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 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少年拿破仑”岁月

整理：刘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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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史学家黄仁宇年轻时想做“中国的拿破仑”。1938年夏天，长江沿岸鏖兵正酣。时年弱冠的黄仁宇考取汉口中央军校，自此踏上辛酸的救亡圆梦路。军校毕业之后，黄仁宇赶赴时在云南集结待入滇缅前线的国民党十四师，历任少尉排长、中尉代理排长和上尉参谋，亲身经历了1940~1944年云南边境的大小战事。

下面的这份史料，取自1991年7月登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回忆文字《阙汉骞和他的部下》。在这篇回忆文字中，已逾古稀的黄仁宇讲述了自己投身五十四军的抗战经历，追忆了与时任十四师师长阙汉骞的交往，并以一种“后知后觉的历史感”，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中国军队与社会状况的看法。

阙汉骞将军在大陆时曾任国军第十四师师长和五十四军军长。1941年间我曾在他麾下当少尉排长几个月。最后的一次看见他，已是1945年，去抗战胜利只数日。我不熟悉他去东北及以后在台湾的情景。

我能够在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十四师，也出于一个离奇之缘分。当日左派名流田汉，曾在长沙主持《抗战日报》，我在入军校前曾在报社里服务几月。他的儿子田海男和我同入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我们将近毕业的时候，由“田伯伯”介绍与前五十四军军长陈烈，原来准备到军部报到。当时五十四军尚驻广西柳州。可是在1940年的冬天，全军开拔，由广西南宁经由田东百色入云南富宁。其原因乃是欧洲的战事急转直下，巴黎已被德军占领，日本也乘机进驻越南，他们有北攻昆明的模样。一时前往云南的有国军第九集团军的九个师。五十四军的十四师、五十师和一九八师。只是这时候陈烈将军在行军时，拔牙无清血药，以败血症死在滇桂边境。当时距我们毕业和分发到不对的期间尚有几个星期。我曾看到田伯伯给海男家信里提及第十四师师长阙将军乃是国军中“一员猛将”，于是怂恿海男写信给他父亲再央请阙师长将我们指名调派到他师里服务。只是以后看来，这样的安排全部需要。当我们还在营钻之日，军校教育处长黄维将军已奉命执掌五十四军，他全面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到他军中服务，以后我们分发到十四师的同学就有十多人。

派往五十四军的同学虽多，大多数都愿往一九八师，而不愿去十四师。原来十四师是国军教导第三师的后身，在南京时代全用德国装备，也算是国军之精锐，一九八师乃是湖南常德县保安队提升改编而成，不仅历史短而且声望低。同学愿就彼而不顾此，有下面一段对话解释。胡金华和欧阳贤向来以敢言称，他们向师部报道时被师长召见的谈话有如下叙：

阙：为什么他们都去一九八师，而不到我这里来？

胡：报告师长，一到一九八师，马上可以补实当排长半年九个月，还可以升中尉，代理连长，一到你这里，只能补上一个附员，一年还轮不上一个实缺。

阙：哈，你们眼光这么浅！一九八师怎么可以和我们这里比？我们就缺员，也还要比他们多级前人。好了，我也不要你们当附员，我马上来一个人事调整，你们每个人都当排长。好了吧？

如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师长是一个能令部署慷慨陈词的将军，这还不算，凡是有分发到师里的军官必蒙师长召见。阙师长首先谈本师的关荣战绩。宗旨，十四师自抗战以来还没打过败仗。第一次淞沪之役，当然是前仆后继，寸土不丢，至于后来全面后撤，也是奉统帅部命令而行，并非本师过失。第二次江西阳新之役，十四师坚持到和敌人拼刺刀，也终于把敌人打退。第三次粤北翁源之役，第十四师刚一展开，敌军就全面退却，这一来更增加了本师威望，迄至我们在师里报到的时候，师里的官兵还是坚持日本人听说迎头的乃十四师，才立即仓皇后撤。阙师长对这一点没有特别的发挥，只是就此仍保持本师的常胜纪录罢了。所没有明言的则是师长当日曾以团营长身份参与这些战役。

从师的光荣历史，师长又谈到本人的一段遭遇。阙将军事亲至孝，他曾答应给他的父亲造一所“寿庐”，不幸他老人家突然去世，这一愿望没有在生前实现，他只好在他老人家身后按原定计划完成。恰巧蒋委员长在南岳开会看到这栋建筑，当场就问这是谁的。阙师长说：“他一听说是我的当时就说‘腐化’！我本来想报告他这是我替父亲造的一座寿庐。上次他召见我的时候我就准备当面报告。可是他委员长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我也只好算了。”

以上是我们亲耳听到他说起的。后来到处传遍，很多人都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部署造琉璃瓦的房子，也知道阙汉骞曾造这样一栋，我想将这事传布遐迩的莫非阙汉骞将军本人。大概他逢人就说，也不待旁人提起，好像以攻为守，非如此不能洗刷腐化的名誉。

阙师长身材魁梧，因为他是湖南人，符合所谓“南人北相”的条件。他也注重部下之身材与体格。当日很使我们惶恐的则是他在极力推奖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我们报到之前他曾对部队训话，强调行伍出身的军官在部队中的重要，甚至提出要是军官学校出身的部署不服气，可以立即提出辞职，他承认当即送路费三百元，据说后来真有一位军官照师长所说去“请长假”，倒给阙师长申斥一顿。

我和两个同学去见师长的时候，他就自己提起：“咳，行伍他们做到什么地方上去？升了一个排长，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不上一个上尉连长，也是至矣尽矣。他们能够还要更高的想头？你们要同他们计较？我部下还有营长团长，将来给谁当？”

阙师长告诉我们，假使我们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当面直接的报告他，我们虽下部队，任何时候来到师部所在的平坝，他的卫士都会让我们随时进见师长。后来我自己就根据他当时的诺言，两次使用这特许的权利。我们所驻在的云南马关县，已在北回归线之南。只是一到雨季，晚上奇寒。我们看到士兵在夜里冻得抖着不能成眠，不免恻隐心动。关于这情形也有不同的解释。譬如说我连里的特务张沈云霄就主张不应该对士兵同情。“兵大爷”，他说，“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你就把你的心挖出来弄汤给他们吃，他们也不会感谢你。他们为什么冒得铺盖？行军的时候天气热他们把军毯撕做绑腿，这时候又埋怨冒得铺盖，活该！”

要不是我自己也曾沾上了一段在云南烟瘴区徒步来往的经验，我还不会相信以抗战后期国军物资之匮乏，士兵竟可以将装备抛弃。1941年的春天，我和李承露、田海男到柳州师部留守处报到的时候，听说十四师又已继续向西挺进，从富宁接近文山与马关之间。从地图上一看，新驻地已和滇越铁道线接近。我们既错过了参与后续部队由广西向滇南行军的机缘，不如搭汽车由柳州经金城北行至贵阳，更折向西经昆明而乘滇越铁路南下寻找师部。

当时我们三人就要拆散伙伴，按机会而行，在半途上再图相聚。后来一道贵阳与昆明之间的南盘江，公路上唯一的吊桥在我们来临前三日被日本飞机炸毁。以我们全部后方的能力，无法抢修此桥。临时的办法，乃是开下坡的道路，让两岸的汽车徐徐下坡，每次轮流对开三十辆或五十辆，一夜罄其量也不过对开每方两百辆，而天已黎明，煤气灯熄灭，浮桥拆散，成桥之船只也撑划到上下游树荫下疏散，而这时两岸山坡上集结的军用民用车辆各千余，要待上好几天才有过渡的机会。

经过这样的折磨，我们生平第一次尝到绝粮的经验。一时饥肠辘辘，闻到人呢家在公路旁边煮饭不胜其香。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亲的名义向人求缘化募，才解决了吃饭问题。

事后想来，当日国军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形。本来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而且军队系社会继成因素所拼合出来的一种产物。严格说来，我们的社会即罄其力也无从支持几百个师的现代化军队。而以抗战后期被驱入内地时为尤然，所以当日的统御经理无不勉强拼凑，至于尚有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则更是社会未经融合的现象。

我们在军官学校里念过兵法之所谓“视士卒如婴孩，则可以与之赴深溪”。然则这也只是当中一面。同一的兵法也再说着：“语频频者，失众也。”也就是不能三言两语约束部下，而要再三苦口婆心的规劝他们，即已表示带病的业已失去驾驭部下之能力。中国不识字的士兵通常被认为简单春节。其实简单则有之，纯洁则保不住。我曾有看来极为笨拙的士兵，在夜晚轮值卫兵时与村妇偷情。他们也都保持着所谓“原始式的英雄崇拜”。如果排长能压制顽强的班长和副班长，他们就绝对服从排长。如果班长胆敢和排长口角，甚至胆敢殴打排长，则后者的信誉一落千丈，也无法做人了。此时军纪之不能保持，也仍与供应有关。我们的中士班长和下士副班长，大抵都是抗战以前所募兵，自此也有了战斗经验。譬如我排里即有一个下士副班长，人人都知道他在江西阳新，“两颗手榴弹救了全连的命”，“连长也要对他客气几分”。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才能算数。以前笼络他们的办法，还有升官加薪。可是迄今1941年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下士二十元，还要扣除副食；而在街上吃一碗面，即是法币三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而且也不便威胁。

如此我们与士兵的距离，阶级的成分不计，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共通语言。我们无从把组织、纪律、士气、责任感与国运盛衰的关系之诸般抽象观念灌输到兵大爷的头脑里去。至此也恍悟师长之赞扬行伍军官，也不过是给他们面子，只求说得斩钉截铁，而我们把他一场训话当作他的全盘旨意，怪不得反要受他的责备了。

可是虽如此，我们的生活也实在的在极度的苦闷之中。如我所在之连，连长包克文在我报到之日带着连里的排长和连里堪用的士兵到贵州去押解新兵，一去几个月。另一个少尉排长田辛农则被调往师部突击队训练有特殊技能之士兵。后来即连沈云霄特务张也被差派到军部服务，于是全连就只有我一个人，所有管理、训练、卫生诸事都在我头上。阙汉骞师长也曾一日来到我们驻扎的一个农户里。当他发现我一人带着三十六个兵，只是当场大笑。

为什么照顾几十个士兵竟有这么多诉苦之处？第一，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就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滇南气温昼夜巨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

我在这时候已对我们的师长有相当的佩服。我想，我带着三十六个兵，已感到难于应付，夜晚也睡不着觉，他则带着四五千这样的兵，担任横宽五十里纵长百余里地带的国防，既要支持像我们一样在军官学校刚毕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又要顾及军需处、副官处和参谋处的各种反应，仍然安枕而卧，谈笑风生。况且自学历史之后，要体会到中国在财政税收上不图长进，对内不设防，只靠社会价值组织简单均一的农村，一般平民缺乏教育，至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对当日很多人不顾历史背景，也在国难当头的期间不赴公家之急，而只在事后一味批判，动辄谩骂负责人，不会同情倾慕。

真的我们全部贪污无能？我自己在国军里只官至少校。可是1945年冬在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任上尉参谋，曾和少校参谋莫吟秋同督率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步兵两个联队和工兵联队修复沪杭公路。当时日军份属战俘，名义上由我们司令部高纵将领命令之下分派勤务，而实际那次自始至终从营房至野外，一个多月内，与他们接触的，只有我们二人。有了实地的经验，才知道只要一纸命令，指挥区处日军毫无难处，他们一切全部循规蹈矩，唯恐不符合我们旨意。倒是要惊动我们自己的各部门，麻烦就多了。军事机关的接洽，到处责任分歧，总是科长不在，处长不在，“最好请贵参谋明天再来”。即是一个驾驶兵，也自份为技术人员，首先即无阶级服从之观念，倒要参讲理由。翌年我又被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该校每一学期各学员之成绩，评定为全班三分之一上，三分之一中和三分之一下。我虽不才，在国军里保升少校还几次遭驳斥，和美国资深学员竞争，还用他们的军语和习惯作根据，却能始终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纪录。我们的联络官伍德克经常和我们说起：“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他所说表面上看来是称赞中国人才，实际上在指出中国社会未上轨道，多时即有能力无从发挥也。

阙汉骞将军确是在某些方面能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有一次他和我们闲谈，他就说起，“很多人以为我很好玩。我刚来平坝时候，这里地方先生也是这样想。后来他们一位先生的儿子盗买我的机关枪，给我捉到枪毙。这一来，他们才晓得我不是那样好玩了。”我们一打听确有其事。据我猜测，他当时不得不如此，哀牢山实际是一个化外之区。要是他一宽纵，任何事项都可能发生。他也深怕自己不拘形迹平易近人，有些部下误会以为可以在他面前违反军纪。所以他逢人就说，好像他这能杀人不眨眼，借此向远处各方发出警告，我不相信这是他的本性。

我也始终没机会亲见阙汉骞将军乃一员猛将的实际情形。可是从多方观察，我相信他从里到外，从上至下都具备做猛将的性格。那年年底，日军三犯湘北，我父亲在长沙乡下病危，我经师长亲自批准短假回家料理。后来又因父亲去世，改请长假，也蒙师长批准，由他亲笔写“葬父迁母，孝道无愧”作鼓励。两年后我在驻印军当上尉参谋。十四师和五十师也由云南经空运至印缅边境，改隶驻印军的战斗序列。阙师长以代理军长的身份随来。我衷心希望军中有此猛将。驻印军每月有呈最高统帅的月报，由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签名不经过总指挥史迪威，是国军野战军与重庆的机密联系，我是最基层的执笔人，就趁此机会，在报告里提出应升阙将军为军长。在国军的政治体系里郑属“何老总”（何应钦）、阙属“陈老总”（陈诚）的体系，可是虽如此，那月报也真如我拟稿的发出，后来因为史迪威要将十四师和五十师分割，隶属新六军和新一军，此事未果，阙将军也匆促回国，他对我们的提议全不知情。只是我们司令部有“黄仁宇以上尉参谋的资格保军长”的传说。然则事既不成，我们也无从以创造“科员政治”的奇迹自居了。

阙代军长在缅甸的一段短时间，我和他没有隶属关系，更可以凡事必说。有一天不知如何说到男女关系的题目上去了。他就说：“听我讲，这时候要对方半推半就，那才真有意思。要是她凡事依从，那就兴味索然了。”没有另一个长官会讲到如是之直切，也可见得即是私生活他也全无意遮掩。

不少在台湾的朋友，想必知道阙将军乃是当代书法大家之一。他在军中长期的嗜好乃是习草书，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他曾在台北举行个人书法展览。不幸他给我的亲笔信，都已在战时遗失。还有一件令人惆怅的事则是年前我去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一本古代名帖，上面注明原藏有人为阙汉骞。中国军人在这一段时间不能表现得更好，总算是时代使然。阙汉骞造琉璃瓦的寿庐被指摘，以作艺术家所收藏的珍品也仍流落海外，那么我们也只好以杜甫所作诗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和李白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吊念将军，并以之为我们这一代为他麾下袍泽的未死者，今日或留滞大陆，或流亡海外的一种自我解释和自我慰藉了。

（上述史料摘自《地北天南叙古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