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奥威尔：甘地随想录（董乐山 译）

圣人在没有证明清白无辜之前应该总是被认定是有罪的，但是，应用在他们身上的试验，当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在甘地问题上，你觉得要问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甘地是由虚荣心——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坐在祈祷用的席上以单纯的精神力量动摇帝国的谦卑、赤身的老人——所推动的，在多大程度上他参与了政治而损害了自己的原则，因为政治的本质决定不能脱离胁迫和欺诈。要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你必须极其详细地研究一下甘地的行为和著作，因为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一种朝圣，其中每一行为都有意义。但是这部写到20年代为止的不完整的自传，却是对他有利的有力证据，尤其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他可能会叫作放荡的生活方面，而且使你想到，在这位圣人或者半圣人的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如果他本人愿意的话很可能成为一个能获得杰出成就的律师，行政官员，也许甚至企业家。

这部自传①最初出现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印刷很差的一家印度报纸上读到它的开头几章的。这几章给了我很好的印象，而甘地本人在当时并没有给我这种好印象。与他有关的一些事情如自己织布，“灵魂力量”，素食主义等等都是没有吸引力的，他的中世纪式纲领在一个落后的、饥饿的、人口过多的国家显然是行不通的。同样明白的是，英国人在利用他，或者以为自己在利用他。严格地说，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国大党人，他是敌人，但是由于在每次危机中他总是竭尽全力防止发生暴力行为——从英国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防止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可以把他当作“咱们的人”。在私下，这一点有时是坦率承认的。印度百万富翁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甘地叫他们忏悔，他们自然喜欢他而不喜欢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后者一有机会都要把他们的钱夺走。这种打算从长久说有多牢靠，颇可怀疑；正如甘地自己说的，“说到最后，骗人者只骗自己。”但是无论如何，为什么几乎总是温和地对待他，一部分原因是感到他有用。英国保守党人只有在他对另外的征服者实际上实行不抵抗时，才真的生了他的气，如在1942年。②

①《我的检验真理的故事》，甘地著，德赛英译。

② 指二战期间日军侵印。

但是我可以看出，即使那样，以一种感到又好玩又不以为然的口气说到他的英国官员也是有点儿真正喜欢他和赞赏他的。从来没有人说过他腐败，或有任何庸俗的野心，或者说他做了什么出于害怕或恶意的事。在判断像甘地那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似乎从本能上就应用高标准，因此，他的有些美德就几乎放过去了而没有注意。比如，甚至从自传中也可以看出，他十分自然地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是相当突出的：他的遇刺身亡后来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对自己的生命稍为珍惜的公共人物就会安排更加充分的警卫。而且，他似乎完全没有E.M.福斯特在《印度之行》①里言之有理地称为积习难改的印度弊病——猜忌多疑（正如为英国弊病的虚伪）。虽然，毫无疑问，他很精明，能够察觉别人的不老实，但是他似乎总是尽可能地相信别人是本着良心行动的，而且有善良的天性，可以由此打动他们。而且，虽然他出身于贫苦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道路开始并不顺利，而且在体型相貌上大概并不出众，但是他没有妒忌或者自卑的毛病。肤色的歧视，他是在南非第一次碰到它的最恶劣的表现的，似乎使他大吃一惊。但是即使他在从事一场事实上的肤色战争的时候，他也不是根据人们的种族或者地位来看待人的。省长、棉花富商、半饥半饱的达罗毗荼人②苦力、英国土兵都是平等的人，要一视同仁地对待。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最恶劣的情况下，如在南非，当他充当当地印度人的权益保护者而不得人缘的时候，他也不乏欧籍朋友。

① E.M.福斯特（1879—1970），英国小说家，著有《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等。

② 主要居住在印度南部的一个民族。

这部自传为方便报纸连载而写成短小段落，不是什么文学杰作，但是由于它的材料很大部分都是平凡寻常的性质，它反而更加使人有深刻印象了。我们最好记住，甘地开始出道的时候有着一个印度年轻学生的正常抱负，他的极端派观点是逐渐形成的，在某些问题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很有兴趣地知道，有一个时候，他还戴高礼帽，学跳舞，学法文和拉丁文，上埃菲尔铁塔，甚至想学小提琴——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彻底地吸收欧洲文明。他不是那种从孩提时起就以超人的虔诚而出众的圣人，也不是另外那种在纵情声色以后弃世脱俗的圣人。他充分坦白了少年荒唐的劣迹，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很多的劣迹可以坦白。书前有一幅照片是甘地死时的身后遗物。全部衣物可以花5英镑购得，而甘地的罪过，至少是他肉体上的罪过，如果放在一堆，给人的印象大概也差不多。几支香烟，几口肉，童年时代从女佣那里偷来的几分钱，去妓院两次（每次他都“没有干什么”就逃了出来），一次在普利茅斯差一点点同他的房东太太发生了苟且，一次大发脾气——这就是全部罪过。几乎从童年时代开始，他就特别认真，这种态度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但是，到他30岁之前，他没有十分明确的方向感。他初次尝试可以称为社会活动的事是通过素食主义。在他的比较起来不那么平常的素质下面，你一直感到他的祖先那些殷实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存在。你觉得如果他放弃个人雄心，他也一定会成为一个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律师和一个头脑冷静的知道怎样压低开支的政治组织者，一个善于领导各种委员会的能手，一个不知疲倦争取订户的报馆经理。他的性格是极其混杂的，但是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指责，说它不对，我相信，甚至甘地的最大敌人也会承认，他是个令人感兴趣的不平常的人，仅仅由于活着就丰富了世界。但是至于他是否也是个可爱的人，他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教导是否对不接受宗教信仰的人有什么价值，我一直没有把握。

近年来，在谈论甘地的时候，把他说成好像是不仅同情西方左翼运动，而且甚至是这运动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风尚。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都声称他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只注意到他反对中央集权和国家暴力，而忽略了他的学说中的出世的反人性的倾向。但是我认为，你应当明白，甘地的教导不能等同于人是万物衡量标准这个信念，我们的任务是使在这个地球上生活是值得的，因为这个地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地球。甘地的教导只有在这个前提上才有意义：上帝是存在的，而实在物体的世界是应该逃避的幻觉。值得考虑一下甘地对自己所实行的纪律，他虽然可能不去坚持他的每一个追随者遵守每一细枝末节，但是他认为如果你要为上帝或人类服务，这些纪律是不可缺少的。首先是，不吃肉，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什么形式的取自动物身上的东西都不吃（甘地本人为了健康缘故不得不在牛奶上妥协，但似乎认为这是一种退步）。不喝酒，不吸烟，不吃胡椒或辛辣的调味品，甚至蔬菜型的，因为食物不是为了吃而吃，而完全是为了保存你的体力。其次，如果可能，不性交。如性交必须进行，这应该完全是为了生儿育女，而且要保持很长的间隔，甘地本人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立了 bramahcharya①的誓言，这一誓言不仅意味着完全的守贞而且要根绝性欲。看来，不遵奉特定的食谱和经常斋戒，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饮用牛奶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它容易引起性欲。最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追求善的人不能有亲密的友情，不能有任何专一的爱。

① 梵文“守贞”。

甘地说，亲密友情是危险的，因为“朋友互相起作用”，由于忠于一个朋友，你可能会因此做错事。这无疑是正确的。此外，如果你爱上帝，爱全体人类，你就不能偏爱任何一个个人。这也是正确的，而且在这里，人性的态度和宗教的态度不再能够协调。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爱不是意味着爱某个人胜于爱别人，那么爱就是没有意义的。自传没有明确表明，甘地对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态度是不是很不体谅的，不过反正它表明，他有三次宁愿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死掉，也不愿意按照医生的处方让她们进食动物食品。不错，死亡并没有像当初害怕的那样发生，并且甘地——你可以猜想，大概在来自对立方面强大道义压力下——总是让病人自己选择，是否以犯下罪过为代价延长生命，但是，如果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的话，他仍旧会禁食动物食品，不论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他说，在我们为了要活命而采取的行动上，应该有一定的限度。而这限度是划在不到喝鸡汤的程度。这个态度也许很高尚，但是从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这个词来说，这是不人道的。做人的本质是，你不必追求完美，但是你有时为了讲义气而愿意犯罪过，而且你不必把禁欲主张推行到不可能进行友好交往的程度，还有你要准备最终被生活所打垮，这是把你的爱给了其他个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没有疑问，烟酒等等是圣人必须避而不碰的东西，但是圣人境界也是普通人必须避而不碰的东西。对此，很明显是可以反驳的，但作此反驳必须慎重其事。在这瑜珈信徒充斥的时代，很容易认为，“超脱”不仅胜过完全接受世俗生活，而且普通人只是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太困难才加以拒绝。换句话说，普通人都是失败的圣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颇可怀疑。许多人真诚地不希望做圣人，很可能，有些达到了或者希望达到圣人境界的人从来没有感到多大的做普通人的诱惑。如果你能够追溯到心理上的根源，我相信你会发现，“超脱”的主要动机是希望逃避活着的痛苦，而且尤其是逃避爱，不论是性爱还是非性爱，爱都是很累的苦活。不过，在这里没有必要辩论，出世的理想和做人的理想孰高孰低。问题是，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你在上帝和人之间必须作一选择，而所有的“激进派”和“进步派”，从最温和的自由派到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派，实际上都选择了人。

但是，甘地的和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他的其他教导分开来。它的动机是宗教上的，但是他也为它声辩说，它是一种能够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的明确的手法，一种方法。甘地的态度并不是大多数西方和平主义者的态度。首先在南非创导的satyagraha①是一种非暴力战术，一种能够打败敌人而又不致伤害他和感到仇恨或引起仇恨的方法。它需要进行这样的活动：民间不服从运动，罢工，卧轨，面对警察的袭击而不逃走也不还手，等等。甘地反对把 satyagraha译为“消极抵抗”，在古吉拉特语中，此词意思似乎是“坚持真理”。甘地早年在南非战争中为英方担任过担架员，在1914—1918年战争中他准备再做这工作。甚至在他完全摒弃暴力以后，他也诚实地看到，在战争中，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往往是必要的。他没有——的确，由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活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不能——采取无益的和不诚实的态度，认为在每一场战争中，双方都是一丘之貉，谁胜谁败都无关紧要。他也没有像大多数西方和平主义者那样，擅于回避作难的问题。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每个和平主义者有明确义务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那末你对犹太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你是准备看着他们被消灭？如果不是，你打算怎样把他们救出来而不诉诸战争？”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有从随便哪个西方和平主义者那里听到过对这一问题作出诚实的回答。虽然我听到许多遁词，通常是“你又是一个”这一类答复。但是甘地在1938年给问到了一个有些类似的问题，他的答复正式收在路易斯·费歇尔的《甘地和斯大林》一书中。据费歇尔的记载，甘地的看法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就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注意”。战后他为自己辩护说，反正犹太人要被杀死，不如死得有意义。你得到这样的印象：这种态度甚至令费歇尔先生那样的热烈崇拜者吃惊，但是甘地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你如果自己不准备杀人，那么你必须经常准备有人会以某种其他方式丢命。1942年他号召对日军入侵实行非暴力抵抗时，他承认这可能造成好几百万人的死亡。

① 梵文“执真”，即“坚持真理”。

同时，有理由认为，甘地毕竟生于1869年，他不了解极权主义的性质，他都是从自己反对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来看一切事物的。在这里，重要的一点不是英国以耐心的态度待他，而是他总是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我们可以从上述所引那句话中看出，他相信“唤起全世界”，而只有全世界有机会听到你在做的事情时，这一点才有可能。很难设想甘地的办法能够用在现政权反对者在深夜消失以后永远不会再露面的这样一个国家里。没有新闻自由和集会权利，仅仅呼吁外国舆论，他这办法是办不到的，而是要发动群众运动，甚至要让你的对手知道你的意图。眼下俄国有甘地那样的人物吗？如果有的话，他完成了什么？俄国群众只有同时都有公民不服从思想的时候才有可能实践这一思想，即使在那时候，根据乌克兰发生饥荒的历史来看，这也不起作用。不过我们姑且假定，非暴力抵抗用以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是有效的，或者反对占领国是有效的，即使为此，你怎么把它在国际上实行呢？甘地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言论似乎表明他也感到这有困难。用于对外政治，和平主义要么不再是和平主义要么便成为姑息。此外，甘地在与个人打交道时用之很有效的假设，即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可以接近的，都会对大度的姿态作出回应，却需要认真地予以商榷。例如，当你与疯子打交道时，这就不一定正确。那么问题就变成：谁是神志健全的？希特勒的神志健全吗？一国的整个文化用另一国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不是很可能就是神志不健全的吗？而且，就你能够衡量整个民族的感情而言，一种慷慨大度的行为同一个友善的回应之间有没有明显的关联？感恩图报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因素吗？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都需要讨论，而且迫切需要讨论，在某个人按一下电钮，火箭就开始发射之前，留下给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年了。文明能否经受另一场大战，看来颇可怀疑，以非暴力为出路，至少是可以作如此想的。对于我在上面提出的这种问题，甘地大概会予以诚实的考虑，这是他的美德；而且，的确，他大概在他的无数报纸文章中讨论过其中的大多数问题。你可能会觉得他有很多事情并不了解，但是你不可能觉得他有什么东西是不敢说的或不敢想的。我从来不能够对甘地感到怎么喜欢，但是我并不肯定地认为，作为政治思想家，他基本上是错的，我也不认为他的一生是一场失败。使人奇怪的是，在他被刺后，他的不少最热情的仰慕者悲哀地声称，他活到刚刚看到他的毕生努力付诸东流，因为印度在进行一场一直被认为是权力移交的必然副产物之一的内战。但是，甘地一生致力的，并不是平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敌对。他的主要政治目标——和平结束英国统治——终于已经实现。像常见的一样，有关的事实总是互相交错。一方面，英国未经一战就离开了印度，这件事很少观察家在一年前会作此预言。在另一方面，这是由工党政府来完成的，可以肯定，如果是保守党政府，特别是由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如果说到了1945年英国已有很大部分的舆论同情印度的独立，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甘地的个人影响？而且如果印度和英国最后能实现不错的友好的关系（这是可能发生的），这会不会是一部分由于甘地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不怀怨恨以至净化了政治空气？从有人想到提这种问题这一事实也可看出他的声望之高。你可能像我一样感到从美学上来说对甘地的厌憎，你可能反对有人把他抬到圣人的地位（附带说一句，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你也可能反对把圣人当作一种理想，因此感到甘地的基本目标是反人性的和反动的：但是仅仅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而且把他与我们时代的其他政治领导人物相比，他留下的气味是多么干净！

1949年1月《党见评论》

选自《奥威尔文集》，董乐山 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