和自由时变得懦弱无力。技艺不会削弱精神和身体，相反，勤劳作为身心发展不可少的伴侣，能给两者添加新的力量。俗话说，天使是勇气的砺石，它能以亲切美好磨掉勇敢上面的浮垢，如粗暴残忍之类的东西。尊严体面的意识是更有力量、更持久、更有支配作用的原则，它由于知识和良好教育所造成的时代风气的提高，获得新鲜的活力。此外，勇敢如果不加以训练使之得到熟练的战斗技巧，就不能持久，也没有什么用处，而野蛮民族就谈不上有什么战斗训练和军事技术。古人记述达塔默斯是最早懂得战争艺术的唯一蛮族人。皮洛士①看到罗马人整理他们的部队井然有序，颇有艺术和训练，惊讶地赞叹道：“这些野蛮人在训练上一点也不野蛮！”

① 皮洛士（公元前319—公元前272年），伊庇鲁斯国王。曾不惜惨重代价取得了对马其顿和罗马的军事胜利。他的兵法受到许多古作家的引用和赞扬。以下引文见普鲁塔克《皮洛士》第16章第5节。

我们可以观察到：古罗马人由于专一致力于战争，几乎成为未开化民族中唯一总是保持着军事素养的民族；可是现代的意大利人却成为欧洲民族中唯一缺少勇气和尚武精神的文明民族。如果有人说意大利人懦弱是因为他们奢华，讲究礼仪文雅，爱好艺术，那就该想想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的勇敢是无可争议的，这同他们喜爱技艺、努力经商是一致的。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对于他们同胞的这种退化，讲出了一个颇有道理的原因。他们谈到意大利的所有统治者是如何终于都放下了刀剑的：那时威尼斯的贵族统治猜忌它的臣民，佛罗伦萨的民主政体完全致力于商业贸易，罗马被僧侣们统治着，而那不勒斯受女人的治理。此后，战争就成为雇佣兵们寻好运的事业，他们彼此殴打争斗，为了使世人感到吃惊，他们会在大白天去进行一场所谓的战斗，晚上就回到营房，一点血也不曾流过。

严肃的道德家们攻击技术和艺术的改善，依据的主要事例就是古罗马，它把穷困、质朴的美德和集体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上升到一种令人惊叹的庄严与自由的高度；可是当它从被征服的行省那里学到亚洲式的奢华，就陷入各种腐败之中了，这时暴乱和内战就发生发展起来，终于完全丧失了自由。所有的拉丁古典作品，那是我们小时候就谈过的，它们充满了这类伤感，都把国家的衰亡归咎于从东方得来的技艺和财富。萨鲁斯特①甚至认为欣赏绘画也是一种罪恶，不亚于淫荡和酗酒。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这类伤感非常流行，所以这位作者对古老严格的罗马美德充满着赞赏之情，尽管他本人正是当时奢华和败坏的一个突出的例证；他轻蔑地谈到希腊人的雄辩，可他本人正是最优美的作家；他为了上述目的颠三倒四口若悬河说了许多枝枝节节的话，可是他本人的著作正是正确鉴赏力的典范。

① 萨斯鲁特（公元前86—公元前34）。古罗马历史学家。休谟这里提到的，是他在历史著作《喀提林叛乱记》中的看法。

不难证明这些作家把罗马陷入混乱归咎于奢华和技艺是弄错了原因，其实这是由于政体的设计不佳，由于征服的无限扩张。使生活愉快和便利的改善，并没有产生见利忘义和腐败的自然倾向。一切人花费在各种特殊享受上的代价如何，要看对比和经验来定。一个看门人贪爱钱财，把它花在咸肉和白酒上，同一个廷臣贪财用来买香槟酒和美味的篙雀，并没有多大差别。财富在一切时候对一切人都有价值，因为它总是能用来买欢笑的；不过人们同样也习惯于荣誉感和美德并想得到它们，而且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能限制他们爱钱或使他们按规矩来获得金钱。荣誉感和美德，虽然不会在一切时代受到几乎同等的关注，但在知识和文化昌盛的时代，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最大尊重。

波兰在欧洲各国里最不会打仗，也最不会和平；最少机械技术，也最少文学艺术；可是在这里，贪污腐败仍然是最盛行的。贵族保住他们选帝侯的权力，似乎只不过是为了把它卖给出高价的人。这就是波兰人几乎唯一具有的一种贸易。

英国自技术进步以来，自由决不是衰落下来，而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近年来腐败现象虽然似乎有所增长，那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建立的自由制度，我们的贵族已经不可能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也不可能通过特权的幽灵来恐吓议会。不用说，这类贪财腐败的现象在选举人中比在被选举人里更加流行，所以我们不应归咎于奢华和技艺的进步。

如果我们正确地考察这个问题，就能看出技艺上的进步对自由是比较有利的，即使它不能产生一个自由的政府，也有一种天然的倾向要保持这种政府。在粗野的缺乏高度文化的民族那里，忽视技术改进，所有劳动只用来种地；整个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农奴或佃户。后者必然是依附于人的，只能处于受奴役和压迫的境地，尤其是他们由于贫穷没有能力获得农业知识。这种情况在一切忽视技术的地方必定总是如此的。而土地所有者很自然地把自己树为小暴君，他们或者为了自己的安宁和统治必须屈从于一个更高的主宰，或者为了保持他们的独立性，而必定彼此争战不休，有如古代的贵族领主那样，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和灾难，其危害或许比在最专制的政府统治下的情形更甚。但是奢华如果能滋养工商业，那末农民就能因耕作得当而富裕和独立起来；商人也能得到一份财富，使自己接近于中等阶层的地位和威望，而中等阶层的人总是社会自由的最好最稳固的基础。农民们由于摆脱了穷困和愚昧，就不再受从前那样的奴役了；而由于任何人不再能指望对其他人实行专制，领主贵族们也得到报偿，不必再屈从于他们的最高君主的专制。他们也愿意有平等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使它免于君主的或贵族专制制度的侵夺。

社会下层是我们的得人心的政府的支持者。全世界都公认，这是由于这个政府主要关心和做的事情是增进商业贸易，而商业能使民众有均等的机会得到财富。既然如此，一方面激烈指责技艺的改进，一方面又把它视为有害于自由和公共精神的东西，那是非常矛盾的。

谴责现在，推崇远古的美德，几乎是根植于人类天性中的一种癖好；由于流传下来的只是文明时代的情感和意见，所以我们见到的多属攻击奢华甚至攻击科学的严厉批评，所以现在我们也易于赞同这类意见。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要我们充分熟悉它们的风貌，评判时不带偏见并能恰当地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很容易地觉察到上述见解是谬误之见。背信弃义和冷酷无情，是一切恶行中最有害、最可恨的，它似乎专属于不文明的时代；在文雅的希腊人、罗马人看来，这是他们周围野蛮民族的特征。因此，他们也应该正当地认为他们自己的祖先（虽然他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实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美德，同后代相比，在品德和人道方面，以及在鉴赏能力和学术方面，都要差得多。古代法兰克人或萨克森人可能得到高度赞扬，不过我相信大家都会认为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处在摩尔人、鞑靼人的手心里并不安全，远不如法国或英国有身份的人的处境，而这种人是最文明国家里的最有教养的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打算说明的第二点，因为无害的奢华，或一种技艺上的精美、生活上的便利，是有益于社会公众的，所以只要奢华不再是无害的，也就不再有益。如果超出一定限度，就会成为对政治社会有害的东西，即使它还算不上是最有害的。

让我们想想我们称之为罪恶的奢华是什么。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即使是满足肉欲的，它们本身也不能被看作是罪恶的。只有这样一种满足需要的行为才能看作是罪恶的：它耗尽了一个人的金钱，使他再也没有能力尽到按他的地位应尽的职责，无力实现照他财产状况本来应当有的对他人的关怀帮助。假如他改正了这个毛病，把部分钱用来教育孩子，帮助朋友，救济穷人，这对社会有什么不好呢？反之如果没有奢华，这些花销也还是要的。如果这时使用的劳动只能生产少量满足个人需要的东西，它也能济穷，满足许许多多的需要。在圣诞节的餐桌上只能摆出一碟豆子的穷苦人，他们的操心和辛劳也能养活全家六个月。有人说，没有罪恶的奢华，劳动就不会全部运用起来，这只不过是说人性中有另一些缺点，如懒惰，自私，不关心他人。对于这些，奢华在某种意义上也提供了一种救治，就像以毒攻毒那样。但是美德同使人健康的食物一样，总比有毒的东西（不论如何加以矫正）要好。

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大不列颠现在的人口数目不变，土壤气候也不变，由于在生活方式上达到了可以想象的最完美的地步，由于伟大的改革以其万能的作用改变了人们的气质习性，这些人们是否会更幸福呢？要断言并非如此，似乎显然荒谬可笑。只要这片土地能养活比现在还多的居民，他们在这样一个乌托邦里除了身体疾病（这在人类的灾难里还占不到一半）外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别的坏事。所有别的弊端都来自我们自己或他人的罪恶，甚至我们的许多疾病灾祸也来自这种源泉。去掉道德上的罪恶，坏事也就没有了。但是，人们必须仔细地克服一切罪恶；如果只克服其中一部分，情况恐怕更糟糕。驱逐了坏的奢华而没有克服懒惰和对别人的漠不关心，那就只不过是消灭了这个国家里的勤劳，对人们的仁爱和慷慨大度一点也没有增益。因此还不如满足于这样的观点：在一个国家里，两个对立的恶可能比单单只有其中之一要好些；但是这决不是说恶本身是好的。一个作家如果在一页上说道德品质是政治家为了公共利益而提出来的，在另外一页又说恶对社会有利，这并不能算前后非常矛盾。真正说来，这似乎只是在道德体系论说里用词上的矛盾，把一个一般说来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说成是恶而已。

为了说明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我想讲这些道理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在英国有许多争议，我把它叫做哲学的问题，而不叫做政治的问题。因为无论人类会获得怎样奇迹般的改造，比如他们能得到一切美德，摒弃一切罪恶，这总不是政治长官的事情。他只能做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不能靠美德来取代和治疗罪恶。他能做到的时常只是以毒攻毒，用一种恶来克服另一种恶，在这种场合他应做的只是选择对社会危害较轻的那一种恶。奢华如果过分就成为许多弊病之源，不过一般说来它总还是比懒惰怠慢要好一点，而懒惰怠慢通常是比较顽固的，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如果怠惰占了统治地位，一种毫无教养的生活方式在个人生活领域里普遍流行，社会就难以生存，也没有任何欢乐享受可言。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想从臣民那里得到的贡献就寥寥无几，由于该国的生产只能满足劳动者生活的必需，也就不能给从事公务的人提供任何东西。

选自《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杨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小站发表时根据原文对个别字句作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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