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系列】出生1948 新中国许多页与我链接

原创刘荒田陈屹视线留美学子

【留美学子】第1643期

教育无国界精选文摘

净土与纯粹！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在新国度，收获的是底层经验，令我活得真实，自在。

我不是天才型，只有一个指望：姜到老才辣。

如果身体还可以，尽快培养一种以上的兴趣。老而多病，还可以凭看病、养病、研究病消磨时间，而且较容易了结生趣缺缺的余年。如果你“不走运”，身体不错，那么，如何填充每一张日历就是问题。没有嗜好，便成游魂。

- 受访者刘荒田

陈屹视线导语

旅美作家刘荒田的名字太引人注目，荒田是什么寓意？似乎他父母出生时就赐予了他一个与作家笔名匹配的学名。

第一次与刘荒田先生的因缘际会是十年前美国《侨报》纽约中心举办的“刘荒田海外创作心路分享”论坛上。恕我直言，荒田台上讲的故事，没有任何煽情的语音顿挫，就如邻家兄长不经意间讲述着自己曾经的故事，那种宠辱不惊的神态，远远不如他书桌上写下的文字生动，这是我对作家刘荒田的第一印象。

刘荒田（右）与王鼎钧在纽约交流会上

然而，作家刘荒田海外生活的随笔，犹如涓涓泉水，生生不息，已成为海外华人作家群体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即使不看作者的名字，我也能想到这是荒田的作品，总有那么丝丝温情走入读者心田。

为何刘荒田在文学圈里如此被敬重？为何民众都爱他的作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愈来愈明白，原来作为海外著名作家刘荒田不卑不亢、娓娓道来的笔下，写出了真实的他自己、还有我们和你们。

人物访谈：刘荒田

刘荒田原籍广东台山，曾下乡为知青、乡村教书、当过公务员。1980年移居美国，30年间，置身蓝领阶层、边工作、边笔耕。早期专注现代诗，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改写散文，写尽美国社会的人生百态、苦辣酸甜，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同时，回看华夏历史文化，情牵着故土。

现任旧金山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荣誉会长，曾任《美华文学》杂志主编。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8种，最新的一本是《你能说一天不过吗——刘荒田最新小品文》，2019年9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刘荒田著作有《唐人街的桃花》、《纽约的魅力》、《听雨密西西比》《北美洲的填空》、《旧金山抒情》等。其中《刘荒田美国笔记》于2009年获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散文类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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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刘荒田 vs 陈屹视线

陈屹视线

第一次见到你，恕我直言，我还是有些“失望”，觉得作为作家，你可以更加激情澎湃一些…… 但是与你交往了这么多年，没有落差的感觉，反而我找到了内心静谧般的平衡。

我对给你这样的描绘，是第一人这样讲的吗？ 还是我另类的观察？ 作为前辈，是阅历让你提笔？ 还是因为爱好写作的天性，让你找寻留下岁月的痕迹？荒田是什么意思？

海外作家刘荒田

感谢你的直言，我没有公开发言许多年。知青时代从22岁到27岁当小学附设高中、初中的民办教师，教乡村不大不小的孩子。此后，离开了讲台，没多少机会表演。我的演讲不怎么样，我自己知道，但朋友们不好意思点穿。

我写作，是因为喜欢。移民海外，也轮不到我“不喜欢”，因为可选择的消遣太少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写作之外，只余两个爱好——看好莱坞电影和与朋友聊天。必须有所寄托，不然退休以后早早被“无聊”收拾掉。

关于笔名，我在今年出版的散文集《三十六陂烟水》里这样道及：

20多年来，不止十次，被问到“荒田”这名字哪里来的？提问的有记者、报社编辑、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教授和学生。我的回答是：自己起的，灵感来自我村庄的土名。他们问：有没有特别的寓意？我漫应之：“没有，只是觉得好玩。”他们不满意，追问：总得有个来由吧？我只好故作高深，说，它就是我一生命运的写照。

是的，我的人生以“荒”为标记。我比共和国大一岁，属“老三届”中资格最老的一级。移民海外前，新中国历史每一页都与我息息相关。举其大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土改、批胡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反右倾、社教、反和平演变……

1966年，我高中毕业，因文革开始，高考被取消。接下来是上山下乡当知青。1980年移民美国后，苦于知青时代自学的那点英语远远不够用，曾报考旧金山市立大学的英语专业，参加甄别试那天，因车子出毛病而迟到，考场进不去。对着关闭的大门，抱头哀叹：这一生注定无法接受高等教育。

求学上的“荒”之外，还有写作上的。我16岁起立志当作家，但直到62岁退休之前，写作都是业余，精力和时间的大半用于谋生，而不是消耗于心目中的“志业”。

也许，这块“田”，土质是可以的，然而只长野草。唯一的安慰，恐怕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野草中冒出的芜杂的文学作品，我只能以此逆袭已成定局的荒芜。

陈屹视线

这个荒田的注解，真是寓意非凡啊！随着旅美生活的推延，其实新意和好奇都会过去，然而，你却一直留下生命中的观察？哪怕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也在你的笔下，栩栩如生？这是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和性格特质？

海外作家刘荒田

首先可能得益于我此前写诗的训练。从知青时代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持续20多年狂热于诗，大量阅读和书写，虽才气只在中乘以下，但浸淫久了，不知不觉地形成从凡庸中提炼诗意的习惯。我没有刻意挖掘，也不具备面壁虚构的能耐，它要来，自然会触动你的心弦。

我的写作缘由主要来自三个渠道：其一听来的、其二触及心灵、其三读书或者想入非非。这里就其一和其二举两个实例说明吧。

渠道之一：听来的。

下面的故事，是和邻居（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闲谈时，他告诉我的，说的是他女婿：

广东人，英文名叫汤姆，40多岁。10多年前和妻子一起移居旧金山。初来时当了短时期的清洁工，觉得没意思，要打道回府。妻子对他说，你必须上大学，拿到文凭，我支持你。他争气，进加州大学四年，拿了机械工程学位。找工作依然不容易。他个性忠厚敦实，不善言辞，在家里难得和亲人谈天说地，何况在英语世界？

不久，机会来了，妻子的朋友报信——市政府属下的污水处理厂招操作工。他对照了雇用条件，差不多都适合，唯一的缺陷是在“过去工作经历”一栏空白。妻子鼓励他，直说无妨，谁干过污水处理了？

考试分两部分——笔试和口试。应招者挤满由会议室改成的临时考场，来了400多人，尽管《通告》中说明，第一轮录取20名，不到10分之一。这差使工资高，福利优厚，连退休金也比普通人多一两倍。汤姆考得不错。20人名单中有他。接下来是口试。他自知英语这一课，笔头可以，但听和说两方面差劲。所以，他下死功夫补习。

临场面对四个考官。每人轮流向他提问，貌似话家常，但句句有用意。他脸色发青，腰板僵直，脚下意识地挪动，汗湿透了衬衫。20分钟过去，主考官说了两遍：“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他才如梦初醒，打一激灵，站起来，鞠躬，退出。在外面等候的妻子着急地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摊开手，说：“别问了，怎会录取我？”

汤姆不抱幻想，去一家建筑公司当扎钢筋的小工。到了第58天，通知来了，他没被淘汰。他搔搔头，说奇了。最后一轮是从20名中选四名。还是面试。他暗暗叫苦，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那些日子，他家一天之中，至少有18个小时，传出的都是英语，不是他跟着口语练习器相操练，就是英语基础比他强的妻子扮考官，进行模拟面试。这一次面对三位考官。问题偏于专业，术语增多，他虽然一个劲地命令自己镇定，但脑门上的汗水，漫过眉毛，渍得眼睛睁不开，细心的女考官给他递纸巾，让他喝水，做深呼吸，慢慢回答。

30分钟过去，他走出考场，在门外的草地上坐下，很久起不来。他的精神和体力都已消耗到极限。回到家，他患了重感冒。妻子安慰他，说，不去也好，管污水的地方，对身体未必没有影响。

教汤姆夫妇惊讶不置的是：汤姆被正式录用。工程师汤姆表现出众，从第二年开始，每年都获得业绩奖，有一年成为“年度人物”。第四年升到顶级。再往上，必须具备硕士乃至博士学历。他自己一直纳闷，公司为什么偏偏选上他这个口语成绩远远低于竞争者的“劣等生”？

两年后主持那一次招聘的人事部主任告诉他：他的笔试成绩是优等，但口试差，综合评分是“中等”，如果单单“以分取人”，他是在50名以外的。因此，招聘委员会为了他，有过激烈的争议。人事部主任力主录用，理由是：

一，他在美国的履历，基本上是单纯的，除了短期的半工，就是上大学。这是他应聘的第一个正式职业。在全新领域不受出国留学的影响，是“没有经验”的优势。

其次，口语差劲并不是重大缺陷，因笔试已证明言语能力不错，假以时日，一定适应。更重要的是，这岗位不是推销员，不靠耍嘴皮吃饭。我们需要的是实干家。主任最后高兴地说，那一次“择差录取”，结果证明他对了。

渠道之二，受了感动。

以食物为喻，精彩故事是帝王蟹、龙虾，清水也煮出好味道，然而可遇不可求。最大的考验在于：灵感可由日常生活、普通人情、习见风物在不经意间激发。

一天早上，我发现人间万物皆“有待”：

周末清早，日落区照例是寂静的。撩开楼上落地窗的纱帘，一个男子在街对面的林荫道上遛狗。

遛狗和被狗遛的画面，是临窗时见得最多的，然而他依然教我惊奇——50多岁，脸白无须，和季节不大合拍的厚夹克，右手持杖，左手牵皮绳子，黑白夹杂的拉布拉多狗把绳子拖得绷直，男子不能不迎头追赶，白色手杖迅疾有力地叩击露水未褪尽的水泥地面。

这一发现教我放心——他的腿部依然健全，拐杖不必用于支撑身体。前面是撒欢的四条短腿，后面是速度不错的两条长腿，加上威风的“第三条腿”，看，懒洋洋的早晨，顿时带上健劲的动感。哎，不止七条腿呢！眼镜有两条。我暗笑自己的无聊，然而快乐是不招自来的，举目处皆有喜感，连绿草上星星点点的松果，小不点的雏菊，

黎明前被兼职学生胡乱仍在人行道上的免费小报，都似乎“有待”。

有一天我步行出门，去三个街区以外的杂货店买报纸，走过邻居冷清清的大门，背后有人幽幽唤我，是一位女性同胞，60多岁的模样。“我在窗后坐着等好久了……你能不能替我买份报纸？” 原来她患了坐骨神经痛，没法走路。可以想象，世间有多少人在等候欣赏、赞美，就有更多的人在等待同情，安慰和帮助。我们匆匆路过，不注意罢了。

离开窗前，下楼去，捡起地上的《观察报》。头条的字母特别粗大：“本市最不受人感谢的职业”。是哪种呢？看内容，是公车检票员。由于公共交通上逃票严重，一年减少收入1千9百万元，市政府每年耗费650万元，组成55人的检票队。每天3人一组，登车查票，被逮到的，有衣冠楚楚的白领也有无家可归者。为了不付两块钱的车票而吃上109元的罚单的乘客，面对检票员，以粗言烂语骂的，试图逃跑的，佯装无辜的，表演多种多样，共同的特征就是把检票员当受气包。

我读完报，马上起了这样的念头：下次见到检票员，一定要当全体乘客的面声明：“我们都撑你们的腰！

这个早晨，我照旧作文，敲打键盘时，听到蹦上屏幕的汉字说话：“谢谢你选上我。”

与书友作家们相聚、交流

陈屹视线

水管工招聘的故事，离早期第一代移民很近，想想当初，无论艰难险阻，我们都一一走过，不是吗？ 你留意过今天新媒体上，似乎人人都可以写故事和当作家，你怎么看这些？ 这些变化，让你发现了什么？ 学习到了什么？

海外作家刘荒田

网络成为最大的热门以来，使得人人随意发表作品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绝大的好事。特别是在思考和发表的自由依然被剥夺的地方。

我每天看微信的朋友圈，至少花一两小时。偶然也觉不值得，后来想通了，这就是大千世界，浏览内容五花八门，政治倾向南辕北辙，水平参差的文字，至少可粗略掌握民间的脉搏，人心的概貌，潮流的走向。作为读者，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滑屏”代替正经的阅读。

作为写作者，由于不经筛选，无数小圈子自成天地，而缺乏中肯的批评，理性的赏鉴，较容易迷失在“自我感觉良好”中。所以，作者冷静地审视自我，更形重要。

总而言之，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心情会好一点。动不动就“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一旦参赛落选就骂遍评委和投票群，一旦书稿无法出版，作品被退，就怨愤猬集，伤的只是自己。

陈屹视线

作为海外写作近40年的作家和旅居者，写作和生活之间的交织意义？从年轻人进入老年，写作能给人的生命带来什么？对于越来越多的海外写作人，你能给大家留下哪些箴言、忠告或者教训？

海外作家刘荒田

移居美国40个年头了，从满头卷发的青年变为半秃的老翁。

我从来不后悔移民。我这个汉语写作者，主要地是英语横行的美国造就的。我如果不出来，也许可以变为某一级作协的会员，1977年我和诗友合写的新诗《侨乡的山》登在广东的文学杂志（后来恢复原名《作品》），据说首席评论家萧殷予以佳评。也许循“进写作班子——秘书——从政”的老路，当上什么官，然后因贪腐而坐牢或因包二奶而家庭破败。

我在新国度，收获的是底层经验，然而，活得真实，自在。

移民的头十年，主要用来清除思想之毒。我们这一代喝狼奶长大，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无不沾满毒素，必须脱胎换骨，非如此不能进入自由写作。我到接近50岁，才近于苏东坡所说的“信笔所至不检束”，但水平一般。

从16岁起立志当作家，50多年初志未改，晚年对自己的实力看得较为明白。个人的限制太多（从所受的正规教育，读书到阅世，感悟），难以取得大的突破。好在不成器不是死罪，我姑且写下去。如果老天爷开恩，让我再写十来年，这辈子就交代了。臻及何种境界都无所谓，竭尽全力就是了。我不是天才型，只有一个指望：姜到老才辣。

作为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龄的老东西，我对未来得及老的人们，提供的忠告是：

一，如果身体还可以，尽快培养一种以上的兴趣。老而多病，还可以凭看病、养病、研究病消磨时间，而且较容易了结生趣缺缺的余年。如果你“不走运”，身体不错，那么，如何填充每一张日历就是问题。没有嗜好，便成游魂。

二，写作者把目的锚定在“消遣”上为宜，不然，心情难得平和。

陈屹视线

你的话语总有一丝幽默和自嘲。

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要挑战点。你的作品数百万字基本都是纪实随笔，有没有一件最令你难忘、感人、特列的故事？

海外作家刘荒田

我是写诗出身的，缺乏虚构能力，极少写小说（2006年在《收获》杂志刊载一篇万来字的《密西西比小镇怪人三记》，差不多是唯一“过得去”的短篇小说）。一直致力于“非虚构”叙事。

这个问题很好，最感人嘛？想起来了。

2014年秋天，我乘大巴，游览黄石公园一线，为期六天。东北人查理，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出色的导游，他在车上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一旅游线上，有过一个年逾80的白白种女子，她早年因反抗父亲的意志，嫁给中国人，而遭家庭驱逐，不通音问数十年。

年终因路过家乡，因查理的热心促成，和两个哥哥见了面。我将之写成纪实文学《回娘家》，《读者》杂志转载了它的缩写版。最感人的，是车上众团友陪她回小镇一幕。

刘荒田走世界的日子

《白女嫁给中国人路漫漫的回家路》

文刘荒田

她是能说广东话的白人老太太

这个故事来自一个导游。

2005年，是我在旧金山“通达”旅行社当导游的第四个年头。每年夏天，黄石公园这条观光线路最为繁忙。我带的都是七天团，星期六从旧金山湾区出发，下星期五回来。次日一早又上路，连轴转三个月，然后是一个月的长假。紧张是紧张，好在我天生爱游山玩水，正应了洋人一句名言：“你的爱好如果和职业合二为一，那就一天班也不用上了。”我所在的公司，从老板到雇员都是中国人，人脉都在华人社区。我所带的每一个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同胞。

但8月中旬出发的团，50名团友中，有一位白人老太太，八十多岁了，金发早已变为银色，头部闪着蔼蔼的白光，在坐满黑头发的大巴里，格外抢眼。她名叫莎朗，深目高鼻，高个子，不像许多白人女士那般，老来横向迅猛发展，体重增加近倍。相反，她变得清瘦，一袭连衣裙，背后看起来还像个窈窕少女。更加出奇的，是能说广东话。

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来美国以后才学了点广东话，几年下来，发音虽仍遭广东人讥笑，但听这一关，基本过了。这可是在以广东人居多的旧金山华人圈子内做事必需的功课。然而，我的广东话，和这位土生土长的洋老太太不能比。团友惊讶不置地告诉我，莎朗的广东话不但顺溜，而且夹着不少台山土语！我还注意到，莎朗虽然身板硬朗，不需人搀扶，但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小伙子跟随。途中，我和小伙子谈过几次，知道他叫小陈，原籍广东台山，是莎朗的贴身佣人。

旅行团的大巴，从加州出发，穿过内华达州的沙漠，爱达荷州的麦地与玉米田，沿着蛇河峡谷逶迤而行，一路有洛矶山脉蜿蜒相伴。大巴上，导游坐在第一排，50位游客的座位，每天按次序调换，以示公平。游览了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以后，莎朗以及小陈的座位，从后面移到第二排。我得以就近观察她，交谈也很方便。莎朗耳聪目明，风度极好，连坐巴士也维持优雅的姿势，从来不曾东倒西歪地睡。她偶尔和小陈低声交谈，用的是广东话。

离开号称“世界第一”的黄石公园喷泉群，巴士从海拔1620公尺的北门开出，进入89号高速公路。我拿起麦克风，开始例行地讲解：“眼下，我们刚刚走出怀俄明州的边界，前面的小镇，叫利文斯顿……”

我没说完，莎朗蓦地站起，用右手把麦克风盖住，极急切地问：“对不起，你说的是什么地方？”

“Liwensiton，怎么啦？”我惊讶地看着这失态的老人。

“哦，哦，是这里吗？”她脸色煞白，两手发抖。我连忙安顿她坐下。悄声问小陈，莎朗身体怎么样？小陈说没事，她是激动成这样。一个普通的西部小镇，为什么给了她这般强烈的刺激？我匆忙结束了对沿途风景的介绍。坐下来，和莎朗攀谈。

小陈让莎朗喝了小半瓶矿泉水，莎朗的脸色恢复红润，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仿佛陷进了久远的回忆。我留神观察她的情绪。过一会，她吩咐小陈把搁在座位下的手袋拿起来，打开，她小心地从内层抽出一个记事本，本子的封面破旧，贴上好几层透明胶纸。

她戴上眼镜，翻出写了密密麻麻的号码的一页，号码是用蓝墨水写的，原色早已褪尽，变为浅黑。“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打一个电话？”她指着一个号码问我，极度紧张而热切的神态，教我纳闷。

“行，我替你打，可是，打通了要说什么？”

“你先试试，看有没有人接。”我迟疑着，有这样打电话的吗？

“至少要有姓名吧？”

“找——找戈登先生。”

我勉强地在手机上按下10个数字。那一头是座机，好久没人接。莎朗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手机，呼吸急促起来。“哈罗。”终于有人拿起话筒。

“我是旧金山中国城一家旅行社的导游，请问你是戈登先生吗？”接电的是沙哑、苍老的嗓门，该是奔九十的白人。

“我就是，你找哪一位戈登先生？我还有一个兄弟呢！”

“够了！”莎朗站起来，对我打了一个关机的手势。

然后，是沉默，和低低的哭泣。小陈连忙拿出纸巾，让莎朗揩脸。我按住莎朗颤抖的肩膀，好言安慰：“不要伤心，这把年纪，有什么摆不平的！说，说出来心里舒服。”我难以用广东话表达复杂的意思，莎朗又听不懂我的东北话，只好用上莎朗的母语——英语。

全车的团友，因为今天赶看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凌晨4点出发，此刻都在补觉，只有莎朗和我是清醒的。

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莎朗和我絮絮而谈。她在利文斯顿市出生，那是1926年。父亲一直在炼铜厂当工人，后来升为领班。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有两个哥哥，大哥麦克，比她大3岁，二哥雷蒙比她大1岁半。一家5口，幼年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很快乐。莎朗18岁那年高中毕业，进市立初级大学，上了两年课。

那是1941年，欧洲陷入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利文斯顿镇郊外，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需品仓库，存储的物品，将发往盟军抗击轴心国的前线。暑假，她在仓库旁边的“星星”酒吧当侍应生，为秋天上爱达荷州立大学化学系赚学费。每到周末，在仓库工作的军人，多半来酒吧喝两杯，跳跳舞，莎朗和他们混得很熟。

军人中有一位上尉，个子不高，面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剪成平头，平添了几分彪悍。他在要么白人要么黑人的袍泽中间，是唯一的中国人，叫丹尼斯，姓陈。那年代的利文斯顿，莎朗只见过两个中国人，是在镇的另一头开杂碎馆的兄弟俩，但没打过交道，因为父亲不喜欢中国菜。

起先她出于好奇，趁送饮料和丹尼斯聊天，渐渐地，对他生了好感。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大兵喝高了，动不动爆粗口，两言不合，要摔桌子，打架。他呢，总是微笑着，喝马丁尼，一个晚上只要一杯，谁要灌他，他礼貌地摆手，避开，宁可喝可口可乐，从来没失态过。看他年龄，至多是25岁，人家就有这个定力。

认识丹尼斯一个月后，一个初秋的夜晚，莎朗下了班，脱下工作服，换上牛仔裤和衬衫，走进停车场。他手拿着一束玫瑰花，在入口等候。“送给你。”他脸带微笑，双手把花递过来。

街灯下，看到他额角有汗珠子在闪，知道他外表虽淡定，其实心里很紧张，怕被她拒绝。莎朗爽快地接下，称花好漂亮。“和我遛一会好不好？”他轻声问。莎朗没答话，但右胳膊已穿过他的肩下，挽起他的手。那晚，星星好亮，原野吹来麦秸干燥的淡香。他向她倾诉爱慕，他说他知道两人的“不同”，可是，他不怕，他要追求心爱的人。说到决心，他紧紧攥住她的手，莎朗感到一股带电的热。

丹尼斯是第二代移民，老家在广东。父亲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以后，本来要回国，在旧金山唐人街开杂货店的伯父，因为没有孩子，把父亲认作继子，留下来。那时辛亥革命才爆发不久。

父亲的伯父去世后，父亲继承了杂货店，娶妻生子。丹尼斯是在唐人街的企李街长大的。他家里有一条规矩：一进家门就不准说英语。丹尼斯14岁那年，被继父送到广州去学了一年中文。高中毕业后，他报考维吉尼亚军校。继母怕他以后上战场，有去无回，死活不让。后来双方达成折中，他不去前线，当后勤兵。入伍3年以后，他晋升为上尉，是利文斯顿军需站唯一的亚裔尉官。

莎朗说到这里，我打趣：“你在那个年纪，可是金发美人，眸子碧蓝，梦一般的魅力！我要是遇上你，怕要变成丹尼斯的情敌呢！”莎朗开怀大笑，好几个团友被惊醒了。

和丹尼斯的恋爱谈了一年，一路在秘密中进行。莎朗的家距离“星星”酒吧和他驻扎的营地，都很远，不会遇到熟人。两人外出游玩，幽会，家里人被蒙在鼓里。1942年底，丹尼斯要被调往加州的圣地亚哥军港。莎朗面临重大的选择：是当他的妻子，跟随他离开；还是分手。她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一条。

下一步，是向父母摊牌。那一天，碰巧是父亲的生日。一家人吃过晚餐，父亲吹熄蛋糕上的蜡烛，哥哥说，爸爸许个愿！莎朗打铁趁热，说：“爸爸，你的女儿要做新娘啦！”爸爸以为她开玩笑，只笑呵呵地说，新郎还没带进家来见面呢！莎朗说，男朋友是中国人，怕你们不喜欢，一直不敢说。

这下子家里炸锅了！父亲不容她往下说，一句话：不准！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国佬。这时莎朗才知道，这位在炼铜厂里干了二十多年的工人阶级，对中国人的成见无比之深。她当然不会退让，当场大吵。两个哥哥看着暴怒的爸爸和六神无主的妈妈，手足无措，躲在一旁。莎朗的倔强来自父亲的基因，最终摔门走了。好端端的生日派对这样收场，她现在想起还难过。

那一晚，她在汽车旅馆里过夜。第二天是星期六，丹尼斯休息，他来接莎朗并得知了昨晚的冲突。他叹口气，说早就料到，如果中国人不是这样遭歧视，他在旧金山就不必窝在唐人街了。知道中国的孔子怎么教他们吗？一定要孝顺父母。父亲这关过不了就先说服母亲。

莎朗说，母亲生性软弱，没有主见，家里从来是父亲说了算。丹尼斯却让她一定把功夫做足。莎朗听从了，趁父亲上班，溜回家和母亲谈了一个下午，把丹尼斯的家世，人品，两人怎么相爱，以后打算怎么办，一一说清楚。母亲低头不语，过了好一阵，无奈地，哀哀地说：“嫁哪个种族不好，偏选上中国人！”

莎朗不明白，中国人怎么啦？母亲告诉她，父亲是213号工会的活跃分子，去年起，在“劳工骑士团”利文斯顿分部竞选，当上主席。这个骑士团的纲领是把抢走我们饭碗的中国人赶出新大陆！母亲这一说，莎朗大梦初醒。原来是政治作怪！

一个星期以后，在丹尼斯调防之前，莎朗和他去市政厅登记结婚。父母亲没在场，莎朗对婚姻注册处的小姐说，父母在别州居住，都是残障人，坐不了飞机，无法来主持婚礼，请她担任证婚人。她信了，说没关系，在证婚人一栏签下姓名。以莎朗年轻时的犟性子，在这次冲突中，按说不会低头，但拗不过丹尼斯的央求，就给父母和两个哥各写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说明尽管他们不接受，她也要和丹尼斯在2月1日那天中午去辞行，然后一起迁离利文斯顿。信是丹尼斯以军邮寄出的，莎朗根本不抱希望。

果然，当二人手牵着手回家时，大门上了锁（刚刚换上的，莎朗没有钥匙），里面没有声音。门上钉着一张纸片。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是父亲的字迹：“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属于我的家庭。”莎朗看了两遍，眼泪叭地落在纸上。丹尼斯要看，她不让，把它撕成一片片。雪片似地散落的，是她对家的最后依恋。

莎朗说她永远记住那个日子，1941年2月8日。因为受到的伤害太重了！1942年，报上刊载了国会废除排华法案的新闻。莎朗离开利文斯顿前，知道爸爸之所以反对她嫁给中国人，症结在于，他和利文斯顿的工会领导人，在国会就废除这一侮辱性法案作表决之后，远赴华盛顿，到投赞成废除票的爱达荷州参议员的办公室递交抗议书，幸亏没有被采纳。

莎朗离开利文斯顿后，和丹尼斯在圣地亚哥军营安家。1945年，轴心国投降，圣地亚哥的军港每天驶进挂满彩旗的军舰，都是从欧洲凯旋的。同年，丹尼斯以少校军衔退伍，他们一起回到旧金山唐人街，打理“生昌”杂货店。她这个“事头婆”（广东话：老板娘），一天到晚和中国人打交道，广东话就这么练出来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父亲节、母亲节、两个哥哥的生日，她都按时寄贺卡，希望得到亲人的谅解。可是都没有回音。大哥打过一次电话，说的是：父亲明确交代，谁胆敢和莎朗来往，被他发现，就马上脱离父子关系。打这以后，莎朗才断了念头。他们开店，开到七十多岁，才把店面出租，夫妻俩常常到外地旅游。

丹尼斯夫妇没有儿女。莎朗年轻时去医院作检查，结论是输卵管闭塞。丹尼斯不想妻子为此受没完没了的折磨，声明不想要孩子。2001年丹尼斯患了癌症，去世前两年，他给家乡的一个堂侄子办了过继手续，让他以养子的身份来美，他就是小陈。

不但我，坐在我附近的团友都听了莎朗的故事，几个女士不断低头揩眼睛。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看，我家代代是‘过继’的命！”莎朗慈爱地拍拍小陈的脸，结束她漫长的回忆。

我问：“你父母肯定早已去世，你想不想家，要不要见哥哥？”莎朗重重地点头。“你的两个哥哥愿意和你见面吗？”

“不知道。丹尼斯生前常常对我说：尽人事，听天命。愿不愿是他们的事，争取是我的义务。”

“那好。”我没征求莎朗的许可，用手机拨刚才挂断的电话号码。

那头有人马上接起话筒。“哈罗，我是两小时前给你打电话的中国导游，叫查理。戈登先生，你认识莎朗吗？她也姓戈登——”那头“啊”了一声，随后是漫长的沉默。

莎朗迫不及待地贴近我的手机，看我没作声，更急，抢过手机听，“怎么没声音？”莎朗的眉头紧皱，眼神黯淡。“哦，是我的妹妹啊！”那头响起了呜咽声。随后他大声叫：“雷蒙，雷蒙，快来！”这么说来，先接听的是大哥麦克。

“莎朗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大巴正在93号公路，往利文斯顿方向开。”

“哎呀哎呀，妹妹啊！”听出来，两个老头子拥抱在一起。

“莎朗要和你们见面，你们愿意吗？”

“哎哟，还用说吗？愿意见面，愿意见面！”

“听清楚了，93号东行，在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出口，有一个雪佛兰加油站，我们45分钟以后到达，你们能赶到吗？”

“那加油站我们知道，能能！”

“好极了，我们的大巴是酒红色的。”

我把和哥哥们商谈的结果一一向莎朗交代。莎朗坐不住了，身体老在扭动。“哦，53年，53年！”她一个劲地嘟囔。我灵机一动，问：“莎朗，你是中国媳妇，知道中国人成亲，有‘回娘家’的风俗吗？”

莎朗耸耸肩，说：“知道一点，可是，和我有关系吗？”

“广东人把这礼节叫‘三朝回门’，成亲以后第三天，带上三牲和糍糕，回娘家去。当年，这个仪式没法举行，今天要补上！”

“怎么补呀？一点准备都没有！”莎朗紧张地叹气，把小陈惊醒了。

“看我的。”我站立，拿起麦克风，以简练而煽情的语言，把莎朗和中国人丹尼斯的姻缘回顾一遍，其间大伙至少鼓掌十次。莎朗在众人的强烈请求下，一次次起立，向大家挥手，掌声如潮，她鞠躬再三。后座一位老太太，难以按捺满心的感动，从过道缓缓走向莎朗，两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相握，她说：“让我好好看看你，顶呱呱的中国媳妇！”

我要求大家静静，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莎朗即将回娘家，平生第一次。没手信行不行？当然不行，中国人最讲面子。怎么办？“我们凑！”全车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莎朗扶着座位的后背，看大家打开行李箱，打开手袋，往外掏东西，难以相信，一个劲地说：“我的天，我的天！”小陈怕她快乐过头，身体出现不适，连忙把瓶装水递过去。

我把车上备用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5分钟以后，我的身边堆上九个满登登的袋子。五袋是没有开封的食物：牛肉干，陈皮梅，花生糖，万里望花生，威化饼干，杏仁饼。两袋是加州最出名的水果——名叫“太阳之吻”的橘子和纳波谷葡萄，还有苹果和水蜜桃（这个团不包吃饭，每天三顿都要自己解决，大家行前备足了食物）。

还有一个袋子，盛的居然是三对折叠式红灯笼，一副喜联，一沓利是封。太巧了！我把这个袋子打开，让大家都看到：“请问是谁送的？莫非未卜先知？”大伙哗然，都扭头寻找。

一位中年女士一边大笑一边站起来，掠掠头发，说：“无巧不成书嘛！我和老公，三个孩子，是从亚利桑那州过来的。参加这个团之前逛旧金山唐人街，想到下个月孩子的表哥要结婚，孩子出主意，要送纯中国风的礼物。我就买下这些。刚才想，事分缓急，我先满足莎朗的需要。孩子们都赞成。”说完，她请三个孩子站到莎朗面前，说祝贺的话。顿时，巴士响起热烈的掌声，笑声。

加油站出现在视野中。我对莎朗说：“快到了。”莎朗扑向车窗，小陈搀住她的胳膊。她呜呜地哭。巴士拐进加油站，还没停定，三个人已站到路中央，向前方挥手。两个老头，以及一个陪同的年轻男子。两个老人很不耐烦，老在走动，张望。

车门缓缓打开。两个龙钟老人疾步走近，在车前大声叫唤：“莎朗，莎朗，你在哪里？”

巴士里面一片寂静。莎朗迟迟不迈步。太激动，太紧张了。

我连忙拿起麦克风：“团友们，莎朗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给她加油！”

“莎朗，见哥哥！莎朗，见哥哥！”大家有节奏地呼喊，拍掌。莎朗终于挪动，一步步走下。众人提礼物袋相随。

莎朗的银发，被家乡的风吹着。小陈挽着她的右胳膊，我站在她的左侧。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背后响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众人唱：“往前走，莫回呀头！”

领唱的更来劲：“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在大家“往前走莫回呀头”的歌声中，莎朗和两个哥哥紧紧拥抱。欢呼声涌起。

三人稍稍分开，互相端详，老人们的脸上，淋漓泪水在太阳下闪亮。“马克，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了，不是做梦？”

“雷蒙，我的好兄弟，还恨我吗？”

“真好，神话一样！你终于回来了！”

“知道吗？红脖子爸爸临终老念叨你啊！妈妈说晚了晚了！”

“真的？”“不信问雷蒙——”三人重新拥抱，嚎啕大哭，震天动地。

全车人把他们围在中央。我按了按各人的肩膀，告诉马克和雷蒙，莎朗第一次回娘家，她照中国规矩办，带来礼物。说完，几位团友把塑料袋送上去。马克和雷蒙把袋子逐个打开，说：“好啊好啊！”

在停车场耽搁得太久了，加油站的人嫌我们阻挡前来加油的车，出面干涉。我请大家回到车上去，连印度裔司机在内，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经两个哥哥强烈要求，莎朗和小陈留下。一来，兄妹三人要去扫父母的墓，莎朗将遵照丹尼斯的遗愿，代他给从来没见过面的岳父母献一束康乃馨。二来，莎朗要圆一个梦——重温童年时光。她的两个哥哥，太太都已去世，孩子远走高飞。两年前，兄弟俩为了互相照应，搬进父母留下的屋子。这次，兄妹三人回到一起长大的地方。

大巴开出加油站，走了老远，莎朗兄妹三人还在招手。我和莎朗说好，七天后，在相同的时间，一辆也属于“通达”旅行社的大巴将经过这里。我会向带队的导游交代好，让他和莎朗联系，并负责把她和小陈带回旧金山。

一个星期过去，我问了接走莎朗和小陈的同事。同事纳闷地告诉我：“莎朗和小陈带了50袋礼物上车，给全车人每人一份。我问她干嘛这样客气。她不解释，只微笑着说，是中国人就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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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屹视线结语

读到一往情深的老妇人最终寻觅“回家的路上”，我的心已经与她飞向那个遥远的地方…..

作为第一代移民，只有当人们解决了经济上温饱之后，不然而然的就会走到精神上的诉求，这时通过文字来纾解乡愁、圆何曾几时的“作家”梦、甚至由于某种事件或记忆的触发、来用故事挖掘深层的感悟，文字就成为刘荒田笔下感情的溢洪道、乡愁的出口、记忆的定格。

对于刘荒田来说，与国内的作家相比，海外作家更多没有强烈的功利、更无法以可怜的稿费养家糊口，也与某种物质待遇的名衔相隔十万八千里。

对于旅居海外40年的刘荒田来说，在烟熏火燎的中餐馆厨房炒菜的厨师也好,在办公室当案牍劳形的白领也好，忙碌之余总有一段片刻须面对自己的心灵、渴望倾诉。

正如刘荒田访谈中所叙：“我不是天才型，只有一个指望：姜到老才辣。”

是的，你比新中国的诞生还提前一年出生，早年赶上了几乎所有运动，到了美国还因为迟到，与高等教育失之交臂。 然而，你用自己的笔，在新国度，收获了底层的经验，用数百万文字，把活得真实自在的“笑傲”留给了“江湖”。

最后我想对刘荒田说出三个字：“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