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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偶像明星为追随对象的“追星文化”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也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流行文化消费者建构自我认同的精神需求。但在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社交纽带逐渐失落的时代背景下，那些借助社交网络蓬勃兴起的趣缘社交，为新生代的数字原住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情感代偿。这正是当下趣缘社交如此“繁荣”的原因。
谈到趣缘社群，当下最引人瞩目的或许就要数“饭圈”了。这可以被视作一种围绕追星爱好形成的趣缘社群。正如“爱豆”和“兴趣部落”这两个垂直类应用程序的名字所提示的，“饭圈”还可以被更具体地定义为一种围绕着“爱豆”而形成的兴趣部落或者说趣缘社群。这里所说的“爱豆”，并不应当被视作英文单词“Idol”的中文音译，而是应当被视作“Idol”的日文变体“アイドル”与韩文变体“아이돌”的中文音译，它其实是一个在东亚娱乐产业的跨国经验交流与跨语际文化实践中诞生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日本的流行文化产业体系中，爱豆已经逐渐成为某种有别于专业歌手、专业舞者、专业演员的职业身份。他们固然会从事一些唱跳活动，在表演领域也可能会略有涉猎，但此类偶像型艺人的人气的主要来源，并不是那种单向传播的技艺与作品，而是他们在线下（如公演现场、选秀活动、握手会、见面会）和线上（如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的双向交互过程中与粉丝建立起的情感联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流”开始席卷东亚地区的文娱市场。韩国的爱豆工业既吸收了日本的造星经验，同时又结合其本土的投资环境和媒介生态，形成了一套更具规模的以练习生体系为基础的职业培训机制和以打歌节目唱跳舞台为代表的内容输出机制。 21世纪以来，韩国娱乐公司陆续发掘和招募华人练习生，在旗下爱豆团体的企划案中加入华人成员，并且对中国粉丝社群展开极具针对性的渗透。而在2016年之后，“韩流”的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内地的爱豆工业则迅速壮大，填补了韩国爱豆团体留下来的市场空间，进而在互联网资本的助力下，不断开掘潜力巨大的“下沉市场”。如果我们以日韩爱豆工业作为参照来观察中国内地的爱豆工业，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至少两点重要的相似之处。第一点是，它们都试图在爱豆和粉丝之间建立情感联结，甚至是建立某种想象性的准亲密关系（所谓的“男友粉”、“女友粉”等等）或者准亲属关系（所谓的“姐姐粉”、“妹妹粉”、“妈妈粉”等等），进而利用这种情感联结来增强粉丝进行特定商品消费行为和媒介使用行为的行动力。第二点相似之处则是，中国内地的某些艺人经纪公司和造星团队有意识地借鉴了日韩爱豆工业的粉丝管理经验，引入了精细化、商业化的“粉丝运营”实践模式。一方面，这些经纪公司和造星团队会针对粉丝需求，挖掘并培养艺人，参考粉丝意见，打造艺人的“人设”，并且稳定地提供物料推送，以便维持粉丝与爱豆之间的情感联结，提升所谓的“粉丝粘性”；另一方面，它们又会通过对接粉丝组织、组建“官方后援会”、收编“大粉”、雇佣“职粉”等方式，渗透粉丝圈层，自上而下地对粉丝进行持续的情感刺激和行为规训，从而充分地整合并调动粉丝参与到传播工作和消费活动当中，力求实现“粉丝热度的有效转化”。 正是在这种商业化运营的长期作用下，爱豆的粉丝社群在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制度化等方面都远远超出其他的更具自组织特征的趣缘社群，成为中国内地的趣缘社交网络中组织最为严密、商业目标导向也最为明确的一种“兴趣部落”。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度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以及伴随着市场化的社会转型的城市化的进程，都塑造了一种与原来的生活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生活在严格的户籍制之下的熟人社会中的人群所不同的生存状态。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陌生人社会中的孤独而疏离的原子化个人，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涌现，原来的地缘社交、业缘社交、血缘社交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此时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在网络时代填补了很多处在孤独而疏离状态中的新生代的原子化个人的社交空洞，就是趣缘社交。作为趣缘社群的特殊形态，饭圈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心理需求的满足。其中一个心理需求是对于自恋性力比多投射的需求。今天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自恋主义的社会，而自恋主义的社会同时又遇到了一个与它构成结构性矛盾的问题：一方面社会需要我们不断地实现个人的自我满足；另外一方面，阶层固化使得个人成就实现变得困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个体对于荣誉、声望的想象是无法在自己身上获得满足的，但他可以寻找一个理想自我，寻找到一个拉康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镜像。我无法在自己身上实现一个关于荣耀、奢华、名利场的想象，但是我可以在一个与我相似，但比我更好的偶像身上投射这种自恋性的“力比多”，实现这种自恋主义的替代性满足。这也是很多饭圈粉丝他们喜欢偶像、作为偶像的事业粉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某种亲密关系或者叫准社交关系的需求。粉丝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偶像的女友、老婆、姐姐、妹妹、哥哥、弟弟、老公、男友，可以在自己和一个视觉偶像、明星、爱豆之间建立一种准亲密关系或者准亲属关系。 这种准社交关系在20世纪中叶的精神分析学领域是很容易被病理化地看待的。但在日本、韩国、中国三国接连出现的爱豆工业中，这种准社交关系的想象和建构并不被视作病理现象——东亚的偶像工业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准社交关系的去病理化。在“互联网+文创”时代的产业生态转型进程中，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源自日韩流行文化产业体系的“爱豆”又在中国内地演变出新的形态。大数据理念与技术的运用，意味着粉丝社群的媒介使用行为有可能被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机制捕捉和量化，以各类明星势力榜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媒体势力榜随之应运而生。正是在这种可供实现流量变现的产业链路的运作之下，中国内地娱乐圈出现了一种新型爱豆，人们称之为“流量明星”。如果说，传统的演艺明星主要是通过影视、音乐、舞蹈作品来积累媒体关注度和公众认知度，进而赢得演艺圈的宝贵资源；那么，在大数据时代兴起的“流量明星”，则更多地依靠网络空间中的流量数据，依靠新媒体势力榜所涉及的未必具有足够的公信力、但总是会有一些从业者采纳的新媒体指数，来吸引文娱项目投资方的合作邀约与商业品牌的代言合同。而“顶流明星”的新媒体势力的形成，不仅有赖于泛娱乐产业资本的资源投注与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支持，而且也高度依赖于造星团队对其粉丝圈层的“粉丝运营”。他们会与“官方后援会”、“粉头”保持密切的沟通，借由“粉头”引领的“数据组”、“打投组”、“网宣组”、“安利组”、“控评组”、“反黑组”等功能化、结构化的粉丝组织，对“流量明星”的粉丝社群进行持续性的动员和规训，向粉丝们布置各种旨在制造并增加“正面”数据、消除或压制“负面”数据的任务，力图充分激发粉丝圈层的传播力和变现力，达到开掘“饭圈商业价值”的目的。 正是由于此类“粉丝运营”的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的施行，在围绕这些“流量明星”展开的粉丝圈层中，形成了将爱豆称作“正主”的“饭圈修辞”，形成了“爱他就为他做数据”、“爱他就为他氪金”之类的“饭圈观念”，形成了控评、洗广场、反黑等一系列在网络空间里颇具可见度而又备受争议的“饭圈实践”，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网络趣缘社群文化的“饭圈文化”。这种“饭圈社群”的运转，高度依托于爱豆-粉丝的情感共同体，而持续维系情感纽带的动机，则容易让“饭圈粉丝”做出不够理智的行为，甚至依赖对外的“恨”来强化对内的“爱”，借助抱团排他的“网络战斗”来巩固粉丝圈层的社群认同。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内娱资源有限、爱豆又同质化严重的环境下，不少爱豆团队的“粉丝运营”从事者还容易在零和竞争的思维下，对划分敌我、党同伐异的“固粉”策略，以及阴谋论式的“虐粉”策略形成路径依赖，进一步加剧“饭圈粉群”之间的群体对立和相互攻讦。由此引发的“饭圈互撕”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其中牵涉到“粉丝运营”的价值引导和行为引导问题，相关利益方亟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有必要指出的是，与日韩爱豆工业相比，内娱爱豆工业在职业培训机制和内容输出机制这两方面都存在着结构性的缺失，而在唯数据论跨行业盛行的背景下，这样的缺失也带来了一些颇具争议的后果。
例如，“打call”不再只是意味着粉丝应援与爱豆表演之间的默契配合，不再联系着优质舞台内容的协同创造与传播，而是异化为“做数据”的行为，也就是在赛博空间中为爱豆制造“正面”数据、助长舆论声势、控制网络风评的行为。与此同时，由于内娱爱豆工业尚未搭建起足够完备而严格的培训机制和准入门槛，近年来大多数内娱爱豆的唱跳能力参差不齐，但他们却在韩娱传播受限的宽松竞争环境中占据着广大的市场空间，享受着内地市场的人口红利和“饭圈”为其创造的新媒体势力，这引起不少影视从业者和电影爱好者的不满。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由控评、反黑等“饭圈实践”造成的网络摩擦不断加剧着很多“非饭圈人士”的不满情绪。而在最近两年，已然酝酿的积怨更是以多种形式发生内爆，演化为数轮矛头直指“流量明星”和“饭圈文化”的舆论浪潮。
2020年9月，国家网信办发布一则公告，指出“6家网站平台存在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饭圈’互撕等不良信息和行为”，平台中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的不良信息和行为”。综合来看，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无论是对于唱跳爱豆行业，还是对于整个文娱行业来说，唯数据论的风气都有待破除。诚然，在“互联网+文创”向“人工智能+文创”的演进过程中，大数据驱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大数据应用技术，难以避免地将要发挥更加丰富的作用。但是，在媒介变革与产业转型合力造就的新生态下，我们仍然有必要坚持反思，如何让科技应用以更为合理的方式赋能文艺创作与内容生产，如何重构一种更加注重业务能力和艺术品质的综合评价系统？这是摆在今日文创引领者和文化治理者面前的新课题，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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