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4年过去。
第一次见到陈瑞琳是在2005年10月美国纽约曼哈顿“华美协进社”隆重举行的群星闪烁的北美天空《一代飞鸿》新书发布会上。
她在台上一番激情澎湃、声情并茂的演讲，能让对文学冷感的听者，都会爱上创作。她手里好像有一团火，无论任何场合都可以被她的感召力温暖，让大家在文学里燃烧。
20年里她用尽了自己最珍贵的年华，在令人晕眩的万卷书丛中，不知疲倦地翻看着海外华人的作品，去评述和推荐其中的精华。
访谈中陈瑞琳还少不了对我的鼓励，她说：“陈屹你真不得了，20多年来你从美国名校校长访谈、到留学生访谈、北大EMBA百人访谈、驻华大使夫人50位访谈，今天又跨入海外作家系列访谈。” 其实正如陈瑞琳所述：“文学，对一个人来说就像是初恋，刚好在某一个时刻忽然就爱上了，然后永远忘不掉，后来就成为你的宿命。”我的采访也是无心插柳的命运驱使，然后“贼船”上去了，就无处可逃 ......
尽管文学路上陈瑞琳起步早，但我俩在两个细节上还是有着不小的缘份！
- 她是77级的少年大学生，其实原本属于79级上大学的我，也是提前2年考入77级，一起走过那个时代独有的风雨。
- 另外一个很难得，我俩都把孩子早早送进了美国最好的私立高中，我的孩子考进了培养过美国总统及政治领袖的菲利普安多佛，她的孩子考进了培养过扎克伯格等企业家的菲利普艾斯特，两位“狠心亦幸运”的母亲正可谓惺惺相惜。
回到文学之旅话题，当今谁不知晓，读别人作品之辛苦，特别是面对各式各样的新作。但是，无论多么厚、甚至格调多么另类，她都要耐心读完，而且还要读懂，最后，要写出自己的见解，这样的工作，有时比创作还难。
更让人感叹的是，在海外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做一个胜任的文学评论家，不仅需要丰厚的学养功底，更需要巨大的身心付出，所以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做或者愿意去做这个“苦差”。 陈瑞琳为了这个“苦差”，有时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创作。问她为何，她说完全是因为热爱和使命，文坛也需要有人出来做公益的奉献。
如果按照每月最低的40万字阅读量，20年里她至少阅读了8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写下了数百多万字的文学评论，在她出版的作品里，其中6部与海外文学评论相关。
此文访谈之后，我才真正明白陈瑞琳的激情所在， 竭诚希望本文不仅留给今天的读者，更留给后来的文学史参阅。
在时间就是生命的时代，陈瑞琳一直在为许多努力实现文学梦的作家们做着嫁衣， 就如燃烧的蜡烛，照亮了别人， 燃尽着自己。而陈瑞琳从来是无怨无悔：为了海外华文创作的这个新时代，撑起文学评论这片天，“舍我其谁”！
【穿越8】出国差点被"毁" 多亏为他人做嫁衣
【留美学子】 第1610期
教育无国界 精选文摘
净土与纯粹！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说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出国，很多人就像一棵树，换了土壤，也许就长不活了，有的会死掉，有的会苟延残喘，有的也会重新焕发青春。
是海外这个特殊族群的文坛需要我，同时我也需要文学的拯救。
海外作家的文学梦，离每个人都很近，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人人可以当作家的时代，只是离主流的庙堂比较远些。
文学，对一个人来说就像是初恋，刚好在某一个时刻忽然就爱上了，然后永远忘不掉，后来就成为你的宿命。
- 受访者 陈瑞琳
陈屹视线 导语
1967年5岁的陈瑞琳被赴京参加大串联的爸妈丢在乡下外婆家，外公和外婆都患重病，小瑞琳因为吃不饱，常常在村子里“讨饭”吃，所以她幼年时就对人间温情冷暖有比常人更深的敏感和理解。
陈瑞琳13岁起在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1977年秋天，高中还没毕业的她被校方破格推荐，簇拥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大军中，年仅15岁的她考上西北大学中文系。
尽管年龄和阅历不占优势，她大学毕业时的《论庐隐》一文，荣获文科毕业论文的优秀奖，另一篇《论萧红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后来发表在辽宁省社科院主办的《社会科学辑刋》上，不满20岁的陈瑞琳已成为大学讲堂上的老师。
工作两年后陈瑞琳考上西北大学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张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前往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1991年代表陕西学界赴京参加鲁迅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与国内的一批精英学者聚集在中南海怀仁堂。
1992年夏天陈瑞琳赴京报考林非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已经进入复试阶段，与此同时，丈夫获得了赴美留学签证！在事业和家庭的十字路口，陈瑞琳选择了后者，让她原本正在腾飞的文学事业，在迈出国门的一刹那不得不被重新改写.....
我们的访谈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重逢美国作家姐妹们
纽约第五大道上（从右到左）
施雨、施玮、陈瑞琳、陈屹
人物访谈：陈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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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陈瑞琳 vs 陈屹视线
陈屹视线
现在走出国门的新移民越来越多，喜欢写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作家的身份五花八门，你觉得人们离文学梦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你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走上文学评论这条艰辛的路？
海外评论家、作家 陈瑞琳
说起出国这事儿，确实让人感慨万分。说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出国，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人就像一棵树，换了土壤，也许就长不活了，有的会死掉，有的会苟延残喘，有的也会重新焕发青春。
每个人命运不同，就跟树一样，我是觉得有些人出国成就了自己，也有很多人出国被毁灭了，我其实是属于那种几乎被毁灭的。所以我常常说我自己是美国的废物，但是这个“废物”很快被利用了，或者说废物变宝，因为我这种废物在北美不太多，有点稀缺。这正是因为在海外写作的人越来越多，而我刚好在他们中间，离他们最近，我呢有条件也有资格来评论他们。
所以，是海外这个特殊族群的文坛需要我，同时我也需要文学的拯救。
再说写作这事，在国外写作的人是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因为写作这事情不是像国内的那种专业作家，海外写作的人都是因为自己想写，什么人都能写，包括很多学理工科的，各种背景的人都能写，于是就变成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
不过海外作家的文学梦跟国内作家的文学梦还是不太一样，国内作家的文学梦要努力获奖晋升，要被写进文学史，要被大量的评论，要成为几级的专业作家，海外作家的文学梦，却是一种精神安慰，就是说，在经历了各种酸甜苦辣的生活之后，想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发酵的酵素，然后变成一种很自我的文学。
所以我认为海外作家的文学梦，离每个人都很近，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人人可以当作家的时代，只是离主流的庙堂比较远些。
我自己到美国来之后，很快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那就是我这种人几乎没什么用处，即便再拿个文学博士，发展的空间也非常小。
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搞文学或搞艺术都比较艰难，除非你愿意到中文学校或某些中学去教中文。我认识一些学文科的，最后改学了计算机，或者金融、保险、卖房子，但是这些离我都太远，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愿意脱胎换骨的人。所以有几年内心很挣扎，甚至每周出去跟一群苦闷的朋友们喝酒。有的时候痛苦恰恰是一个人的动力，因为你肯定要寻找一个出口来解脱这种痛苦。
我开始提笔写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方面是给美国的各种报纸投稿，挣点儿稿费，另外一方面也给国内的报纸投稿，主要是为了给我父母看。
那时候我的一个小学妹在《西安晚报》做编辑，每周来约稿，我就写了一个系列的美国生活纪实。母亲就把那些文章帮我收集起来，做成简报寄给我。
我虽然越写越多，看得母亲却是越来越悲伤了。还记得我发表《餐馆心酸》，我妈当时就打电话来说：“要不就回来吧？继续当你的大学老师！”连我爸都说：“随时回来啊，别难为自己！”但我还是想坚持下来，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蒲公英，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只要给我一点水，一点阳光，我一定会开出自己的花朵。
应该说是文学梦救了我，至于我为什么会走上文学评论这条路，是跟当时美国的文学环境有关。
90年代的美国华文报刊，还很少看见大陆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台湾来的作家，我们这样的大陆新移民要登上一些大报的副刊相当不容易。我想起一个往事，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参加《世界日报》副刊举办的全球征文，当时应征的那篇文章叫《他乡望月》，编辑部在第一次通知我的时候是说这篇文章得了第一名，但最后等到公布的时候，却变成第二名，搞了个第一名从缺。
我心里还是挺受伤的，因为我感觉到大陆作家在北美的文坛上还需要更大的努力和实力。也是这种心情让我在心里面希望能看到大陆新移民作家的早日崛起，成为华文坛的一个主力军。也是因为这种心情，导致了我特别关注大陆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所以我之所以走上文学评论这条路，是时代给我的一个机会，也可以说是时代对我的一种需求。
陈屹视线
你是77级年龄最小为数不多的少年大学生，再读研究生，青少年时在文学上就已展露才华，用中文写作的文学世界，应该属于自己的故土，为什么会想到来美国？在海外的文化沙漠上，你是怎样开掘出自己的一缕清泉？
海外评论家、作家 陈瑞琳
说起来，我能在15岁考进西北大学七七级，是因为我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教师家庭的孩子，通常喜欢读书。我小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读书，但是我自己默默读了很多书。七七年考大学，基本上来不及复习功课，尤其是文科，但是你过去读的书会帮到你。
大学毕业时 前排右二 陈瑞琳
我在心里特别感激西安近郊的那个飞机城，父亲在那里教数学，非常有声望，母亲先教体育后教地理，非常有人缘。在我身上从没有大城市人的那种骄傲，而是有着小镇人的那种朴素和热情。父亲从小教会了我如何思考，母亲则教会了我如何生活。
文学，对一个人来说就像是初恋，刚好在某一个时刻忽然就爱上了，然后永远忘不掉，后来就成为你的宿命。
我在13岁时在《西安日报》上发表小说，于是种下了文学的种子，不论我走到哪里，包括离开自己的故土，只要有一点点春雨，这个根，这个芽，都会发出来，只是在美国这样的土壤中，发的时间会慢一点，艰难一点，但最终还是会发出来。
我之所以离开中国，其实就是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我从小喜欢过日子，六岁就帮妈妈管账，很想做一个衣食丰满的小女人。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虽然很喜欢站讲台，但住得却很可怜，没有自己的厨房，在楼道里做饭，没有自己的卫生间，要到澡堂子洗澡。人穷志短，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就想有一套房子，但感觉完全看不到希望，于是才考虑随着百万大军出国。
我是以陪读身份来美国，怎么也没想到，到了美国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废物，就是从前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完全没有了用处，在美国要的是英文，要的是计算机，做不了工程师，至少能当护士或者会计，但是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不可能把自己彻底打碎了之后重建，这种脱胎换骨犹如换血，很可能让我生不如死。
应该说是中文报纸给我带来了生机和转机，一个人必须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才能活下去。一开始我是给各种报纸投稿，后来就自己做报纸。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我做过记者，开过书店，做文学杂志，做华语电台节目，几乎是跟文学有关的事情都做过。那样的复杂经历，对我后来的创作和评论都至关重要。
记得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正好是北美华文报纸的黄金发展期，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香港背景的《星岛日报》、大陆背景的《侨报》争奇斗艳、各领风骚。
1998年，一份大陆背景的洛杉矶华文周报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周连载四位大陆背景的华文作家的长篇小说，那是我第一次读到张翎的小说《望月》，有望穿秋水之感。此外还有张慈的《流浪美国》、沈宁的《走向蓝天》等，敏感的我，隐约感觉到了北美文坛即将到来的春潮，我的评论激情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1999年，美西《侨报》约我开辟“新移民作家扫描”专栏，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北美“新移民文学浪潮”的一只推手。
陈屹视线
留美20余年，经历了人生移植的千辛万苦， 在找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你还培养出一位美国顶尖私立高中和哈佛大学的儿子，可否分享一下怎样做到边写作、边相夫教子的心路历程？你觉得先生和儿子，在文学创作上，给予了你什么力量? 你的写作是否有益于培养孩子的写作能力？
海外评论家、作家 陈瑞琳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人，不论你是妻子还是母亲，首先要完成自己生命中想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找到你自己人生价值的支点。而我相信，在孩子的成长中，并不希望看见一个碌碌无为的母亲。天下很多的父母都愿意为孩子做出最大的牺牲，但我觉得首先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人生价值观，做父母的应该身体力行。
回想起来，在儿子小的时候，却不是我陪伴他，倒是他常常陪伴我，甚至是见证了我的很多辛苦。比如我每周开车出去大街小巷送报纸，三岁的他就坐在车上看我一家一家走街串巷。儿子四岁时常常陪我去拉广告，他也坐在桌上，看我怎样跟老板谈生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教育，让孩子看到妈妈怎样生活，从小就懂得生存的意义。
记得有一次，我们母子在超市买菜，儿子看到有好些人拿着报纸来跟我打招呼，说喜欢我的文章。曾经有一个阿姨死劲握着我的手说：“原来不喜欢休斯敦，自从看了你的文章就决定不走了！”她的话把儿子都逗笑了，路上问我：“为什么呀？那么多人喜欢你？”
说到写作，我是有一些狠心的，因为我常常跟孩子抢时间。那时候儿子很小，我又太忙，几乎没有时间陪他玩，儿子常常跟我说他很孤独。“孤独”这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就对他说：“你必须学会孤独，如果你不会孤独的话，将来就什么也做不了！”孩子躲到一边，开始默默敲电脑，开始在五岁那年写自己的博客，越写越好，一直写了好几年。
如果说我的写作有益于培养孩子的写作能力，这样的故事其实是有些心疼，因为我并不是那种合格的“好妈妈”，但在客观上确实促成了孩子对写作的热爱，这里面或许有遗传的力量，还有环境影响的力量。
有些故事真的很神奇，写作这件事在儿子后来的成长中真的帮了他很多。
儿子在小学时，就给自己班的同学编了一份报纸，除了他自己亲自写，还去约稿，自己排版，自己印刷，还带着他的同学们一起去我家门口的大街上拉广告和赞助。其中经历了很多挫败，比如约的同学没有完成稿子，还有大部分的商家都不愿意在他的小报上做广告，但是这样的经历对孩子都是极好的锻炼。
最难忘是儿子在初中时，老师让他参加德克萨斯州的写作大赛。他没有跟任何人说，悄悄写了一篇《圣诞之夜》，竟然拿了第一名。直到他获奖，我才读到他写的文章，完全被惊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构思如此恢宏，文字如此老辣，我跟他说：“妈妈要向你学习！”
与儿子在哈佛校园
真正为孩子做得更多的是我的先生，他们父子像朋友，周末常常一起去野营，两个人夜里睡在小面包车里，几乎踏遍了德州的山山水水。先生学理工科，但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一个喜欢文学的人，是无法挡住的，他只能支持我，包括我开书店赔钱，办报纸活动特别多，为了写评论老是熬夜等。一开始也是有怨言的，后来明白如果不让我这样做，我可能会生病，或者变成一个不开心的人，于是他尽其所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陈屹视线
作为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的前会长，你怎样看待海外作家的生存状态，他们有怎样的与众不同？
海外评论家、作家 陈瑞琳
世上很多事，都是时代选择的必然。1978年12月26日，有50位中国大陆的公派公费留学生第一次走出了国门，赴美留学。到了1981年1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留学大军激增，很快形成百万大军。不仅作家纷纷涌现，而且新兴的文学社团也如雨后春笋。
说到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成立在2004年，经过了十几年的成长，在全球已经有近百位非常优秀的新移民作家。海外新移民文学浪潮的兴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活动剪影
一个背景是来自国内。中国大陆的“新时期文学”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原有的强大动力开始减弱，整体的繁荣局面消失，呈现出一种无序的浮躁和疲惫。所以国内的各种报刊杂志急需要新鲜的有冲击力的作家作品，这就为海外作家返回故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学环境。
另一个背景是来自海外。在北美，上世纪的五、六、七十年代主要是台湾背景的作家统领江湖，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年轻一代的台湾留学生作家越来越少，文坛开始呼唤新的生力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陆背景的新移民作家开始展露头角。
说到海外作家的与众不同，让我想起2009年，我们在西安开国际笔会，贾平凹先生对严歌苓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的那些作品，国内作家很难写出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海外作家的视野不同了，立足点不同了。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作家”，他们的写作首先与谋生无关，这种不需为稻粱谋的“非专业”写作环境和写作激情，使得他们有可能创作出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品。
比如正面书写异域文化冲突的查建英，写出浴火重生的周励，飞翔在交错彼岸的张翎，关注人物“内世界”的陈谦，融文学为哲学的袁劲梅等。即便在他们“回归”中国书写的时候，笔下写出的“中国故事”也是站在海外的新角度，呈现出与国内作家完全不同的风貌。
2005年10月我们在纽约举行《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一书盛大的新书发布会暨移民文学研讨会，这是北美第一次出版大陆新移民作家的首本小说精选，共收入四十六位目前活跃在北美华文坛的作家作品。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纽约的前辈作家都来了，年过八旬的资深学者董鼎山先生，著名的台湾留学生作家赵淑侠女士，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等都激动发言，知名作家丛甦女士认为：“作家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流浪者，是在原乡和异乡之间的过客，所以移民文学要表现的则是人类的大悲痛和精神苦难。”
2005年《一代飞鸿》新书发布会
前排从右一到右四 融融、施雨、陈瑞琳、马克任
后排右二 陈屹视线
特别是台湾背景的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克任先生在他的发言中说“《一代飞鸿》标志着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崛起和成熟，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北美华文学的希望和未来。”当时的场面真是太让人感动。
陈屹视线
你自己访谈过很多当代最出色的小说家, 其中包括陈忠实、贾平凹、哈金、严歌苓、卢新华、张翎、陈河等，他们给你的最深印象是什么？在千万写作人当中，为何他们能脱颖而出？
海外评论家、作家 陈瑞琳
我个人觉得目前中国的当代文学充满了倦怠和暧昧的气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强劲传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出现了衰落和瓦解的态势，这让很多传统作家非常痛苦，不知何去何从。
中国因为是一个农业大国，从“五四”到当代，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骄傲。但是进入现代化时代之后，中国的乡村在改变，乡土文学也一直在萎缩。
陕西的作家一直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制高点，路遥的贡献正是写出了城乡转折之间的深刻痛苦。陈忠实的了不起，是他没有纠结在关中的土地，而是进入到了中国的历史，从而塑造了民族的灵魂，所以达到了史诗级的高度。
到了贾平凹，他的厉害是看见了乡村的挽歌，他以极其爱恋又极其痛苦的心情，目送着陕南乡村这原本是他最熟悉的土地。但是，中国文学如何转型？很多作家都非常迷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华文作家的崛起，给中国的当代文坛带来了一种新景象。
我曾经与陈忠实先生聊天，话题转向中国的农民，他说：“中国的农民苦啊，革命的主力是他们，战争的烽火燃烧的是他们，然而最终受苦的还是他们。”我称他的《白鹿原》是中国的《百年孤独》，小说从封建王朝到共和国，男人剪掉辫子，女人撕掉裹脚布，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王旗更换，家仇国恨，两大家族两代子孙，冤冤相报代代不已，手足的兄弟在历史车轮中残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长卷，成为中华民族悲壮秘史的一角。
陈忠实之所以能从乡土文学中升华，是因为他酷爱读书，尤其喜欢读外国作品，他告诉我喜欢莫伯桑和契柯夫的短篇，迷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沉醉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年我去看他，他正在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女钢琴教师》，一声慨叹：“那种表现人性的丝丝见血，中国作家写不来啊！”鲁迅早就主张：“要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因为他知道靠着“三字经”走向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再回头说海外作家，他们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关于哈金，他是目前唯一一个两次获得“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的华人，也是“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华裔获奖者，被媒体誉为是“美国历史上公认最杰出的华裔作家”。
美国华裔老作家谭恩美这样说:“我为哈金的作品著迷，他总是呈现出历史环境中的道德难题，呈现出人性的磨损边缘，呈现出不屈不挠，也呈现出不抱希望的生存方式。”我是特别喜欢哈金写的《自由的生活》，在这部移民小说中，哈金以他特有的客观和冷静，将“自由生活”背后的痛苦代价淋漓尽致地和盘托出。其中有一句特别深刻的话：“自由的生活，是有高昂代价的。在追寻自由生活的过程中，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
2010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捐书仪式
左起：严歌苓、张翎、虹影、陈瑞琳、施雨
关于严歌苓，历史将会证明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华语作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书卖得好，而是因为她能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如果问为什么，我觉得要归功于她在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深造写作时完成的脱胎换骨。在那里，她看到了美国知识分子的叛逆，他们注重个人，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
这种西方人文主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严歌苓，遂使得她笔下的文字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无论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还是《小姨多鹤》里的竹内多鹤，她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左一、二 卢新华、刘心武
卢新华，当代中国“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从《伤痕》到《紫禁女》，再到《伤魂》，卢新华不改初衷，从揭示“文革”风暴所造成的人性“伤痕”到今天对于历史文化伤痕的纵深描写，表现出一个忧患苍生的作家恒久执着的人文情怀。
《紫禁女》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它有很多精神隐喻的层面,作者面对当今中国的时代巨变，率先思考民族道德的文化走向，在改革开放的乱世洪流中，清理着泥沙俱下的思想河道。《紫禁女》的问世，应该说是将中国当代的反思文学又向前推进了一个高度。可以设想，如果卢新华没有走到西方，没有面对西方世界如此切身的体悟，他可能写出“大浴女”、“长恨女”，但绝不会是《紫禁女》。
张翎，在她数百万字的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在于她始终触摸着人心、人性、人类深处的疼痛感，她的这种“痛感”总是独特而尖锐，直逼人物内心最隐秘的病灶，她总是在为我们破译着人生最痛苦的密码。
作为“历史的刺探者”陈河，在东西方的跨界时空下，给我们看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看他如精灵般穿越历史和国界的绝妙身手，尤其是他对“历史”、对“人性”的重新解读。
判断文坛上的作家，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个作家是否可有可无。在海外的华语世界，可以提到的优秀作家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接受了跨文化的洗礼，从东方走到西方，海外生命的移植与沉淀激活了他们潜藏在灵魂深处的激情和欲望，让他们看待历史和生活的视角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2009年广东中山杯文学奖颁奖晚会，左起
陈瑞琳、楚风、周励 《曼哈顿女人》、陈廷一、严歌苓、洛夫（生前照）、张翎、罗筱
陈屹视线
最后再问一下你走过20年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历程，有没有感到后悔或遗憾？未来的文学之路你有什么打算？
海外评论家、作家 陈瑞琳
大家都知道，在海外写文学评论几乎就是义务劳动，因为我并不需要科研成果，也没有任何资助。回首20年，不后悔，不遗憾，有的只是感慨。
记得是在1997年，我以合伙人身份加盟一家社区报纸，一直做到2017年暂停。这20年，我的确是失去了很多挣钱的机会，例如有很多商家希望我帮他们写宣传文章，给的报酬非常好。但我的生活还是以文学写作为主，我只是把做报纸、出去采访、跟客户见面，当做写作之余的一种休息，也是我了解社区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多年来都没有全身心地去做报纸，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收入，好在先生负责养家糊口，从来不指望我。
另外就是这20年来，因为我把主要的时间都给了文学评论，因此就耽误了很多自己创作的时间，让一些心里积攒的写作计划一推再推。通常我写一篇评论，要花掉一个星期的时间，先要读书，读完要消化，有时候还要回过头来再读，然后才能开始思考，起草出评论的基本观点，再修改补充，最后送出去，有时一个星期的时间都不够。所以一个月如果要写两三篇评论的话，几乎就没有时间再写自己的文章了。
说到未来的文学之路，从2017年开始，我有意减少了一点写评论的时间，多留了一些精力写自己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国内一大批研究世界华文学的学者纷纷涌现，实力可观，而且国内的学者比我有更好的条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比我更敏锐，更客观，更学术化，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卸下这个担子了。
也是考虑到我的家族里没有长寿基因，留给我写作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这几年就需要加快一点写作的速度。与此同时，我也在国内致力于传播和介绍海外华文文学，推荐给那些年轻的研究生，带给他们更多的资讯，由他们去完成更大的项目。我自己只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这样的双轨生活正是目前我给自己设定的人生规划。
作品欣赏
《一碗“羊肉泡馍”》
文 陈瑞琳
在美国，只要提起“羊肉泡馍”，我的肠子就开始搅动，一股来自羊肉汤的温暖，立即涌动成记忆里的酸甜苦辣。
早年在休斯敦做记者，好处是经常免费吃馆子。那晚月黑风高，为采访春宴走进一家上海餐厅，老板娘的小胖脸很是亲切，待开口说话我就傻了：“你是咱陕西人吧？”
她立马把我拉进小包间：“娥给你做碗羊肉泡馍！”正如戏里唱的“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羊肉泡馍！”那晚是我的节日，一股儿时就熟悉的味道，从舌尖滚到胃里，再穿过肠道，一节一节地滋养着我饥渴已久的身体。
怎么也忘不掉，26年前的那个中午，太阳出奇地亮，亮得整个城市在阳光底下由灿黄燃烧成通红。我，一个刚刚离开秦川关中的异乡女子，正站在美国南部休斯顿城的百利大道上，背靠着一根滚热的水泥电线杆，血管里的寒意却忍不住地瑟瑟发抖。
长长的巴士一辆一辆地从我面前开走，没有一辆是要载我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向何处去。百利大道上的几十家中餐馆，没有一家愿意雇佣我。我害怕说英语，更害怕说中国话，因为餐馆里讲的中国话是比英语更难懂的粤语！
因为走了太多的路，胃开始饿得发痛。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故乡街边的羊肉泡馍，心里呼道：“世界上最美的事就是能来一碗羊肉泡馍！”我掏掏衣兜里的钱，除了坐车还能买一个一块五毛的越南三明治。
坐在越南女人的店里，她随口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完“西安”就很后悔，因为她的表情告诉我“西安”两个字怎么写她都不知道。再看着三明治里薄薄的肉片片，嚼着干渣渣的法式面包，没办法，又想起了从前西大街的樊记肉夹馍，光那圆圆的小饼子就能嚼上半个钟头。心里发酸，面包也酸得哽咽在喉咙里。
太阳要坠下去了，我的心也要坠下去了。休斯顿不相信眼泪，但我需要打工，需要买辆车，需要租房子，不争气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来。我恨自己：“哭啥呢？瓜娃！”
绝望之际，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台湾留学生愿意低价卖一部旧车。见面那天我钱不够，但他决定成交，条件是要我最后送他上飞机。那天从机场回来，我的手握着方向盘发抖，因为我不敢开上高速公路，我就在高速路底下转啊转，越转越糊涂，眼看天就要黑了，一咬牙一踩油门，开上了高速，卷进了钢铁的洪流之中。那显然是一场用命换来的代价，冰冷的汗水浇灌而下，但是我成功了，成功的不是回到家，而是我从此可以去餐馆打工了。
在餐馆先学打杂，帮忙收盘子，每天50元。老板看我是可造之才，很快升级为企台，就是可以帮客人点菜的岗位。但我的问题是总把英语里的“莲花白”（cabbage）念成“垃圾”（garbage），客人一问：“春卷里包的什么？”我一紧张，就回答成“垃圾！”吓得客人每每失色甩手离去。另外一些客人对我也很不高兴，老远看见绅士们抖抖衣襟吃完站起来，我怕他们忘记给小费，就拉高了嗓门大喊一声“Thank You！”把客人吓得一屁股又坐了下去。别说老板对我瞪眼，我都恨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
曾几何时，唐人街上的风水开始逆转，蓦然抬头，竟然看见狗不理包子和油条煎饼果子。更奇妙的是早年喜欢说粤语的人也开始喜欢说国语了。唉，什么时候能叫我痛痛快快地说说俺的陕西话！嗨，这一天还真就来了。
五月端午过后，电话铃忽然炸响，是一个关中口音的老乡，说是要请我吃正宗的老孙家羊肉泡馍。二话没说，开车狂奔，地点在中国城对面的一个破旧公寓。
登梯上楼，推门一股热气，眼镜上立刻两片雾。终于看清楚了，是一群男人，个个面色黝黑，身上油漆斑斑，待张口说话，恍若回到当年的西安解放路，间杂着还有道北的河南口音。他们告诉我，这一群陕西人来休斯敦两年，从事装修和餐饮。其中一个较白净的小伙子正在锅台上忙碌，大家指着他说：“这小子从前在老孙家干过，煮羊肉泡最地道！但他一年才从外地回来一次，专门给大家露一手，所以叫你来尝尝，看看正宗不？”
我不知是心里热还是身体热，汗淋淋地坐下，这才看见桌子上还有他们自己腌制的糖蒜。招呼我的人听说是刚从梯子上摔下来伤了腰背，走路罗锅，猫着腰急急端给我一大碗，嘴里说：“这羊肉泡比啥都管用，吃一顿能熬一年！”他的话音落，我的眼泪珠子滴叭一下落在碗里。
屋子奇热，沙发不够坐，好几个就圪蹴在地毯上。伙计们彼此也不相让，一碗接着一碗。电视里说着英文，估计没一个人懂，但能掩盖着呼噜呼噜的下咽声。我一口气吃了两碗，又来一碗羊汤。一面喝，一面想起西周时这羊羹曾列为国王、诸侯的“礼馔”，想当年宋太祖匡胤穷困潦倒，流落长安街头，身上只剩下两块干馍，路边遇一羊肉铺，店主見他可怜，给了一勺正在翻滾的羊肉汤，匡胤即把碎馍泡在汤中，吃得饥寒全消。现如今，在这异国他乡，也是靠着这碗羊羹碎馍，才安抚着一群秦川儿女孤寂浪子的心。
自那天吃完羊肉泡馍，寒意的血管才开始暖起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只要看见“羊肉泡馍”，我都会停下脚步凝视，深深地吸一口那股香气扑鼻的味道，说一声：“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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