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星宇：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的城乡路

（以下整理自直播现场速记）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用平等心连接城乡——一个返乡创业小青年的经历”。

我大概有三段经历。第一段是我的学习经历，本科在复旦、研究生在纽约大学，学习了六年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第二段经历是2016年至2018年，我参与录制了很多综艺节目，是《一站到底》世界名校争霸赛的冠军，当时拿了10万元的奖金，涨了10万的粉丝，写了我的第一本书。

但是2017年6月硕士毕业回国之后，我就成为了最右边的这个状态（见文章开篇人物介绍图）。我是乡村笔记联合创始人，从卖腊肉到带城市孩子去乡村，到资助农村孩子到城市，到现在做乡建运营，还想做一些乡村老年游乐园等项目，总之，一直在做乡村跟内容、跟人相关的项目尝试。

大家肯定很好奇，我是怎么从最左边变成了最右边的样子？

我最早去乡村有两部分原因。因为我是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学习期间一直研究中东、南海、朝核问题，本科毕业做的是朝核问题研究，硕士毕业做的是小岛屿国家的研究，但觉得一直不接地气。我当时就想，毕业的时候怎么能回来接接地气呢？所以一半是因为学术，另外还有一半是因为情怀。

我最初到农村时，做的不是带城市孩子去乡村研学的项目，而是卖腊肉。我研究这些可爱的小猪如何变成可爱的腊肉，把它卖出去。卖着卖着，我就发现不对——卖不动，我卖出了一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感觉：猪不是我养的，肉也不是我熏的，但当我跟老乡收肉的时候，为了品控挑肥拣瘦，老乡会跟我生气，说猪是为你死的，所以猪你就要都收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在一个公益组织里帮老乡卖腊肉，所有的收益都给当地的老乡，为什么他们还不支持我们的工作？

直到有一天，当地有一位老师跟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也许当地有的老乡不喜欢“扶贫”这个词，很多当地孩子会想，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我们这儿扶贫，我要出去，打死也不要回来了。扶贫、支教其实都是好的，如果你就这么冷不丁顶着名校的光环，高举扶贫的大旗来到村子里面，很难解决关于平等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想，把肉卖出去是挣钱，把人带进来也是挣钱，我能不能做一个新的项目，我们就去到农村，但是不做扶贫、支教、盖房子，不是《变形记》，不是《爸爸去哪儿》，我们就是去乡村学习？

■ 乡土研学

“乡土研学”项目做了大半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被看到就够了吗？

我们这个团队是一群乡村出身城市长大，在各行各业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我们的出发点是想帮助乡村，但是真正改变农村的是里面的瓜果蔬菜吗？是外面的孩子吗？我们发现好像都不是，真正改变农村的应该是当地的教育，当地的孩子，我们进而想：当地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曾跟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高做过一个对谈，聊中国农村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他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观点，说中国农村的孩子最需要的是高中毕业，他说未来影响中国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人力资本水平太低，高中毕业的人比例太少。我跟我的同事好奇的是，除去高中毕业的孩子和能力不够不能去读高中的孩子，还有部分孩子为什么没有高中毕业呢？

后来，我们试图去寻找答案。我们去杭州萧山挖树苗。小苗长出来要有人挖起来，装车到别的地方，种下去做绿化。在我扶贫的第一站，湖南湘西凤凰县山江镇凉灯村，70%的男丁都在杭州萧山挖这个树苗。从凤凰山江镇到杭州萧山有每天发车的大巴，20小时到。我们体验了两天，很辛苦，晚上12点出去挖，挖到早上10点收工，一个晚上可以挣400-500元。这导致了很多孩子十三四岁辍学出来挖树苗打工。

为什么孩子们不读完高中，还因为他们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我们在湘西和川西采访了300个孩子，他们最想做的前三个职业是老师、医生、老板。他们为什么想做老板呢？因为他们的父母给老板打工，所有的老板回去之后都特别风光。针对这个，我们做了第二个项目，叫“城市职旅”，资助乡村孩子到城市看见各行各业。

城市职旅

盖村史馆

通过“城市职旅”项目，我们带孩子们咨询他们理想中的工作，也带他们去批发市场进菜、卖菜，管自己一顿饭，去棚户区，去汉庭酒店干一天的服务员，等等。后来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很多文旅运营的工作，比如盖村史馆，做文旅小程序，做论坛、展会、比赛。

总而言之，很多人做乡村的地，做文旅民宿；很多人做乡村的货，瓜果蔬菜、电商淘宝。而我们的团队想做乡村的人，老乡的衣食住行、生活冷暖、孩子教育都是我们关心的部分，我们从教育切入，希望可以走在连接城乡，消除不平等的路上。

* 本文图片由汪星宇校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