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本来面目

原创林建刚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林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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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导师·大使

民国有一名言曰“我的朋友胡适之”，此语可见胡适交友之成功。作为朋友，胡适交友遍天下，上至达官显贵如蒋介石李宗仁，下至贩夫走卒王二袁瓞（王二是人力车夫、袁瓞是芝麻饼小贩），都在胡适结交范围之内。

交友方面，胡适对上对下从不阿谀。对蒋介石等有权有势者，胡适虽在私人日记中偶有赞赏之意，但在公共写作层面，向来都是言辞犀利的批判，此之谓“为政府做诤友，为国家做诤臣”。公开场合见蒋，有傲性的胡适秉持“见大人必藐之”的原则，翘起二郎腿，顾盼自若，反倒是蒋介石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对下，胡适亲切待之，却也绝不迎合讨好底层群众，此之谓“不讨好群众”。他从不写一个潦草的字让排字工人费力，洗澡后必把洗澡盆清洗干净，尽量不去麻烦工友。这颇符合胡适的道德观。说到道德，胡适尝曰：“道德就是不要有意识地去增加别人的痛苦。”交友方面，他确是如此做的。

资助朋友方面，胡适在民国亦不作第二人想。林语堂经济窘迫时，胡适慷慨解囊；陈之藩读书清贫时，胡适雪中送炭；李敖穷困不堪时，胡适扶危济困。马叙伦讨薪被打，胡适给联系医院；刘半农生病，胡适给推荐协和；对待朋友层面，胡适本着“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原则，最善看人的优点。故胡适从不背后说人闲话，有些来跟胡适说他人闲话的，胡适尝言：“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那些学有所长的朋友，胡适则常挂嘴边，诚所谓“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胡适交友，还有一特点，并不因政见不同而妨碍私谊。陈独秀一生，五次入狱。第一次入狱是在1913年，当时胡适还不认识陈独秀，并未营救。1917年两人结识后，陈独秀入狱四次，胡适营救四次。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胡适奉命赴美寻求美援时，还忘不了身在狱中的陈独秀。为此胡适还专门致函汪精卫。8月19日，汪精卫回电曰“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要知道，新文化运动后，两人的政见早已不同，为此还有过激烈争论。政见是政见，朋友终归是朋友。什么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就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交友之道，还有一特点，即近人情。何谓近人情？简言志，就是与朋友划不清界限。何谓划不清界限？概括来讲，就是当朋友落难，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时候，胡适依然故我。“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此之谓也。胡适与高宗武、周作人的交往即如此。

抗战初期，高宗武与胡适是好友。不久，胡适应蒋介石邀请，出任驻美大使。而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则谋求中日和谈。

1940年，高宗武、陶希圣发现所谓的和谈，基本上就是全面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故而中途反悔，将饮了一半的毒酒扔掉。高陶两人秘密从上海跑到香港，向世界公布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两人虽及时悬崖勒马，戴罪立功，但在很多人看来，依然是汉奸。为此，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高宗武前往美国。到美后，国民政府发给胡适的电报也到了，电报中要求胡适对高宗武的行为严格监督。然而，信奉“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胡适，并未按电报要求来做。这一时期，他跟高宗武夫妇来往密切。胡适此举，引起非议。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写信给胡适，其中写道：

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往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言论。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丑拉拢也。

对傅斯年的劝诫，胡适似不以为然。这一时期，胡适跟高宗武的来往依然密切。为了更好的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胡适还让高宗武帮忙起草了一份关于对日宣传的提纲材料，以备参考。

对高宗武如此，对周作人亦如此。抗战胜利后，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周作人是落水汉奸。两人的社会声望，天差地别。当法院开始审判汉奸周作人的时候，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和周仍旧是朋友。”不特如此，据左派文人迪吉的《胡适之和周作人的藤葛》一文中披露：

据最近南京航讯，刊出周案（即周作人一案）除上次受审时……在再审讯之后，高等法院又接到胡适的证明公文，这，在胡真可说关心朋友到底，……胡的证明，据说是“北大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有增无减”。

左派文人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必须划清界限，故而对胡适冷嘲热讽。而胡适交友，看重朋友的情谊，绝不轻易跟朋友划清界限。幸而他在朝代鼎革之际选择了乘桴浮于海，要不然，在1950年代动辄需要跟朋友划清界限的人际法则中，定然无所适从。

对上对下从不阿谀、朋友有难慷慨解囊、观点不同不妨碍朋友之谊、平易近人而且近人情，这四大原则可谓胡适的交友之道。由此可见，胡适是第一流的朋友。

朋友之外，胡适还是第一流的老师。衡量老师是不是杰出，当然是看学生的成材率。在这方面，胡适当仁不让。

胡适生前有一宏愿，希望以一己之力撰写《中国通史》，可惜赍志以殁。不过，他教过的学生一辈，完全可以组建豪华的学者阵容，来完成这一学术志业。

古史方面，胡适有学生顾颉刚与傅斯年，两者在后来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顾颉刚成为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傅斯年执掌史语所，学术行政两不误。

汉史方面，胡适得学生杨联陞；宋史方面，胡适得学生邓广铭；元史方面，胡适有学生姚从吾；明史方面，胡适有学生吴晗与王毓诠；清史方面，胡适有学生郑天挺；天平天国史方面，胡适得罗尔纲；近现代史方面，胡适既有1930年代读书北大的学生吴相湘，又有1950年代的“最好的好后学”唐德刚；传记文学方面，亦有学生邓广铭与朱东润。

守旧派学者黄侃尝嘲笑胡适为“著作监”，此名乃袭“太监”之谓，嘲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没有下卷。不过，胡适开启的学术范式，启后来学者无数法门，乃是学界教主式的人物。对此，学者乔清举评价胡适曰“他没有完成使命，却几乎开创了一切”，可谓一语破的。

没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怎么可能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后来居上？

具体到学生方面，继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学术思路进行研究的，有他的学生冯沅君与陆侃如。白话诗歌方面，继《尝试集》后起的，有胡适的子侄胡思永与汪精之，白话诗歌史方面，也有北大学生徐芳。红学方面，胡适是新红学的奠基人，继起的有学生俞平伯与周汝昌。古典小说考证方面，亦有学生孙楷第。目录学方面，则有与他通信频繁的学生王重民。胡适对物理学素无研究，但他的学生吴健雄乃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胡适对政治学有超然的兴趣，但他的学生杨日旭乃是杰出的政治学学者。

统而言之，在文化思想界，胡适是第一流的老师。

当然，一流老师背后，源于胡适的革命家本色。在文化领域，胡适是乃是一位革命家，其革命对象，涉及文史哲三方面。文学革命方面，他是首倡白话文之急先锋，《文学改良刍议》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奠定胡适文学革命的领袖地位；史学方面，以考据方法开启疑古思潮，乃古史辨学派之先导；哲学革命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截断众流，抛开尧舜禹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的思路，范式意义凸显。对此，胡适当仁不让地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文史哲之外，胡适还是思想革命的领袖。由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语言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改变。不仅如此，从白话文运动作为突破点，很快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举凡贞操问题、恋爱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丧礼改革问题、大学学制问题、胡适无不参与，并有精彩发挥，因此他也是一位思想革命家。

名师之外，胡适还是外交官。抗战初起，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作为书生大使，胡适有优势，却也劣势明显。驻美大使初期，胡适还跟陈光甫紧密合作，签订了2500万美金的“桐油贷款”。但当时胡适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乘风御行做演讲，领取各大高校的名誉博士学位。这让蒋介石、宋子文等政要颇为不满，认为胡适做演讲领取名誉博士乃是沽名钓誉之行径，丢弃驻美大使的本职工作补位，却在这上面用力甚勤，纯属不务正业。

从胡适角度而言，实在因为当时的局势，让胡适无正业可务。当时《中立法》的存在，让美国政要即使想援助国民政府，也属有心无力。在此情形下，胡适“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要想推动美国《中立法》的修订乃至废除，只能诉诸美国民意之改变，这才是胡适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做演讲之目的。更何况，胡适做驻美大使，纯粹乃是为了一“大事因缘”而来。这一大事，就是当日本侵略中国之后，希望拖美国下水，中美结成同盟，这样的话，中国当可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胡适在1935年就提出了这一“大胆假设”。在给朋友王世杰的信中，胡适说：

此时必须假定两个可能的局势，作我们的一切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大平洋上最可惨的大战，当然不是中日之战，而是日美之战。写此信七年之后的1942年，美日之间发生了中途岛之战。由此可证胡适的先见之明。

因此，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一方面希望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另一方面，竭力激发美国人民对日本的恶感。

胡适抵达美国后，有人询问他对战争的看法，他回答说：“苦撑待变。苦撑在我，待变在日。”

苦撑，指的是中国方面。此时面对日本的侵略，没有其他国家援助我们，我们只好用空间换取时间，苦撑下去。

待变，“待”的则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指的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变化。一旦日本侵略美国，美、中将结成抗日同盟，一旦有了美国的帮助，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就有了保障。

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旅行数万里，做了上百次的演讲，为中国的抗战鼓与呼。他的演讲，激起了美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遭到日本大使馆的强烈抗议。这一期间，当日本与美国谋求和平时胡适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全力破坏了日美之间的谋和行径。

1941年12月7日上午11时左右，美国总统罗斯福约见胡适，并对他说：

那两个家伙（指日本特使莱栖和野村）来过了，我已经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请你告诉蒋委员长叫他放心，可是太平洋战事随时可能爆发，可能在菲律宾、关岛这一带。

当晚，就在胡适吃晚饭之际，白宫来电话，罗斯福跟胡适说：“胡适，Japs对我们在珍珠港用空军海军一道开始攻击了，战事已经开始，请你打电话报告你本国政府。”

这才是胡适驻美大使的大功绩，亦为我国抗战的转折点。日本与美国谋和的行为被胡适所阻挠，功败垂成之后，发了疯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珍珠港事变。胡适希望看到的日美战争开始了。美国将毫无疑问的援助中国，中国抗战迎来了一位强大的盟国。几年后，胡适回忆接到罗斯福这个电话时的心情，对好友罗家伦说：“这时候我觉得大事已定，心里一块石头才放下去。”

心中放下石头的胡适，在当晚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一下睡了两个多小时，他确实好久没有拥有如此高质量的睡眠了。

当然，当中美两国结成抗日同盟之后，作为书生大使的胡适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时候国家需要的乃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了。了却这一大事因缘之后，胡适很快卸任大使职位，开始了《水经注》版本的考据工作。九年后的1946年，胡适乘船回到了阔别九年的祖国。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天晴后,8点一刻,海上晚霞齐艳,为生平所少见。9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胡适在公开文章里，从来不写带有情感的“祖国”二字。这位低调理性审慎的知识分子，只会私下在日记中记下“祖国的落日明霞”。此之谓胡适的家国情怀。

驻美大使的胡适，在担任大使的五年之中，确属不务正业，演讲上百次，名誉博士拿了将近三十个，不免招人非议。不过，演讲也好，名誉博士也罢，此属枝节问题。要看就看大事。要之，恰恰是“我的朋友胡适之”，阻止了日美谋和的最后努力，促成了日美之间的战争。只此一事，于国于民，便是一件“不世奇功”。仅此一功，就可不朽。

说到不朽，《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胡适的广泛交游，可见胡适的德性，属于立德的方面；胡适的著书立说，可见胡适的言论风采，属于立言的方面；出使美国，纵横捭阖，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此属于立功的方面。由此可见，胡适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的功绩。

丈夫·父亲·情人

作为丈夫的胡适，多被人称颂。原因无他，世人多认为，胡适不背承诺，以风度翩翩之留美博士，迎娶小脚太太江冬秀，乃是做出了绝大牺牲，以至于“胡博士的小脚太太”成为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迹之一。不过对此，胡适并不同意。192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

梦旦邀我到消闲别墅吃饭，饭后大谈。他谈起我的婚事，他说很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赞许，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占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

由此可见，当事人胡适并不认同此一论调。事实上，从小脚太太江冬秀的角度而言，胡适并不是一位优秀的丈夫，也就勉强及格罢了。为何如此说呢？原因有二。

第一，婚后，胡适有多次婚外情。曹诚英也好、韦莲司也好、罗慰慈也好、徐芳也好，哈德门太太也好，都与胡适有过情感瓜葛。虽说这些情感的主动一方，多是女性主动男性被动，但胡适毕竟半推半就了。与曹诚英的爱情，甚至闹到与江冬秀离婚的程度，如何算是好丈夫呢？

第二，从妻子的情感需求而言，江冬秀需要的陪伴，胡适很多时候也并未能提供。胡适是大忙人，是第一交际花，是饭局小王子，白天应酬非常多，看1930年代的胡适日记，一天几个饭局的日子非常之多，江冬秀做好饭，吃饭的人却渺无踪影。到了晚上，胡适要么忙于学术著述，要么忙于编辑刊物，更无陪伴江冬秀的时间，以至于1930年代《独立评论》被宋哲元强制停刊的时候，胡适派的知识分子纷纷因为政府当局压制言论自由而表示愤怒的时候，独有江冬秀兴高采烈对政府的行为举双手赞成，询及原因，乃是因为江冬秀觉得《独立评论》被查禁之后，胡适晚上终于有时间陪她唠唠家常了。很不幸的是，在胡适的斡旋下，《独立评论》很快就复刊了。她还是只能独守空房。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胡适没课的时候呢？他能否陪伴江冬秀呢？那就更不幸了，周末的时候，胡宅向所有人开放，三教九流都来到胡家，胡适跟外人谈笑风生眉飞色舞，宾客尽欢，唯独冷落了我们的小脚太太，对胡适的这一行径，江冬秀愤愤不平，讥笑为“胡适之做礼拜”。

七七事变之后，就更加悲剧了，胡适奉命出使美国，从1937年到1946年，一去九年，江冬秀的孤寂，只怕也就自己能懂。也难怪她成为麻将高手了。对她而言，“微麻将，吾谁与归？”与她相伴的，唯有麻将，久而久之，如何不是高手？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夫妻团聚，胡适却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此时的胡适，声望达到巅峰，一方面要处理学潮，一方面还要制定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同时还要处理政府的各种电文，如何还能陪伴老妻江冬秀？

1949年鼎革之际，胡适赴美，江冬秀先去台湾，后去泰国跟自己儿子胡祖望住在一起，老夫老妻再次分离，好不容易来到美国，不懂外语的江冬秀寸步难行，又如何是好？江冬秀好不容易追随胡适的脚步来到台湾，尚未安顿好，胡适却撒手人寰，留下江冬秀一个人，这又如何是好？胡适死后，江冬秀又在世上活了十三年。此时的江冬秀，丈夫死去，大儿子在美忙碌，小儿子在大陆未知生死，真不知道她这十三年是如何度过的啊！

晚年胡适多次谈到徽州朝奉中夫妻相聚之难，多次谈到“一世夫妻三年半”，言下不无愧对老妻之意。纵观胡适一生，他陪伴江冬秀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如此丈夫，算是好丈夫吗？两人固然是白头偕老相伴一生，晚年也算得上相敬如宾。但胡适为了学术事业、为了文章报国，为了朋友之交、为了国家前途，实在牺牲了太多陪伴江冬秀的美好时光。从这一角度而言，“我的朋友胡适之”如何算得上好丈夫呢？

如果说作为丈夫的胡适能够勉强及格，那么，作为父亲的胡适，实在算得上不及格了。这一点，可以从胡适对孩子的期望全部落空说起。

胡适的三个孩子的名字都有他本人给取的。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出生。取此名，是为了纪念逝世不久的母亲。

胡祖望出生时，胡母刚逝世不到四个月。幸而，胡母临死前，已经知道胡适妻子江冬秀怀孕的消息。此是唯一可以告慰她在天之灵的地方。当然，给大儿取这个名字，也未尝没有希望他将来光宗耀祖之意。因此，胡适对胡祖望期望甚殷。1929年8月26日，胡适给在苏州读书的胡祖望写信说：

在一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

苏州读了一段时间后，胡适又将胡祖望送到当时最好的中学南开中学念书。可惜，胡祖望这一时期的表现完全达不到胡适的期望值。据当时也在南开中学读书的何炳棣回忆：

“记得南开中学1932年刚放暑假，下午有不少同学聚在范孙楼前空地无所事事。一位同学指着那穿着白“T恤”，骑在几乎完全不动的自行车上的又矮又白又胖的，说‘就是胡适的儿子，由于过于贪玩，国文竟不及格。’”

父亲是提倡白话文的领袖，儿子却写不好白话文，作为名父之子的胡祖望，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最终，胡祖望完全没能实现胡适的“望子成龙”的愿景。

胡适与江冬秀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胡适给她取名做素雯。素雯者，Sophia也，“莎菲”也，陈衡哲也。胡适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像陈衡哲一般优秀。可惜，1925年，素雯因病早夭。她在世间的生命，不到五年。素雯早夭，与胡适疏忽孩子的健康有关，他忙于自己的学术事功，并未对素雯的病症放在心上，结果发生惨剧。胡适对素雯的期待，因为她的早夭，完全破灭。

1921年12月17日，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出生。这个名字乃是为了纪念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希望这个小儿子将来受杜威思想的影响。然而，事与愿违，胡思杜不仅不思杜，反而思马（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胡思杜思想日益左倾，1948年，他也没有跟父亲一起离开北平。他对新时代充满了美好的向往。胡思杜选择的人生道路，也与胡适的希望大不相同。

胡适的大儿子叫胡祖望，祖望即望祖，此是纪念胡适的母亲，这是胡适亲情的一面；胡适的女儿叫素雯(Sophia，沙菲），此是纪念胡适与陈衡哲的情感，这是胡适友情与爱情的一面；胡适的小儿子叫胡思杜，思杜即思念胡适的老师杜威，这是胡适师生情的一面。可以说，胡适对自己三个孩子的美好愿望，都没有应验。他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却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作为民国有名的美男子，胡适之风度翩翩貌比潘安，温文尔雅，口才一流，这样的胡适之，要是没有女人缘，实在天理不容。“我的朋友胡适之”，理所当然的欠下了不少相思债。

胡适的爱情，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女方总是主动的一方。与郭沫若“才子+流氓”见到漂亮女性就主动进攻相比，胡适在感情方面属于被动防守型，不过，胡适的防守并不坚决，亦是半推半就，因之，他被女性扑倒，也就不足为奇了。丰富多彩的感情，撩拨了胡适的诗情。胡诗中但凡写到月亮，写到风，背后必有一段恋情。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乃是写给韦莲司的；“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却吹不乱我心头的人影”，乃是写给曹诚英的；“两鬓疏疏白发，担不了相思新债”，乃是写给女学生徐芳的；“夜半罢清话，圆月正中天”，乃是写给陈衡哲的；“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乃是写给罗维兹的。“我自临风私祝，祝寄花人无恙”，是写给暗恋胡适多年却“除了想象和梦，我什么都没有了”的杨静山的，她是胡适好友朱经农的妻子。“刚闭上了一双倦眼，只见伊庄严曼妙”，是写给爱恋胡适以至于相思成疾最终发疯至死的朱毅农的，她是物理学家饶毓泰的妻子，朱经农的妹妹。朱毅农死后，胡适当然知道自己才是罪魁祸首，但毕竟使君有妇，只好在日记中写下“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慨叹。可以说，胡适每一段情感背后，都有几首诗来印证。这些情诗之中，有的前面偶有小序，说是怀念北大云云，自然是胡适欲盖弥彰的障眼法。胡适经历的这些爱情，让这位早已褪了色的诗人在人生的某一时刻，还保持着写诗的激情。毕竟，“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胡适的这些情人，为他做出了巨大牺牲。据汪静之回忆，曹诚英曾经为胡适堕过胎。更大的牺牲还在1949年之后。当胡适的老朋友顶不住压力开始奉旨批判“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时候，胡适的女性朋友却不为所动。陈衡哲在1950年代的批胡运动中保持了沉默。不仅如此，在跟身在美国的女儿任以都的书信中，谈到胡适时，陈衡哲以“赫贞江上的老伯”称呼。在陈衡哲的眼中，政治是一时的，朋友却是永恒的。

曹诚英亦是如此。按理说，她痴情一片，被胡适误了终身。1949年，她死劝胡适不要离开大陆，但她的“糜哥”依然狠心拒绝了她。倘使此时的她反戈一击，从私生活的角度来搞臭胡适，肯定会赢得时代之掌声。倘使曹诚英以此攻击胡适，并与胡适划清界限，定能给爱惜羽毛的胡适致命一击。然而，曹诚英不仅没有如此做，反而在临死之际，让亲人将自己的坟茔建在胡适回家乡的必经之路。在曹诚英的眼中，政治是一时的，爱情却是永恒的。

与罗隆基的女朋友浦熙修在大难临头时大义灭亲相比，陈衡哲与曹诚英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世间自有真情在。胡适之的女朋友终究是胡适之的女朋友。

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曰：“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围绕在胡适之身边的女性，证明胡适还是一个情种，他辜负了无数女性的美梦，这些女性却依旧痴守着他。从身在情感漩涡的女性角度而言，胡适之可能是一流的情人，但从世俗道德来看，胡适此举，既是对江冬秀的背叛，又不能给曹诚英以适当的安排，害的万念俱灰的曹诚英一度出家做尼姑，乃是双输的局面。当然，话又说回来，妻子与情人，取舍之间，又何来双赢呢？最终的结局，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

概括言之，胡适是二流的情人，勉强及格的丈夫，不及格的父亲。

正确者·民主先生·自由男神

胡适的朋友中，王文伯尝戏谑说:“Hu Shih can do no wrong”（胡适错不了）。故胡适的很多朋友都将他视作“正确者”，胡适一生，做了无数抉择，以后见之明审视，确实绝少错误。胡适两劝周作人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周作人的一生中，胡适对他的人生抉择有过两次劝告。这两次劝告，周作人都没听。这既导致了周作人生前的命运，又影响了他的身后名。

1938年，身在伦敦的胡适得知周作人仍然滞留在沦陷之北平，担心知堂先生落水，乃写了一首诗劝他远行，诗中写道：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此诗从伦敦到北平，途中耽搁43天，直到1938年9月20日，周作人才收到。看信后，周作人回复了一首诗，诗曰：“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以家累太重为由，周作人委婉拒绝了胡适的建议。后来，为了“多化些米面”，最终落水成了汉奸。

1949年朝代鼎革之际，周作人出狱，身在上海。据他回忆，他曾劝胡适留在国内，胡适不仅未听，反劝周作人南下去台。当时，上海《亦报》中有一则《周作人决定北归》的报道，报道说：“胡适、朱家骅等曾邀之南下，许以教授职，拒不住，闲居门生尤某沪寓。”当时，傅斯年执掌台湾大学，胡劝周作人做教授，极有可能是希望周作人去台湾大学教书。这一次，周作人再次拒绝了胡适的好意。留下来的周作人，晚年的命运悲惨之极。

1966年，周作人的房子被查封。8月24日，红卫兵“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时年，周作人81岁。此后，周作人上书求安乐死，意谓自己年过八旬，活着徒给家人增添负担，希望公安机关本革命人道主义原则，恩准服用安眠药来安乐死。结果未被批准。此时的八十老翁知堂先生，诚可谓生不如死。

周作人的一生中，胡适对他有两次至关重要的劝告。一次劝告在1949年，希望他去台湾，倘他听从胡适劝告，去台湾做教授，晚年必不致如此。另一次是1938年，倘若他听胡适劝告，前往西南，日子虽苦，但不会落水成汉奸。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只会更高。

胡适之两劝周作人，1949年的那次，事关周作人生前的命运。诚所谓“不听胡适言，吃亏在生前”。1938年的那次，事关周作人的身后名，诚所谓“不听胡适言，落水当汉奸。”

周作人之外，还有王毓铨与瞿同祖两个例证。

王毓铨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北大读书期间，王毓铨就上过胡适的课，深受胡适影响。抗战时期，王毓铨留学美国，期间跟美国共产党关系密切。1949年，流亡美国的胡适，与也在美国工作的王毓铨继续往来。当是时也，新政权频频邀请身在国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对此，本就思想左倾的王毓铨决定回国。回国前，王毓铨与胡适告别。1950年1月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王毓铨近年在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美国钱币学会）工作，替他们整理会中藏的中国古货币。今年他要回国去了（我曾劝阻他和他的夫人先晋女士），他邀我今天去参观。

未听胡适劝告的王毓铨，回国后的命运让人唏嘘不已。据王春瑜《怀念王毓铨先生》一文披露：

王毓铨民国时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来执教于美国，待遇优厚。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号召海外知识分子归国，他为之心动，找老师胡适商量。胡表示：“在美国的华人汉学家中，你的工资是最高的，大大超过了我。这样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应当珍惜。”但最后他还是决意回国。胡适就请他吃饭，并说：“你回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批判我，否则你难以立足。”结果，王毓铨似乎没有听从胡适的赠言，并没有批判胡适，而果然一生遭际坎坷，身名寂寞。

1950年代，胡适与瞿同祖来往密切。对瞿同祖的学术研究，胡适非常看好。当时，台湾东海大学刚刚建校，东海大学校长来美物色人才，专门找胡适推荐人才。胡适立刻推荐了瞿同祖。对此，他回忆说：

胡适当时曾谈到他想将我荐往台湾，而我不肯去的事。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新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1956年来纽约，见到胡适时，请胡推荐在美的一位中国学者去东海任教。胡适向曾推荐了我。曾约农通过他在纽约的弟弟，约我在他下榻的旅馆共进早餐（曾瞿两家本有姻谊），提出了聘请我去东海大学之意。我当然不愿去台湾，当即谢绝了。

拒绝胡适的瞿同祖，最终回到大陆。回到大陆的瞿同祖，局限于国内形势，终究没能写出期待的学术巨著。本应成为一代宗师的他，任时光流转，终究成就寥寥。对此，晚年的瞿同祖后悔不迭。在接受记者采访，说到回国之后的情形时，他说：

虚度岁月，根本谈不上研究。刚回来时，在北京住了一年，安排不了工作。然后去了湖南，在那儿什么都没做，也安排不了。后又回到北京，住在宾馆里。那时条件不允许，也不允许做研究，根本谈不上研究了。

倘使瞿同祖听胡适的话，前往东海大学教书，想来定能在学术上有更多贡献吧。

王毓铨、瞿同祖两人都未听胡适的劝告，结果都以悲剧告终，诚所谓“不听胡适言，吃亏在眼前”。与王毓铨、瞿同祖同样经历的还有巫宁坤。晚年的巫宁坤痛定思痛，禁不住感慨地说：“那个时代像胡适先生看得又清楚又远的能有几个人呢？”

由周作人、王毓铨、瞿同祖的经历，可见胡适作为“正确者”是如何的名不虚传了。

朝代鼎革之际，胡适选择乘桴浮于海。上世纪的学界前辈，认为倘若胡适留下，至少可以做北京图书馆馆长，去美后，只能屈就普林斯顿葛思德图书馆的馆长。如此对比，为胡适未能留下感到惋惜。这真是对胡适智慧的极大侮辱。胡适之是什么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出如此愚蠢之抉择呢？

“正确者”之外，胡适还被誉为“民主先生”。这个称号，也是实至名归的。这要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形势说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心中的天堂。从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都是对苏俄的由衷赞歌。在这一潮流影响下，苏俄“狄克推多”的政治体制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最爱，包括鲁迅在内的知识分子都对苏俄充满期待。

受欧风美雨政治熏陶的自由知识分子多不迷恋苏联，不过，由于1930年代的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以此来抵御侵略。恰好，1930年代的时代潮流中，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在当时迅速成为了强国。于是，法西斯统治成为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宠儿。急功近利之下，很多坚信民主宪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变了，他们明知独裁是一杯毒酒，却依旧要饮鸩止渴；他们明知专制是一剂毒药，却依然要一饮而尽；他们当然知道独裁是决不能忍受的，于是美其名曰“新式独裁”。这一群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这里以钱端升为例。钱端升明确将1930年代的意大利、德国以及苏俄的政治体制视作极权主义体制。对这种体制，他写道：

“只劳动者享有公权，而不劳动者则无权；只国家得有产业，而人民不得有私产。……总言之，国家之权是无限制的，国家不受法律之拘束，法律仅是国家行使职务时的一种工具。”

对这一体制，受欧美教育影响甚深的钱端升是反感的。但是，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呼吁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弃对民主宪政的“成见”，去全力拥抱极权主义。这篇文章最后，钱端升写道：

“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这里的成见，即偏爱民主宪政的欧美国家。在这里，钱端升呼吁的对象其实就是他的老朋友胡适。

当时，胡适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坚持站在民主宪政这一边。钱端升为何偏爱极权主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极权主义可以让一个国家迅速强大，而民主政治却不能。对于这一点，他论述的很清楚，同样是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欲使全国工业化决非一二十年内能够做到，但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

也就是说，在钱端升看来，极权主义可以让国家具有强大的力量，在这一无可阻挡的力量推动下，东南沿海各省可以迅速工业化，而民主制度对此无能为力。

此时的胡适，可以说，处于被左右夹击的状态之下。左有斯大林的苏俄，其支持者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右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其支持者是胡适的老朋友们。左右夹击之下的胡适，只好左右开弓，一边认为苏俄的“狄克推多”万不可在中国实行，一边认为德国的“纳粹模式”绝对比不上欧美的民主宪政模式。

这只“救火的鹦鹉”，心急如焚地告诫人们：“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这只“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的乌鸦，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

如今，距离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再来回顾这场论争，历史的演变早已证明了胡适的远见卓识。昔日强大无比的纳粹德国，早已灰飞烟灭；曾经雄霸地球的大国苏联，早已烟消云散。实行民主宪政的美利坚，依然是这个星球上第一等的强国。摆事实就是讲道理。事实就摆在这里，而胡适，永远站在民主宪政这一边。

胡适作为“民主先生”的另一贡献，乃是对与民主制度相配套的市场经济的坚守，要坚守市场经济，就不得不反对计划经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与德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成为潮流。于是，一股计划经济的思潮弥漫国中。迷恋苏联的左翼知识分子，惊叹于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不用说，都是计划经济的拥趸。胡适的另外一批老朋友，如钱昌照、翁文灏等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也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他们主持的官方机构资源委员会，更是推崇“国进民退”，大肆鲸吞民营企业，让国家主导一切资源。

此时的胡适，在经济制度上，再次面临左右夹击。他只好继续左右开弓，坚持他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在给朋友的信中，胡适写道：

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 “为政不在多计划，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 “不漏”二字，而忘了 “恢恢”二字，和 “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 “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 “天网”或太密耳。

经济学方面，胡适是外行。美国读书时，经济学是胡适最不感兴趣也是成绩最差的一门。据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披露：胡适在英国文学、历史学以及法文德文等选修课上的成绩大都是八十分乃至九十分以上的高分，而他选修的几门经济学课程，除了经济理论史一门得了85分的高分，其他两门中，一门经济学入门得分75，一门财政学得分77，远逊于其他学科的成绩。因此，他对市场经济的坚守，不是建立在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之上，而是建立在他家乡经济发展的经验主义之上。

此外，他反对计划经济，还源于对无为哲学的发挥。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不作为的政府，这种不作为，指的是政府不干扰民间的经济活动，把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还给社会，进而建立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对于胡适的这一主张，就连那个一贯相信“Hu Shih can do no wrong”（胡适错不了）的王文伯，也真心表示反对，他祭出的法宝，还是世界之潮流。他给胡适写信说：

此次战后，计划经济成为世界不可移易之方针，一则由于苏俄之战绩，一则美国战时计划之成功与罗氏战前NewDeal（新政）之成绩，使我们反（返）归 “无为”与传统的农业自由经济，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也是世界经济势力不容许的。

在王文伯看来，如今的潮流就是实行计划经济。这一“苏俄模式”让那个最坚持市场经济的美国也要改弦易辙了。中国怎么能不追随这一世界潮流呢？

由王文伯的观念，可证胡适“逆潮流而动”的思想特质。作为“民主先生”，胡适对民主的信仰是深入骨髓的。当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行情见涨的时候，他当然是这一观念的信奉者。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乃在于当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行情下跌之际，依然坚信民主政治是世界之潮流，依然坚信市场经济更加符合人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新式独裁与计划经济弥漫于世界之时，胡适不为所动，逆潮流而动。如今潮水退去，我们后来者终于看见到底是谁在裸泳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今地球上，除了朝鲜这个活化石，还有哪个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呢？那些迷恋计划经济的学者，如今安在？

当新式独裁目眩神迷之际，在计划经济席卷全球之时，胡适择善固执，涛声依旧，固执于民主宪政的信仰，依旧于市场经济的信念，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何谓“民主先生”？这就叫“民主先生”。

与“民主先生”相对的是“自由男神”。为何称胡适为“自由男神”呢？

首先，当然是他一辈子都在争取自由。自成名之后，从1920年代的《争自由的宣言》，到1930年代的《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再到1940年代的《自由主义》，再到1950年代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对自由的争取与奋斗，可谓不遗余力至死方休。纵观整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论对自由的努力奋斗，胡适理所当然是第一人。

其次，胡适争取自由，尤重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20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争取自由时，更多侧重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在这方面，胡适不遑多让，亦有精彩发挥。不过，最能体现胡适远见卓识的是他对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重要性的体认。关于经济自由，胡适写道：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胡适提倡经济自由，可分两个层面理解。第一，知识分子大多清高，耻于谈钱。胡适并不如此，他曾公开鼓吹“拜金主义”，在他看来，唯有经济独立，人格才能独立。经济实现自由，才能不忧不惧的争取其他方面的自由。第二，从制度层面上，经济自由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经济活动，应该让企业在守法前提下，公平竞争。胡适提倡经济自由，有为市场经济张目之意图。

胡适提倡政治自由，针对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弱点。他在《自由主义》中反思东方的自由主义时说：“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如何才能抓住政治自由呢？在胡适看来，最重要的努力是行动起来，组织反对党。因此，他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中高度评价陈独秀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此文最后，胡适写道：

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此文，开启了1950年代台湾的反对党运动。后来，雷震组织反对党，其中一个思想来源，即此篇文章。

当然，胡适终究是秀才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跟蒋廷黻谈论如何组建反对党，蒋廷黻磨刀霍霍，反对党呼之欲出之际，胡适反而打退堂鼓了。唐德刚劝他可以以自己的名望来做形式上的领袖，组织行政工作全盘托付蒋廷黻就行。爱惜羽毛的胡适绝不同意，圣人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胡适与圣人一模一样。胡适回台湾后，雷震希望组织反对党，同样希望让胡适做形式上的党魁，他来全力以赴做具体工作。胡适就像拒绝蒋廷黻一样拒绝了他。这或许是胡适的缺陷，他明明知道要想实现政治自由，就必须“组织反对党”，但是他却临阵犹豫，让蒋廷黻与雷震空欢喜一场。当然，人贵有自知之明，胡适实在不是做行政的干才；而且人各有志，也不能勉强。为争自由，胡适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们又何尝忍心去勉强一位已经七十岁的老翁呢？

此外，作为“自由男神”的胡适，晚年多次提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时过境迁，脱离了的历史语境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时候真是给“我的朋友胡适之”招黑，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当胡适提倡容忍时，同时也在鼓吹“不自由，毋宁死”，为此，老胡适翻遍典籍，找到了媲美帕特里克·亨利这句话的一句话，就是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与胡适的容忍论，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两者不可偏废。

实话实说，作为自由男神的胡适，其实是失败的。

终其一生，胡适都在追求自由，然而在他晚年的时光里，胡适已经没有片土容身——大陆容不下他，以举国之力来批判他；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容不下他，发起“围剿胡适”的运动；香港的徐复观也容不下他，在《民主评论》上大肆痛骂他……从大陆到台湾再到香港，偌大的中国，都已无胡适的容身之地。

晚年的胡适，成为了他早年笔下的斯多曼医生，成了“无地自由”的“国民公敌”。“无地自由”的胡适，恰若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惶惶如丧家之犬。

即便在如此的处境中，晚年的胡适始终乐观，始终维持着一个人的尊严与人格，始终保持着“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风骨，始终维系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气魄，始终吟诵着“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真的不可救药。

胡适之所以乐观，当然是坚信历史站在他这一边，历史当可为他做证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胡适，失去了现在，终将赢得未来。

胡适成了“国民公敌”，正应了易卜生的那句名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胡适成为“国民公敌”，其实，反过来看，没有比这更尊荣的称号了。一个人收获了多大的诋毁，就将迎来多大的赞美。

古希腊人用毒酒杀死了苏格拉底，最终却为他塑起了铜像；遭犹大出卖的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但耶稣毕竟是耶稣；苏联人放逐了索尔仁尼琴，当他归来时，他成了整个国家的英雄。作为“国民公敌”的胡适恰如张爱玲所言：“摩西是被以色列入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流亡日本的船上，写下“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1912年，梁启超结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故国，真个是举国欢腾。远在海外求学的胡适，也在密切关注梁启超的归国。他在日记中写道：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之第一大的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昔日的梁启超如此，未来的胡适之当然也会如此。统而言之，笔者对这位“自由男神”的评价就是：

以一个人敌两政权，最是文人不自由；

以笔杆子抵枪杆子，终信文章胜甲兵。

“我的时代还未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借用西哲尼采的这句话来论断胡适，最合适不过了。

革命时代的“反革命”

作为先生的胡适，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家。前面已经说到，在文史哲三个领域，胡适都有革命性的贡献。与文化领域相比，胡适在政治领域则是一位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者。要知道，20世纪的中国，属于革命的世纪，作为改良主义者的胡适，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反革命。可以这样说，文化领域的革命家身份，让胡适暴得大名，赢得无数青年学生的由衷拥护；政治领域的反革命身份，让青年学生对胡适逐渐失望，并最终抛弃。文化领域的开风气之先与政治领域的逆潮流而动，成为胡适身上两种鲜明的对照。

对胡适而言，在革命的20世纪谈改良，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谈政治的开篇之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仅在当时引起争论，而且在后来更是遭遇举国批判；“好政府主义”被嘲笑；“五鬼闹中华”被质疑；“全盘西化”纷争不断；“民主与独裁论战”成为少数派；“理未易明，善未易查”被当做耳旁风。可以说，在思想领域因为革命家身份赢得的青年，随着胡适不断谈政治说改良，随着中国政治领域的日益激进化，逐渐弃胡适而去。这一切，都源于改良主义者胡适的“反革命”行为。

作为“反革命”，胡适确实有太多的“反革命”行为。孙中山希望武力统一中国，遭到陈炯明的反对，胡适为陈炯明辩护，在国民党正统派眼中，他成了反革命；在苏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成为革命目标，胡适却“反反帝”，却认为“封建”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烟消云散了，因此，在共产党眼中，胡适也成了反革命；冯玉祥驱逐溥仪，被很多人视作革命，胡适则从契约角度出发，认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建立在《大清优待条例》之上，故认为此举不妥，坚决反对这一行为，这又成了他的反革命行为之一。

1926年，胡适参观苏俄后，高度评价苏俄革命，好不容易赢得了青年人的好感，被认定是“向前走着的知识阶级”，结果回国之后，胡适却很快“堕落”，他为国民党的“清党行动”辩护，遭到了周作人的批评。如果胡适坚决站在国民党一方，至少还可以让国民党抱有好感。可惜，紧接着，他又发起了“人权论争”，认为国民党一dang专zhi，没有人权，这理所当然遭到了国民党的批判，被蒋介石视作反党。左翼革命作家对胡适此举也没什么好印象，讥讽胡适是“小骂大帮忙”。鉴于胡适如此重视人权，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邀他入会，结果他却反对民权保障同盟打着人权闹革命的行为，这个“反革命分子”被开除会籍。

1930年代，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胡适却劝说学生最重要的目的是好好读书，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在激进的青年学生看来，胡适此举就不仅仅是“反革命”的问题，甚至还有“汉奸”之嫌。1946年，他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为国民政府站台，成了革命青年眼中的“过河卒子”。他写文章公开批判苏俄，也源于他的反革命立场。至于从北大逃到南京，则源于他畏惧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被宣布为“战犯”，则源于他对革命势力的极端敌视。

从反革命的角度来审视胡适，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胡适的人越来越少。革命青年早已离他而去，曾经的自由主义者也觉得他太顽固。1948年，当胡适离开北平后，张奚若等人要求枪毙他。要知道，在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时期，张奚若坚决支持他，两人都对自由主义理念情有独钟。然而，此时的张奚若却反对他。即便是那些支持胡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了台湾之后，也对胡适不满，殷海光就认为胡适懦弱胆小。更重要的是，偌大的中国，几乎没有胡适的立足之地。共产党批判他，煌煌几百万言。国民党围剿他，声势亦不小。从1917年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到1960年代的“孤家寡人”，不到五十年的时间，曾经的全民偶像似乎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对此，胡文辉评价胡适说：“胡适是一个驻足者，现代中国思想的中流砥柱，在纷乱的时世，不以大众之是为是，不以大众之非为非，既未流于偏激，也未堕入保守，以他的稳健，显出时代的冒进，以他固执的立场，显出整个中国席卷而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适的稳健是在1930年代之后，1920年代的胡适，虽已被视作反革命。但在我看来，胡适的缺陷，恰恰在于他的反革命的不彻底性。作为“反革命分子”的胡适，在1920年代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他主张革命的时候。这里以胡适的两首诗为例，来反思胡适革命性的一面。

1921年，胡适写过一首《双十节的鬼歌》，诗中写道：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由此可见，此时的胡适视北洋政府为鸟政府，主张用“炸弹”与“干干干”的精神起一个新革命，推翻这个“鸟政府”。1928年，胡适诗歌中的这个“鸟政府”终于被推翻了，照理说，理想实现，胡适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当新的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胡适却又开始怀念当年那个“鸟政府”了。1928年5月16日，他在日记中颇有感慨地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被胡适视作“鸟政府”没有做到的事，革命政府轻松做到了。1929年4月26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马君武的话。马君武对他说：

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

胡适非常赞同马君武的这一看法，他接着这个话头继续说：

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

北洋政府至少有民治的起点，革命的新政府却是无法无天的政治。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比较之后，胡适开始怀念他诗歌中的“鸟政府”了。要知道，这个“鸟政府”，不就是他1921年主张用炸弹推翻的吗？ 1929年的胡适，稳健成熟之后，打脸1921年的胡适。

同样是在1921年，胡适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十九岁的少年用短刀暗杀了日本首相原敬，欣喜若狂。他对暗杀者由衷歌颂，为此写《短刀歌》来歌颂暗杀者，诗曰：“他不用手枪，他不用炸弹，他只用一本小刀，——他是个好汉。”

胡适毕竟是中国公学的学生，而中国公学本是晚清革命党人办的学校，当时的革命党人，多喜用暗杀的方式来推动政府。如今，看到日本青年暗杀日本政府首相，胡适这个反革命分子呈现出革命性的暗杀一面。然后呢？

1947年12月24日，胡适重新翻阅过去的日记，看到26年前写的《短刀歌》之后，颇有感触地在这则日记中添加了一段话：

此事是日本宪政崩溃的开始，原敬、滨口都是平民组阁，都死于暗杀！我当时不知道日本情形，故有此谬妄的意见！

日本青年的这一暗杀，意味着日本宪政的崩溃，日本宪政的崩溃最终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文人内阁不能制约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与侵略政策，于是有了日军的侵华战争。写下这则补记的胡适，对当年自己的“谬妄”表示后悔。1947年的胡适，稳健睿智之后，再次打脸1921年的胡适。

在20世纪的激进青年看来，胡适作为文化学术界的革命家，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政治领域也掀起暴力革命才对，如此才不辜负革命家之本色。在他们眼中，胡适政治上的反革命，乃是一大污点，故而20世纪的革命青年看到胡适参加国大后，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感。但是，在我这个21世纪的青年看来，胡适以他的“反革命”姿态，显示出激进背后的满目疮痍。他的问题不仅不在于“反革命”，反而在于其“反革命”的不彻底性。

胡适在时间里复活

胡适早年写过一首小诗《希望》，此诗谱曲之后，成为非常有名的校园歌曲。用这首诗来形容胡适的生前身后名，非常形象。全诗如下：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胡适早年留美归来，带来种种新思想。他努力栽培，希望能开出“希望”的花。虽然困难重重，贬谤随之，但仍乐观地怀抱希望。这正应了“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时光来到晚年，原本是该收获的季节，但在诸种因素的合力下，他一无所获。这也正应了“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一句。

虽然没有收获，但好在还有明年，还有未来。当胡适生前的种种努力都渐渐消失的时候，他往昔播下的种子，不经意间再次生根发芽。冬天过去之后，总会有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他的希望绝不会落空。这就像他诗中的最后一句：“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胡适去世二十多年之后，那个“围剿胡适”运动的幕后总策划蒋经国最终拗不过国际局势与岛内形势的大趋势，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胡适关于“自由”的梦想开始在台湾成真。历史三峡中的巨大冰山，终于在世事演变中融化成汪洋大海，自由的力量终究不可阻挡。

类似的历史转变也发生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那个曾经被千万人痛批的胡适卷土重来。当1910年代胡适所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转变成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当1920年代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变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当“自古成功在尝试”变成了深圳被作为经济特区做试点的时候；当胡适的“充分的现代化”转变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时候，胡适的幽灵正一点一滴地在这片大陆上复活。思想的力量并不会因为肉身的消灭而消失，它有着穿透沧桑岁月的神奇。

胡适及其思想的兴衰荣辱，已然关系到中国的国运。关于胡适与国运的关系，殷海光曾有断言：当胡适处境艰难而胡适思想被人人喊打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陷于不正常的艰难窘境之中；当胡适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则走向通往自由的健康之路。

殷海光的这一精辟论断，证之于20世纪的历史，最恰当不过。从1917年胡适“暴得大名”到1950年代胡适被举国批判，又从1950年代批判胡适到1980年代努力为胡适平反，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

胡适的思想无异于一座宝库，在如今的大陆，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胡适，还他以本来面目，并从他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找寻这个国家通往未来的道路。卷土重来的“胡适热”，证明了胡适翻译的那首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作《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能等着你的爱慢慢地长大。

你手里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子，六月开的吗？

我如今种下满心窝的种子，

至少总有一两粒生根发芽，

开的花是你不要采的——

不是爱，也许是一点喜欢吧。

我坟前开的一朵紫罗兰——

爱的遗迹——你总会瞧他一眼；

你那一眼吗？抵得我千般苦恼了。

死算什么？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是的，对胡适而言，死算什么？你总有爱我的一天。诚如慎之先生所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从成名到死去，胡适所思所想的是，如何使一个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他用的方式是笔而非枪。在他看来，枪虽然能迅速改变世界，却也会给世界造成更大的灾难，笔虽然缓慢，却是“得尺进尺，得寸进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胡适的时代远未过去，而是刚刚开始。卷土重来的“胡适热”就是最好的证明。21世纪的中国，胡适正从时间中复活。

盖棺论定

千秋历史评论，盖棺方能论定。如今，胡适已经盖棺半个多世纪了，对他的论断依然争议满满。那么，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统而言之，胡适是第一流的朋友，也是第一流的先生；他是第一流的孝子，第二流的情人，第三流的丈夫，亦是不入流的父亲。他是民国第一红娘，成人之美举不胜数；他是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他既是民主先生，又是自由男神，既是言论自由的争取者，又是学术自由的信奉者，属于一流的政论家；他是播种者，是仅次于蔡元培的教育家，是未从事出版的出版家；他是交际花，是饭局小王子，是给女学生关窗的绅士；他是提倡怕老婆的伪装惧内者，是收集火柴盒的癖好者，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争议者；他是革命时代的反革命，爱国贼横行年代里的理智爱国者；他被国共两党不约而同的批判，属于无地自由者；他是智者，人生抉择基本全对；亦是勇者，写过“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他是怀疑论者，是无神论者，也是收集白话圣经版本最多的中国人；他是一团矛盾，提倡自由恋爱却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鼓吹西医却也让中医看病；主张全盘西化却爱穿长袍马褂；他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儒者，多数时候菩萨低眉，但也有金刚怒目时。他爱惜羽毛，看重名誉，对生前生后名看得极重；他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他是日记与书信写作者，日记与来往书信之多，舍胡其谁？他是才遇双全者。美国刚一学成，尚未归来，就已名动华夏，时年26岁，当是时也，既有陈独秀给他提供舆论阵地，又有蔡元培这样的伯乐来赏识这匹千里马。他经济学学的太差，终究成不了哈耶克；他洞察力不够，1920年代对苏俄的认知远逊徐志摩。他帅，迷妹无数，迷恋他的女学生之多，民国第一。他是天生有女人缘的男性。他身高168，不高也不矮；体重62.5公斤，不胖也不瘦。与鲁迅的剑拔弩张横眉冷对相比，他更多的是满脸微笑一团和气。与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相比，他更多的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既非洋奴，亦非买办，不过真的是美国文明的真诚歌颂者。他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未免过于相信进化论；他绝不鼓吹战争，但当极权主义的威胁来临之际，他无可避免的选择战斗，舍此别无他途。他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却觉得《红楼梦》没有plot，不是一部好小说，其审美能力让人怀疑。他是上卷先生，下卷终究未写成。文史哲方面，他是开风气之先者；暴力革命年代，他是逆潮流而动者。他是编辑家，从《新青年》的编辑到《自由中国》的社长，横跨半个世纪。他是恋爱时节的诗人，亦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蹩脚的剧作家。胡适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是“死后方生者”，属于未来，通过他，偌大的华夏民族，或许会开启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这就是天下闻名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