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校: 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一群人

然而，从监狱罪犯到斯坦福大学学生，他如何走来？

斯派尔斯在伊利诺伊州监狱里，无意中看到斯坦福大学招生官接受电视采访时，提到“大学对于能够用很少资源取得很多成就的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这句话直击他的内心， 环绕四周，他在想自己的资源在哪里？

“只有一支笔、一本笔记本，几张邮票和一张监狱图书证”，还有谁能比他有更少资源的，如果他能从这里走进斯坦福大学，这将是什么样的梦想啊？

于是他订出一套读书计划，每天清晨在监狱一角借用桌子读书，每周6天、每天6小时自学。

其实能考试斯坦福大学与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终究这个梦想太遥远，那时他的目标就是从美国的社区大学读起。

他从监狱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经济学、接着物理、有机化学、微积分，“学会微积分之后，我变得有信心，可以回头再念一次物理；我没有计算机，所以全部用纸笔计算”。

当然他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其一是他的亲人

靠着家人寄来教育影片的字幕自学，发愤图强念书。在狱中期间，因为没有网络，斯派尔斯的母亲寄给他从可汗学院影片下载的字幕纸本，他看着那些文字开始练习数学。

其二是美国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的公益平台

他学习的字幕就来自可汗的课程讲解。

服刑期满后，他继续利用可汗学院的教材影片，包括美国标准考试SAT的相关资源，考了理想的成绩。

“从那些简单易懂的影片学到知识，不必因为我不懂而承认自己愚蠢，不用害羞要去问别人”，这是他在可汗创始人一次演讲发言后，他当面向可汗表达感激的。

对于斯坦福大学来说，一位来自困难家庭，父母皆有毒瘾，从高中开始贩毒，最终入狱的申请人，在资源如此匮乏的情况下，又如此自强不息，痛改前非，实现他几乎无法实现的梦想，这样申请人能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不仅是学校的骄傲，而且他的成功见证，也会影响多少失足迷茫的年轻人，重新做人、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根据斯坦福大学校园新闻网站，39岁的斯派尔斯主修电脑工程，大四时的公共服务奖助金让他与非营利机构监狱学人基金（Prison Scholar Fund）合作，他以自己的见证，鼓励并帮助更多人勇敢追求大学教育。

其实他的出现也给斯坦福大学课堂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包括他作为刑事司法改革倡导者的工作，使他对班上提出的问题具有独特的见解。

在关于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风险评估系统代替保释金的讨论中，斯派尔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理解，这样指出思索：一种简单的算法可以将记录有枪支的两个人视为对社会构成相同风险。如果一个海洛因交易商在因拥有非法毒品而被捕之前就丢弃了毒品？而另一位是因持有过期狩猎许可证而被引诱的鹿猎手怎么办？

他说：“在斯坦福大学，我的观点受到倾听和挑战，有时甚至被反击。” “但是我在课堂上的贡献，或者改变了一些常规的讨论方式。”

斯佩雷斯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走的高等教育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方式很多，他鼓励年轻人都要相信自己。

他说：“如果您被剥夺权利，无论是重罪，穷人还是少数族裔，我恳请您不要放弃希望。”

“追逐自己的梦想，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

无独有偶，斯佩雷斯的故事，并非孤立的。

美国纽约上州的“东部惩教所”有一个BPI项目中，给重型监狱犯教授大学课程。华裔教授江岚女士曾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中文教育， 并且撰文讲述了一些经历。 

我在【留美学子】陈屹 vs 海外作家穿越访谈系列里，以《横跨中美讲堂 我的发现》为题目，对话了江岚女士，不仅发现了这样特殊的项目，更对狱中为了读书，如此拼搏的囚犯，肃然起敬。

关于在美国监狱教中文，江岚女士记载节选如下：

美国最高安保级别的重刑男犯监狱，位于纽约上州的“东部惩教所”（Eastern Correctional Facility）

短短的寒假过后留下的这11个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进步最迅速的学生。每堂课三小时，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为了能听我“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

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在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何况是在监狱！我不能用PPT课件，他们当时也没有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在同等课时长度里所达到的汉语水平，却是“外面”高校里的普通学生无法企及的。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专攻动漫设计的Marcus在期末口试中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

他说，自己在梦里飞到中国，在一栋“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他想认识她，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只见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听”。唱完了，姑娘问他：“你喜欢我的歌吗？” Marcus点点头。姑娘站起来，指着下面市区的街道：“这是北京。这是我的国家。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问了一遍：“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还是懵懵懂懂，答非所问：“我会说一点点中文。” 那姑娘笑了，慢慢飞升起来：“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就会喜欢中国。”

Marcus舍不得她走，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美丽”。他继续追问：“美丽，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她微笑不语，渐升渐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

因为是考试， Marcus的语速比较慢，挖空心思套用句型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似是而非。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他喜欢学汉语，热爱中华文化。

Marcus不是一个特例。数学专业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时在课上话不多，但他对句型、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这次口试，他讲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

他说，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当场叫他翻译：“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开口就说：“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就给我吧。”

朋友惊讶之余，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半天说不上来。

“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不会说西班牙语，朋友笑话我，可是我不觉得害羞。汉语很难，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为了学好汉语，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这很重要。”

还有Brian，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

我不止一次告诉他，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课后作业。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对其他学生强调必须要写，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将每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我于心不忍，说：“差不多能认读就好，不用写这么多。”

“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教授？”他憨憨地笑，说，“我真想学好汉语。”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究竟有多大“用处”，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惟其难学，这才成了他们挑战自我、重塑自我的试炼。他们都坚信，能学好汉语，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

“外面”的教授同事们猜测说，这些学生除了念书没有别的事可干，所以学业进步神速。"

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成为BPI的学生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让他们感到自己比其他犯人具备更大的潜力，这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们格外珍惜学习机会，无论学什么，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尽管在狱警眼中，他们始终是犯人，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在这个极端特殊的全封闭教学环境里，师生关系比在普通大学校园里紧密得多。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努力，推动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设法，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 

其实，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务，并不需要费这许多周折。但这些学生太特殊了。他们将来即便拿到文凭出去，也必须比普通人强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机会“重新做人”。所以，我们作为授业之师，要承担的责任也比在“外面”面对普通大学生严峻得多。

2014年初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到监狱，一进门就眼前一亮。安检门的那一头站着十几二十个穿统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一个个高大挺拔，气质雄健又彬彬有礼。这是西点军校的辩论队，是来和BPI辩论队切磋的。

这时的BPI辩论队才组建没多久，由资深的演讲教授指导。我们这里的学生不能频繁出去，教授就设法将别的高校辩论队请进来，为此耗费了不知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附近的康奈尔、耶鲁、宾州大学等等名校的辩论队，差不多都被他请遍了。

我的学生中有4个在辩论队里。他们时不时会拿着辩论题目来问我，“中国人会怎么看”关于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体监督等问题。准备辩论赛的过程十分艰辛，他们不能上网，等所需要的资料经过层层审核送进来，他们已经损失了至少一周的备战时间，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熬夜。

某天下了课，我们几个教授照例在教学区走廊尽头等候被护送出去。我和演讲教授闲聊：“为了准备这一轮比赛，Carl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在我的课堂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旁边的同学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辩论队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 演讲教授笑着回答。

2015年的全美大学生辩论赛总决赛上，BPI的辩手击败哈佛队，夺得冠军。一夜之间，这条消息炸翻了媒体。赞扬和认可、质疑和讨伐，都如潮水汹涌。但事实永远拥有最强的说服力：仅2013学年，BPI 就为300余名学生颁发了本科学位证书。

他们当中的刑满出狱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过80%；据纽约州政府统计，其他刑满释放犯无法回归社会、最终重复犯罪再次入狱的比例超过40%，而历年来，BPI毕业出狱学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才是力量，在这里得到了终极体现。

另外一位学生

没想到他真的凭着一股子狠劲儿，说到做到，顺利回到我班上来，后来甚至成为专攻美国移民文学的硕士，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离散、融合与回归：美国西班牙裔与华裔移民文学比较研究”。 

他那天的提议引来全班一致附和，我们后来决定给PBS的摄制组唱一首歌，选来选去选定了《我和你》。他们唱中文主旋律，我用英文相和：

 “……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摄制组到来的那天，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随行。拍摄结束后，有几个人陪她坐在我的教室，听了二十几分钟课，然后安静地离开。

下课我走出教室，老太太从走廊另一头迎上来说，中文课太有意思了。她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一旁的狱方教育监理介绍说，这位看上去十分娴雅整齐的老人，是BPI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学费、书本费、管理费，以及我们这些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要资助这样一个项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问。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们会，我们也会，”老太太从容地说，“当然，他们犯的错误比较严重。人的一生很长啊，我希望能帮助他们得到机会，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 

是。不难推断，他们被监禁在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服刑长达25年以上，必定做过不止一两件伤天害理的事。但是，无论他们过去曾做过什么，只要我们能够藉由这个平台，向他们传达一点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纯，让他们学会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今后真的能够树立起崭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规范，那么，我们所有人为这个项目的存在和实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严肃意义的。

留美旅居30余年。【陈屹视线】1999 年伊始于《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周刊》10 年专栏，已出版七本畅销书，其中涉及教育·管理·情感领域的《名校之路》《因缘际会》《不是男人的错》分别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已在主流媒体发表数百万字的纪实作品，访谈数百人系列，其中包括：美国名校校长、世界驻华大使夫人、世界企业精英、留学生群体与名校家庭、海外写作名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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