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杜比：为何文艺复兴没有首先在法国兴起？

乔治·杜比法国理论

Le Temps des cathédrales

《大教堂时代：艺术与社会（980—1420）》

文：乔治·杜比（Georges Duby）

译：顾晓燕

* 本文节选自《大教堂时代：艺术与社会（980—1420）》（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

巴黎，王之城，欧洲中世纪名副其实的都城，这一荣耀在罗马之后空悬已久。巴黎之都城意义并非止于某个帝国或某个基督教国家，它是一个王国的都城，即天国之都。城市艺术以我们称之为哥特艺术的形式在巴黎达到顶峰。

国王的权力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开始树立威望，并在大教堂时代的欧洲日益稳固。封建君主的形象是：位于金字塔塔尖之上、将一个多世纪以来因封建制而分散的万千权力集于一身之人。的确，在公元1200年之后，在重组的诸多王国中，有一个较之于其他国家更幅员辽阔、更结构稳固的，那就是这个都城位于巴黎的王国。在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里，未曾出现任何君王能拥有像圣路易般的崇高威望和丰厚财产。这位法王路易九世在其尚在人世时就被每一个人视为圣人。

圣路易和他祖先都曾经慷慨地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致力于建设新的大教堂。然而先锋神学家们所提出的艺术形式，即哥特艺术，远远无法涵盖整个欧洲艺术。多种势力割据的地区多样性、新兴的罗曼美学的地位和顽固的思维习惯，都构成了对首先表现为法国皇家艺术的欧洲艺术的阻碍，后者在一些地区步履维艰，而在广阔的边陲之地更是无法渗透。

事实上，哥特艺术在向基督教世界各个角落扩张的过程中遭遇着种种障碍：传统、信仰以及与法兰西思维格格不入的其他思维方式。在神圣罗马帝国，哥特艺术遭遇来自奥托文化传统的强劲阻力。在意大利发展起来的铜像艺术完全抵制住了法兰西艺术的影响。扩张的基督教世界从东方带来的一切元素，都在帮助这些地区的艺术抵制哥特艺术的魅力。罗马则延续着整个古典主义的文脉，同时继续受到罗曼风格和东方影响。

每一个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都是阻止法兰西美学渗透的重要原因。法兰西王国的教师的冒险精神、探索的勇气，以及用理性的知识滋养信仰的努力，都没有影响到这些地区。

这一时期，巴黎的大学群星闪耀，培养了众多的学者。巴黎的大学锻造对抗异端的最强“武器”。所有基督教世界里的高级教士都来此地学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匈牙利、莫利亚、尼科西亚等地的主教们，以及旧日为巴黎学子的教皇们都在保护它。大学生和整个巴黎城的居民结队迎接从布汶大战中凯旋的法国军队，目睹国王带回的一众笼中囚徒。国王战胜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自己赢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从此排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继卡佩王朝的军事胜利之后，路易九世的德行又为王权的神圣性增加了一抹光环。圣路易成为众多亲王之间争执的仲裁者，他统治了朗格多克，他的兄弟统治了普罗旺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半岛。整个欧洲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向贵族阶层推行一种新的骑士模式，即所谓“忠义之士”：阵前骁勇善战，贵妇身边彬彬有礼，上帝跟前心存敬畏。得益于大学和王权，巴黎以及它所代表的法国艺术在13世纪中期称霸欧洲。

与此同时，另一个梦想破灭了，那便是征服世界并用基督的信仰统一天下。这个梦想从欧洲第一次战胜伊斯兰势力开始就令人心驰神往，但如今梦已经被惊醒。1190年的十字军曾经想收复圣墓，但徒劳而返。在漫长的阿卡围城战中，人们常常在撒拉逊人中见到一些同样值得尊敬的虔诚的穆斯林。后来十字军战士回来时灰头土脸、疾病缠身、两手空空。连圣路易自己也被俘虏，不得不支付赎金，他没能去往圣墓朝圣。1261年，教会分裂派将法兰克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1270年，圣路易试图再次带领诸侯进军圣地耶路撒冷，但儒安维尔拒绝随行：“我认为建议国王此行的人都是死罪。”事实上，作为骑士楷模的圣路易正是死于这场失败的艰难远征中。

此时的教会人士开始明白基督教世界只是茫茫世界中的一小部分，不能奢望以这一隅之地，一步步吞并整个世界。确实，为什么要一心去对抗那些异教的勇士呢？还不如通过商品买卖及和平的传教活动与他们沟通，逐步渗透那些难以攻克的王国。1271年，马可·波罗从他的同胞威尼斯商人以及托钵修士们的游记中了解了行程，从此走上了丝绸之路。意大利人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代替了法兰西盛行一时的骑士战功。

13世纪末的财富属于市民——那些以放贷为生的人从挥金如土的贵族手里买下地产，盘剥向他们借钱的庄稼汉，把农人的子女吸引到城里的作坊，但仅支付低薪。法国经济固然强大，但法国境内贵金属资源短缺，而其中大部分都无法流动。商业活动缺少的支付工具，正是由意大利人提供的。他们帮人兑换货币，接受无息贷款。到该世纪中期，欧洲人开始铸造金币，而其中大部分出自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作坊。

意大利城市的繁盛可以看作十字军东征的长远影响。十字军里并没有很多意大利骑士，但它激发了这一块土地上人们的海上冒险精神。11世纪，当西方基督徒带着朝圣之心向往耶路撒冷时，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开始建造船只，带上第一批朝圣者去往圣墓。东征开始后，浩浩荡荡的部队经由陆路占领了圣地，而从比萨和热那亚出发的船队攻占了巴勒斯坦，他们从未停止对基督骑士的支持。13世纪时，大部分骑士到比萨、威尼斯和热那亚登船。此时，造船技术日臻成熟，商业繁荣促进了造船量的增长。船长和水手又有了新的财路，他们从组织东征的王侯手里赚得了大笔财富。

这一场在两个世纪里逐步壮大的经济运动，使得意大利商人在1250年站在了世界经济的巅峰，并悄无声息地将文化创造的力量凝聚到自己身边。当人们还在为几个世纪里思想和艺术之光由希腊到罗马，再由罗马到巴黎的一路转移而欢欣鼓舞时，新的转移又开始了。但这一次的转移是隐性的，并未前行很远。巴黎大学在其后的很多年里依然独占鳌头，意大利任何一处当世建筑无法与兰斯圣母院媲美。

14世纪，欧洲之所以放弃扩张转而收缩，是因为至少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不断增长的欧洲人口在近1300年时开始出现拐点。1348—1350年的黑死病以及随后的大规模疫病使人口出现灾难性的下降。15世纪的最初几年间，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相较于一百年前少了一半。战争曾经作为侵略性的力量以远征的形式向外扩张，但如今人们感觉到它正在向内逆转。在14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欧洲物质文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倒退，前后两次大规模的发展之间隔了一个漫长的萧条期。

流行病、生产混乱和军事动荡确实严重影响了日耳曼的某些地区和英格兰王国，而法兰西这个曾经的经济强国受创更为严重。与此同时，意大利中部的商人和银行家手里掌握着横贯欧洲、利润丰厚的生意。得益于主教税收和西方经济中心的转移，该地区跻身最繁荣的金融区。不断累积的财富让这里成为可与巴黎媲美的艺术创作中心，并敢于向巴黎叫板，极力肯定原创的艺术形式。巴黎的艺术形式也曾经在这个地区占据统治地位，而来自法国的进口物品尤其巩固了这一影响力，但这一地区对巴黎的屈从仅仅流于表面。意大利中部的审美传统实际上根植在两个强大的根基上。其中一个来自东方的巨大影响。另一个则来自更深层的基础，这一基础来自古罗马，凭借着诸多遗迹和仍在使用的古迹呈现于世人眼前。新的艺术潮流得益于罗马教廷以及方济各会枢机主教的资金资助，得益于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商人大笔的黄金涌入，这里开始试图摆脱巴黎的影响。它拒绝了拜占庭艺术，摆脱了域外美学的强大殖民枷锁，有意将自己根植于罗马文化，忠实于故土意大利，复兴了古老的艺术形式。

1400年，巴黎终于成为艺术融合集大成之地。整个特雷森托时代，围绕着欧洲各大宫廷酝酿的艺术融合最终完成。与英格兰的漫长战争以法王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法兰西国王因而变得更强大、更富有，因为在战争中锻造的财政机器使黄金大量涌向他，供其随心支配。查理四世去世后，神圣罗马帝国陨落，逐渐淡出历史的视线。分裂的两个教廷彼此对立，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同法王以及与其一荣俱荣的叔伯亲眷们（安茹、贝里和勃艮第公爵们）的势力相抗衡。

巴黎的艺术融合标志着这一轮艺术演变过程的结束，起源于法国的艺术表现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占主导地位。这丝毫不出人意料，在14世纪的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俗力量并不来自罗马，而是来源于骑士文化，而骑士文化的发源地正是法国，并以法国的风格传播至塞浦路斯、潘普洛纳、温莎或佛罗伦萨。1400年，整个欧洲甚至包括托斯卡纳在内的主流艺术语言都是哥特式的，它关注线条和材质的奢华，而不关心重量、厚实度和空白空间的质感。除了一些表现事物外观的巧妙手法外，哥特式语言几乎没有从重新被世人发现的罗马艺术形式中接受任何东西。

然而，巴黎在欧洲文化史学家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初期噤声了，阿维尼翁和罗马同样如此。新艺术的前沿出现在佛罗伦萨和佛莱芒，这只是政治的偶然：罗马教廷面对宗教分裂的动荡局面做出让步；家族纷争、暴动和外族战争解构并分裂了瓦卢瓦王朝。但这一偶然的权力转移并没有将艺术创作从贯穿整个14世纪的王侯赞助模式中解放出来。诚然，托斯卡纳和佛莱芒地区有着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但巴黎、阿维尼翁和米兰这些曾经绽放过骑士风雅文化的城市也曾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人口众多。

佛莱芒艺术要从一隅之文化一下跃居绘画领域的先锋，还需等到百合花王室的王公们从法兰西国王处继承部分荣耀和财富后，勃艮第公爵将势力扩展到佛莱芒，在那里建立宫廷，召集未在巴黎谋得职位的最优秀的艺术家。当佛罗伦萨的城市贵族因为黑死病大批死亡而引起的混乱逐步平息，当贵族精英重新形成稳定的阶级，成为上层文化和骑士文化的继承人时，属于佛罗伦萨的伟大时代才开始了。

作者简介

乔治·杜比（Georges Duby，1919—1996），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中世纪史学家，继费尔南·布罗代尔之后法国史学界无可争议的巨头，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布汶的星期天》《骑士、妇女与教士》《大教堂时代：艺术与社会，980—1420》等，编有《法国文明史》《私人生活史》《西方妇女史》等，研究领域涉及中世纪的方方面面。

内容简介

《大教堂时代：艺术与社会（980—1420）》这部里程碑式著作是乔治·杜比首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作品。这是一部关于艺术的历史学著作，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以文学的手笔书写的经典之作。它将中世纪的西方艺术创作还原入整个西方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向我们展现了“欧洲之都城”这一荣耀如何从希腊、罗马转向了巴黎，以及法兰西文明何以在几个世纪里独占鳌头，为我们理解纷繁复杂又摄人心魄的艺术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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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王之城，欧洲中世纪名副其实的都城，这一荣耀在罗马之后空悬已久。

它是一个王国的都城，即天国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