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不了解1968，就不足以了解当今世界格局

撰文：马克·科兰斯基

翻译：洪兵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68，改变世界的一年。

1968，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数万人丧生。

1968，世界多地的学生们走出校园，在街头游行。在巴黎，学生在墙上涂鸦：“越做爱，越想革命。”

1968，“上帝也许撤除了对美国的保佑”，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害。

1968，比夫拉大饥荒，100万平民死于饥饿。

1968，先锋戏剧与现代女权运动蓬勃兴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想主义破灭。

1968，墨西哥发生了大屠杀。“阿波罗8号”绕月飞行。

1968，这是最好的一年，也是最坏的一年。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让人激动，令人难忘。

《1968：撞击世界之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这部里程碑式的杰作，全景式地记录了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世界的变化，年轻人的选择，由此构筑了当今世界的面貌。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八章：“诗歌、政治与艰难的第二幕”，由出版社授权转载。

我把第一幕留给了纠葛和牵连

第二幕也一样。此时深陷繁杂之中

我无法创作第三幕

——尤金·麦卡锡，《一个老去的政治家的悲叹》，1968 年

在美国历史上，诗歌有分量的年代似乎并不多，而1968年就是其中一个。这一年纽约推出了“点播诗歌”的电话服务。同年，由政府推出的一个试点项目派出诗人到全国的公立中学朗读和讨论诗歌，这获得了极为热烈的反响。在底特律，激动的学生们在阿米利亚·依哈特初中的过道里将诗人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团团围住，他们呼喊着：“为我们朗诵一首诗！”盛情难却之下，霍尔吟诵了一首诗，但是更多的学生蜂拥而至，霍尔只好又朗诵了一遍。

罗伯特·洛威尔看来是特别适合20世纪60年代的诗人，他1917年出生于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与约翰·肯尼迪同年出生。他和出身背景相似的“结束越战全国动员委员会”的戴维·德林杰一样，是和平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拒服兵役曾入狱服刑。在60年代，他是反战集会的固定常客。1968 年，他是曝光度最高的美国诗人，因为他陪同尤金·麦卡锡参议员参加竞选。

艾伦·金斯堡生于1926年，在年龄上，他和洛威尔比和1968年的学生们更接近。金斯堡蓄着大胡子和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已经40多岁的他虽然开始谢顶和发福，却具有能够代表60 年代特征的精神气质和文学风格。他是一个真正的50年代的人物，“垮掉的一代”的中心人物。但是到了1968年，许多垮掉派的代表人物都已凋零。杰克·凯鲁亚克沉湎于酒精中，并且不赞成反战运动。他谴责老朋友金斯堡不爱国。1968年初，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在沿着铁路线进行24公里的徒步旅行时死于墨西哥。卡萨迪说他会数着轨枕打发时间。但是在途中被邀请参加的一个婚礼上，几个小时里，他都在酗酒和吞服速可眠。次日，人们发现他躺在铁轨边，他就是这样度过头天的雨夜的。因为寒冷过度，卡萨迪很快死去，他辞世的方式，就是使“垮掉的一代”闻名遐迩的自由而又离经叛道的方式。传说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84928根轨枕。”

尽管许多朋友死于酒精和毒品，金斯堡仍然对一些毒品热情高涨，尤其是大麻、裸头草碱（psilocybin）和迷幻剂。事实上，虽然他坚决反对越战以及美国的军事与工业战争机器，在大多数时候，他还会提到其他三个话题。其一是公平对待同性恋者。在他的诗歌中，金斯堡对自己的性偏好总是异常坦诚，有些人说是“异常生动”。在“同性恋者权益”这个词发明之前，他已经是争取同性恋者权益的活动家。此外，他总是为自己的“吸食毒品有益”、“迫害吸毒者不公”的理论而斗争。金斯堡还坚定地信仰唱诵佛经的价值。到1968年，东方宗教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人们很容易忘记许多年前金斯堡就已经对佛教高度重视。印度教也时髦了起来，尤其是“宗师”（guru）这个词，因为过于生僻，媒体在1968 年用到这个词时都要提供它的发音“goo-roo”。

自称为“至圣”（maharishi）的玛赫西·约吉（Mahesh Yogi）声称发现了即刻进入冥想的法门，他承诺使用这种方法无需经受禁食和不断祈祷等痛苦，即可达致入定（samadhi）这种超验的意识状态。在成功地使上千名欧洲人改宗“超验冥想”后，他在1968 年抵达美国，从此带来了对于印度服饰和音乐的狂热。包括甲壳虫乐队和“沙滩男孩”在内的许多名流都追随他进行修习。但是当甲壳虫乐队去了印度，计划用三个月在玛赫西·约吉的指导下学习时，常有人说，四人组合中最没慧根的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因为对至圣提供的膳宿不满，10天后就和妻子莫琳返回了伦敦郊外的宅邸。“莫琳和我对我们的食物有些意外，并且我们不喜欢辛辣的食物。”林戈解释说。

对于金斯堡这个诗人和资深佛教徒，玛赫西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因为玛赫西反对迷幻剂并且极力主张青年人接受征兵。金斯堡则继续吟诗念佛，反对战争，支持同性恋者权利以及服用迷幻剂。

到60年代时，金斯堡已成为最受尊崇的在世诗人之一，他被邀请到世界各地进行讲演；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包括美国、苏联、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他发现自己因为演讲的内容而遭遇法律困境。

在金斯堡住过的纽约东村社区，人们都记得他是一个谈吐温和的绅士，心地善良。从第一部诗集出版，金斯堡形式自由、激情四射的诗歌风格就既饱受争议又被公认为才华横溢。他的父亲路易斯也是诗人，有时他们会一起朗诵诗歌。路易斯是新泽西的一个教师，他的评论总是难以克制地包含太多的双关语，但他同时也创作结构精致、通常是双行押韵的抒情诗。父子俩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尊重和相互敬爱，但是路易斯认为儿子应该在诗歌风格上稍加节制。他还认为，儿子不应该使用那些使人们难堪的与排泄物有关的词汇，也希望他不要过于直率地谈论自己是同性恋。但是金斯堡就是这种风格。他会公开地谈论他爱上了谁，他在追求谁以及如何追求。有一次，他比较过分地谈及了父亲的婚外情，于是路易斯迫使他删除那些诗句。在“代沟”显著的年代，这一对父子合作的诗歌朗诵堪称一景——路易斯穿着粗花呢衣服，而金斯堡挂着念珠。

1966年，他们一起回到了位于新泽西的家乡佩特森。路易斯向许多当地的粉丝朗诵诗歌，而更有名气的儿子则朗诵政治诗歌以及关于家乡佩特森的诗歌。他们还谈及了前一天父子俩游览的帕塞伊克瀑布，路易斯称其为父子共享的亲密时刻。然后艾伦这个总是不打自招的家伙说道，在瀑布那儿他吸食了大麻，并且此举为亲密时刻增色不少。第二天，佩特森的市长弗兰克·X. 格雷夫斯（Frank X. Graves）坚称他收到了无数举报金斯堡吸毒的电话，于是向他发了一张拘票。警察找到并拘禁了一个蓄胡子戴眼镜的男人，误以为他就是金斯堡，而那时被通缉的诗人已经安全地回到了东村。

到了1968年，当父子俩一起出现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蓄胡子、抽大麻的嬉皮士形象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看见他们两个一起出现还是令人好奇。路易斯以双关语开场，而艾伦开场所吟诵的佛经被纽约时报社评论员认为比他的任何一首诗歌都要长。当晚以父子两人的争论而告终，主题是勒罗伊·琼斯最近因非法拥有武器而被定罪。儿子认为这显然是对黑人剧作家勒罗伊的构陷——但父亲不这么认为。他们的听众也分为两派，分别为父子俩喝彩。

勒鲁瓦·琼斯也是20世纪60年代那代人喜欢的一个诗人。“都起来靠墙站着，混账，这是持枪抢劫！”很快就成了他最著名的诗句。在他发表了《黑人》这首诗歌后，1967 年东村的一个“亲和组”  取名为“混账东西” 。这个亲和组参与了激烈的学术讨论，以此为基础开展能够吸引媒体关注的街头行动，而这是阿比·霍夫曼尤为擅长的。在纽约的“垃圾罢工”中，“混账东西”将人行道上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的垃圾，通过地铁拖运到新开张的林肯中心。

1968年作品最畅销的诗人是罗德·麦丘恩（Rod McKuen），他写一些有韵律的珠玑妙语，然后用沙哑的声音朗读，随便你认为那声音是充满情感或是因为支气管炎。麦丘恩是好莱坞的一个歌曲作者，胡子刮得很干净，穿着V 形领的毛衣，与“垮掉的一代”相去甚远。但是在1968年初，他毫无自知之明的滥情诗集已经售出了25万本。他的两本书《斯塔尼安街和别的哀愁》（Stanyan Street and Other Sorrows ）与《倾听温暖》（Listen to the Warm ），比《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排行榜上的任何作品都更有市场，虽然诗歌类书籍并不被列入畅销书榜单。在1968 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中，麦丘恩以特有的谦卑和坦率说道：“我并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词语的串联者。”当他得肝炎病倒时，数百名粉丝送给他公仔玩具。在另外的许多人看来，他和他的粉丝都是无法接受的。

如果一个歌曲作者可以是诗人的话，在1968 年，当然有比麦丘恩更优秀的候选人。通过为自己取艺名“迪伦”，鲍勃·迪伦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他丰沛的抒情以及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抒情之间有依稀的联系。“大门”乐队则得名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一句诗：“感知之门”。在《生活》杂志上，“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被称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和非常优秀的诗人”，事实上，他是“身穿黑皮裤的加强版的诗人”。至于歌词，有时要借助莫里森尖锐的嘶叫修饰才能达意——这并不要紧。保罗·西蒙（Paul Simon）和阿特·加芬克尔（Art Garfunkel）的歌谣特点是充满了隐喻与意象，在许多粉丝看来，他们也是诗人。但这个组合的歌词作者保罗·西蒙否认了这种看法。“我试过写诗，但是这和我的歌曲没有关系……只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是如此平庸，只要在其中你稍微有点智力的火花，他们就把你称为‘诗人’。如果你说自己不是诗人，人们就认为你是在自我贬低。但那些把你称为‘诗人’的其实是从不读诗的人。似乎他们觉得诗歌是被鲍勃·迪伦定义的。这些人从来没读过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等人的诗歌。那确实是诗歌。”

另一方面，很少有人会怀疑金斯堡是诗人，更没有人质疑埃兹拉·庞德的诗人地位，这个八旬老人的诗作是20 世纪诞生的诗歌的典型产物，他现在正在意大利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尽管庞德持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立场，他的门生T.S. 艾略特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但他们两人都在20 世纪60 年代这代人的文化遗产清单上。即使没有学习过诗学，这个谱系也是很清晰的。如果没有庞德，就不会有艾略特， 也就不会有迪伦· 托马斯、劳伦斯· 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和艾伦·金斯堡。或者他们的诗歌写作将大不一样。

金斯堡承认受惠于庞德，于是这个犹太诗人——或者按他自己喜欢的说法是犹太佛教徒诗人——想去拜访庞德。1967 年，在威尼斯实现这个愿望时，金斯堡并没有朗诵自己的诗作。相反，晚饭后，他用烟纸卷了大麻，一声不吭就抽了起来。然后他给年迈的庞德放了歌曲—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 ）和《埃莉诺·里格比》（Eleanor Rigby ），鲍勃·迪伦的《目光忧伤的低地女士》（Sad–Eyed Lady of the Lowlands ）、《甜美至极的玛丽》（Absolutely Sweet Marie ） 和《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 ）， 还有多诺万（Donovan）的《阳光超人》（Sunshine Superman ）。听歌的时候，庞德面带微笑，看起来他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些歌词，他用象牙柄的手杖随音乐轻轻打着拍子，但始终不置一词。后来庞德的长期伴侣奥尔佳·拉齐（Olga Rudge）宽慰金斯堡说，如果庞德不喜欢他选的那些歌，他早就走出房间了。

谁是诗人和谁不是诗人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政治与对于诗歌的趣味密切相关。俄罗斯的诗人，尤其是那些在政治问题上直言不讳的诗人，在西方的大学生中获得巨大支持。对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来说，无论是因为在苏联引起的政治争议，还是因为国外对其艺术成就的认可，1968年对于他都是非凡的一年。叶夫图申科生于1933 年，是新俄罗斯抒情诗派的成员。评论家们经常暗示说这个诗派的其他成员，比如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门生、生于1933年的安德烈·沃兹涅森斯基（Andrey Voznesensky）是更优秀的诗人。但在20世纪60年代，叶夫图申科确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俄罗斯诗人。1962 年，他发表了严厉批判苏联的四首诗歌，其中包括《娘子谷》（Babi Yar ），它描述了苏联试图淡化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一场大屠杀。

1965年，即在金斯堡先后被逐出古巴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他在苏联与著名的俄罗斯同行会面。叶夫图申科告诉金斯堡，他曾听说过许多关于他的丑闻，但是都不相信。金斯堡则宽慰他说，这些丑闻可能是真实的。他解释道，他是个同性恋者，这是他生活在其中的现实，所谓的这些丑闻源自于他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经历。

叶夫图申科显然对此感觉很不舒服，他说道：“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于是金斯堡迅速转到他最喜欢的另一个话题——吸毒。叶夫图申科表示：“这两个主题——同性恋和毒品——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它们是青少年惦记的事。在俄罗斯，它们对我们完全不重要。”

1962 年，当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完成《战争安魂曲》（War Requiem ）时，他想到的并不是越南战争，而是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轰炸的考文垂大教堂的重新开放。《战争安魂曲》的歌词源自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但是在1968 年，《战争安魂曲》被认为是“反战”的，而那时所有反战的东西都有市场。于是威尔弗雷德·欧文那些几乎被遗忘的诗歌重新被公众阅读，不仅是因为它们表达了对于战争的憎恨，也是因为欧文悲哀的生平故事。欧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个连长，在抱怨战争经历时，他发现了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文学生涯走向辉煌的时刻，年仅25 岁的他却不幸战死于战争结束前的一周，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辞世后出版的。1968 年，不仅是欧文的诗歌，还有同样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的诗作，都再次受到青睐。作为战争牺牲品的诗人似乎成为了1968 年文学中难以抗拒的一个背景。甚至连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数月头部中弹受伤、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天的法国作家，也在1968年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在艺术界，作为评论家的阿波利奈尔更为知名的是对毕加索、布拉克、德朗和他自己的情妇玛丽·洛朗桑（Marie Laurencin）的提携，还有其他许多艺术家也受到他的奖掖。他是“超现实”这个词的创造者，也是一位诗人。1968 年，当新的英文版《被刺杀的诗人》出版时，理查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eedman）在为《生活》杂志所撰写的书评中写道：“在阿波利奈尔辞世后的半个世纪，他在大学里的影响从未如此深远。”

看来，那些反对战争，反对任何战争的作家们，他们的文学声望都不断高涨。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逃避兵役而移居瑞士，他此时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期。虽然他在1962 年逝世，但他的小说具有类似马尔库塞似的对现代社会异化性质的体察，以及对于亚洲神秘主义的迷恋，这些都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青年人完美匹配。若泉下有知，他可能还会吃惊地发现，在1967年10月，一个雄心勃勃的电子摇滚乐队以他的小说《荒原狼》（Steppenwolf ）命名。这个乐队在1968 年最著名的单曲是《天生狂野》（Born to Be Wild ），按照24 岁的加拿大主唱、吉他乐手和口琴乐手约翰·凯（John Kay）的说法，乐队的理念和黑塞小说中的主人公类似。“他拒斥中产阶级的标准，”凯解释道，“但是他又希望能够在其中找到幸福，或者希望两者并行不悖。我们也是这样。”

在1968 年，似乎每个人都想成为诗人。作为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尤金·麦卡锡在4 月12 日这一期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两首诗歌处女作。他声称自己大约一年前开始写诗。但新闻界没人相信政客们在选举年会偶然行事，《生活》杂志的专栏作家莎娜·亚历山大（Shana Alexander）指出：“近来，麦卡锡有些惊讶地发现，那些喜欢他的政治主张的人也倾向于喜欢诗歌。当人们知道罗伯特·洛威尔与麦卡锡参议员一起旅行时，人们蜂拥而至，一睹其风采。”

麦卡锡摇身转向诗歌，这显示出他对于自己的支持者们的理解，而令人吃惊的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他很少刻意讨好选民。大部分时间里，传统的政界人士和进行报道的记者们压根不理解他。麦卡锡会没有预先通知就取消演讲和其他活动。当电视主持人戴维·弗罗斯特（David Frost）问他在自己的讣告上会写点什么，麦卡锡非常认真、一点都不带讥讽地回答：“我认为应该是‘他死了’。”起初，他之所以在大学校园以及那些不喜欢传统政治的年轻人中产生巨大名望，是因为直到肯尼迪参选之前，他是唯一承诺将立即结束越战的参选人。在选战早期，因为麦卡锡模棱两可的风格和缺乏激情，策划其参选的反战左派人士如阿拉德·洛温斯坦等都非常失望，他们开始忧心忡忡是否选错了人。博比·肯尼迪曾是阿拉德·洛温斯坦的第一选择，有些人认为应该最后一次恳求他参选。但是年轻人不喜欢传统的领导人，他们欣赏那些不装模作样的候选人，而麦卡锡的风格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这些年轻人热烈地谈论着他，好像麦卡锡是成长为参议员的一个诗人，但不那么浪漫的实情是：他的确是在选举的中期将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诗人，这是令人更为印象深刻的噱头。

《生活》杂志的莎娜·亚历山大给麦卡锡的定位是“谜题”，她解释道：“人们对麦卡锡最初的反应是惊讶。如果有钦佩之情，也是后来才有的事。”他对于大学生们的吸引力也许部分地来自于他看起来和听起来更像一个教授而非候选人。当被问及洛杉矶黑人社区瓦茨的暴动，麦卡锡将其比作1381 年的一次农民起义，这个回答使每个人都迷惑不解。

在描述麦卡锡在芝加哥选战中最后几小时里的失误时，诺曼·梅勒也许准确分析了他对于1968 年的年轻反战分子们的吸引力：

他以往的说话方式是冷静而即兴的，现在则是以缺乏重点、缺乏力量和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专注而著称，似乎所有竞选者的首要课题不应是当选总统，而是必须避免放大自己（似乎魔鬼的首要欲望就是使你成为自己意志的工具）。经过这几个月的竞选，他仍坚持必须保持自己的本色，绝不根据不同场合进行调整；外部环境似乎会要求他在演讲中显示力量以达到最好效果，但他绝不为此而相应地改变演讲风格，绝不。麦卡锡是按照圣人的逻辑在行事，未必是说他将自己视为一个圣人（虽然有时他肯定是这么认为！），但他的心理与此类似：是上帝而非人类来裁定事件的重要性；如果舌头这个器官可用于证实这一点，那么上帝会让你的舌头说话。”

考虑到1968年是如此特殊，麦卡锡在选战的中途发表他的诗作还是说得通的，但是其内容选择似乎不太恰当。为什么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自陈他深陷第二幕并且无法创作第三幕？当被问及为何他的诗歌写不到第三幕，麦卡锡表示：“我并不是真要写第三幕。”这确认了许多支持者、记者和政界人士所怀疑的：麦卡锡并非真想成为总统。但是麦卡锡参议员的沉思仍在继续：“你知道这些老规则：第一幕陈述问题，第二幕处理这些复杂状况，第三幕解决问题。我是属于第二幕的人物，那就是我的生活的状况：各种纠葛和复杂性。”

麦卡锡进一步思考从拿破仑到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每个人，最后谈及他的对手罗伯特·肯尼迪。“博比是第一幕的人物。他指出这里有个问题，这里有另一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他从来不当真处理第二幕，但我觉得也许他将开始创作第三幕。博比的悲剧在于，为了击败我，他将不得不毁掉他的哥哥。因为今天我占据了约翰·肯尼迪在舞台上的大部分位置。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是吧？”

无论尤金·麦卡锡和已故的约翰·肯尼迪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除了这位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自己，其他人都很少观察到这些所谓的相似点。另一方面，许多人则希望博比·肯尼迪能像他的哥哥。但其他人意识到，除了波士顿科德角口音以及家族遗传的眼部轮廓，博比和他的哥哥约翰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罗伯特生于1925 年，比约翰小8岁。他并非完全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代人，因为那时他年纪太小不能服兵役；但是他的青春期都沉浸在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与经历中，其中包括另一个比他年长10 岁的哥哥战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沙场上。1950年时罗伯特已经25岁，因此他的童年或者青春期都与50年代无关。所以说他出生在一个交叉点上，不全然属于哪一个世代，但因为家族的关系他更多地与老一代关联。在50 年代，他参与了冷战，甚至曾经成为臭名昭著的反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律师。这段关系没能持久，后来博比也将它称为一个错误。他表示虽然自己被误导了，但他对于“共产主义者的渗透”真心感到担忧。但也许更好的解释是，事实上是他的父亲帮他谋到这个工作的。

罗伯特·肯尼迪努力向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看齐。虽然错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总是羡慕战争中的勇士。1960年，在乔治城的一个聚会上，他被问及如果可以从头来过的话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罗伯特的回答是“当个伞兵”。他缺乏大哥的从容和魅力，但是他理解如何利用电视为一个有魅力的总统造势。他雇用白宫历史上的第一个媒体顾问，这人为约翰·肯尼迪成为第一个“电视总统”做了安排。约翰对电视所知甚少，但他却是电视的天然宠儿，因为他为人随和、放松和机智，并且他微笑时很帅。弟弟博比虽然对电视无比在行，但是在电视上却很糟，看起来笨拙而紧张，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约翰曾经取笑博比的这种严肃性格，称他为“阴郁的罗伯特”。如果观察到这个结果，现在就容易理解由于罗伯特这种清醒和沉重的个性，他看起来总是注定要承受残酷的命运。关于博比，罗伯特·洛威尔这样写道：“厄运在你的勇气中编织。”

罗伯特很纤弱，没有他的兄弟们的强健外表；与兄弟们不同，他笃信宗教，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也是一个忠实和全心全意的丈夫。他喜欢孩子。当别的政客对着婴儿微笑，或者摆出对儿童循循善诱的姿态时，博比看起来似乎是想跑开去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孩子们能够感觉到这点，所以他们在博比身边快乐而无拘束。

这个男人崇拜战争并期望自己成为伞兵，他是一个冷战中的战士，因为担心马丁·路德·金与共产党人有联系，他甚至批准了监听——这个男人如何成为了20 世纪60 年代那一代人和新左派的英雄？汤姆·海登曾一度考虑，如果博比获得竞选提名就取消在芝加哥的抗议示威计划。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42岁，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八年前，汤姆·海登在洛杉矶的民主党大会上曾走向他，唐突地自我介绍，事后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罗伯特看起来真年轻。也许这就是“博比”这个孩提时的昵称总是如此打动人的原因。在一天艰苦的选战结束后，博比总是在晚上埋头吃一大碗冰激凌，看起来像是个12 岁的男孩。

肯尼迪着迷的是自我完善，可能他希望与此同时发现自我。他随身带着书籍进行学习。一段时间，他带着的是伊迪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的《希腊精神》（The Greek Way ），这本书吸引他又去阅读了希腊经典著作，尤其是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又有一段时间，他阅读爱默生的作品，后来是加缪的著作。他的新闻秘书弗兰克·曼凯维奇（Frank Mankiewicz）曾抱怨说，罗伯特很少有时间和当地的政客们社交，却能和他熟悉的文学界人士比如罗伯特·洛威尔等聊上几个小时。

虽然忙于竞选，罗伯特还是渴望与诗人艾伦·金斯堡会面。头发乱蓬蓬的诗人解释了他的信念——对吸毒的执法是一种迫害，参议员则认真地聆听。诗人问参议员是否抽过大麻，参议员回答说没有。两人讨论着政治话题，关于“花朵力量”和“黑人权力”——即嬉皮士与黑人民兵之间可能形成的联盟。当瘦瘦的参议员陪着矮胖的蓄须诗人走到办公室门口时，金斯堡掏出一个小风琴，吟唱了几分钟颂歌。肯尼迪一直等到金斯堡唱完，然后问道：“现在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金斯堡解释说，他刚刚为印度教的守护神毗瑟挐（Vishnu）献上了一首颂歌，也就是为守护地球献上了一首颂歌。

“那你应该唱给住在那上面的人听。”肯尼迪指着白宫的方向说道。

虽然罗伯特与马丁·路德·金并不来电，两人似乎总是要费尽力气才能对话，但他与加利福尼亚的农场工人西则·查维斯（Cesar Chavez）却发展出了直接和自然的友谊。以“罢工万岁！”（Viva la Huelga!）为口号，查维斯成功地发起了被他称为“我们的事业万岁”（la Causa）的全国运动，试图通过抵制加州的葡萄和其他农产品来为农场工人争取更好的条件。1968 年，绝大多数自重的大学生都不会碰一颗葡萄，因为他们担心那可能是查维斯所抵制的葡萄品牌。查维斯组织了1.7 万名农场工人进行罢工，使他们的工资时薪从1.1 美元提高到至少1.75 美元。查维斯是年轻一代的英雄；而肯尼迪与查维斯，一个是名门望族之后，另一个是移民的代言人，他们却能够奇怪地融洽相处。人尽皆知的一个故事是，在一次集会结束时，肯尼迪高呼“罢工万岁！事业万岁！”，然后和他的热情相比，他的西班牙语就不够用了，他又高呼“大家都万岁！”（Viva all of you!）。

博比甚至和新闻界发展出了亲善关系和某种幽默感。他标准的竞选演讲总是以萧伯纳的话作为结语，过了一阵子他发现，记者们已经把萧伯纳的话当作可以收工去乘坐媒体大巴的提示。于是某一天，他是这样结束演讲的：“如同萧伯纳曾经说过的——跑去坐大巴吧。”

自从哥哥辞世，罗伯特显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发现了他关心的事务而非肯尼迪家族的议题，并且他愿意为此进行斗争，即使这意味着与他的老盟友产生对立——人民仍在哀悼他的哥哥，而正是在哥哥执政的那些令人陶醉和备受尊敬的日子里，他结识了哥哥班底里的这些老盟友。背叛越战这场战争也是一场高度个人化的斗争。罗伯特曾经以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之名命名他生于1965 年的儿子，另一个生于1967 年的儿子则是以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的名字命名的——这三个人都是进行越战的关键人物。

即便罗伯特不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他还是有过一些非凡的表达。不像现今的政客，他告诉人民的不是他们希望听到的，而是他觉得人民应该听取的。和马丁·路德·金一样，他总是以类似的宗教热忱和高度相似的措词强调个人责任。他认为支持正义事业是一种义务。尽管他采取了强烈的反战立场，他仍批评那些逃避兵役的学生们；他走进校园会见欢呼的学生们，教育他们不应该拒服兵役而将这个责任推卸给更为弱势的人群。但是他也表示，不同意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所作所为的人们有义务畅所欲言，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战争是“以你们的名义”进行的。

麦卡锡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他告诉年轻的支持者们应该努力工作，应该为这场选举修饰仪表。于是以“清爽为尤金”（clean for Gene）为口号，支持者们剪短了头发，放低了裙摆，剃须修面。

但肯尼迪则试图定义什么是错误的，以及应该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他抨击了美国对于经济增长的痴迷，因为这段演讲与《休伦港宣言》类似，所以海登引用了它：

如果仅仅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尘世间商品的不断累积，我们无法在其中实现国家目标和个人满足。我们无法用道琼斯指数衡量国家精神，也不能用国民生产总值度量国家的成就。因为国民生产总值包括空气污染，包括在公路上处理交通事故的救护车。国民生产总值还计入了为我们的房门特制的锁，以及关押入室行窃罪犯的监狱的运营费用。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对红衫木的毁坏和苏必利尔湖的枯竭。国民生产总值随着凝固汽油弹、导弹和核弹头的生产而增长……它还包括为了向孩子们兜售商品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

如果国民生产总值包括以上所有内容，也还有很多它未能涵括的内容。它未能顾及我们家庭的健康、教育的质量以及玩耍的愉悦。它对于我们工厂的整洁和街头的安全都漠不关心。它也未能纳入我们的诗歌的美丽、婚姻的稳固、公共讨论的智性或者公务员们的廉洁……国民生产总值既不能统计我们的机智也未能统计我们的勇气，既不能统计我们的智慧也未能统计我们的学识，既不能统计我们的怜悯之情也未能统计我们对国家的热爱。简而言之，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了所有指标，但遗漏了让生活有意义的那些指标；国民生产总值能告诉我们关于美国的一切——却未能说明作为美国人我们是否感到自豪。

肯尼迪精力无限地投入竞选，他可能赶上和超过麦卡锡；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肯定会继承约翰逊的衣钵参加竞选，但肯尼迪甚至可能击败休伯特。即使所谓的“尼克松噩梦”出现—尼克松再次与另一个肯尼迪进行辩论——民意测验者认为博比会赢得辩论。如果在春季能赶上麦卡锡，那他就势不可当了。但是压在肯尼迪以及他的大多数支持者和贬抑者心头的，都是这个念头：肯尼迪可能是无法阻止的—除非有人用子弹阻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