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争议南京大屠杀

演讲人：程兆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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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胡适并没有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但是近代历史，由于缺乏客观的审美距离，一直在被不断地误读和修正。真实的四大家族与战时金融体系是怎样的？宋子文是盘剥民脂民膏的窃国大盗还是鞠躬尽瘁的基督徒、政治外交家？他是政治裙带关系的权力受益者还是不卑不亢敢于辞职勇退的务实之人？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的？他们同时作为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精神构造是怎样的？今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2015年7月15日，东方历史评论在淞沪会战战场旧址举办了一次沙龙，带您走入抗日战争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

以下是沙龙第二部分文稿整理。点击阅读沙龙第一部分“真实的四大家族与战时金融体系”。

王冠楠：下面我们来请程兆其老师讲讲真实的南京大屠杀。有人会有疑问，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还会有质疑之处吗？我就简单抛砖引玉谈三点。首先，南京大屠杀于1937年发生，一直到1945年国民政府重新迁都南京之后才重新调查，中间有很多细节被遗失。第二，战后日本有计划有步骤的抹杀战时的记录，这是人神共愤的事但也是个客观事实。第三，我们所调查的当事人由于自身原因提供细节也有很大出入。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交给程老师，请他来讲讲真实的南京大屠杀的状况。

程兆奇：

我从90年代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问题。而日本是70年代起就有争论，到了90年代的时候已经如火如荼。走进日本的书店，没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事件有像南京事件那样有争议。今天，我只能向大家介绍，日本相关争议的由来和现状，和有什么样的争论点。

日本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始于东京审判的法庭之内，以后的重要争点几乎都可以在东京审判的庭辩中找到源头，但因当时日本百废待兴，战败国的弱势立场使日本只能在维持天皇制那样关系国本的最大关节上与战胜国一争，所以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没有越出法庭之外。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争论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最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是1967年洞富雄写的《近代战史之谜》之一章。洞富雄自1931年从早稻田大学史学科毕业至1977年退休，一直在母校任职。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在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洞富雄的《南京事件》出版于1972年，是第一本研究性的专书。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先声虽由洞富雄所发，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形成争论则由一篇报道文字引起。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1971年获准来华，6至7月份连续四十天，先后访问了广州、长沙、北京、沈阳、抚顺、鞍山、唐山、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本多胜一将此行的记录以《中国之旅》之名从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在《朝日新闻》连载发表。文章在《朝日新闻》连载的同时，又在《朝日专刊》《周刊朝日》连载，部分照片还在《朝日画报》刊载。第二年《中国之旅》单行本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单行本在原来“平顶山”、“万人坑”（虎石沟）、“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中国人的‘军国日本’像”、“在旧‘住友’的工场”、“矫正院”、“人的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抚顺”、“防疫惨杀事件”、“鞍山和旧‘久保田铸造’”、“芦沟桥的周边”、“强制押解的日本之旅”、“上海”、“港”、“‘讨伐’和‘轰炸’的实态”等篇章。从篇题可见，“南京”只是《中国之旅》中的一篇，也就是说《中国之旅》对日军暴行的批判本来不限于南京大屠杀，但引发争论的却只有南京大屠杀。其中原因此处不能细论。由于本多胜一的严厉批判，加上《朝日新闻》的特别影响力，“南京大屠杀”成了日本大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引起的是反省还是反感，非一言可以轻断。但它的影响本身使持反对所谓“东京审判史观”者不能自安，由此为推动力，形成了一波强于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汹涌浪潮。

第一个站出来“批驳”本多胜一的是铃木明。铃木明曾在民营电台工作，后为自由撰稿人。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重镇《诸君！》4月号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谜》。次年铃木明的论集也以此为题名。题名“谜”有一个插曲。“谜”的日文是“まぼろし”。因《谜》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立场，所以《谜》文出后，“まぼろし”即被与日文汉字“虛搆”同观，作为日本“虚构派”的标签。长期以来国内对铃木明此书的译名除了“虚幻”“虚伪”“虚妄”，更多的也是“虚构”。但铃木明在时隔近三十年后出版的《新“南京大屠杀”之谜》中特地说明旧译是“明显的误译”：“现在日本人使用的‘まぼろし’，除了‘虚’‘实’‘秀’等各种各样的汉字（指对应的汉字——引者）外，还有想捕捉也无法捕捉的恍惚的意味，这一极其日本化的、‘情绪的’题名，以正确的中国语译出，我想大概是不可能的。”铃木明举《文兿春秋》1951年7月号坂口安吾《飛鳥の幻》的“幻”为“难解之历史之谜”之例，说：“我取‘まぼろし’为题名，正是这样的理由。”对铃木明的这一解释我曾批评是“面对铁的事实的不能不”，其实不够平允，因为铃木明虽开虚构派先河，但多为提出疑问，语气较为平缓，而且从来不提具体数字，也不自认是虚构派。《“南京大屠杀”之谜》涉及第十六师团诸如尸体桥等等的疑问，但主要是对“百人斩”的质疑。在七十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之前，此案是最主要的争点。双方的代表性人物一方是洞富雄、本多胜一，一方是铃木明、山本七平。

进入八十年代，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当时教科书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成了激化争论的外部触机。1984年屠杀派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除了洞富雄和本多胜一，成员还有前辈学者藤原彰，中生代学者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等二十人。这一时期是屠杀派取得最大成绩、也是在和虚构派争论中最占上风的时期。除了前已提及的洞富雄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证明》，当时屠杀派的重要著作还有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杀》、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和南京事件》、本多胜一的《通往南京之路》、《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以及洞、藤原、本多编辑的《思考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等。

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推进和虚构派的挑战密不可分，同样虚构派的愈演愈烈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屠杀派的刺激所致。八十年代屠杀派的最主要论敌是战时在大东亚协会跟随过松井石根的田中正明。田中正明对军国日本的回护并不始于八十年代，早在1963年他就出版过一本后来加印了二十余次的《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田中正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南京屠杀”的虚构》和《南京事件的总括》两部书中。两书从所谓南京人口、战后难民的急速增加、进入南京的日本人未见尸体、国际委员会报告的虚与实、难民区的安泰和感谢信、大量屠杀俘虏的虚构、崇善堂埋尸的不实、斯迈思调查可证没有大规模暴行、事发时中国军事会议未提及、中共没有记录、国联没有成为议题、美英法等国没有抗议、美英媒体几乎没有报道、没有钳口令、没有目击者以及史料都是所谓“传闻材料”、照片出自伪造等等广泛方面否定日军有过大屠杀和其他暴行。如果问田中正明与之前的虚构论者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从对南京大屠杀的某一点的质疑到对整体的彻底否定。

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年虚构派声势日益煊赫和冷战结束后日本保守势力卷土重来的大背景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虚构派有这样几方面的变化。一是右翼“学者”成为主流。九十年代中期前，除了曾从事媒体、出版工作的铃木明、阿罗健一（畠中秀夫），虚构派主要是战时的一辈人，如田中正明曾随从松井石根，山本七平本身就是旧军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意识形态”味浓厚的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还是基本算是专业型学者的北村稔，都是长期在大学执教的大学教授。二是“组织”化。和屠杀派八十年代即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不同，虚构派九十年代前完全是散兵游勇，近年则频有聚合，2000还成立了“南京学会”。三是和政界互通声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界人物偶有对历史问题的“失言”，但并未直接介入虚构派的活动，近年自民党“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思考会”的“南京问题小委员会”及参众两院超党派“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之会”都与虚构派时相过从，互动密切。四是主流电视台的推波助澜。长期以来日本主流电视台间或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议论，如渡部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主持的东京电视台（十二频道）的谈话节目，但从未以南京大屠杀作为专题，以南京大屠杀为专门节目近年始见。这些节目因屠杀派从不参与（在电视中“抛头露面”揭日本伤疤的压力可以想见），而虚构派总是有备而来，这样的不对等造成了看似有正反两方的相争总是虚构派以“证据”获胜。因此，对虚构派来说，这种节目其实比单方面宣传更有效果。五是虚构观点的全面深化。虚构派在铃木明时期还只是提出几点疑问的初型，到了田中正明的全盘否定始具規模，这一时期虚构派上穷下索，对以往的主张全面强化。如田中正明在《总括》的结尾说到照片“伪造”，东中野修道等人接过衣钵号称检查了全部照片：“对‘证据照片’143张首次进行总括的检证”，证明“作为证据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六是新著连篇累牍的问世。七是第一次拍摄电影《南京的真实》（三部曲，第一部已完成）。八是开始向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输出。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虚构观点的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

面对虚构派的全面进攻，屠杀派仍在顽强抗争。与八十年代屠杀派给人的“众志成城”的印象不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13个谎言》，屠杀派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为战。这一时期在实证研究上成绩最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调查会成员中石田勇治编译的《德国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獻资料的第一次结集。小野贤二编辑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的最大意义在于证明了战时报道的“两角部队” 在幕府山俘虏的一万四千名中国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枪杀。“调查会”之外，松冈环编辑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采访第十六师团为主的老兵达一百零二名，为迄今抢救当事者记忆的人数之最。这一时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杀派著作中，我觉得有一本书应该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津田此书的中译本在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书，之所以说“应该一提”，是因为此书在日本连屠杀派也“视而不见”。被无视的原因当是由于此书以南京大屠杀“实有”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诸派所争本在史实，但我觉得之所以被无视多少也和此书尖锐批判的对象是日本民众的责任有关。日本各派“党同伐异”由来已久，八十年代屠杀派占据上风和九十年代虚构派甚嚣尘上可以说都是拜同派之间声应气求“一致对外”之赐，屠杀派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下降不能说没有整个风气右转的大环境原因，但和屠杀派“各自为政”过于孤高也不能说全然无关。

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争论的历史，可以说诸派论争是推动研究的最主要原动力。目前虚构派虽然气盛一时，但没有也不可能笼罩一切。由于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穷尽，所以各派影响力虽会有消长起伏，在看得到的将来，不可能由哪一派定于一尊取得压倒性胜利则当无可疑。

定量研究不足也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一个较大问题。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这是性质问题，无关乎“量”。这样拒之门外并不能取消问题。我就不止一次遇到“既然不是量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坚持量？”的发问。问者不仅是虚构派，甚至不仅是日本人。我觉得长久以来我们在强调性质时确实有争量，甚至贪多务大的倾向，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南京大屠杀固然是日本的耻辱，但也不是我们的光荣。第二，定量研究确实有文献不足征的困难。除了不同观点解读差别极大的斯迈思的有限调查，事发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对日军暴行的全面普查，而有关日军暴行的所有早期记录，包括最有价值的红卍字会的埋尸报告，都无法导出两大审判的数量结论。其它第一手证据，比如理论上有可能全部掘出的“铁证”遗骸（其实也有甄别问题），对证明标志性数字也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仅是屠杀，“量”的问题还包括强奸、抢劫等各种的暴行。暴行的量的另一个方面是日军暴行是不是一个无限行为。多年来日本虚构派在为日军暴行洗刷时还提出日军受到“感谢”、难民区“安泰”等等的“积极”的“反证”，对此我曾多次严辞批驳。比如对宝塔街收容所主任陈汉森给日军比良号舰长土井申二接济食品的感谢信，我在《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论著平议》中说：

日军比良号炮舰舰长土井申二中佐“自告奋勇确保该地区（指下关附近的宝塔桥街——引者）的整顿” ，宝塔桥街在土井治下被改为日式名“平和”，陈主任不仅明奉“昭和”为正朔，而且所谓“赏赐”，所谓“恩典隆渥异常”，不独毫无自尊可言，让人看到的只是亡国之民的辛酸。虽然我们不能要求难民们不食嗟来之食，我们也没有必要指责陈汉森们被发左衽，我们甚至可以不论土井——日军的缩影——的动机和行为只是为了建立“满州国”式的殖民地，但“平和街”收容所以至整个南京的难民之成为饥民以至饿殍完全是由日军造成的事实，总不能忽略不顾吧。

我在这里引述旧文不是为了再次辩诬。而是想提请注意：以往我们论及南京大屠杀，只有见人就杀的向井敏明、野田毅那样的食人生番，土井申二式的软性征服者长期以来未纳入我们的视野。从最大处着眼，我们当然可以说日本军队不请自来，不论何种作为都是侵略行径。但土井及类似土井的表现与穷凶极恶的罪犯毕竟不同。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面临一个的挑战：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有没有量的“边界”？换言之日军暴行是所有部队在所有时间地点的无限行为，还是也有范围？虽然我们可以说即使日军暴行有量的限度也无法改变违反国际法和违反人道的实质，但南京大屠杀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观也许因此而难以避免。

再来说说照片的问题。把照片单列一节是因为虚构派在连篇累牍的“成果”中对照片的“检证”最为得意，以至于大言炎炎，声言“可作为证据的照片一张也没有”。照片作为史料，对复原历史的某些原貌有特殊价值。因为照片的复写性质对“精神”以外的具象内容有文字无法比拟的最精确传达。照片这一最直观、最“一目了然”的特点，也最易使不明真相的局外读者为“眼见为实”所感染或误导。所以在颠覆议论已甚嚣尘上（虽然仅仅是日本）的今天，捍卫真实有了比捍卫是非更为优先的理由。日本虚构派提出的照片问题，总倾向是“政治”化的。同时不少照片确实存在着随意解读的问题。比如1938年出版的《日寇暴行录》中一张说明为：“江南农村妇女被一批一批的押送到寇军司令部去凌辱、轮奸、枪杀”的照片，相当一段时间一直陈列在我们的一些纪念馆中。其实这张照片源出1937年11月10日出版的《朝日画报》，是一组照片中的一张，原解说为“受我士兵保护的从农田劳作回村庄的妇女和孩子们”。同时刊出的另几张照片为采棉花、回村后和日军合影等内容。

1937年11月10日日本《朝日画报》刊出一组照片之一，题注为“受我士兵保护的从农田劳作回村庄的妇女和孩子们”。1938年7月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日寇暴行实录》中收录同样的照片，题注为“江南农村女子被一批一批地押送到日军司令部去凌辱、轮奸和枪杀。”

1937年11月10日《朝日画报》刊出的一张照片，与上图同属一组。

日军拍摄这些照片意在宣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抗战最艰困的时候为了唤起抵抗不惜借用也情有可原，但这不等于说因此就有了将错就错的理由。所以，为了还原本来面貌，或者哪怕仅仅为了避免授人以柄，对所谓“伪造”照片的每一张，我觉得都有从来历、内容以至于“释义”彻底检讨的必要。前几年我曾拟对今传照片作一探源，后因故未能完成，就粗略的了解而言，照片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来历明确，也反映了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的照片，这类照片主要由在宁西方人、日本记者和日本军人拍摄和传布；二是确系日军暴行的照片，但地点不在南京，或不在南京暴行期间；三是当年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等部门为了宣传需要移花接木的照片；四是尚待考证真伪不明的照片。在暴行照片之外，近年日方提出的所谓“没有暴行”的“反证”照片也应引起注意。这类照片主要有日军和南京民众“亲善”、南京气氛“祥和”等内容。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远离事实的“宣传”，而且即便有些照片是当时的“实景”，也只是“某处”的实景，既不可能等同于其他许许多多的某处，更不可能等同于全局。所以此类照片不可能成为推翻暴行的“证据”。但反过来说这些照片因出于事发当时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至少查清它是完全由导演安排的反事实的演出还是某处（即便是极小的某处）的写实，对我们全面认识事件的面貌还是有帮助。总之，照片问题虚构派已“捷足先登”，收复这一阵地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冠楠：非常感谢程老师精彩的讲演。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实的抗战，我想我们应该有真实的、客观批评的态度去看待过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