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讲稿 | 拉纳·米特：中国，不应被遗忘的盟友

翻译、整理：祁晗、张卉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编者按：8月30日周六，“东方历史沙龙”第10期在单向空间举办。《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方曌邀请英国历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探讨他刚刚出版的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以及他在探索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理解和看法。以下为沙龙文字记录。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请来拉纳·米特教授参与我们的沙龙活动。米特教授刚刚出版了题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的著作，其中对于中国在二战中及战后的活动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和论述。那么今天，我们就想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谈谈相关的问题。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们今天，西方的读者似乎对中国二战之后的状况了解得非常少，而即使是谈到二战中的历史，中国的存在也往往被西方的视野所忽略。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能否请您展开论述一下？

拉纳·米特（以下简称“拉”）：我想说一下自己的见解。我认为中国二战中历史被忘却的原因就是冷战。从1945年到1949年这短短的四年中，中国在西洋人心中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中国从战时盟友突然变成了这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陌生的，不可信任的共产主义国家。它变成了西洋的敌人，不久在朝鲜战争中西方就要面对共产主义这个敌人。

冷战造成了一个历史黑洞。首先，在西洋这边，由于中国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敌人，西洋人回忆二战历史时很难把中国的二战经历放到自己的回忆当中；而在中国这边，由于冷战，西洋的学者不可能到中国来查阅档案，与中国学者会面讨论，撰写历史。中国和西洋的学者无法沟通。通过沟通本来可以看清的历史，却由于冷战变成了一片空白。

这种状态我认为是最近几年才出现了变化。由于这个认知的空白，我这本书，出版时是唯一的几本讲中国二战经历的英文书之一； 相比较的话，关于纳粹德国，太平洋战场，诺曼底的英文书有几千本；英语书籍里关于二战中国的研究太少太少。

东：在今天的中国，有人会说中国之所以会在二战中被遗忘，是它应该被遗忘，因为中国并没有在盟军的军事活动中起多大作用，请问您如何支持中国不该被遗忘的观点？

拉：我觉得不仅仅中国人这么想。很多西方的学者也这么想。似乎大多数人都接受这种说法。但这个说法也许只反应了历史的一面，甚至根本没反应历史的真相。

有时人们会用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状态去解释另一时期所发生的事。中国的二战经历似乎就是这样被误解了。我的意思是我们都知道国民政府在1949年的状态——在内战的尾声，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被共产党军队击败——很多人就认为抗日战争时 （1937-1945）国民政府的状态也是同样的腐败无能。他们觉得1949年的国民政府就是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的一个延续。这是完全错误的。抗日战争时，中国凭什么能抵抗日本整整八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军队能够压制住多达七十五万日军的不断攻击。日军迫切的要击败中国并且占领其他亚洲国家。但他们无法结束在中国的战斗，因为他们无法击败中国军队。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军队是国民政府的军队。

另外一些评判中国二战史的人曲解了历史，因为他们用衡量英国、美国和苏联的标杆去评判中国这个盟友对二战所做的贡献。这种比较完全歪曲了事实。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当时的金融体系很弱，中国的政府又处于流亡状态挪到了重庆，在战争开始的四年基本没有盟友，孤独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崩溃还抵抗住了那么多日军的不断攻击，实际上这是值得称道的战果。但是，我知道方先生是历史专家，所以你想问的是不是什么更具体的问题？

东：美国和中国在抗日战场上曾有过合作关系，请问教授您怎么看待1941年到1945年美国政府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合作，以及这两个盟友的关系？

拉：在这本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里，当我讨论中国美国在二战时的盟友关系时，我常用到一个短语，就是“对双方有害的联盟”（“toxic alliance”）。我用这个短语所讲的就是这张照片里的中美关系。这张照片里有蒋介石，他的妻子宋美龄和援华美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是二战期间中美关系的缩影，它既是一个密切的关系，一个对亚洲战场极其重要的关系，同时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冲突不断，关系差。

我们找到了很多他俩关系不和的直接证据。在书中我引用了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和蒋介石的日记；也许很多人知道，1942年来到中国不久史迪威将军就觉得蒋介石是缺乏能力的将领，他还给蒋介石取了一个外号——“花生”。特别是来中国几周后，史迪威迫切地希望中美军队共同出兵缅甸，解放日本人控制的缅甸。在蒋介石的日记里，蒋介石说史迪威高傲，不尊重人，不听从上级的指挥，史迪威的上级当然就是蒋介石。他们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性格间的冲突，他们的冲突还代表了中国和美国之间很关键的一个区别，那就是两个国家对那场战争最终目的不同的理解。对于美国人来讲，对史迪威来讲，蒋介石缺乏能力，效率低是因为蒋介石拒绝主动进攻；作为一个美国军校毕业的军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应该召集军力主动地去与日军战斗。蒋介石的意见不一样。蒋介石认为中国在没有盟国协助的情况下已经和日本人抗衡了四年半，他手下最好的部队已经牺牲了，例如在上海和武汉的战役中，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把重心放在防守上，不让整个国家输给日军而不是主动进攻日军。他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既是战略上的矛盾也是个性上的。矛盾恶化到了史迪威一度想谋杀蒋介石。最终，蒋介石在1944年向罗斯福总统要求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我说这些是据个例子说明那段时间美国的梦想与中国的梦想不太一样。

东：如果史迪威与蒋介石有如此多不同，那么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还有两个更大的盟友，致力于通过二战重塑世界新秩序的罗斯福和抱有更加切实目的的丘吉尔。开罗会议第一次使得中国能和这些国家坐在一起。我想请教授谈谈从开罗会议到波茨坦会议，三方对中国地位的评价经历了哪些变化？三方的观点是什么？

拉：开罗会议我觉得是历史上重要的一刻。首先，开罗会议标志着历史上第一次一位中国领导人，他也是第一位非欧洲领导人，第一位非西洋领导人，和英国的首相以及美国总统平起平坐地交谈。他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领导人中的两个。蒋介石与他们的会面标志了罗斯福对二战的定义。罗斯福将二战定义为反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国与英美的平等会面正好含有这个意义，因为它代表二战不仅仅是为了解放欧美人而打的，二战是为了解放世界所有人而打的。实际上，方先生可以打出另外一张三人合影的照片，同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就是蒋介石和印度领袖甘地还有尼赫鲁的合影。那张照片标志着二战时中国和印度在反帝国主义方面所做的成绩。但我们不能把标志和现实混淆起来。现实的情况是：在开罗会议上三国并没关于中国战后的角色达成什么共识。开罗会议的一个目的是提升蒋介石的地位，但中国战后会获得什么仍然是模糊的。最终，开罗会议没有达成亚洲战后格局的全面解决方案。这也是直到今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关于开罗会议的意义的辩论。

东：下面想要谈的一个问题是，南京大屠杀在今日中国仍有重大意义，新的历史研究是如何看待这场屠杀的，您的观点是什么？

拉：很显然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在中国发生的最具有影响最臭名昭著的罪行之一。它的影响演变成了一个政治纠纷，因为今天还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在回避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南京大屠杀是挺特殊的一件，因为关于该事件的大多数记录是外国人写的，而不是中国人写的。这很特殊。我们所找到的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人和德国人写的记录比中国人写的要多。这个特殊情况的价值是：也许有人说中国人制造了假证据来指控日本，但任何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很难指责美国人和德国人别有用心来捏造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幸运的是，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些中国史料，包括一位中国妇女陈瑞芳（音译）的日记，她当时身在南京，另外还有口头传下来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资料。所以我觉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现在是几国共同叙述的，这段历史包括外国人所看到的，以及南京城中幸存者所叙述的。这些史料另外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不应该将南京大屠杀看作独立的一个历史事件，它是日本对中国的疯狂摧毁中的一个事件；我们不仅仅要探讨南京大屠杀，还应该讨论日本在中国犯下的一系列其他罪行。我在书中试着用叙事的方式其实也是有同样的目的：我不想给读者一个错误印象，好像日本侵华是一个个独立的罪行，比如南京，比如重庆的轰炸，比如花园口大决堤，还有河南的饥荒；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些罪行是一系列日本在华所作所为的一部分，日本在华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有原因，有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

东：中国不仅是英美被遗忘的盟友，也是日本被遗忘的敌人。共同社的调查表明日本的中青年大部分都将二战看作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战斗。从受降仪式的照片来看，中国似乎也是被遗忘的敌人，您怎么看日本对这场中日战争的看法？

拉：关于中国不仅变成了被人忘记的盟友，也变成了被日本人所忘记的敌人，我觉得这个描述和现状是吻合的。现在日本大众提起二战想到的是和美国人打的一场战争；与中国的战争他们觉得是珍珠港以前发生的事，不是二战的中心事件。我觉得1945年后东亚的格局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日本人的这个印象：我们知道二战结束时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日本战后的教育体系也因此受到美国影响；原来盟军有一个计划是让中国在战后的日本也施加一定影响，但国民政府1949年内战失败，所以中国没有能够影响到日本战后的教育。单独占领期间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于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依旧可以看到美国在日本留下的印记，这也导致了现在美日两国谈起亚洲战场主要会想到的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另外，现在日美关系紧密，而中日关系紧张，这也许会让日本人觉得谈论日本和美国的二战更容易一些，更轻松一些，因为他们的敌对关系似乎已经是久远的历史了。相反，中日之间现在有冲突，所以日本人也许不愿去讨论日本和中国过去的战争。相比较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法德之间不介意提起二战的原因，因为法德之间现在不会有什么纠纷；西欧国家却不太愿意讨论俄罗斯作为盟国对二战的贡献，因为他们想到现今的一些纠纷，比如乌克兰，就会感到紧张。如果中日敌对关系改善了，两国可能会更正面地面对中日二战史。

东：您对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这三位人物有什么看法？

拉：我的书对这三个人有很详细的刻画，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人生都颇具色彩，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还因为他们的人生体现了中国在那个历史阶段可以选择的三条路。虽然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和共产党在1949年赢得了内战，但是中日战争开始时，共产主义革命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未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抗日的人，他们中很多希望国民政府战胜日本，重建中国使中国恢复主权，重新强大起来，在战后继续1937年以前已经开始的现代化发展。当然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完全反对蒋介石当权的国民政府的；在抗日期间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统一了战线，共同抗日，同时这也让共产党从围剿中恢复过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慢慢发展出了农民革命的思想。

汪精卫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因为现在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汪精卫是谁，一般人都会说，“汉奸！” ，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可以说的了。但实际上，我们需要从他自己的角度——当时的角度——分析他的决策，而不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评判他当时的决策。当1938年汪精卫掌权时，他像很多人一样觉得中国是不可能战胜日本的，因为中国没有任何盟友，中国军队在节节败退，国家维持主权的几率很低，所以他觉得及时与日本人妥协比被完全占领要强。汪精卫一直和孙中山走的很近，是好朋友，他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所以他很嫉妒蒋介石；同时，从周佛海的日记中我们了解到——周佛海是汪精卫的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汪精卫周围的智谋团都认为自己是在保护中国的利益。1944年，汪精卫死了，所以他没在1945年的法庭上被审判。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和汪精卫关系很近，她反倒被送上了法庭，她在法庭上对法官说：“我丈夫当权时，他管辖的中国地区没有日本人来轰炸，没有中国人因为空袭而丧生，所以他保护了很多中国人。”当时观众席上的很多人为她鼓掌。所以，我觉得，为了了解最终的赢家毛泽东，我们也需要了解那两个失败者蒋介石和汪精卫。

东：维希法国是二战研究的重点之一，汪伪政权的研究却不多，您怎么看待陈璧君的观点，认为汪伪政权保护了部分中国人民的利益。

拉：这是个好问题。我其实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二战时中国为什么既有反抗日本的一派也有与日本合作的一派。 如你所说的，关于这个话题 Timothy Brook写了一本书叫 “合作（Collaboration）”。我也写了一本关于伪满洲国的书，但我的这本书没被允许在中国发行。所以，我赞不赞同陈璧君的辩护呢？这个问题我会这么回答：我觉得我不赞同她的辩护，但这不代表我不理解她。你作为一位优秀历史学者一定清楚，历史上的问题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做出符合道德准则的选择不容易；关于汪精卫的问题，我在书中并不想给他找理由，更不想说他是对的，我想剖析的是1938年的汪精卫为什么会觉得他的抉择是正确的。我当然为中国抗日胜利，法西斯势力被打败而感到无比高兴，但我们也必须理解持不同政见的一方，在当时的他们看来他们的选择有他们的逻辑性。

东：1938年蒋介石也面临着合作和抵抗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抵抗，为什么没有选择投降？

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蒋介石在1938年为什么没有投降？ 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因为在1938年中国没有任何战时盟友，除了苏联给的一点救助。英美两国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按正常逻辑说，中国可能会向日本投降来签订某种协议。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导致了蒋介石不选择投降。第一个因素是他的政治思想，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觉得中国必须强大起来，为此战争是必须的，或者用他的话说，保卫中国的战争是神圣的。我们记得，1940年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英国永远不会投降。” 在那个时候，英国在欧洲也没有任何盟友。类似蒋介石的情况，丘吉尔觉得英国向纳粹德国投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觉得蒋介石当时也感到向日本投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也有其他更实际的原因蒋介石没有投降。蒋介石很早就知道他守不住华东地区。的确，他不断在抗击日本侵略军，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会抗击到底，中国不会向日本投降，但从1935年开始他就在准备迁都重庆，将重庆做为战时首都。他知道他必须用华东地区做为筹码来获得对抗日本的时间。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的道理是类似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说：在耗时相当长的战争中，有时要放弃一些领土来获得战争后期的优势。在我的书中我引用了一些英国外交文件来说明，从1938以后西方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虽然很多观察员觉得中国肯定是打不赢的，但许多人对中国刮目相看，因为中国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快速瓦解，他们注意到了像台儿庄这样的重要战役，这些战役让外国观察员觉得，中国要拼那么一把。所以蒋介石在1938年觉得他如果能再抗击一段时间，再守卫一年到两年，也许一些国家会给予中国支助。三年之后，中国终于获得了国外的援助。当然，你可以说，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最终中国是二战胜利的盟友国之一，但中国的老百姓为这个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东：好的，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此向米特教授提问。

现场提问（以下简称“现场”）：美国认为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能不能认为美国是国民党在内战中溃败的一个因素？

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不能否认抗战后期，1943，44，45年，这个阶段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是非常颓废的，当时腐败猖狂，通货膨胀严重，违法交易重多，社会正在崩溃。当然，美国人，比如史迪威将军，外交官们，观察员和商人，都批评当时的中国政府。我在书中并没有说这些社会状态不存在，当时状况确实如此，不过我强调的是这个局面与抗战的大环境有关，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责怪国民政府腐败，抗战后期的国民政府确实腐败，这是一个原因，但还有其他外在原因造成了当时的现状。比如说，国民党政权下的中国经济压力很大，这有几个原因：首先，1941年以后，中国内陆和外界隔绝严重，除了进出缅甸的航班以外，中国内陆很难和其他地域进行商业交易，商品缺货严重，有需求的许多商品越来越少，价格上涨厉害。好，让我们细看一下抗战后期民不聊生的其他因素。通货膨胀也导致了货物的价格越来越高。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错，国民政府印了很多纸币；同时，另一原因是日本在占领地区发行了日币，造成原先流通的民国纸币流入中国大后方，从而导致了中国内陆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当时日本人甚至刺杀了一些银行雇员来恐吓群众，让老百姓停止使用国民党发行的法币；最后，另一个需要考虑到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救助：美国对中国的救助对中国军事装备很重要，但相比美国对大英帝国的救助，中国只得到了美国所有对外援助的1％到1.5%, 也就是说，99%的美国战时对外援助流向了其他国家而不是中国。所以，我不想给国民政府找什么理由，在很多方面国民政府不是一个好的政府，但我们还是需要可观地看待战时的情况。

现场：当前二战为什么被理解为开始于1939年？这种理解是不是影响了我们对二战意义的评价？

拉：好的。谢谢你提出这个很好的问题。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二战应该是从1937年就开始了，我希望大众能改变二战是1939年开始的观点。很多中国的学者常问我，为什么不把二战开始日期定在1931年，因为很多人觉得日本和中国的战争是从日本侵占东北开始的，但我觉得1937年是更合适的日期，因为1937和1939两个时间点放在一块儿，我们所看到的是亚欧大陆两端两个主要战场开打。珍珠港事件以前，主要的战争就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和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另外有一些殖民地也参予了冲突。珍珠港事件1941年发生以后，这次战争才变成了一个世界大战，所以有一些人认为，严格来说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战事都算不上是“世界大战”。但是我不赞成二次世界大战是从欧洲战事开始算起的说法，我在书中强调二次世界大战应该从1937年算起。

现场：您的新书英文版的题目叫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这是因为英国人对日本人挥之不去的亲近感吗？如果这本书在日本发行，书名会是什么？

拉：这本书英文版有两个书名。在英国和其他英语国家，书的名字是《中日战争：为了存活而挣扎》，在美国和北美，书的名字是《被忘记的盟友：中国的二战》。

这本书会在日本发行，我很高兴的告诉你。在日本的书名我会用 《中日战争：为了存活而挣扎》，因为很明显日本不是中国所忘记的二战盟友。但事实上，选择两个不同书名是有另一个原因。原因是发行商想找一个最合适的名字。英国版名字用 《中日战争：为了存活而挣扎》不是因为英国与日本有任何暧昧关系，而是因为这本书的英国版还会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上架，英国的发行商觉得在这些地方人们没有忘记中国这个二战盟友。中国作为二战盟友可能已被不少英国人遗忘，但在亚洲的英语国家和地区，人们没有忘记中国的二战史。不过，我也觉得《被忘记的盟友》比另外那个书名要好。

现场：在大陆和台湾，还有没有哪些关于抗战的事实是不能说的，是被遗忘的？

拉：当然。好问题。我觉得台湾的情况不是这样。在台湾有关抗战的研究讨论相当彻底了，那儿有很多历史资料，台湾的学者也经常到大陆来，所以我想不到什么抗战的问题在台湾没有全面的研究；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关于一些问题的讨论还是难展开，比如汪精卫的话题还是很敏感，另外伪满洲国的问题也是，最后我觉得一些关于毛泽东的话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展开讨论。

现场：中国的自我认同经历了很大的改变，以国旗为例，日本作为战败国，太阳旗、天皇制度都被保留下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拉：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同时也非常复杂。首先日本的国旗并不是没有变化。二战时日本国旗上有很多直线代表太阳光，但现在日本国旗普遍就是一个红圆圈。不过我觉得，不管国旗变化了没有，中日两国社会上的变化都是巨大的；当然，两国变化的性质是不同的。四十年代的日本是一个试图扩张领土的帝国主义国家，四十年代的日本人认为日本血统至高无上；而现在，除了民族主义报纸上的一些内容，日本社会是完全不同的；现今的日本比较包容，愿意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比较民主，经济在当今日本比任何政治上的扩张都重要；不过，现在日本的首相是右翼的，他说了一些我认为极其不明智的话。很多民主国家选举产生的领导并不怎么样，比如美国选举小布什当上总统就是一个例子。我读各地的民族主义报纸时，很明显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领导总是正确的，那就是中国，这点我完全同意。

中国战后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也许比日本还要厉害。战后废墟中的日本结束了法西斯政权，演变成了一个包容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民主国家。中国的变化相比日本要大得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农民在社会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之后又进入了改革开放。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政治演变与任何一个国家的都不一样，它不像美国和日本政治那么讲究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却又没有毛泽东时期激进革命的意思。现在通常用来描述中国政治的词是“有中国特色的”。但这不是对中国政治的解释或分析，却是避开解释和分析的一个形容词。说到中国人对自己的理解，顺便提一下我写的另一本书，叫《痛苦的革命》，突然提到这本书我备感荣幸因为这本书也没能在中国获得出版允许，不过在《痛苦的革命》里， 我讲了中国人不断追寻自己是谁的问题，这个追寻直到今天都没结束。当然，只有在坐的诸位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