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横跨中美讲堂 我的发现

首先这个项目的存在，就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加入之后，看到那么多人为试图改变重刑犯的人生轨迹而努力，也很为他们的精神而感动。

在那样完全封闭，没有任何外界的教学资源可以利用的环境下，要达到和“外面”的普通校园一样——甚至于更显著，也更深层次的教学效果——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教授这些学生的过程也让我看到，人的本性所蕴藏的向善的驱动力，原始而强大，需要被调动、被关注、被妥善引导。这些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也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为人师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初为人母之时，完成了在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学业，后来也基本上都在教育体系里工作。当然屡有被美国的教育体制、观念和实施方法“惊艳”的体会和感触，同时也看到很多美国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

作为一个在国内长大成人，接受并完成了自身的完整基础教育的人，我并不认为中国的，传统的教育方式一无可取之处。

美国总体的教育环境对我的孩子们的影响，有很多正面的、积极的方面，这些都不需要我再强调；我所规范她们的，是这种体制带给她们的负面影响，而我所采取的规范方式——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化的，甚至于封建家长制的。

比如，“浪费”。衣服穿过一季就要换，洗脸刷牙洗碗都一直开着水龙头，一个三明治吃不完直接扔掉……之类，是我很不喜欢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有关于“钱”的问题，而是他们不懂得“惜物”。到处都反反复复讲“Reduce, Reuse, Recycle”，但一遇到现实具体的问题就不灵了。美国这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人，实在浪费已经成性。他们从小就没有节俭的概念，否则美国区区三亿人口怎么至于每年耗费地球上40%的自然资源？

三国时代，诸葛亮的《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后来的《朱子治家格言》说得更明白：“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孩子不懂得知足知止，不懂得惜福是不对的。

《红楼梦》里荣国府那样的钟鸣鼎食之族，王熙凤的独生女巧姐儿，抱在奶妈怀里，玩的也不过是一只佛手果而已。俭约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等于孤寒吝啬。地球上的资源也有限，凡纸张、水、电都不能浪费。所以我从小就给她们订立若干规矩：吃菜不可以挑肥拣瘦，自己碗里的饭颗粒不得剩下；练习本铅笔等等不尽其用不能丢弃；一应日常用品凡不细心爱护造成的损坏不得再买新的，四季衣服鞋袜等等都有固定数目，想要新的就拿旧的那件来换……等等。

还有，美国教育体制在幼儿阶段的课程设置过于简单，而且往往忽略对幼儿的数理逻辑培养和训练。这一点不仅我和我当年教育学院的同学们都不能认同，也是近十年来美国教育界在集体反思并试图调整的问题。我的两个孩子在开始学算术的年纪，都被我强制背诵过加减法和九九乘法表。

对学生也一样。课业上，美国的教育体制在鼓励“创新”和“自我发挥”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对基础知识的严格训练。然而，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种有价值、能化为生产力的“创新”，都必须建立扎实的基础知识之上。我教的都是文科的课，语言、文化或文学，作业里都有要求学生背诵的部分。因为没有记忆积累，不可能形成理性认知。学生日常管理上，美国大学没有辅导员或班主任制度，比国内松散得多。

一个学期32个课时的一门课，有些教授同事允许学生“无理由缺席”5-6次，我不敢苟同。在一个人长长的一生当中，作为“学生”这个角色的时间有限。他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的主要任务，既然是学习，怎么可以动不动不到教室上课？所以，我只给两次。

不论是对待孩子，还是对待学生，我鼓励他们从美国教育体制所提供的“自由发展”的空间里获得益处，但与此同时，我会尽力不放纵他们的过度“自由”。

我近几年定期回到国内讲学，每一次停留1个半月左右。在国内的大学校园里接触到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很乖，很听话的孩子。可问题就在于他们太乖，太听话了。

他们和我们当年最大的不同，一方面是家庭经济困难普遍更好，得到父母家人的关注度普遍更高；另一方面是学校老师以及整个教育体系对他们的服从度、保护度更大。由此形成的结果，是他们很乖而很被动，不愿意那么听话，可又不知道除了听话之外，究竟如何去进行有效的自我设计，更谈不上努力去实现什么目标了。

家庭与学校给他们预备了太多，提供了太多，也纵容得太多。一直被当作笼中之鸟来养，他们怎么能自己飞？

比如现在国内的家长动不动就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尊重”孩子意愿被简单等同于“服从”他们的意愿，其实矫枉过正。再比如国内将毕业生的就业百分比作为考核高校办学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就等于要求高校包办学生就业，完全是一种过份的关注，也扭曲了高校教育的基本智能。

还有，国内每年的几天高考，各地围绕考场、考生出现各种规定与怪象，过份夸大高考这件本来很普通的事情对一个人成长的意义，都是将年轻一代养成笼中鸟的表现，不够理性，也不明智。至于我自己的孩子，都已经进入青少年阶段了。

在养育她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困难，也最无助的是得知老二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终身无法治愈的免疫系统疾病。时至今日，除了鼓励安慰她之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帮助她。

说起来写作，海外蹒跚前行的过程不无艰辛，其间对故乡对亲人对旧事不断不断的回望尤其沉重而强烈，剪不断理还乱，又无处可说也不能说，只好统统洒向纸面，成了一个个方块字。就这样开始了写作。

那是一种自发而自我的姿态，在狭窄的私人空间里独自用母语抒写自己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如果说所谓“跨文化写作”理应是以自身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去观照异域异乡的世态人情，那么，我最初的创作状态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然而语言障碍尚来不及完全突破，我已被命运推进了犹太人的商圈，推进了文化差异的巨大围城。不管我自己主观上愿意还是不愿意，西方社会里异构的生活习俗、思维方法、行为模式与情感态度，裹挟着异质的历史、宗教、思想观念等等文化符号、文化气息及其内在逻辑，成序列地向我蜂拥而来。

当从一副耳环、一件外套、一个姿势之类的私人琐事到语言表达、思维惯性、行为举止，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导致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偏误与曲解，客观环境对我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传统、清晰定位个体文化身份的严肃要求。被“夹缝化”的失落无疑是这一阶段最突出的感受：在身边亲密交往的中国留学生和朝夕相处的异族同事老板之间，我处于夹缝中；在主导着我对世界感知方式的中华文化与决定着我生存状态的西方文化之间，我依然站在夹缝当中。

用母语继续文字的抒发与宣泄顺势成为此时唯一的精神出口，写作渐渐变成一种习惯。不过，这些故事到了我笔下或许情节各异，当时也都还停留在对生活素材平面化的简单铺衍，缺乏对人物心理的深层透视，缺乏对主题的深层挖掘，甚至于我自己在亲身体验中所获取的多重文化资源，在这些短篇之中也没有积累之后质的变异体现。

写作之于我，只是在异域土地上的一间书房里，自己为自己打造出来的，汉语言的文化情境，一种闭门造车的自得其乐。至于到底写得怎么样，其实依然懵懂，最大的进步或许只是在“命题”的逼迫下，不得不跳出自我经验书写的限制，学习去构建想象的场景、虚构的情节，形式上更接近严格意义的小说创作。

有了电脑以后，写作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

这数年间我个人的生活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变化：先为人母，紧接着辞了工作重返校园，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只身带着孩子居留加拿大，然后再返回美国到新泽西定居……

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我的年龄渐长，生活的形态逐渐趋于稳定，漂泊的心情逐渐妥帖。如果说当初的离乡背井，恰似一棵植物的被裸根移植，那么此时伤根的痛楚、扎根的挣扎都已基本上过去，新根的组织逐步发展，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开枝散叶的阶段。

定居新泽西之后，开始与海外华文作家群体有了往来接触。这些和我一样，在异域的天空下徜徉于汉语言文字的世界里流连忘返的文友师长，帮助我突破了原本很封闭的创作状态，鼓励我去尝试过去不敢碰触的一些体裁，写作的路子比以前扩展了。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扩展的结果，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方向。

我的数篇散文和短篇小说连续获奖之际，正逢“汉语热”在全美范围内升温之始。机缘巧合之下，我踏上了大学的讲台。从初级汉语到中华文化常识、历史常识、古典诗词、现当代文学经典，一门门相继开设的课程内容将我带回到母文化的独特符号与发声系统之内，要求我用母语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向西方主流文化解说本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 

在异国的文化世界里拓展汉语言的使用疆界，营造中华文化的情境，成为我的职业；走出“夹缝”，在美国多元共存的文化版图上，中华文化所处的“边缘”位置，成为我安身立命的空间。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橘树被连根移植之后，结出来的果实名称变了，味道也变了，但枝叶的形态依然，生长繁殖的特性也依然，它绝不可能变异成桃树李树或别的什么树。于是作为一个定居在美国的华人，我可以堂而皇之，毫无顾虑地回归我文化的本源，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穿中国旗袍讲授中国的文字与故事。

由于工作的关系，和国内的交流越来越多，几乎每年都会在子午线上来回飞两三次，曾经无处安放的乡情乡思便也随之松了一口气，不用再愁肠百结，不用再感慨“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了。所以在一直不停地写写写的字里行间，乡愁的内容渐渐少了，与此同时，能够专心创作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往往是把业余时间统统搭上，也只能是用随笔的方式，记录一些自己在人生历程中这个新的立足点上，对中华文化的魅力及其影响力的再认识，对东西方彼此误读的的种种现象的新理解。

2007年底在温哥华，因为得到陈建功、肖克凡和陈瑞琳等数位文学界前辈师友的鼓励、点拨，我决心动笔写作长篇小说《合欢牡丹》，以四位女主角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展现新移民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世界、精神风貌。

在我的视线所能及范围里，新移民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她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经历，尽心尽责的工作态度以及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让我在每一次与她们深入接触的过程中都被感动，也被震动。

这部小说的整体构思源自唐人徐仲雅题为《合欢牡丹》的残句：“平分造化双苞去，拆破春风两面开。” 合欢牡丹也称为并蒂牡丹，在小说中它既指花也喻人，我试图借用其双重涵义，遵循人物的生活轨迹和命运逻辑，去构筑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场景侧面，展现一幅新移民女性的鲜活群像。

没想到这一搁置就是近十年，直到14年才有机会将它重新翻出来。尽管最初的故事构想基本上没有变，但我自己观照那些从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情节线索的角度、心态已经和十年前不太一样。努力争取能把人物的命运放到更宏阔的文化景观下去经历，把个体的矛盾挣扎放到更深层的人类情感中去体现——尽管并不确定自己最终能否做到这一点。《合欢牡丹》作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之一，由鹭江出版社推出。

那么作为漂泊者，无论在海外生活多少年，故乡永远在心里，那是根。为了找寻祖父辈们的遗愿， 我从美国长途跋涉回到只有梦里萦绕的足迹和身影，这是一个长长的话题， 我把链接给大家，可以与我一起回味何谓家乡与家族的情与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