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生产的15天结束了

长三角地区有一座小城，距离上海159公里，地方虽不大，但在全国百强县GDP排行榜上还算有名。

这座城市有汽车产业链上的钢铁企业、能源企业，以及从未进入过大众视野的零部件和材料供应商。

一家欧洲企业上世纪90年代来到这里，先和当地一家企业合资，为江浙沪周边的一级供应商提供塑料原材料，后来，1995年独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美元。

上海的疫情从3月初开始，到清明节浦东浦西分别封城时，这座小城的居民最初的担心是自己在上海的亲人或朋友，上海对他们而言是就业和求学的理想地之一，大部分的当地家庭，梳理一下各自的远亲近族时，至少能找出一位与上海有关。

当时，这座城市的本地政府整个4月也只出台了4次疫情防控通告，大部分都是告知哪些区域要求出示48小时核酸证明，哪些高速公路设置了检查点，通告文字一般不超过300字。

没想到一个月后，他们自己也被禁足，并开始慌忙囤菜。

这座人口不到200万的县级市，一天内便进入了静默期。突如其来的失序生活，让每个人在最开始都有些不知所措。

5月3日，小城的某一区域发现确诊阳性患者人数为20位，从这天开始，政府的疫情防控通知每天至少发布两次，字数从原来的300字到千字，每一个防控文件开始有了编号。各企业每天都在开会研究不断变化的防控通告，说的也都是代码“20号文件”“21号文件”“22号文件”……

这一天，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都被要求停止“五一”休假，正常假期是到5月4日，他们很快被安排了防疫任务，很多人去了社区当志愿者，这也开始了他们连轴转的抗疫生活。

顾军是在5月4日上午接到厂里领导电话，当他匆忙赶到工厂时，被告知当日就要开始进行闭环生产，作为物流的负责人，他要和其他部门领导马上组建出一支临时驻厂队伍，动员员工，当天入住工厂，确保本月交付的产品能按时交付。

作为这座小城里的欧洲独资企业，他们算是幸运的，因为根据政府规定，不是每家企业都能被允许闭环生产。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在白名单上，或是省重点企业或是防疫物资保供企业才有资格进行闭环生产。

顾军的工厂大约有400人，其中100人为办公室人员，他们中的大部分员工都安排居家办公；60人是物流部门，剩下的240人基本与生产各环节有关。

开始闭环之前，公司削减了当月的产量目标，降低了三分之二，计算了对应所需的最少员工数，最后定下了172人进厂。

“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次疫情会持续多久，政府相应的防控措施何时会解除，如果全厂闭环的话，政府是否能同意？加上当时后勤保障也很困难，出于多种因素考虑，我们定了最低人数 。”顾军说，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工厂闭环管理，2020年春节疫情刚暴发时，他们公司仍正常运作。

当他们开始紧急打电话、微信动员员工时，没想到申请人数超过了实际需要的人数。员工要来驻厂的积极性以及自发性超出了公司管理层的预期。他们劝退了几位身体有疾病的员工，因为闭环期间，一个人的工作量是平常的2-3倍。

5月4日当天下午，顾军和其他员工一样，回了趟家，和老婆、女儿和父母说明情况，自己收拾好日常用品和衣物，拉着一个行李箱开车到了工厂门口。往年动用这个箱子时，都是全家老小一起外出旅游，这次没想到是住进工厂。

到了厂区门口，他并没有马上进去。停好车后，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抽了支烟，无法说清自己的情绪。5月初是江南最美的季节，但当时街上空无一人。

“当时，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好像要上前线打战了，但同时也有一些惶恐，不知道驻厂以后怎么办，这种状况什么时候会结束。”

入厂

顾军公司所在的后勤部在当天就采购到了200个睡袋和垫子，不仅如此，还准备了员工的洗漱用品、慢性病药品、水果、饮料，甚至香烟也准备了。他们安排了洗澡的地方，晚饭提供的是盒饭。

大家很快收拾出办公室和会议室的走廊，当晚172名员工包括管理层都直接睡在地上。最初的两天，大家还觉得集体生活有一点新鲜感，早晨醒得很早，洗漱完毕，吃完早饭，就正常开工。原计划一线工人每天8小时工作时长，但实际上因为人手不够，一个人往往顶2到3人用。

顾军和几位部门领导每天一睁眼5点开始，就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要组织全体员工核酸；来自疫区的员工一夜间变了黄码，他们只能去指定地点核酸。到了现场发现队伍已经排成了里三层外三层，后勤部门立即派人给员工送早餐和小马扎，让他们在两三个小时排队中节省体力。

工厂每天仍要进货和出货，对外要协调物流车队的进出手续，而静默期的货车进城政策充满着不确定性。每天的生产节奏完全根据进出货量随时调整，这在正常环境下是不可思议的。之前建立的所有制度和流程，在闭环的这段时间完全失效。工厂当时的原则是，确保每个岗位有熟练工，确保基本的生产运行。

顾军的微信里建了5、6个群，每天聊的都是司机在哪里，怎么下高速，需要准备什么手续。从4月开始，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物流因为各地区的疫情防控要求陷入了非常态，当时的货车司机们都不敢下车，他们到了目的地只能把窗户降下来，接货人员把食物递进去，因为他们一旦下车，被发现后，会直接导致接货企业的关停。

顾军记得4月15日半夜23:30左右，本地某一个检查口突然放行，有一辆货车开到了指定仓库，这完全在大家意料之外，因为按物流团队获得的消息，那一天检查口是不会放行货车的。当时仓库是顾军所在公司公司租用的第三方场地，卸货工人不是他们员工编制，深夜电话始终联系不上，无法上门把他们叫醒。

这位货车司机从上海开过来，高速上已经熬了三天，到了仓库之后，仅一步之遥，又因为找不到人卸货，只能半夜又返回原路，而回去的路上，不知道又要熬多久。

那天深夜，顾军团队给司机准备了晚饭，也是从车窗里递进去，当时司机刚吃几口，就哭了起来。那一刻，整个团队打遍所有电话，找不一个解决方案，那时离天亮、工人上班仅相差5、6个小时，最后司机只能上高速原路返回，因为公司不敢让他在仓库过夜。

“对制造企业来说，生产关停是致命的。在当时特殊时期，那个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认知就是不违反防疫政策，不因为自己管理不到位而造成企业被关停，这是管理人员不得不做的决定。”顾军的直属领导方明说。

闭环期间，几位部门管理负责人每天至少要开3个会，开会时间每天固定。先是跨部门的会议，每个部门负责人总结下当天的情况，说一下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对其他部门的期望和需求。比如对后勤部还需要采购哪些物资、对生产部需要做哪些配合等；第二个会议是部门内部的沟通会，各班组负责人讲一讲当天的情况，负责人及时了解动态；第三个是与上级领导的沟通，知会整个工厂的进度和动态。

此外，他们每天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解读政府日更的防控防疫政策，他们研究如何能达到政府的要求，配合并保证疫情防控工作没有闪失。

等所有会议结束，各种急难问题解决之后，每天晚上顾军23点才能真正放下手机，而第二天5点又得起床。这种工作模式直到闭环结束的那天才有了好转。

员工

经过两天办公室打地铺后，大家已经面露疲惫，晚上人多，影响睡眠质量。刚开始觉得新鲜的几位年轻人，对于闭环的生活作息，也开始提不起精神。

他们的后勤部之后联系了一家酒店，又经过层层申请，租到了几辆大巴，搞到了通行证，每天中午是交班时间，大巴就在酒店、核酸检测点、工厂三点之间运行。

“闭环期间，其实不是身体上的疲劳，我自己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本来心里担心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加上这个期间，看到很多群体的遭遇，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每天在工厂，工作量也很大，感觉特别疲劳。”顾军的一位同事说。

评估部门员工的心理状况是顾军和他同级别中层管理人员的职责之一，尤其是在闭环期间。个别员工因为家庭问题出现情绪波动，导致和其他员工发生争吵。还有一位员工因为担心家里的孩子和老人，闭环期间想申请退出，但当时他家刚好在疫情最严重的区，一旦回去，他就有可能成为密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公司最后安排了一辆车送他回去，在区域的交界处，他想办法叫了一个有通行证的朋友把他接回家。

闭环期间的172名员工，不管是一线工人还是管理中层，都获得了200元每天的补贴，日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的员工，按加班费算，加上周六周日双薪，闭环结束时，很多工人的工资是平常的三倍。

对于那些没能参与闭环的员工，主要是指封控在家的一线员工，因为不到现场他们意味着没有工作，即便这样，工人们既没有扣年假也没有扣薪。

这个政策在闭环前就已经宣布，但闭环开始后，在家的员工仍然多数感觉焦虑，他们还是希望能早点复工。顾军说闭环期间接到很多员工打来的电话，问是否可以来公司上班，随时待命。虽然当时公司想增加员工数量，但政府不再批准闭环企业人员的临时增补。

“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大家工作上相互支持，可能平时他们会分一下你的工作我的工作，但这段特殊时期，大部分员工都没有这种思想，当时真有一种共渡难关的气氛。”顾军的另一位同事说。

解封

5月18日当天一早8点多，当地政府的第54号防控通告上宣布：不在封控区的区域，恢复区域内人员有序流动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一天是顾军他们闭环的第15天。

最先知道这一消息的是机关单位以及各个社区。有些长期居家办公的企业在听到这一消息想要复工时，一时竟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申请复工，面临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大家同样有些不知所措。

这一天，仍然有些区域处在封控中，不同的是，非封控区的人，可以开车、骑车，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自由出行，而之前，即便不在封控区，出行也完全受限。

“那天解封之后，我去酒店收拾行李，去了趟公司，从厂里出来的时候，感觉空气都是甜的，终于可以正常作息了。”顾军说。

“被关了15天之后，看到小姐姐们，觉得每个人都特美。”顾军工厂里的一位小伙子开玩笑说。

“那天说一解封，有些人好像是卷了铺盖逃回去的。”另一位员工说。

“再不解封，我都有些抑郁了。人在一成不变的环境里，比较容易抑郁。”顾军的同事说。

很多在闭环期间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的，在解封的第一天，突然无法适应当天的节奏。“没那么忙了。”顾军的另一位同事说。

实际上，这座小城解封的那天，很多人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生活，他们不需要计算每一次外出要采购多少食物，不用担心哪些东西缺了坏了怎么办，对于老人孩子的需求，他们可以随叫随到，但同时，经过断断续续三年的抗疫生活，他们也有了常态化的思想准备。

顾军所在的工厂，在解封的第二天就复工了，全员到位，生产线也全线恢复。一夜之间，好像之前15天的经历算不了什么。社会秩序的重新恢复，平抚了过往的波动。

“上海被封的那阵子，我们像观众一样，每天当新闻看，但等自己经历了，才意识到这是生活。”顾军说。（注：内文图片包括题图由摄影师LeoZhang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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