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邂逅的复旦，让我记忆了一辈子｜最美的相遇

🔺参加工作时，同级学友写给石一曙的鼓励

1948年，我进入当时的复旦大学商学院就读会计系。当时复旦门前的路还叫魏德迈路，我们的宿舍还在淞庄。宿舍是两层瓦房，我们住楼上。一间寝室内排满上下铺，挤着13位同学。空间有限，同学们就在床边墙上敲进洋钉来挂衣服。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废了半天时间敲好的钉子没挂上衣服就掉了，因为洋钉没敲进墙里埋着的木条里。每到此时，寝室里就是一阵哄笑，白费功夫的同学却一点也不介意，往往自嘲一句后继续衣帽架的施工。

住宿条件简陋，生活同样艰苦。学校食堂的屋顶是油毛毡，里面只有饭桌没有板凳。下雨天，同学们缩着脑袋，拿着搪瓷缸在檐下边淋雨边排队打饭，倒是别有一番风味。书生儒雅在食堂完全谈不上，一群快饿昏了的年轻人吃相并不比兵油子好看。

即使这样，我们依旧喜欢复旦的生活，尤其是我们这群新生。因为复旦太自由了。在这里，你可以自主地排定自己地学习计划，自由地选上自己心仪教授的课程。所有课堂、报告会、图书馆都向你无条件开放。当你遇到问题，你的身边永远不缺乏主动为你排忧解难的学姐学长们。复旦独一无二的韵致，让我真正认识到大学的内涵与非凡魅力。可以说，我年轻时邂逅的复旦让我记忆了一辈子。

在复旦，我们也亲历了时代巨变的波澜壮阔。我至今仍记得1949年至1950年的跨年夜：灯火煌煌的相辉堂里，年轻的我们坐在油漆斑驳、四腿不稳的长条板凳上，彻夜放歌。从铿锵的《战地之歌》到抒情浪漫的《垦春泥》，一首接着一首。我们血脉贲张、激情飞扬，努力与伟大的时代共鸣。

零点的钟声响起，我们等来了《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毛主席在社论中写到：“1950年有困难，有希望，有办法”。我们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起来。大家长时间地鼓掌、欢呼，不知疲倦，为了即将而来的新年，以及充满无数希望与想象的新气象。

夜里伴着星月，我们步行回简陋的宿舍，依旧兴奋难抑。说起来好笑，少不经事的我们其实不清楚新年里所谓“困难”如何，但我们依旧热烈地拥抱着时代与未来。少年的狂放不过如此！人生能有几回少年狂？

很庆幸我的青春在复旦度过，很庆幸我能在复旦开启自己的人生，在复旦亲历时代的巨浪。虽然在往后的人生里，我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随时代而浮沉，被社会锤炼，也体味人生百态，但刻有复旦印记的人生底色，让我不纠结于过往，更不畏惧将来。

🔺1977级管理科学系本科师生合影

1977年的冬天，停滞十余年的高考再度回归。我幸运地赶上了好时代，更幸运的是跨入了复旦的校门。也许是内心对知识的渴求被压抑了太久，也许是通往复旦的路太长，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遇。所以在复旦的四年，我们基本上是教室、食堂和宿舍三点一线，上课、做作业、复习考试是我们的日常。这样的日子我们不觉得枯燥，而是甘之如饴。

求学复旦的那四年，我们看似囿于校园，其实却是在一个渴望开放、崇尚知识的时代大背景下，幸会了复旦新一轮的发展期，也因此深切感受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复旦精神。

历经十年动乱的国家百业待兴，急需专业的经济管理人才，复旦对此责无旁贷，在恢复高考时把筹建科学管理专业提上日程。由此，12名77级复旦考生有幸成了复旦科学管理专业的新生，我就是幸运儿之一。

当年招生时，郑绍濂院长召集我们12位新生交谈组建科学管理专业的事。我们这些被复旦录取的老三届，能和院长一起加入筹建新学科的队伍，这种体验很新鲜，又让人振奋。开放民主、锐意进取、实事求是，时隔多年我依旧对当年复旦的氛围记忆犹新。 

虽我们成为复旦科学管理专业的第一届学生，但新专业缺乏师资，更没有成熟的课程体系，师生就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当时郑院长给科学管理专业设计的基本思路是“计算机+数学”，所以本科的头两年我们在复旦计算机系上课。两年后，科学管理专业和原经济系的工业经济专业合并建成复旦管理系，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系与管理课程。

当年砥砺犹在昨日，四十余年光影已白驹过隙。今天母校已跻身世界一流管理学院，校友更是遍及全球，俊才备出，身为复旦校友的我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1977年，我与复旦结缘，对母校的信任与归属感由此深植于心。1986年，因为工作单位需要，我再考入母校就读工业经济学硕士。生命中两度与复旦相遇，与之共进，我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