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生活手帖》是日本生活美学的代表读物，以守护日常的生活为目标，用亲切易懂的语言向读者介绍生活的方方面面。主编花森安治亲力亲为，以匠人般的精神，一手打造出日本杂志界的奇迹，《生活手帖》销量从一万册达到一百万册以上，堪称国民级刊物。花森安治也被誉为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
本文作者栾颖新为我们抽丝剥茧回溯了花森安治这位全能型主编的工作道路和编辑心得，也从侧面揭示出《生活手帖》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及究竟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我们又该如何通向美好的生活？“如今，我们似乎又需要重读花森安治了。”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幕后故事，它最初是读库公号的约稿，在发布前夕被《读库》Mook截胡，收录于《读库2202》，我们只得含泪祝福（加把劲和《读库》抢稿啊）。年初和作者约定在花森安治诞辰的今天在此发布，纪念这位了不起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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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日本的书店，很容易发现杂志区里有很多生活类杂志。那些杂志风格各异，有的追随欧美潮流，有的寻求日本本土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专门介绍北欧生活方式的杂志。而在这些杂志中，《生活手帖》是一种很独特的存在。《生活手帖》是双月刊（创刊初期为季刊杂志，每年发行四期，中途有段时间改为一年五期），大开本，一厘米的厚度，扎实稳重。翻开杂志，想必习惯了时尚杂志的读者会很震惊地发现，《生活手帖》竟然没有品牌广告，只是在最后几页介绍一下杂志社最近出版的书。以2020年9月25日出版的《生活手帖》第五世纪第八号（《生活手帖》杂志的独特说法，从第1期到100期为“第一世纪”，第101期到200期为“第二世纪”……）为例，开头第一篇文章是对在东京原宿咖啡店店主坂本织衣的采访；然后是大原千鹤的菜谱，她提供了五顿饭的菜谱，每一餐包含不同的主菜、配菜和汤，所需材料和操作步骤都写得非常清楚，而且配上了照片。那些照片拍得很好，让人忍不住发出“这看起来真好吃”的赞叹，可又不会觉得照片上的菜品太过精致，看着这些照片会有一种自己也想做做试试的冲动。《生活手帖》便是这样一本让人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杂志。本期还有有元叶子烹饪秋季特有食材蘑菇的菜谱，杂志内容与季节时令高度匹配。《生活手帖》第五世纪第八号，2020年9月25日发行。图片来源：生活手帖社除了烹饪相关的内容，还有用纸和布自制相框的教程，以及缝纽扣的方法，每一个步骤都有详细说明和配图，很容易上手；还有对日本设计师皆川明的采访、对制作日本餐馆橱窗里摆着的仿真食品模型的师傅的采访、挑选平底铸铁锅的窍门、做章鱼小丸子的机器的测评、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如何降低感染风险和减轻不安的方法、书和电影的推荐……内容丰富多样，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排版简洁，杂志的页面主次分明，读起来十分轻松。这样一本优秀的生活杂志的诞生与两个人有关，一位是大桥镇子，另一位则是花森安治。2016年NHK的晨间剧《当家姐姐》，便是以他们两位为原型拍摄的，不过鸡汤性质的晨间剧多以女性为主角，剧情往往是女主角经历若干困难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当家姐姐》的主角还是大桥镇子，而不是花森安治。1945年底，在《日本读书新闻》工作的大桥镇子，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工资无法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她幼年丧父，想让操劳一生的母亲享享福，于是决定自立门户从事出版工作。《日本读书新闻》的主编田所太郎便向大桥镇子推荐了花森安治。花森安治与大桥镇子的相识十分偶然。战争以后，曾在大政翼赞会工作的花森安治失业了，田所太郎与花森安治是老同学，曾一同就读于旧制松江高中和东京帝国大学，他便请花森安治给《日本读书新闻》画插画。花森安治1911年生于神户，大桥镇子1920年生于东京，1946年起，两人开始长达数十年的合作。1946年，大桥镇子在东京银座的日吉大楼成立了名为“衣裳研究所”的公司，出版一些教人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和不多的布料做衣服的小册子，在战后的日本取得了成功。可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模仿他们的杂志，衣裳研究所的生意受到冲击。1948年9月，大桥镇子决定创办《美好生活手帖》杂志，把公司的名称改为“生活手帖社”，她任社长，花森安治任主编，这便是如今《生活手帖》杂志的雏形。
上高中时，花森安治便参与编辑学生杂志，1932年初被选为松江高中《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委员。他在《校友会杂志》一展身手，自行设计版面和装帧。花森安治日后曾对《生活手帖》编辑部的成员说，那是“我作为编辑的起点”。1933年，花森安治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美学美术史专业，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也一直持续，读大学以后进入了《帝国大学新闻》的编辑部。花森安治的毕业论文主题是衣妆美学，题目是“从社会学美学的立场看衣妆”。后来在跟大桥镇子合作出版教人做衣服的小册子的那两年里，他对服装和化妆的兴趣成了一种优势。1937年，花森安治大学刚毕业，去拜访在化妆品公司伊东蝴蝶园任设计师、插画师的佐野繁次郎，被当场录用，此后便开始在伊东蝴蝶园工作。佐野繁次郎在装帧和插画方面的造诣也深深影响了青年花森。花森安治在伊东蝴蝶园负责撰写广告语。他的特点是用词亲切，减少使用汉字，多用假名，不用艰深的词语。这种语言风格在后来的《生活手帖》中发挥到了极致。花森安治想把自己的想法直接传达给读者。1948年9月，《美好生活手帖》创刊，封二是花森安治写的发刊词：这是属于你的手帖
内容包罗万象
希望其中有一两项
能马上对你今天的生活有所助益
即使有一两项
看似不能马上起到作用
也期许能留在你的心里
未来逐渐改变你的生活
就像这样
这是属于你的生活手帖
津野海太郎是《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花森安治传》的作者，他认为这段发刊词是“花森式文体的正式登场”。使用很多假名，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普通的词。而这一段七十多年前写下的话，依然印在现在出版的《生活手帖》的封二上。从创刊号一直刊载于杂志卷首的寄语。图片来源：生活手帖社
花森安治曾批评手下的编辑，“你们写的文章，蔬果店的老板娘能直接读吗？鱼铺的老板娘看得明白吗？要带着这种意识去写”；“要写出亲切易懂的文章，关键在于要像对话一样去写。尽量别用那些必须看一眼才能明白意思的词”。他还说过：“所谓的好文章，是能够让对方原原本本领会自己想法的文章。……要用温柔的语言来表达愤怒。”杂志的名字也体现了花森安治对语言的敏感及其对简洁易懂的语言的偏好。《生活手帖》最初名为《美好生活手帖》。而当初用的词并非汉字“生活”二字，而是“暮し”。这两个词的区别似乎不是很明显，因为翻译过来确实都是“生活”的意思。当下的日本人也未必知道，“暮し”一词在杂志创立的时候是带有晦暗色彩的词。发行公司认为“暮し”太晦暗了，可能影响销售，才在“暮し”前面加上了“美好”二字。津野海太郎对比了“暮し”一词在不同时代给人的感觉：现如今“暮し”给人一种“都市的优雅气质”，而曾经的“暮し”是“自古以来平民阶层贫乏的生活意象，因此带有几分土气”。也正是花森安治改变了“暮し”一词给人的感觉。创刊号封面，当时杂志名为《美好生活手帖》。图片来源：生活手帖社1953年，杂志改名为《生活手帖》（暮しの手帖），去掉了“美好”二字。花森安治追求用语简单明了、贴近生活口语。在杂志的内容方面，他努力追求一流。他向有名的作家约稿，曾请室生犀星、川端康成、森茉莉等人为杂志写随笔，也曾请一流的厨师来为杂志的菜谱栏目写面向大众的菜谱，如高级日本料亭“吉兆”的汤木贞一、香港饭店的总厨战美朴、大阪餐厅“生野”的主厨小岛信平、大阪皇家饭店的主厨常原久弥。花森安治在《生活手帖》工作了三十年，从1948年杂志创刊到1978年他去世，杂志的销量从一万册达到了一百万册以上。花森安治在第100号的卷末《编辑的手帖》一文中骄傲地说：“从1号至100号，无论哪一期，我都亲自参与采访、拍摄、撰写原稿、排版、绘制插图、校对，这是作为编辑的我最大的存在价值，既是一种乐趣也是我的骄傲。”七十年代初期，花森安治带着相机在采访地。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手艺人，不是artist，而是artisan，是日语里的匠人。改名之后的杂志去掉了“美好”二字，而且开始重视图片和插画，《生活手帖》成为重视视觉的杂志，有了与现在的《生活手帖》十分接近的风格。花森安治对杂志有着自己的审美，杂志内页视觉明亮，使用留有余白的排版方式。曾在《生活手帖》当过编辑的唐泽平吉形容这种排版，是“优雅地呼吸着”。花森还亲自绘制封面，甚至连封面上“生活手帖”这几个字每一号都会重写。花森安治手绘的杂志封面。图片来源：生活手帖社（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没脑子的学者才会做的事。把复杂的事情用简洁易懂的方式表达，正确地传递信息，才是编辑的工作。
花森安治也在编辑部教编辑们生活技能，通过安排编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他们亲身体验生活的方方面面。花森安治的手很巧，他不仅擅长做饭，还会针线活。他很喜欢学习日常生活的技术，也喜欢教给别人。教学的方式就是成立当班小组，《生活手帖》的内容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编辑必须也要有生活的经验。当班小组每组四人，从周一到周六一共是六组（大桥镇子和花森安治以及几名干事不参与轮班）。当班小组的成员要比其他人到得早，一大早就要烧热水，保证大家在九点开始工作的时候能喝上热茶。还要收拾前一天洗干净的布巾，调节做商品测评的房间的温度，之后要淘米，做好中午大家吃的米饭。社里有一个大型厨房，员工可以任意使用，中午可以直接在厨房做饭。花森安治曾写道：“我们小小的研究室里，面积最大的，是厨房。到了午餐时间，大家聚集在厨房。有人开始烤油豆腐，有人默契地切起配菜用的黄瓜，有人去附近的店买素天妇罗，有人留下来准备萝卜泥蘸料。”午后三点，当班的人要给所有人准备红茶，晚上给加班的同事做晚饭，饭后还要负责刷碗和收拾。编辑们在当班的过程中体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各个环节，这对于平时很少做家务的男编辑而言更是难得的锻炼。![]()
《生活手帖》编辑部的下午，花森安治画了伙伴们卖力工作的样子。左上角睡梦中嘟嘟囔囔的是他自己。
商品测评和菜谱，是体现花森安治主编时期《生活手帖》性格和追求的两大栏目，至今仍是杂志的重要部分。《生活手帖》杂志社从1953年开始做商品测评，同时在麻布狸穴町的苏联大使馆旁边增设了用于商品测评的“生活手帖研究室”（现已被毁），编辑的重心也转移到那里。大桥镇子和花森安治从最初一起合作的时候就有做研究的倾向，最初成立的公司名为“衣裳研究所”，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一种不仅是出版杂志，同时也做研究的取向。这也许跟花森安治大学时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有关，他的毕业论文是对服装和化妆的思考，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的思路，一直延续到《生活手帖》杂志的商品测评。花森安治是《纽约客》杂志的读者，对美国的新闻也十分关注。他最初决定开始做商品测评，受到了二十世纪消费者运动的先驱——美国消费者协会的影响。美国国家测试与研究中心做商品测评，然后把测评的结果发在月刊《消费者报告》上。花森安治决定从生活中常用的物品开始测评，如洗衣机、电冰箱、煤油炉、婴儿车等。个人生活经验也为他提供了测评的思路，花森安治家曾经遭遇火灾，家里的煤油炉起火，烧掉了他所有的书和唱片，这件事促使他做煤油炉着火时应如何灭火的选题。《煤油炉起火急救措施》，刊于第一世纪第九十三号。这种危险的灭火测试，他们做过一百次以上。1953年第二十二号首次刊登了《商品测评》栏目，最初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则变成了杂志的重要栏目。现在《生活手帖》的测评栏目，相比于花森安治时代的测评似乎少了一些魄力。花森安治在测试早餐烤吐司面包用的吐司炉时，配的照片上是堆成小山的吐司面包片，那些都是测评期间使用的面包片，看到照片的读者想必会十分信任杂志的测评吧。如今的《生活手帖》做在家自制章鱼小丸子的机器的测评，虽然会把参与测评的机器的照片排列在一起，却没有一大堆章鱼小丸子堆成山的照片。花森安治想通过照片告诉读者，杂志社是如何尽心尽力地做测评，测评的过程也想让读者看到。杂志社有一套完备的商品测评规则，力求客观。编辑部自行购买产品来做测评，测试时至少用两台产品，一台购于商场，一台购于电器店，不用企业提供的产品。花森安治力求测试的准确，在测试中还原消费者使用产品的真实场景，比如不用机器插拔插头来检测插头质量，而是请员工手动插拔。他说：因为这是在用好或不好来评判别人豁出性命制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商品测评也应该拼上性命。
为保持商品测评过程的中立取向，杂志不刊登广告。花森安治的解释是：时常被问，为什么《生活手帖》不刊载广告？理由有二：一是作为编辑，想把杂志从封面到封底的所有页面，全部把握在自己手中。二是刊载广告便要受到赞助商的压力，那绝对是困扰。《商品测评》栏目，扯上金钱关系，万万不可。
他甚至不让杂志社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有过多的社会交往，让他们尽量不要参加聚会，怕他们在社交场合被企业的人影响。他甚至对印刷厂都很提防，很怕测评的内容被印刷厂提前泄露出去。如此认真地做商品测评，一方面是为了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是为了让企业发生改变，他想在日本创造出“产品好就能卖得好”的风气，鼓励企业全力以赴做出好的产品。《生活手帖》从创刊开始便刊登很多菜谱，介绍用随处都能买到的食材做出好吃家常菜的方法。而《生活手帖》的菜谱是怎样诞生的呢？一、请专业的厨师来做平常的家庭料理，将其步骤用一组照片的方式进行记录；
二、由在一旁观察的责任编辑将其整理为一页食谱；
三、由不在场的其他编辑，按照这张食谱制作相同的料理；
四、请大家品尝比较；
五、如果味道和厨师做的一样就获得通过，如果不一样则要修改食谱；
六、重复上述步骤，直到通过为止。
花森安治曾说过：“萝卜、羊栖菜、炖油炸豆腐，我们努力去改进这类出现在任何一个家庭餐桌上的家常菜，哪怕效果甚微。因为与其让一道菜看上去光彩鲜艳，不如让它真正为生活添滋加味，这是我们的想法。如此一点点改善做法，是否会逐渐改变生活的模样呢——我们怀着这样的期待。”他认为做菜是很重要的事，“现如今，也只有美食中还能看到诗。倘若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动手的乐趣，那就是做菜。做菜这件事里蕴藏着诗心”。花森安治对待工作的态度十分严格。曾任《生活手帖》副主编的二井康雄从1969年入社工作，一直工作到2009年退休。他认为晨间剧《当家姐姐》中以花森安治为原型的花山伊佐次在剧中只会发火，这有些偏离现实。可二井康雄也承认，花森安治确实是发过火的：“工作上，我基本是在他的‘骂’声中走过来的。花森先生简直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从策划到采访、图片拍摄、撰稿、校对、封面、报纸广告制作等，无论哪个环节，他的工作都是超一流的。”唐泽平吉也提供了佐证，他还归纳出花森安治训人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当众发火，不会私下叫人；第二是一旦开骂就连细节也不放过，甚至会殃及无辜；第三是一旦发火就自己也不工作了，可谓老板也罢工。根据津野海太郎的说法，花森安治“在家里是一个任性的暴君，完全不是一个温柔的父亲，可有时也会流露出温柔的一面”。花森安治听起来似乎是个脾气很差的人，可唐泽平吉又认可花森安治的脾气，在评价花森安治时用的词是“公认的顽固”，但又认为他是一个“作风优雅、保有自由精神的人”：“花森先生非常独断专行，偏执得有些不讲道理，自己的任何意见都必须贯彻到底。但是，所谓‘主编’，本就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说这正是主编的职责。”主编花森的桌位被称为“起点站”，编辑部成员的写作都经过他的详细指导。
花森安治要求社里的每个编辑自费购买录音笔和相机，理由是“用统一配发的工具，成不了出色的手艺人”。录音笔和相机当时都还价格不菲，刚入职的年轻编辑难以承担。可花森安治又贴心地给每一位刚入社的员工发一笔足够购买这两样工具的奖金。杂志社对年轻人十分关照，据唐泽平吉回忆，他当时去杂志社面试的费用都是杂志社承担的，够他买大阪和东京之间的往返新干线票、住酒店，还有剩余。他在被《生活手帖》录用以后，用第一个月收到的奖金买了录音笔和相机。他觉得花森安治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是自己的东西，用起来才会爱惜。虽然花森安治喜欢发火，可他又有着自己的温柔。他讲求平等，信任同事。唐泽平吉回忆说，编辑部里有一种平等的气氛，编辑们不会以职位彼此称呼，没有等级观念，称呼是平等的。编辑部实行男女平等的原则，当班的编辑不论男女都要做事。生活手帖社是一个并非只有女员工才给客人倒茶的杂志社，男员工也一样要给客人倒茶。社里也没有员工守则，花森安治曾说：“在只有三五十人的职场制定规则，是对在这里工作之人的侮辱。”《生活手帖》的平等理念还体现在每期杂志都有十分之一的版面是对读者开放的，从读者投稿中选出稿件刊登，现在也是如此。读者投稿的一个栏目是生活中的小窍门，主要是主妇的投稿，投稿内容都不长，但看了就能马上明白是如何操作的。这个栏目的投稿曾结集出版，广受读者好评。在中年时期的照片中，花森安治留着及肩卷发，还有齐刘海，眼睛很大，猛一看感觉像一位女性。而花森安治确实是有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的着装风格。津野海太郎认为，这是一种以思想为依据的社会实验。他还认为这是花森安治给刚创立的《生活手帖》打广告的一种方式：通过奇装异服让自己变成杂志的广告牌。![]()
穿俄式衬衫，烫卷发的花森安治。
杂志刚创刊的时候销路一般，经销商卖出的数量甚至不到印数的一半，编辑们只能自己背着杂志去书店上门推销。花森安治的奇装异服确有为杂志开拓销路的作用。津野海太郎认为花森安治的女士发型也很可以理解，毕竟同时期的日本画家藤田嗣治也留着童花头。而花森安治本人确实受到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从女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尊重女性，认可女性对生活的贡献。花森安治在神户读中学，在高中入学考试落榜后的一年里，他曾频繁去大仓山的市立图书馆（现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看书。在这间图书馆里，花森安治读到了平冢雷鸟的文集，文集收录了平冢雷鸟主办的女性文学刊物《青鞜》的创刊词：“天地万物之初，女性本是太阳……如今，女性成了月亮，依旁人而生，因映照别处的光而闪耀，是有着病人般苍白面容的月亮。”花森安治读完以后陷入了困惑，不知如何整理自己的心情，而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从德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开始，把图书馆里大约二十本关于“女性地位与解放”的书给读遍了。女性主义一直影响着花森安治，他的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衣服和化妆，从性别的角度对服装进行思考，他写道：“如果想象一个女性占优势地位，男性依存于女性的社会，恐怕女性的衣妆会选择朴素实用的形式，男性的衣妆则与之相反，有可能会变得轻快、线条柔和，继而拥有优雅的形式。……两性的身体条件也会随着社会地位的变迁而变化，除去本质上的差异以外，在身高、肌肉力量、骨骼等方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花森安治对服装与性别的关系的思考没有停止，他不仅穿女装，还提出自己的观点。1952年为埃里克·吉尔的《服装论》日文版所作的序中，他写道：“比起女人穿裤装，男人穿裙子要更加合乎道理。”他尤其反对西服，认为穿西服与在显眼的地方戴上帝国大学校徽是同种性质的行为。“西装本身是否适合生活，或者是否贴合自己的身材，倒是其次，一心希望被看作是知识分子，被看成有知识的人，所以才要穿西服，我认为是这么一回事。”他认为穿西装跟戴校徽都“包含了骄傲自负的特权意识，包含了将一般国民视为不值一提的鼠辈、只有自己高高在上的意识和心理”。而花森安治是否真的穿过女装，此事似乎尚无定论。有人说他穿的不是裙子，只是裤腿宽大的裤子，因为他曾经很胖，那时的裤腿很肥。不过花森安治不肯定也不否定，继续穿着奇装异服。1940年，花森安治曾与佐野繁次郎一同在生活社发行旨在改善生活的《妇人生活》丛书，该丛书在四年间一共发行了五册。花森安治在《妇人生活》中以“安并半太郎”的笔名写了名为“和服读本”的连载。战后，花森安治开始与大桥镇子一起办《生活手帖》杂志，他反思自己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大政翼赞会工作的经历：“过去，我曾经尝试在大政翼赞会这一政府名义下的国民运动中实现自己‘改变日本人生活’的梦想。可这显然是个错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和政党、机关、大企业、大学等外人成立的组织有所瓜葛，也不会指望他们的帮助。一切都由我和少数几个伙伴完成。因此，我这次的伙伴不是政治家，不是官员，不是企业员工，也不是学者，而是实实在在支撑着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女性。其中当然也包括男性，可中心是女性。主妇、职业女性、女学生，我想让这些普普通通的女性在日常环境中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进行研究——不仅是运用头脑，也要动手，总之就是采用和专业学者不同的方法。”花森安治所说的伙伴，其实也大多是女性。生活手帖社最初是家族经营的，以大桥镇子为中心，大桥镇子的两个妹妹和母亲都有参与。虽然杂志后来也有了很多男性读者（如大阪大学理工学部担任助教的梅棹忠夫），而《生活手帖》最初的目标读者是女性。花森安治想让女性发现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他说：“煮味噌汤，冲泡咖啡，这些事情，我希望学校里成绩最差的主妇，也能比一流餐厅的厨师做得好。”花森安治积极思考女性的处境，还引导他人从女性的角度思考。他曾写道：请思考，在这个世上，女性，正在被怎样对待？请思考，女性拥有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女性遭受的种种不幸，来自哪里？思考这些问题，便是思考女性的生活方式。你的母亲、祖母，以及更久以前的女性长辈，是如何生活的？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而是要设身处地去想。女性，已经得到解放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便可以开始写一部今后的女性生活史了。当你一旦明白，无论是服装还是打扮方式，都不能脱离女性的生活，那么，所谓美好穿着，真正的美好究竟指什么，你也就清楚了吧。花森晚年为杂志封面创作的常常是女性人物。图为《生活手帖》第二世纪四十四号封面原画。
花森安治的理想真的实现了，《妇人公论》主编三枝佐枝子高度评价《生活手帖》对战后妇女生活的影响：第一，对于战败后一无所有的女性而言，《生活手帖》让她们思考如何面对新生活，教会她们活用身边的物品，指向与以往不同的“生活的美学”。
第二，通过摒弃对外在的空洞模仿，《生活手帖》推翻了一直以来压在女性身上的某种权威，根植了合理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并非来自高处，而是源自生活。通过日常的衣食住，女性以自己的眼睛判断。
第三，让女性从一直以来的束缚中得到解放……
第四，明确女性作为战争牺牲者的角色，同时通过真实的生活告诫女性，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第五，这是花森安治的业绩中最受人瞩目的工作，即通过商品测评，打开消费者的视野，并实现对生产者的督促、警示。通过商品测评，女性能够学会对社会、政治、文化进行反思，提出质疑甚至批判。
战后，花森安治明确表达反战思想，1971年他出版一本反思战争的书，名为《一分五厘的旗》。而他的反战思想是逐渐形成的，他曾参与战争，又在战后开始反思，以《生活手帖》捍卫日常生活，认为保卫日常生活就是一种反战。![]()
一分五厘米的旗（1970年）。飘扬在杂志社上空、用破布缝缀而成的庶民之旗，象征着用笔进行的、守护日常生活的斗争。
1937年花森安治接到入伍通知书，1938年1月10日，作为筱山步兵七十连队的一员，他被送到位于松花江北岸的依兰，当时的依兰是一座小城（现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花森安治曾在1956年4月的《文艺春秋》上撰文回忆这一段经历。1939年2月，花森因患肺结核被送到松花江南岸的佳木斯市陆军医院。他从依兰沿佳木斯、牡丹江、铁岭南下，从大连坐上医疗船，经青岛到达日本博多港，之后被送入和歌山的陆军医院。1940年，花森安治出院，面对即将回归的日常生活，他深感不安。他重新回到化妆品公司工作，可是当时的社会已经变了，1940年7月，日本开始实行限制制造和销售奢侈品的规定，人们不再对化妆品感兴趣了。有人批评花森安治在战后的反战思想是投机的，列出的证据是他在战争期间曾为大政翼赞会工作，“那个烫了头发的反战论者在战争期间其实做过这种事”。而津野海太郎则认为，花森安治加入大政翼赞会是出于生计的需要：二十九岁的花森安治已经结婚，为保证一家人的生活，稳定的经济来源十分重要，他感觉化妆品公司的工作随时可能消失。花森安治确实在大政翼赞会的宣传部工作过。这一时期曾有一个著名的标语，“奢侈就是敌人”，很多人认为这标语出自花森安治。可花森安治在余生中对此不肯定也不否定，我们无从知晓其背后的真相。津野海太郎引用了酒井宽在《花森安治的工作》中的澄清，酒井宽认为那些“国民决意标语”是花森安治在应征的标语中选出来的，不是他本人所作。津野海太郎则认为不论这些标语到底出自谁之手，“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花森安治身为翼赞会宣传部的一员，曾经投入制作这些标语的过程当中，这一点作为过去的事实早已无法撤回。木已成舟，所以事后他也不会再去辩解了，面对任何说法都保持沉默”。他在花森的传记中曾写道：“假如辞去翼赞会的工作，像花森这样的人想要在当时的日本找个正经工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想到家人，他确实无法做出这样草率的决定。在种种犹豫之下，他错失了辞职的时机，又在第二次改组后，在有能力的人才流失殆尽的翼赞会中被提拔成了中层管理人员。”1943年春天，花森安治第二次应召入伍，然而他在集训中发烧病倒，在临出发的时候得到了“留下”的命令，召集令被取消。1944年11月起，美军开始在东京和东京近郊实行无差别空袭，花森安治一家三口当时住的川崎市在1945年4月也经历了空袭。花森安治在院子里挖了防空洞，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时都住在位于元住吉的房子里。1945年6月13日，大政翼赞会宣布解散，花森安治失业。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花森安治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对于我们来说8月15日意味着什么》。他日后也曾说起当时的心情：“不用再去经历战争了，也不用去死了，只是这种利己的感情。”失业以后，花森安治曾尝试过各种工作，甚至有人说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曾在有乐町朝日新闻社后面开了个咖啡店，最后还是做了与书籍、杂志装帧有关的工作。大桥镇子邀请他一起办杂志后，花森安治曾这样回答她：“女性在这次战争中吃了很多苦头，其中有我的责任，所以我会为你们的事业提供帮助。”1971年，花森安治在《周刊朝日》杂志上讲了决定跟大桥镇子合作时的心情：“我确实犯下过战争罪。如果能允许我找找借口，那就是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骗了。可是，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因此得到赦免。从今往后，我绝不会第二次受骗，也会去让更多的人不再上当。看在这一决心和使命感的份上，我想，过去的罪行至少能获得缓刑吧。”花森安治在战后重新思考：“要保护的国家究竟是指什么？第一，是我们的生活，即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我要倾尽全力，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值得保护的东西”；“天皇陛下也好，神国也好，大和民族也好，除了跟随这些东西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呢？比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如果大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生活，那么当有人要破坏这生活时，难道不应该战斗吗，难道不应该反对吗？”在花森安治看来，守护日常的生活，是反战的一种方式。他以《生活手帖》为平台，向读者介绍生活的重要性。花森安治开始去日本各地发掘认真生活的人，1954年起设立专栏“一个日本人的生活”。这个专栏采访的不是名人，而是过着普通生活的平凡人，记录的也是普通人的生活。他说这是“要把我们生活中‘值得守护的东西’找出来”。
1968年8月发行的第九十六号，是“战争中的生活记录”大特辑。这本特辑由读者的投稿组成，而百分之八十的投稿人是女性。投稿的内容不仅是文字，还有照片、日记、记事本、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花森安治又一次与女性站在一起，他说：“输掉战争的冲击过于巨大，自己的生存方式到底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一些人无法进行这样的价值判断了。男性在这时就沉默了……可是女性却不一样。她们坚信，自己的体验都是真实的。”花森安治曾在一篇《每日新闻》的专栏文章《岁首》中写道：“珍惜日常就是抵抗战争……想要维护和平的话，相比那些如殉道者般的反战活动家，尊重日常的普通主妇更值得期待。”而这本“战争中的生活记录”特辑从此畅销，多次加印，后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生活手帖》1968年8月发行的一世纪九十六号书封及内页。图片来源：booksmikke花森安治认为：不要觉得反对战争、反对企业排放污染物是政治家才能做的事情，大家其实都可以做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捍卫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他也给没有勇气的人鼓劲：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去模仿他人，希望你能有这种程度的精神洁癖。这也许需要勇气。那么请鼓起勇气。
《生活手帖》主打的是在惜物和节约的前提下过一种好的生活，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后，这一主张不再受人欢迎，人们开始习惯于买新东西，用旧了就扔。而反观当下，人们虽然比以往有更多的财富，却似乎没有过上更为美好的生活。商家的广告创造出了本不存在的需求，人们觉得有很多东西都要买，不买好像就不行，因为别人都在买。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真的是这样吗？如今，我们似乎又需要重读花森安治了。花森安治对待生活和金钱有着自己的态度。无印良品与读库联合推出的“人与物”系列文库本中，就有一本《花森安治》，是花森安治文章的节选。其中很多段落讨论的是如何生活和如何花钱。他主张在生活中追求美，美是美，美不等于金钱：“任何时代，美好之物都与金钱和闲暇无关。创造出最美之物的，总是那些经过打磨的感知力，注视日常生活的慧眼，还有不懈努力的双手。”花森安治主张看到事物的美好，而不是事物的价格，把新东西交给孩子的时候要说“这个很美，你要爱惜它”，而不是“这东西很贵，千万别弄坏了”。要像千利休一般，在渔夫日常吃饭用的碗里发现美。花森安治强调要节约，要惜物：“每天使用的工具，看在眼里，仿佛事不关己。不打磨、不除尘、不修缮。坏了，随即丢弃；旧了，一扔了事；腻了，立马换新。自从买了吸尘器，清扫变得马虎；自从买了电冰箱，食物常被浪费。”他反思消费至上的风气，质问是谁让人们沉迷于消费：“教会我们扔东西的人，是谁？边制造东西，边满心算计着怎么让人扔掉它；边出售东西，边一味盘算着怎么让人尽快扔掉后再来消费的，又是谁？”![]()
花森安治的工作台上常备这款犀飞利墨水，瓶内有一个“小口袋”，最后一滴也不会被浪费。
花森安治对穿衣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他认为一切衣物都不如人本身重要，“你身上穿戴的所有东西——从衣、帽、鞋，到腰带、包、项链、胸针、戒指、丝带、发饰等等，这一切当中最美的，是你。你的身体、你的头发、你的脸，还有最重要的——你的眼睛。莫要打扮得庸俗无聊，把自身可贵的美好破坏掉。青春之美，多少金钱都买不来。请珍惜，并为之自豪”。花森还主张不要只关注能露出来的衣服，也要注意保持内衣体面美观。他说：“现在，请想一想，是不是该停止那种流于表面的、浑浊的时髦打扮了。哪怕没有新衣，也要认真对待内衣，请务必，做一个这样的人。”他认为打扮得光鲜跟有没有钱没关系，需要做到的是仔细对待自己拥有的东西。买了十年的皮鞋认真保养的话，也会显得很亮。打扮得光鲜不等于是奢侈，使用的东西如果发现了毛病，及时拿去修补，花费也不会很多。花森安治说：“不值得花钱的地方，哪怕一分钱也不花；值得花钱的地方，花多少也面不改色。”但他认为，为省钱而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举动是不可取的，“我们大概穷怕了，对于眼前以金钱形式流出的东西异常敏感；对眼睛看不见的支出，对自己体力心力的支出则异常不敏感。对于过久了捉襟见肘日子的我们，这种观念不可或缺，甚至值得感激，可一旦根深蒂固，无论是肉体的劳顿还是心神的耗费，只要不直接以金钱形式出现，就认为是免费的，到底还是令人感到羞耻”。花森安治深谙花钱的乐趣，他说没什么特定的购物目标、不需要像完成任务似的买东西的时候，手里又恰巧有一笔闲钱，这种就有了乱花钱的喜悦感。在聪明开支的前提下，留一笔钱给自己乱花，既不会打乱收支平衡，又能兼顾小放纵的乐趣。花森安治对《生活手帖》有着自己的感情，他把杂志当成了自己的作品，甚至是自己的堡垒。杂志初创时期，他以奇装异服甚至女装来让自己被人注意，把自己当成《生活手帖》的活广告。因为杂志不能刊登广告，除了卖杂志，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花森安治便自己去给各种报刊写稿子，写评论也写杂文，用稿费补贴杂志社。而在杂志走上正轨以后，花森安治给其他报纸、杂志写的稿子就减少了，甚至都没有出版自己的书，他的文字都发表在了《生活手帖》上。从1948年起，到1978年因心肌梗死去世为止，花森安治整整工作了三十年。对于他而言，《生活手帖》就是他一手打造的世界，是他的城堡。本文作者：栾颖新
法语译者，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博士生
《花森安治》，花森安治著，王玥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花森安治传》，津野海太郎著，毛叶枫译，书海出版社，2020年《编辑部的故事：花森安治与〈生活手帖〉》，唐泽平吉著，张逸雯译，书海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