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采访) 严歌苓“解析"严歌苓: 青春两次，活了两次

【留美学子】编者语

一次是在大陆的军队；

来到美国又经历了一次学生时代，

感觉真的又回到了一个青春时代。

我觉得我活了两次，

就把这个要孩子耽误过去了，

非常非常遗憾！

并不是因为我本意要怎样生活得潇洒，

是时代中生活的错位而耽误了。

严歌苓“解析”严歌苓

文/王威

首发于《彼岸》杂志，2004年7月期

舞蹈演员、

军人、

作家，

三个头衔勾勒出严歌苓的人生历程。

作家梁晓声说：“与我们的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

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

麦琪评论：“她意念动处，文字也随之起舞，连续的流程中任何一瞬都是绝好的意象图画。”

评论家雷达认为：“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为了采访这位海内外大名鼎鼎，作品惹得文坛沸沸扬扬的女作家，逼得我通宵死盯在电脑上，一通恶补“严歌苓”。

然而，当正襟危坐，与她几句交谈过后，发现严歌苓竟是如此的透明坦荡。

为了免除读者对我们记者的闲言碎语和喧宾夺主的厌烦，我琢磨着把这次访谈整理成严歌苓的个人独白，完全抽掉本记者的问话，大伙儿意下如何？什么？举双手赞成？还欢呼？我就那么不招待见吗？就不怕我伤心？看来我们记者没指望了，我不活了，一头撞死得了。那……就这么着吧。

（下面可都是严歌苓的话，我保证不插嘴！）

我五九年出生在上海。七一年十二岁进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专业舞蹈演员。

那时我家里情况并不好，父亲是“反动作家”。但是军队接受了我，很意外。那样的条件，居然我还被送到军队的歌舞团，可能当时觉得我个人条件很好吧。文革中能穿上绿军装，是很得意的事，特别是当文艺兵。总会有许多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跑，一种羡慕呗。

我是从安徽当兵走的。爸爸当时在安徽作家协会。我很怀念那个时刻，任何人的青春，不管怎样，都有很开心的时候，特别是从小就到西藏去了。我不到十三岁就经常到西藏演出，一年有三个月在西藏。

当兵是我最难忘的时代，当了十多年。八一年调到铁道兵到了北京，在创作组专职搞创作，一直到大裁军，二十五岁才从部队出来。

你看我不像舞蹈演员？舞蹈演员当然就要这样细溜溜的嘛，我已经算胖的了。

我一年回大陆四次，每次一个月，这样我就对大陆的生活很熟悉，了解那里的每个变化。

我一般回国就在北京和上海，回来“充电”。我还到农村去啊，四月份不是刚到农村住过嘛。然后，找一些人聊天啊，我不怎么爱跑，最好别找我哪个地方去吃饭（笑），回国以后，这种应酬特多，浪费时间。

我属于哪种女性？大概是各种类型都有点（笑）。我想我是个变色龙，什么环境都可以适应，不是很统一。我有时可以很“疯”，你看那天我在舞台上演讲。基本是性格很奔放和豪爽的，要是用好的词来说，对吧。

你觉得我很深沉？嗯……那你想嘛，我这么多年当兵当下来的。当兵的总是很粗犷的，噢，用粗犷这个词比较好。比较大刀阔斧做什么事情。

我很喜欢做饭，在家每天都做饭。以四川、上海菜为主。我的生活习性就是很军事化吧。做什么事情都很快，吃饭也很快，铺床也很快，“小旋风”似的。我对一个没有效率的人是不能容忍的，我没有耐心，就这么个人。

不过我先生可不行，他是个性格很慢的人。非常具体化细节化。我是粗线条，大概其就行了，但经常出毛病，然后他就说：你不听我的吧，你看，又出问题了吧！

我没有孩子。这是非常大的遗憾。那怎么办呢？就是太晚了呗。等事业什么的都稳定下来了，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已经晚了。

我觉得我经历了两度青春。一次是在大陆的军队；来到美国又经历了一次学生时代，感觉真的又回到了一个青春时代。当这个时代过去了，基本上你就已经……

我觉得我活了两次，就把这个要孩子耽误过去了，非常非常遗憾！并不是因为我本意要怎样生活得潇洒，是时代中生活的错位而耽误了。

我作品中的题材也并非都是来自文革，像《扶桑》就是写中国人在美国的遭际。还有就是我过去的生活，很难忘的青春时代或小时候。最近我要出一本书就是写一个小女孩儿，从小到大一直到部队，短、中篇串联起来的，叫《穗子物语》。台湾、大陆一块儿出版。

我也写中国当代题材的，像《谁家有女初长成》。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回大陆，我必须了解当代人的想法。我觉得当代人还没有权力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发言，一定要有距离，特别是搞文学的，他不该写正在发生的事，热炒热卖是不负责任的。

从审美上、哲学上，很多方面一定要有距离。包括“911”这样的大事件，如果再有二十年，一定会有好的作品出来。现在要写的话，肯定是很可怕的东西。还有伊拉克战争，不能马上写，要有不断的思考，否则不会有深刻的东西。

我的异国婚姻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从这以后，我了解了白人，了解了美国人，了解了他们的文化、思考结构、心理结构。如果了解了你来写移民生活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关在一个主要种族的外面来写的了。在这之前，我是大陆的作家，主要东西都是写大陆，特别是部队的，主要经历都是部队的。

我丈夫是英国和爱尔兰裔。当初为了和我结婚，他辞掉了外交官工作，现在他又申请复职了嘛。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是冷战，对吧，对中国人那是非常防备的。

FBI当年对我这场婚姻的调查，非常荒唐。我先生因为这个离开了美国外交部，他有十一年的外交官经验和八国语言的能力，国际知识非常丰富。应该说很适合做外交官，你想，他不到外交部到哪儿去呢？就因为FBI对我的调查，他就辞职了，牺牲满大的。

现在我已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了，对不对，我现在可以讲，我在给好莱坞写剧本，是吧，我是好莱坞编剧协会的会员，我的收入可以很好，我干嘛啊，如果他们怀疑我做间谍的话……做间谍不就是为了钱嘛！我可以赚得比他好，我干嘛要做间谍（笑）？！当时那样对我，还是冷战思维的影响，并没有任何根据。不过最后测谎试验没有做，他们（FBI）叫我填表签字，我签了，说是星期四早上你就来做。我回去后，我先生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是侮辱人！”

我和我先生是在华盛顿认识的，他原来在沈阳总领事馆工作，八八年离开中国。要是在中国认识的，就更讲不清了。

社会上对我的作品有很多评论，但我很少看，它会影响以后自己创作的方向，会下意识地被一些东西左右了。这个人不可能不投其所好，对吧，不是说你可以主动地有意识地，偏偏拧着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害怕被人左右。我希望自己永远是独立思考的创作。

我属于哪一种作家呢？嗯……我就是一个作家吧，应该说是一个中国作家吧。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中国人。我不会写外国人的，即使用英文创作也不会写外国人的。至少他不会是我的主角。

我很少评价自己，很少看自己的作品。一般写完了，看一遍草稿有什么错字，送出去就再也不看了。我很满意自己，因为我想达到的高度想写的东西，都一个个在写出来。所以我没有什么可抱怨我自己的。

（今天大陆和港台）有很多好的作品，我喜欢的很多，没有偏爱和歧视，因为他写了哪一类作品，我就不喜欢，没有这样。

四川和京派的文化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两地的共性都很幽默，喜欢侃，喜欢聊。

我的作品在大陆出版有无困难？没有没有！我很少写那些很直接的东西，我不喜欢。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搞文学就是以文学价值为第一位。如果它涉及政治，我不回避，但我不会为了引起什么关注啊，有新闻卖点啊，专门搞一些政治上的轰动效果。

我是个很幸运的人。我的性格很帮助我的才能的发挥。我有搞文学的才能，我的性格又是坚韧不拔的。搞文学写小说最怕的是你坐不下来，我可以坐很多个钟头。

至于“痞子文学” 和“美女作家”嘛，王朔其实并不痞，“痞子”是个幌子，是个很酷的外表。王朔是一个满理想主义的人，比如他的一些爱情的像《过把瘾就死》啊，其实有一个藏得很深的理想，都是很纯洁的。一个人外表好像是稀里哗啦，好像什么都不吝……我满喜欢的。至少不拿自己特别当回事，对吧。不是那样煞有其事的，很酷！

“美女作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她们）应该区分对待，有的人写的应该说是不错的，从她们的文学造诣来说，是够一个作家水平的。中间有些人很差，我看的不多。我觉得属于一个社会现象，那你一个人脱光衣服在大街上跑，总会引起轰动的。这轰动不是文学价值上的轰动。

今天大陆文学出版商业性太重，这是一个对的方向，美国都是这样。在往市场化走的这个方向，肯定会有一个比较混乱的阶段，人们会在一段时间里失去对文学价值的判断。从总的方向上来说，文学应当要靠市场来考验的。

不过我的作品我没有考虑这个东西。首先我觉得我有没有激情把它写下来，看它对我人生有多少价值。我觉得我的书是比较难读的，我不是一个很热卖的，就是卖得很“火”的作家，我也都接受这些了。我不可能改变自己写一个非常为市场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写不出来，写不好。写了以后，连我现在这点东西和占领的这么一个……都没了。

我的读者群是哪些人？应该说哪里都有吧。我写作没想有什么针对性，我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值得我写，有文学价值和其他价值。喜欢（我作品）的人应该是比较学者化的学院派的，喜欢我的人就非常喜欢，也经常都私人跟我通信啊，也不希望我变。

我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品是一部长篇，叫《绿雪》，写部队的。今天再看嘛，就不太行了，就跟习作似的……我连（自己）最近的作品都不看，别说是过去的了（笑）。我第三部长篇就是《雌性的草地》，还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都距离很远了。

我是八十年代末来美国的，那时还没结婚，我是来读书的，是考进来的。先在布法罗，然后去芝加哥，芝加哥给我奖学金，读得时间比较长，最后读完大概是九五年。我成为职业作家是八一年，那时职业作家还很少，非常优越。

我从小搞舞蹈时，没有什么爱写的感觉。反正要写吧，也行，没有特别的爱好。七九年我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当记者，完全是好奇。

我这个人不晓得害怕的。不过不是万不得已，女兵是不可能让上（前沿）战场的。但你至少看到一千多人一下子给抬下来了，反正总攻那天是那样的，很残酷的。我去的那天正好是打了三天的总攻，撤下来那么多伤员……

自卫反击战当记者对我是一个转机。那时在部队的“创作”当然很受约束，你也不知什么是质量。（当时我能在国内获奖因为是）军队嘛，反正我觉得你稍微写得那个……

到美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少女小渔》。是我在美国出头之日的代表作吧，在芝加哥写的。

我住在旧金山，但我很喜欢纽约。我先生在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工作，我就是刚从非洲探亲过来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哪个城市对我对我们做外交官的比较适合。因为你在国外生活吧，到美国就特别想有一个理想的环境，纽约就比较适合。到了纽约你马上就醒了，进入美国精神了。这个美国精神马上你就觉得，噢，原来我是喜欢美国的！因为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个美国精神，它是一种文化里带出来的。

我绝不喜欢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政治让人不舒服，美国的政治现在打这个打那个的，在美国我一样反战。当然也不见得文人都反战。我觉得很多文人他写得好，就因为……像海明威啊，海明威也反战，因为他有人道主义精神，他必然是这样。

我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以女性为主。男的有什么写头啊（笑）！男的好象是没有女人那么丰富（笑）。

那天谭恩美拿的我那本《白蛇》，是由很多东西集合而成的，是我先生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我觉得将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内容上没有太大影响。它给我另外一种……挺有意思的，你再去看你的作品（英文本），因为这是我唯一一个认识自己的办法，可以通过翻译来认识一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和我自己能拉开距离。

我的作品的获奖嘛，不包括大陆的大概有十次。大陆的好像乱七八糟的有上海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大概有四个。

除了台湾的文学奖我是著意去拿的，其他奖我都不想。台湾的文学奖的奖金非常优厚，在我做学生时和刚刚进入专业写作时，是一种谋生手段。还因为台湾评奖是闭卷的，没人知道作者是谁，一开始评委也是保密的，整个的评委讨论是公开的。这个方法我很欣赏，不容易作弊，也不可以去找评委吃饭呀，这种奖比较公道。所以我主动去投台湾的奖。

军旅题材一直是我的重要内容，也很有趣，当然角度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对军人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和生命方式，都有了很多认识，特别是和国外的军人比。

电影《天浴》在大陆没有公演。你感觉我的作品涉及到文革调子就比较沉重？难道不沉重吗？你不觉得？我就是觉得当时的生活很沉重很无望的。但也有很funny（有趣的）的，《穗子物语》就很funny。

就我个人来说，那个时代我并不是说我非常痛苦啊，或者很幸福啊。我是个很幸运的，我能够上部队，不用像其他人下乡。人家说我很幸福，不等于我对那个时代没认识，对吧，整个国家完全没有道理地经受那样大的磨难，有那么多人死掉，莫名其妙。

我爸爸也受到冲击，跟我们家失去联系一年，被弄到什么农场去了。后来他就到北京去了呗，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写剧本。文革结束就平反了。现在他不怎么喜欢写了，他觉得好像赶不上趟儿了，现在年轻作家很多嘛，他觉得他所有的文学观念都同现在的人不合。我爸爸的名字？噢，他叫萧马。在创作上他对我帮助很大，我到现在还是很听他的。

我到底算哪里人？好像很难定位，比较模糊。是个五湖四海的人。我到现在还居无定所（笑）。上海人北京人的特点在我身上体现的好像不浓，我从来也没有一定是属于哪个地方的人。我就是一个外地人！走到哪儿都是。在美国也是外地人。我很喜欢做外地人。因为一个人你不做本地人你才能会很多东西对它欣赏。

我这辈子就没在一个地方长期呆过，老是在跑。由于从小在部队，我很适合集体生活。但家庭给我的亲情和温暖还是很浓，困难中，爸爸妈妈都一直给我写很长很长的信。

我同现在大陆的作家群体接触挺多的。他们写作空间很大，问题是他不去写，有很多好题材不写，也就逐渐淡忘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都是在当中一直跟着变的，变成了今天这样。而我们是每回去一次看见一个变完了的现实，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结果。

对过去的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淡忘，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事情，因为离开了，才给我们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里面的人就不会了，就比较现实了。

是的，当年在大陆我还有过一次婚姻。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你知不知道文革刚结束时，有三个很著名的电影剧本？叫做《在社会的档案中》、《女贼》和《骗子》，他就是写《女贼》的。而且我们父亲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的父亲是老作家李准，也是门当户对。你想啊，爸爸都是朋友，然后我先认识他爸爸，就认识他了。

这段婚姻挺长的，我们结婚挺早，我大概二十一、二岁吧。到八九年二月就分手了。他八七年出国去澳洲，然后他就……你还是不要写这些。他老讲：你每次都在下面给我怎样怎样。就是说，好像你现在成了大作家了，我跟你离婚了，于是你就……（笑）。

我们的离婚，不是同他的出国有关，而是……要不是因为这个，我当然不会出国（到美国）！那不是挺好的嘛。觉得没意思，也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尝试。但是作为一个人，他还是个很好的人，我现在跟他也是好朋友。我们那时那么长时间也没要孩子，当时生活很不安定，没有房子，种种种种的原因。我跟他一人一个创作室，我们就把两个创作室换到一起，就变成……但是创作组的人还要上来办办公啊，那你怎么可能在里边过日子呢。

那时我俩都在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他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创作组。我呢，因为他，也分过去了……这段不要写了，因为他老看，他看了以后就会说：你好坏啊（笑）！我同她的婚姻可以提，他是个很好的人。

（离婚后），铁道兵的人都说：“啊？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你？”当时人家都说：“严歌苓怎么会要你这样的人呢（笑）！将来她肯定不会要你的！”到末了，是另外一回事，反了过来，整个铁道兵的人都傻了。

我们俩去年都回国去过。他现在已经在中国了，他也不算“海归”，就是回去写写东西啊。他也又结婚了，也仍旧没有孩子（笑）。

当今大陆作品中很多涉及到性的问题，我看都是在找卖点。这种现象不能说好或说坏。反正我都觉得这跟市场有关系。因为一个人，一个作家，最怕冷落嘛，怕不再听到他了，他就想闹出点“油爆”的动静来。

这个市场中国轻视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让市场来判断很多东西了，作为一种尺度，我觉得很好，应该说是中国在走向进步。过去很多东西都很难有尺度，丁玲就是最伟大的作家？她凭什么就是最伟大的？！只是一次运动的鼓吹者。这个就是很违背的，很违背文学也好，艺术也好……文学要交给大众的。

我写作时，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过也难有人看到我封闭，因为我起得很早。等他们起床没多久，我就写完了。我每天起得早，睡得也早，所以我不会去“起哄”，人家刚刚开始热闹，我就要回家睡觉了。

我喜欢一个人晚上看书，觉得特幸福。早上喝咖啡看电视，晚上看书，躺在床上，哎呀，简直就是……这两件事不可以破坏的。破坏了，我一天都感觉不好。

这次到尼日利亚，刚去时，每天早上和几个黑女孩儿去远足。后来发现早上的时间我不可以丢掉。尼日利亚生活非常优越，我们大院只有三家人，有个很大的游泳池，晚上吃完饭，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就泡在游泳池里，游到八、九点钟上来看书。我先生不随我一样，他睡得很晚，自己在楼下看看电视啊，喝喝红酒啊，他干他的，但我早就睡着了。他是夜猫子，我是百灵鸟。

我的书被盗版的很多，无所谓啦，我反正够活就行（笑）。我们现在的生活（来源），是我俩轮背着。我先生前两年没工作，我就多写点。他现在有稳定工作了，我就少写点电影剧本，多写点自己的小说。写电影剧本不就为了钱嘛。

现在我对钱真的特别淡，到了纽约我就看到，啊，真是好啊，大花花世界。但是你让我进哪个商店，我没兴趣。特别是从非洲回来，非洲那么辽阔，到处都是花儿，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交易的，好像是钱也没有用处。我就喜欢这样……回归自然古朴。都市的喧闹，一下两下可以，但是，哎，老喧闹就容易焦躁。在非洲，心平气和，人沉得很深，写作、思考、读书，都很有效率。

我个人的挫折嘛，应该不是很多。不过我第一次的婚姻是个很大的挫折，那个挫折够大的，当然很伤心了，怎么可能不伤心啊。我就是觉得……嗯……就是觉得受骗了，感觉是这样。那么多年了，都在骗我嘛，至少那个阶段就是在骗我。又怎么能否认不是骗？！

我现在的先生就非常朴实，非常通道理，非常诚实，对我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对一个整天要用许多心血去创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诸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严歌苓的专访只能到这里结束了，因为她回旧金山的飞机快起飞了。何况严歌苓“警告”我说，如果因为我这纠缠式的采访，耽误了她的航班，我可得负责她的住宿。

她边走进候机大厅边向我挥手告别。我也就“现买现卖”，也向大家挥挥手……再见！

作者完成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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