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励《东进序曲》祭英魂| 我发小的父亲

【序言】

母亲节，女儿女婿特地从远道寄来蛋糕和玫瑰，顿感温馨。与三亚好友分享蛋糕，然后一起跳入大海游泳。

想念上海！我怎么会逃脱了这场灾难？每天看到上海的消息都令人揪心。我三月初从上海飞三亚参加西沙群岛邮轮旅游，因疫情留在三亚两个多月。喜欢这里的碧海蓝天和自由自在！

海上落日宛若仙境， 漫步在海边，我想起了我的 “盖斯康幼儿园”发小陈乐波，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曾任职于《世界经济导报》，博闻强记，视野宏阔，亲历了一个时代的惊涛骇浪与巨变， 在发小群颇具人气威望。

去年我们在三亚相聚，畅谈历史，缅怀他父亲陈同生， 陈伯伯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兼第一医学院院长，是电影《东进序曲》的原型人物和原著作者，功勋卓著，1968年文革迫害致死。

陈同生伯伯不幸罹难的1968年1月，也是我的少女时代的一个节点。正是那年的一月，17岁的我看到老干部到处挨斗挨批，全国处处武斗乌烟瘴气，我义愤填膺地给《文汇报》写了一封信，呼吁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

我， 一个小学红领巾中队长，中学共青团小组长， 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合唱队快乐自豪的队员，一位单纯的初二女生，突然招致了学校狂风暴雨般的严查批判，后来又成为北桥干部子女学习班的重点批判对象，我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1992年我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序言中这样写道：

如果托尔斯泰大师还活着，该如何感激这个把娜塔莎的录魂奉献给本世纪的美国女人！当我17岁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

我偷偷地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贪婪地阅读着《战争与和平》，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在那个同样冷冷的角落里，我又如饥似渴地读完《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联共(布)党史》并且大胆地给《文汇报》投一封信，批评这场......  这一下引来了学校发动的对我的批判。

我的日记本，连同扉页上贴着的这位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画像，都被造反派搜去，付之一炬。开完批判会回来，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泪水从面颊流淌下，一时间，竟想到要去死，可我还太年轻，才是17岁的少女啊！

我咬了咬牙，抹了几把眼泪，就挺过来了。谁又能想到，今天，我在曼哈顿的夜晚，在Tiffany's首饰店的橱窗前，追思着托尔斯泰那颗伟大的心灵，而也许在明天，我又会到俄罗斯的大地上，去追寻那位老人的足迹……

当我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绝望地哭喊着，泪水与呵出的水汽混合在一起，在眼睫毛上凝固成冰凌，又渐渐融化，又苦又涩地流到嘴边——那是因为造反派和工宣队把厚厚的批判材料悄悄地塞进我的档案，连我刚被全连评上的兵团五好战士，也因为“档案中有问题”而被拉下来！

18岁的我，向谁求助呢？只有一个人伫立在风雪中，尽情地哭泣----谁又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坐在欧洲18世纪宫廷建筑的白色市政大厅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与纽约市长侃侃而谈，或是在气氛欢乐而幽默的圣诞晚宴上，周旋在美国富商巨贾与社会名流之中？究竟是机遇或命运，还是股什么力量，使一个异国女子能在美国这块竞争激烈的土地站住了脚？

在三亚湾的哗哗海浪中，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想念我在天堂的父母，以及那些给人生留下烙印的发小和同学。因为我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已经写过我的父母以及父亲随陈毅大军南下参与接管上海的故事，因此我想写一下我发小陈乐波的父亲陈同生。他文革中遭遇到难以置信的残酷批斗和人格侮辱， 最后悲惨地离世。

五十多年过去了， 陈伯伯和成千上万文革罹难者的名字越来越少地被世人提起， 再过二、三十年，等我们这些目睹文革浩劫的直系子女也像大海的潮水一般消失在海天之间时，还会有人像我现在这样， 一边在海滩漫步， 一边念叨先辈的名字吗？

我一直渴望触碰天堂的那些冤魂，在我眼里他们是共和国伟人， 我动笔写下发小父亲的故事，不是为了再流一次悲殇之泪，而是为了让蓝天海洋、苍穹大地写下“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八个大字， 呼唤反思， 让文革悲剧永不重演！

巴金老人生前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如若哪一天巴金的梦想成真，我相信这位发小的父亲一定会在“文革馆·上海分馆”中占有最显著的位置，他的悲惨遭遇令他的名字绽放出类似“殉道者”的永恒光芒！

行笔至此， 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布鲁诺， 他大胆地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之心”学说， 并把它传遍了欧洲。1600年2月，他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

2月17日行刑前，刽子手举着火把问布鲁诺：“你的末日，已经来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布鲁诺满怀信心庄严地宣布：“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他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 在熊熊烈火中，52岁的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我笔下的先辈陈同生也如布鲁诺那样不屈不挠地勇敢就义，然而不幸的是，他不是为捍卫真理而死，犹如他曾在国民党监狱大义凛然宁死不屈那样；在可怕的文革运动中，他死于自己同伴之手。他遭到了狂风暴雨般的污蔑陷害与人身侮辱，他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为捍卫新四军老战士的清白名誉而死！

傍晚的霞光下，我把玫瑰花瓣撒在大海里， 眼前浮现了童年往事，以及乐波和他父亲的音容笑貌……

三亚湾日落

三亚湾散步

与上海盖斯康幼儿园发小陈乐波相聚三亚

布鲁诺与罗马火刑广场油画

陈同生伯伯因为是电影《东进序曲》原著者与原型人物，1962年随着电影热映而蜚声全国，尽管他一如既往地谦虚低调，依然被新四军老战友和孩子们视为英雄并为之骄傲。陈伯伯自己万万没想到，他此时距奇耻大辱的文革批斗与悲惨死亡，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

我是在盖斯康公寓的市委机关幼儿园认识并记住了外号“阿廖沙“的俊秀少年陈乐波的，那时，六、七岁的我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女孩，每天独自一人从位于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瑞华公寓家中出发， 去淮海中路1202号的盖斯康公寓上幼儿园。

我爱不释手的书是格林童话和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我曾在幼儿园新年联欢会上背诵表演普希金的诗歌，从那时起， 每当路过永隆公司大玻璃窗， 我就幻想着长大了有这样一个大厅的书籍和一台大钢琴，对文学和音乐的幻想充满了我的小脑袋。

瑞华公寓和盖斯康公寓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万国储蓄会（旅沪法侨与中国商人发起并向法国驻沪领事馆注册的一家金融机构）投资，属于上海精华地段的高端公寓。那时住户基本是外国人和华人富商，而盖斯康公寓则一直是外国驻沪领事馆官员的寓所。

1949年陈毅大军从丹阳出发南下接管了上海，我父亲时任华东军区军管会参谋，曾奉命成为第一位走进原国民党市政府大楼的军管会干部， 并参与了5月27日陈毅市长与赵祖康市长的交接仪式。

不久后， 瑞华公寓和盖斯康公寓即成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的住宅。

印象中盖斯康公寓比我家瑞华公寓更安静典雅，院子中间有花坛和滑滑梯，陈乐波家住在盖斯康公寓，他和几个兄弟姐妹常在院子里玩耍， 由于他皮肤白皙，眼睛深邃，精致的五官与高挺鼻梁很像电影里的苏联男孩，大家给了他一个绰号——“ 阿廖沙 ”。

我还记得乐波父亲母亲有时走到花园里和俊秀少年“ 阿廖沙 ”打招呼，他和父亲长得像极了。我有时会在花园角落里出了神似的盯着他，我感到他聪明温柔而且俊美，像童话里的小王子。

每天早晨， 当我从瑞华公寓走向盖斯康公寓时， 眼前浮现“ 阿廖沙 ”的身影，感到上幼儿园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小时候虽然在一个幼儿园，但因为太小， 男孩和女孩不太讲话。乐波长大后果然成了国家栋梁之才和叱咤风云人物，交通大学毕业的他，具有秉直睿智的国际视野，在他任职《世界经济导报》期间，以其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赢得广泛敬重。

他的气质极像他的父亲。后来他由报人转型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并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顾问，每次我们聚会， 他总是最受欢迎的嘉宾之一，他温文尔雅地侃侃而谈，各种大数据及国际经济走向从他那里流出，犹如一部精确电脑，笼罩着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

记得前年，他向我和朋友叙述如何与吴敬琏老先生讨论渔业深海养殖，以大数据潜入广阔海域优化鱼类品种，大自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肥硕鱼儿如何刺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他激动的神情犹如置身科幻片《三体》世界，令我们这些聆听者也兴奋不已！

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

陈同生长子，媒体人、经济学家陈乐波

作者儿童时代的幼儿园盖斯康公寓，那时是市委机关住宅，后来成为美国驻沪领事馆住宅。

作者度过童年与少女时代的瑞华公寓——上海市委机关住宅

赤子之心，铮铮铁骨——归来依旧是少年！

夜色清朗，秋风沉醉，那年陈乐波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他和夫人马芳准备的家宴，席间我谈起了李斌的油画《4.24 占领总统府》， 与陈逸飞的硝烟弥漫的同名油画不同，李斌不仅还原了在中共地下党努力下和平解放南京的真貌，而且他特意给一些曾参加解放南京的功勋人士画了历史肖像——正中穿着白色旗袍的女主角是时任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她曾发动2000名地下党员、2000名南京警察与近万名群众配合，解放军几个小时便渡过长江，顺利接管南京。

油画最左上角，戴眼镜着长衫、表情平和的方脸中年人，是国民党末任最高检察长，被称为“世界五十位最杰出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陈修良通过杨兆龙取得国民党司法部长张知本、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释放了全国被国民党关押的一万多名共产党员、政治犯，有些是已经判处死刑的！

而陈修良身后那位身着军装、堂堂威武的新四军高级干部， 正是时任南京军管会秘书长兼统战部长的陈同生！

不幸的是，1958年，陈修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浙江嘉兴农村劳动。而她的丈夫、浙江省首任省长沙文汉此前已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

当年与陈修良产生深厚情谊，为南京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那些人，也几乎无一幸免。

杨兆龙是听从妻子和地下党领导的劝说，留在了大陆。1952这位通八国语言的法学名家，成了一名普通的俄语教员。

1957年，他在上海民盟主持的座谈会上成了右派。

1963年，杨兆龙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才同在押的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释放后，他发现妻子十年前就已自杀身亡，儿子判刑十年，女婿判刑二十年……不到四年，他突发脑溢血，至死都未能得到平反。

杨兆龙去世的1979年，陈修良得到平反。她回到上海，才知道杨兆龙的命运。

在上海市高等法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她说：把杨兆龙留在大陆，是我动员的结果。杨对我党立了大功！经过她的努力，第二年，杨兆龙被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但此时早已人死楼空。

而时任南京军管会秘书长兼统战部长的陈同生，在文革中竟被投入牢狱，62岁正当壮年即撒手人寰！

陈修良（左一）与中共南京和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人员合影。中间戴眼镜的女干部夏静华（后任职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她的儿子顾肖荣（前排左一男孩，曾担任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是我父母在瑞华公寓的邻居老友。

陈乐波的父亲陈同生:

190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后随家人迁往四川省营山县。

1924年，因参加反抗军阀暴政的“抗捐运动”，18岁的陈同生被川北军阀何光烈通缉，逃往成都避难，结识了中共在四川的早期领导人刘愿庵等，并经刘愿庵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1926年，到重庆就读中法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陈同生到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警卫团当指导员，参加了张太雷、叶挺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并在巷战中负伤。

1928年5月，陈同生在部队反攻海丰城的战斗中再次负伤。根据组织安排，他回到成都疗养身体，这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成都快报》《新蜀报》的记者、编辑、总编等职务，在记者身份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1932年陈同生到达上海。先后在“社联”、“文总”和“济总”等团体工作，后又到“特科”工作。

1934年10月，因叛徒出卖，陈同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

1935年9月，陈同生被转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

1937年8月，经共产党营救出狱，而后受命担任《金陵日报》总编辑直到南京沦陷后停刊。1939年春，赴上海任《导报》主笔。

1939年9月，陈同生被派往到江南游击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秘书长、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皖南事变后，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敌工部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3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直至1968年1月26日受文革迫害含冤去世。

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悼文深情写道：

他是儒雅文人

用手中的笔写就无数激昂的诗篇

他是威武军人

用流过的血祭奠民族沉沦的岁月

他虽不曾学医

但上医和重医将永远铭记他

他的一生真实地演绎了惊魂与悲歌

为人世间留下一段传奇的故事

1966年 “文革”甫始，陈同生就靠边站，被扣上“三反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等帽子而隔离审查。

一次一次的批斗大会，一次一次的“车轮大战”一次一次的“疲劳轰炸”，以拳击面、用水泼脸，用手揿头、用脚踢身。手打酸了换人再打，拐杖打掉，人被打翻在地，又被拽起来再按下去，折磨得死去活来。非要他承认是叛徒。陈同生忍辱忍痛，坚决顶住，宁死不屈，绝不乱说一个字！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在隔离室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陈同生还在为国担忧，为老干部呼救，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遗言：

“毛主席：你知道许多跟你苦战几十年的干部被污蔑为‘走资派’、‘叛徒’，过着比罪大恶极的战犯还难受一千万倍的日子，比囚徒还苦，请你救救这些干部”。

他并以颤抖的笔触写下了一副字字千钧、千古不朽的对联：

“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

1968年1月，极度虚弱的陈同生因病向造反派请假回家三天，语重心长地对妻子儿女说：几个月来他一直在隔离室（即监狱）接待外调，已经为1934年到1937年间同监狱的难友们和地下工作时期的同志们写了几百份历史证明材料，如果承认自己是“叛徒”，成了死老虎，造反派的目的达到了，也许可以暂时保全性命。

但是，以往为同志们写的那些历史证明材料就失去作用，几百个同志就将遭到更大的灾难。如果不承认，以他多病的身体是经不起长期的严刑逼供的。他满怀悲愤地说：“这次回家就是想告诉你们，我如果死了，而说我是‘畏罪自杀’，不要相信。我不会自杀。”

十几天后的1月26日，陈同生真的死于隔离室中，造反派诬称其“自杀”。

在逼供拷打宛如地狱的文革时辰，陈同生一定是千百次地回想起1934年10月，那次因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残酷的刑讯，以非凡的勇气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在上海的看守所里，一个很有学者风度、绰号叫作“教授”的难友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小小经验，刑罚即使再厉害，人一失去知觉也就没用了，熬它半个小时，什么难关都能挺过去。”

陈同生记住了那位“教授”的话，面对敌人“老虎凳”“电刑”等各种酷刑的折磨，甚至是被拖到刑场陪斩，外表看起来瘦弱而又书生气的陈同生始终视死如归，坚贞不屈。

后来，陈同生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那里，他认识了剧作家田汉。当时看守们总是要偷听难友们的对话，企图获得审讯中得不到的信息。

夜深了，陈同生就故意在阴森的牢房里讲“鬼故事”，讲得令人毛骨悚然。以便把看守吓跑。田汉在与陈同生分别前，写了一首七律送给陈同生，其中有两句：“养花恨我闲情少，谈鬼输君霸气多”。

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得到丝毫证据，只得以陈同生办过的杂志《东北与西南》上的言论和在看守所写的两首讽刺时政的打油诗为由头，判了他八年徒刑。

判决书内称：被告虽坚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事实，但以文字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附件中有一本《官场现形记》和一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的《唯生论》。

原来，陈同生在两本书上各题了一首打油诗：

国运危时官运隆，堪笑古人与今同。

大好青年血无用，养肥蚊蚤南京虫。

— 题《官场现形记》

警报频传草木惊，日寇又入通州城。

国军百万无所用，元戎“将军”论唯生。

— 题《唯生论》

1935年9月，陈同生等一批政治犯被转往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在狱中，因酷刑折磨而患病的陈同生，仍坚持与难友一起进行斗争。

1937年8月，日寇飞机轰炸南京，炸弹刚好落在关押中央军人的监狱附近，就此“政治犯”纷纷要求出狱抗日，并开展了“绝食”斗争。

当时恰逢国共合作抗日，关系有所好转，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出面具保，国民党当局才无条件释放了狱中全体政治犯！

这段清清白白的历史，大义凛然的气节， 在文革中竟被四人帮造反派硬生生地污蔑为“叛徒特务”！如此优秀的新四军高干，却遭到比国民党监狱更残酷一千倍的严刑拷打与逼供！

陈伯伯， 您受委屈了！您给毛泽东写的“请你救救这些干部”的信件，一定终将成为中国文革博物馆的珍贵文献！

孤胆英雄与《东进序曲》

看过电影《东进序曲》的人，一定会对影片中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一号人物黄秉光只身入虎穴的场景留下深刻印象。他一身正气，胸有韬略，从容镇定，大胆果断，舌战群顽。

他在敌营中面对顽、伪代表的围攻，单挑群魔，气度凛然，严词驳斥，颇有当年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范，为新四军东进抗日奏响了一首辉煌的序曲。而影片中黄秉光的原型就是陈同生，这部影片就是根据陈同生回忆录改编的。

1939年9月，陈毅开辟江北抗日根据地后，陈同生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的春天，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想把共产党从苏北彻底“肃清”。

6月20日，根据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指示，挺进纵队政委兼副司令员叶飞派陈同生，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秘书长的名义，带着陈毅的书信前往泰州与地方军阀谈判。

到泰州的第四天，陈同生被泰州地方军阀李长江、李明扬软禁。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陈同生沉着冷静，面对威逼利诱毫不动摇，与国民党顽固派斗智斗勇，最终顺利完成任务，粉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阻止新四军渡江的阴谋，为新四军东进抗日扫清了障碍。

1958年1月，陈同生根据泰州谈判撰写的回忆录《郭村战斗时的谈判》，在江苏省作家协会的文学刊物《雨花》杂志发表。次年，剧作家顾宝璋、所云平将其改编创作为话剧《东进序曲》并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杂志。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段历史拍成了电影《东进序曲》，以陈同生为原型的孤胆英雄黄秉光从此广为人知。

写这篇文章之前， 我特地再次观看了一遍老电影《东进序曲》，1962年电影上映时， 我还是个11岁的小姑娘，只记得盖斯康“阿廖沙”的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转眼60年过去，我望着三亚湾的蔚蓝大海怀念他：

“在我们的脑海里，这段岁月已如高原玛尼堆的经石，刻录下就再难抹去。老资格革命者陈同生的人生追求和悲剧结局，带给人们深刻的思考，为什么一代无私献身民族解放和正义事业的精英追求者，最后反而被自己的忠诚正直送进了坟墓？”

这样一位威武帅气的新四军孤胆英雄，竟会在解放后冤死在自己人的监狱里！

我曾在三亚陈乐波那面朝大海的家里，向他借来“复旦大学校史丛书”《陈同生画传》，书里有两份陈同生罹难前写给亲人的遗书， 至今重读依然潸然泪下，悲情难抑。在义愤填膺之余，也痛切三思：文革之祸，人性之恶，下手之毒，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究竟从何而来？

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真是太深刻太必要了！

陈同生给夫人张逸城的信（遗书）

逸城，我一生最亲爱的人：

二十八年共安危，不计艰辛计是非。

中流难测江潮速，纵缆扬帆迎朝晖。

这是去年写的几句话，留你为念。

我一生对人民对革命贡献甚微，晚年由于自己世界观未根本改造，未认出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因为我相信党中央是统一团结的。在毛主席领导中央工作后，我更加如此坚信。不料出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长期与毛主席作斗争，我一向毫无所闻，因而站错了队。

我的一些言行也有刘邓陈曹的观点，因此，从政治上看，我的罪行是严重的。我已向革命造反群众作了几次检讨。他们骂我不还口，打我不还手。从前年7月到现在一年半有多，我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我低头请罪多少次，得不到谅解，而是更重的侮辱。

现在他们贴出大字报，说我是大叛徒。他们拿不出我的口供、我向敌人投降的悔过书、反共启事之类的证据，却采取逼、供、信的办法来折磨我。我估计这类日子，以我老年、多病、半残废的身体是支持不了多少日子。

给孩子留一信，供文化大革命后送交中央。

写几句话向你告别，你对我太好了，过去我太不体谅你了。二十八年我们未有过争吵，我对你的帮助太少。近十多年略知体谅你，我们要分手了。我相信你支持得住，会将孩子们教育好，千万多多保重！忘记了我，多照顾你自己吧！与我这个犯错误的人划清界限，不要有一点同情和留恋。

陈同生给孩子们的信（遗书）

亲爱的孩子们：

我被隔离检查的日子很长了，真是度时如年，看来我应该准备好，写几句话向你们告别。这样折磨下去，对于一个年老病残的老人，是不可能活得久的。

有人说，老的、旧的东西应该高高兴兴地死去，让新的蓬蓬勃勃地长起来。我是不怕死的，令人惋惜的是未死在战场上、刑场上，而是被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违背毛主席再三禁止，大搞逼、供、信。用拳打脚踢几个小时的疲劳轰炸，来逼我承认是“大叛徒”。少数群众被他们蒙蔽，对我比对战犯、敌人还凶狠，使我走投无路，申诉无门，陷入绝境，使我不能决定自已的存亡。

不管他们如何残酷地对待我，我不会承认我是叛徒。他们拿不出一点证据证明我是叛徒，因为我被敌人逮捕，我从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未向敌人屈膝悔过投降。这一点我的口供，判决书均在敌伪档案中，据造反派说他们已经掌握了。我决不会因为怕受折磨、怕死，而承认是叛徒，来侮辱共产党员这个伟大的称号。

我希望，我死之后，你们请求毛主席、党中央根据事实，对我作出正确的结论。

对你们，我唯一的希望是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听党的话，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的解放而战斗到底。

你（们）不幸的爸爸

一九六八年一月廿日

我的遗体可送上海第一医学院作解剖之用，几年前我即写下了遗言。

抹去涌入眼角的泪水，我翻开手机里陈乐波的微信，望着他今年春节期间给我发来的全家福。照片上他秀气贤惠的妻子马芳穿着喜气的红色外套，幸福甜蜜地笑着，她的一边是相濡以沫的丈夫陈乐波，另一边是儿子、英俊少年陈大梦， 雕塑般的五官和梦幻般的大眼睛，他多么像当年盖斯康的阿廖沙啊！

乐波多次向我讲儿子大梦小时候是多么招人喜欢， 可惜爷爷没有看到可爱孙儿的降生，爷爷62岁时就在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党的监狱里折磨致死了，写到这里我又禁不住泪目。

如今， 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有一条“”同生路”， 校园里耸立着陈同生的半身铜像，待疫情结束后，我一定要约陈乐波一起去第一医学院，向这位我从童年起就无比敬仰崇拜的前辈鞠躬致敬，愿他的英魂在天堂安息！

陈同生和夫人张逸城在武康路家的最后合影（1968年1月中旬）

陈同生的长子陈乐波、马芳和儿子陈大梦2022虎年全家福

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校园里陈同生院长的雕像

复旦大学校史丛书《陈同生画传》（本文参考资料）

作者周励在三亚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