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中美能源合作应“政经分离”

文 | 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

疫情叠加下的世界经济不断下行，催生了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暗流汹涌。受其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沙特、俄罗斯等石油生产国在2020年将会出现6.8%的负增长，而发达经济体则为-8%，而美国更是出现了最大的季度环比-33%的经济下滑。

随着全球大多数国家国内经济下行，中美大国政治关系脆弱回暖进程被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因素所阻碍。国际社会均对中美大国博弈发展表示担忧，特别是中美关系继续呈现政冷经热的局面。

尽管美方在疫情责任、香港、南海、知识产权、高技术产品、关键数据等领域持续抹黑或遏制中国，但是疫情下，中国2020年1-5月对美顺差大幅度攀升，在全球贸易缩水30%左右的情况下，中国对亚洲顺差为116亿美元、对欧洲458亿美元、对美国接近960亿美元。

因此，虽然2020年全年走向还不确定，但是如果中国可以为国际资本创造热点，加上疫情后中国制造业优势凸显，中美两国贸易结构仍然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如果短期红利增加，持续推进西方资本流动，也可以构成长期中美经贸关系紧密发展，形成美国等西方资本短期逐利性和中国持续政策红利结合的局面。

因此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美关系和大国综合国力博弈复杂性增加，在低油价、后疫情和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大国贸易结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贸易中枢纽位置仍维持稳定发展。世界各国都期待中国引导全球化发展、稳定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和贡献全球公共产品。

随着“东升西降”的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发生变化和能源结构加速转型，中美两国围绕全球能源的产业政策、价格机制、治理体系、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等都在加剧，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正在步入新时代，特别是中美两国能源安全合作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中国和美国位列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疫情之前，能源合作是中美重要合作领域，中美能源合作可以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促进中美能源技术全面合作，缓和美国政府在经贸议题上对中国的不满，促进美国产油州对华友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尽管中美经贸摩擦一度升级使得两国在能源领域的正常合作受到了明显波及，但是随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两国进出口投资项目有望启动、扩大美国能源进口规模的商业与基础设施准备不断发展。

因此，能源合作和能源贸易应该独立于地缘政治因素考量，通过市场理性逻辑发展中美能源贸易，以此来推进充满不确定的全球政治格局发展早日恢复平衡。

从全球能源体系演变来看，能源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以市场为基本平台、以契约精神作为基本守则的经济框架。尽管政治行为体能够以政治或外交为理由，通过经济或贸易手段，对国际能源市场形成扭曲造成价格和供应的短期波动，导致其他行为体的短期经济福利减少和能源体系的失衡，但就长期宏观走向而言，其他政治或经济行为体则会采取应对举措，减少自身经济福利的损失，使能源体系重新走向均衡。

在疫情叠加的低油价周期冲击下，主要油气生产国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加强，特别是美国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实际上加强了美国油气大企业的垄断能力。美国也加大了对全球油气市场议价博弈的影响能力。

2020年3月，由于俄罗斯拒绝屈从于沙特阿拉伯的意愿，导致油价震荡。俄罗斯与欧佩克的协议破裂，未能延长减产达成协议，导致石油价格陷入混乱。因此，俄罗斯以油气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的意图在下降。而当特朗普政府进行油价斡旋，呼吁减产以缓解供应过剩时，主要生产国都予以支持，并达成妥协。2020年4月“欧佩克+”与俄罗斯的谈判从戏剧性失败到妥协达成，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游刃有余，而且可以对全球能源博弈带来冲击，美国在油价博弈方面的话语权明显增加，并推动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共同应对全球低油价挑战。

从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政府，美国都在力图实现全球能源领域的地缘大国和全球治理大国的双重领袖地位。如低油价震荡极有可能会引发例如石油工业和相关企业的冲击、中东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以及其他联动效应等风险和危机。在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展开石油价格战后，能源行业落至创纪录的低点、交易暂停、开支削减，导致原油和股票价格呈螺旋式下跌，原油市场震荡也导致国际石油投资者抛售原油资产，并带来市场恐慌和冲击油气企业的股价，中石油、中海油以及中石化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股价都出现下跌。

而中国正面临以过高对外依存度和能源金融风险为代表的全球能源体系失衡风险，以及进口通道风险加大和节点地区动荡等地缘安全等挑战，中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能源进口多元化，也在于能源金融、石油美元和定价、全球石油基础设施和通道公共产品、能源治理等方面，而在上述方面，中国亦需要与美国合作，在促进本国能源安全的同时，为参与贡献和引领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做贡献。

疫情后中美能源贸易关系将会面临的新的窗口机遇期。美国能源需求将下降，生产和出口不断扩张；中国能源需求将增加，进口也将增加，而能源生产将减少。即便存在重重大国政治博弈的不确定性，从市场逻辑来看，中美油气能源企业势必成为互利合作伙伴。

但是应该看到，全球能源合作交往中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维度将上升，当前世界安全问题呈现复合化与普遍化的特点，国家间地缘政治交往与经贸互动往来界限正在模糊，传统政治安全和经济交往界线已经变得模糊。随着疫情下的“安全问题的普遍化”，反映到中美能源合作交往中，就呈现出政经不分和政冷经冷的可能趋势，美国对中国潜在能源政治打击更多会从价格、能源技术封锁、审查中国资本对美国能源投资等展开。

中美政治关系更会影响能源合作发展，如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全面爆发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正常合作受到明显波及，不仅中国自美能源进口规模骤减、对美能源投资重大项目全面搁置，而且两国企业在核电技术转让领域的商业合作也明显受限甚至被迫取消。特别是疫情下与巨大的中美贸易顺差形成对比，中国在2020年上半年度仅仅进口约2.5亿美元美国原油，其中从沙特和俄罗斯则各为150亿美元左右，中美油气贸易的规模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发展。

研究表明，中国扩大美国能源进口规模完全具备商业与技术可行性，理论上能有效降低美国对华敌意和不满，会发挥一定积极的作用。然而，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美国大选、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等都会让整个中美关系和中美能源合作的走向出现逆转。

为此，中国可以继续通过中美贸易谈判为契机，扩大中美能源贸易关系促能源地缘政治双赢。中国应该继续推动中美能源贸易的利益捆绑，在国家能源安全红线下大幅度增加对美油气进口，无论面对怎样的国际政治局势与国内外经济环境、无论是基于短期还是长期考量，中国政府都需要大力推动中美能源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中美两国企业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有助于带动美国国内就业、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对于缓解两国日益紧张的政治关系有一定帮助。

长期来看，加强中美能源合作应该和亚太能源资源合作相互联系，通过能源环境合作来缓解因南海引发的地缘安全紧张趋势，通过解决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与能源需求短板的矛盾，通过共同解决亚太能源供需分离矛盾，来共同扩大中美在亚太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化解地缘不稳定因素，以政经分离的能源合作发展，来最终实现政经发展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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