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至上”需要制度保障
近日，针对市人大代表提出的“建立健全医务人员容错纠错机制”建议，重庆市卫建委答复称将加强调研，论证建议的可行性。此前，这位人大代表指出，“基层的一些医疗工作者长期处于高强度、重压力的工作状态，如果有关部门不加区分地用‘问责处分’来推动工作，会导致基层医疗工作者身心疲惫、进退失据”。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长董蒨，11月8日发布一个朋友圈，称一位患儿需要进行肝母细胞瘤手术，但自己却被封控在小区无法为孩子主刀。朋友圈截图获得大量转发后，经过社区与当地防疫部门的沟通，董蒨如期为患儿进行了手术。
放在常态化防疫的当下，这两则新闻其实共同指向了一个命题：国家卫健康委三令五申要求保障的民众就医权，如何被不折不扣地落实？不能因疫情防控而耽误患者救治——这如何成为不可突破的底线与共识？
在随后的官方回应中，青医附院和董蒨所在的社区都表示对紧急医疗需求有相应预案。这样的预案，应该规则统一，且成为每个医院、每个社区的机制“标配”；申请绿色通道的流程也应该广而告之，让民众知晓。如此，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求诊患者，才有据可依，知道怎么按流程申诉处理。通过舆论发酵最终解决了问题固然值得欣慰，但不应是常态，一个真正让民众预期稳定、放心安心的机制是，不会哭的孩子同样“有奶吃”。新冠肺炎疫情时有三年，此前也有过一些悲剧教训，这样的常态机制应当建立起来了。
制度建立起来后，如果执行得僵化，就难以落实到位。从这个角度看，重庆这位人大代表关于“建立健全医务人员容错纠错机制”的建议可谓中肯。虽然这个建议不仅仅是针对疫情期间的，但它对于当下的意义十分重要。试想，当一个急症患者被送至医院，是黄码或者核酸结果未出，医院救人为先，防护措施也到位，但仍造成了院感，怎么办？说实话，医院的压力也是巨大的。生命脆弱有可能转瞬即逝，这时需要给医院灵活机动处理的空间，尊重并信任医务人员的专业判断，允许他们在不违反防疫规定的大前提下酌情处理，事后也不一刀切地追责。这样才能让医院敢救人。
甚至不仅医务人员，社区、民警等基层工作人员也需要这样的容错机制。当封控社区的民众有紧急就医需求时，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关卡往往是社区。性命攸急关头，社区工作人员是僵化执行政策，层层请示、层层报批，还是灵活处置，当机立断放人？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追责制度有没有灵活的豁免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僵化依规处理或者把皮球踢给上级，在个人自保的角度是最安全的，敢于“救人为先”更需要勇气、需要担当。这种勇气和担当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敬畏，是人类悲欢彼此相通的怜悯与善意，不仅不被惩罚，反而应被鼓励，因为这正是“生命至上”在微小行动上的诠释。
疫情防控是为了保障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如果因僵化执行政策而让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受损，这样的次生灾害与防疫初衷相悖。要减少次生灾害的发生，让“生命至上”得已落实，需要有标准、有弹性、可操作的制度来保障。具体如何执行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但无论如何，制度要保护医务人员救人为先的行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在民众性命攸关之际灵活处理保驾护航，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激发人性的善良，让社会关系更加润滑，也让疫情防控政策更能获得民众长久的支持和配合，从而更好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