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超一流的原始创新不该有KPI

创新转化为什么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又很慢？这其中涉及“Me-too”和“First-in-Class”的区别。如果仅仅只是做“Me-too、Me-better”的东西，那自然会非常快，毕竟对他人的模仿从来都很容易。但是如果你想要率先发出一种美妙无比、独一无二的“声音”，成为世界范围的“First-in-Class”，那必然要经历漫长的摸索过程，面对无尽的未知挑战。

我们知道，企业的发展和转化往往由市场选择，并具有一定的方向，但是创新本身却并不能被预先设计，也没有既定的方向。当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时候，人们不过是觉得这揭示了生命的结构而已，没有人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更无法预料到未来是否会成长为一个全新的产业。

而这也恰恰反衬出了今天我们的科技创新普遍存在的巨大问题：我们往往过分强调科技创新转化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科研行为本身。在中国的科技创新领域，有很多科学家如果只是纯粹做科研，往往会变得穷困潦倒，这就迫使他们在每发现一个新事物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立刻开展进一步研究，而是赶紧成立一家自己的公司，然后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市场转化、企业经营等自己并不擅长的琐事之中。

有些人可能会对自己的一点新发现而沾沾自喜，积极进军产业界，以企图快速变现暴富。殊不知科技创新最终何时能够成熟转化，往往是非常难以预料的。此外，如果所有人都只是盯着产业转化的一亩三分地来做科研创新，而不是凭借自身对于某个感兴趣领域的终身热爱，那么这种科技创新也很难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比如，最新出炉的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进化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所从事的便是非常冷门的古人类学研究。他在长期没有人关注、也没有人资助的情况下，为了把兴趣爱好继续下去，从瑞典转战德国，在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最终成功把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和人类演化相关的事情一一解密，一举成为了该领域的奠基人，并因此“爆冷”获奖。这些成就的取得，所有人都不曾料到。

这也间接证明，虽然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讲究KPI，但是对于最顶尖的科学家来讲，原始创新恰恰不应该有KPI。

爱因斯坦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成功解释光电效应，并创立了狭义相对论，但是他的后半生却钻进了牛角尖，沉迷于自己的统一场理论中不再有伟大的发现。但普林斯顿不会因为他没有新的产出而否定他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全球更不会这样认为，也不会这样要求他。事实上，创新跟转化是两码事，一个科学家如果老是想着把创新转化为技术，那肯定算不上真正顶尖的科学家。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强调科技创新，但到底该如何正确地实现科技创新？又该怎样合理地完成市场转化？我个人认为关键还是在于，让科创回归科创，让市场回归市场，一切都应该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换句话说，比起老想着创业的科学家，我们可能更需要有一批能够几十年如一日、专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科研、搞创造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不用对没能立刻实现转化而感到不好意思。正因为他们能够足够专注，所以才可能精深，才有希望在特定细分领域做到最佳，进而真正洞见别人所没有发现的新技术和新思路。

而当这样一种对社会真正有益、可以创造价值的突破式发明创造出现以后，后续技术转化的事情自然会吸引业界积极参与，进而实现市场转化，并不需要我们去刻意为之。

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对科学更加理解和尊重，让专家学者们能够更加安心地潜心钻研，并且即使没有转化也仍旧能够安之若素，那么这种纯粹且包容的科研环境，自然就会成为科技创新的肥沃土壤，让创造力恣意生长。反之，如果我们动不动就想着市场转化，真正的科学创造也就在不知不觉间被埋没了。

有鉴于此，自2017年《“十三五”国家医学中心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规划》印发、启动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划设置工作以来，我国累计设置了12个国家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便是其中之一。

而每每在跟学术带头人们（PI）沟通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总是积极鼓励他们在国家资金支持之下，大胆朝着社会公认有意义的方向持续深入研究下去，寻找更多的创新发现，而并不会刻意为他们设置各种KPI或者条条框框。

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的科研环境足够纯粹，资金投入力度足够充裕，科学家们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创新思路，甚至吸引到海外优秀的科学家也积极加入并投身其中，逐步将创新发现推向国际化。

“原始创新”一定会被限制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特定的发达国家吗？并不会。事实上，除了某些特殊的军工领域，无论是国内创新还是国外创新，科技总体而言是无国界之分的。最重要的仍在于谁能够真正解决一些世界性的难题，造福于全人类。如果未来我们的科学家能够做到，那么他们就会带头在中国形成创新策源地，并迅速得到全球市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