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 陈冲：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选读）

原创陈冲上海文学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1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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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

陈冲

朋友发来三张照片，不知是谁的公寓，我一下没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发信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是吗？我放大了照片仔细看，什么也认不出来。正要给他回信说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后景的钢窗框，眼前浮现出一个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趴在那扇窗口发呆。春夏秋冬，没人知道她在等待什么，胡思乱想什么——那一个个漫长的午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妹妹的视线穿过一片草坪，父亲的脚踏车出现在弄堂口，他沿着草坪边上的水泥路踏过来。妹妹能看到他车把手上挂着的网兜里，有个牛皮纸包。一会儿，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然后，父亲就头顶着那个牛皮纸包走进门来。父亲是华山医院放射科的医生，病人看好了病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会这样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妹妹喜欢看到父亲这样喜悦和自豪的样子。

其他时间父亲似乎不怎么管她，也很少跟她说话。有点像在《动物世界》里那样，他把食物叼回窝里，再教会她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比方游泳。上医的游泳池五分钱一个人，每场一小时。那时候的游泳衣好像只有大红和海军蓝两种颜色，是用一种毫无弹性的布料做的，内面有横竖一排排很细的松紧带，把布料抽起来，变成一小团。穿到身上松紧带绷开后，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纱。妹妹跟两个小朋友一起更衣，互相系紧背后的带子。她穿着崭新的大红色泳衣从更衣室出来，父亲在不远处等着。妹妹抬头望父亲，阳光晃到她的眼睛里。父亲抱起她，把她放进深水，由她挣扎。妹妹用手划用腿蹬，拚命伸长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浅水嬉耍，然后就沉了下去。不知过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觉，一只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颈的带子，老虎叼虎仔那样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过来，她知道，在紧要关头父亲会保护她的。一小时后，游泳池的铃声响起，她已经学会了踩水，以后不会淹死了。

偶尔父亲也会带她玩耍，他们到华山医院周家花园的小湖里划船、拍照。荷叶、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系在一棵柳树干上，柳枝垂落到水里，跟倒影连成一片。这种时候，妹妹总是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头顶右面扎一个翘辫子。她没有母亲那种天然的优雅，有点驼背缩脖子，还结实得像个男孩。记得一个裁缝为她做裤子的时候说，你的肉老硬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愿意在她身上花胶片钱的。他会跟她说，站站直，或者坐挺一点。拍完后，父亲就带她到放射科去冲洗底片，影像在显影剂中慢慢浮现出来，神奇而美妙，一个不可重复的下午，一片已经逝去的云彩，在那一刻定格，成为永远，就像琥珀里的昆虫。

有时候，父亲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或者把她狠揍一顿。当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屉里的粮票和油票，然后又全部丢了。那个月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那顿打是活该的，事后她就病倒了。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她被一个尖锐的疼痛感刺醒，母亲俯身望着她，右手拿着打完的玻璃针筒，左手抚摸她发烫的前额。妹妹发现自己的手心里，放着一块黏糊糊的酱芒果，那是她最喜欢吃的零嘴，一小块可以嘬上大半天。她一阵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谅了，她生病的时候是母亲最温柔的时候……

我踏进如烟的往事，隔着身边浮动的尘粒，看到那栋童年的房子。它像时间的废墟中一个完美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在一束阳光下闪亮。房子门前是一个花园，上三步楼梯有一块铺了细小瓷砖的廊庭。那里有两扇钢框玻璃门和两扇窗户，边门里是一间卧室，正门通往客厅。经过壁炉再往深处就到了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储藏室，再下三步楼梯是厨房。厨房后门外有一条通道，似乎总是有人在那里拣菜、洗菜、洗衣、聊天。我们平常进出用侧门，进门有一个暗厅，听母亲说她小的时候警报一响，全家都躲在这里，因为这是唯一没有窗户的地方。从厅往上走半层楼梯是亭子间和一个小阳台，拐弯再上半层有两间卧室和书房，还有两个盥洗室和一个阳台。再上一层是阁楼，阁楼的对面有一个晒台。

啊晒台，那也许是房子里最快乐的地方吧。我现在的电脑旁放着几张父亲大学期间在晒台上为母亲拍的照。也许是那时的胶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阳下拍的，还都带着一点仰角。我曾经以为，仰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也特别喜欢那些带着天空和树顶的通透的构图。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才提醒我，当时仰拍是因为照相机的取景框在相机的顶部。摄影师总是把相机挂在胸腰间，瞄准拍摄的对象。原来一个时代的美感，经常是产生于某一种限制。在父亲为母亲拍的许多照片里，我最喜欢那张穿翻领连衣裙的。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见到过母亲这样一览无余的笑容。

从晒台往下看是弄堂的后墙，墙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再往远处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路灯照不进树林，它便成了无处可躲的恋人们亲热的地方。夜晚我们有时会看到工宣队员打着手电筒，在林子里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里抓“搞腐化”的人。被电筒照到的男女会逃、会哭、会求饶。记得有一天下午，一对男女慌张地钻进树林，贴着后墙激动地扭抱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就用铅桶装了一桶水浇下去，看到他们尖叫着逃跑，我们快乐得不得了。

在我们和邻居的晒台之间，有一堵一尺厚的高墙，每年国庆节夜晚，我们就用上阁楼用的木梯，爬到墙上看烟花。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晒台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么抗议，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到齐耳根，她说长头发洗起来太费肥皂，但是用肥皂来吹泡泡在她的眼里却是无可非议的。阳光里，透明的泡泡，映照着彩虹的颜色，悠悠飘荡。它们转瞬即逝，让我的快乐里总是带着一丝感伤。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时候明月高挂，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把水龙头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一边淋浴，一边哼歌。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真诚，她的身体是那么的光洁完美。为什么有些不经意的时刻日后会让你魂牵梦绕？也许一切都有待失去，而变成永恒。这些夏夜再普通不过，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多年后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古希腊人体石雕像时，我会突然听到流水和歌声，闻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来，在晒台上洗澡的时候，母亲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个年代所不可思议的自由。我也是快乐的，苍穹下我隐约感到这是一种特权，母亲的肢体、歌声，还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又跟母亲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会陪父母去游泳池。母亲佝偻着腰，松懈的肌肤好像被雨淋湿的旧衣服，她看着更衣室里自己的衣服，认真考虑穿每件衣服的先后次序，然后慢慢地穿上。我望着母亲，心情犹如一首挽歌。

我把朋友发来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她说，这个是什么地方？我说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一眼说，不是的。我说人家装修成这样了，光二楼租金就两万块一个月。她说那里死人比活人多，还到处都需要修，有什么好。想了想她又说，不过那里有我最开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难过的日子。

……

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爆米花的人会来。他会把黑铁的爆锅架在煤炉上，一手拉风箱，一手转锅子。十分钟后，“嘭”的一声出锅，原来的一小碗米就能装满一个枕头套，空气里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甜。那年，二姨跟我表妹从银川回上海探亲。外婆拿着一碗宁夏玉米和两粒糖精片，带着我和表妹排在买爆米花的队伍里。表妹口口声声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觉得好玩，也都起哄叫姥姥，他们的声音在弄堂里此起彼伏，外婆就这样成了姥姥。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可惜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多问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赘，遂改名史伊凡。

“文革”时期，家里大部分老照片都销毁掉了。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幸存的一本小相册。那里面有一张姥姥两三岁时候，跟她母亲和姐姐的合影。姥姥的母亲是个裹小脚的美女，却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我母亲称她的外婆为“矮好婆”，母亲说矮好婆不识字，经常被她学问渊博的先生骂笨。但是她其实非常聪明，出去听一出戏，她回来就会哼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她给自己的女儿们穿上男孩的装束，是代表她把她们当男孩子来养的心愿吗？还是家境拮据，女儿们继承了亲眷男孩的衣服？

姥姥出国前带我母亲和二姨去照相馆拍照

姥姥的父亲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史蛰夫是光绪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北伐前曾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因不满意国民党的执政措施，在报上登启事公开脱离国民党。他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共有一百二十册的《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汇编中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册为史蛰夫所编的《六书统一》，他在篆刻上有极深的造诣，瞿秋白就读常州中学时，就随他学习篆刻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据说，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加之性格暴烈，而姥姥性格不亚于他，从小叛逆，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1926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政治部，回家准备考大学。

姥姥在1927年考进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该院在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1930年她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家族里的人都知道他们风风火火的恋爱故事。一开始，是姥姥的妹妹——我的三姥姥——先认识和爱上外公的，可最后外公却娶了姥姥。这是我母亲从姥姥的大姐那里听来的。据母亲说，外公和姥姥把家搬到平江路以后，三姥姥和她丈夫几乎每周日都来拜访。午饭后，外公和三姥姥的丈夫坐在客厅各自看报纸，而姥姥和三姥姥常常在楼上吵架。离开的时候，三姥姥总是伤心无比。她曾跟我母亲说过，回家时走在枫林桥上，恨不能一头跳进肇嘉浜里。后来，三姥姥随她丈夫搬去北京。我二姨和小姨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三姥姥常请她们到家里吃饭，跟她们讲外公年轻时的事情。“文革”中外公和姥姥的工资冻结，每个月是三姥姥给我小姨生活费。她对我母亲和两个姨都格外宠爱，亲戚间传说，她爱我母亲胜过爱她自己的女儿。我开始拍电影后，在北京见到三姥姥。她笑眯眯打量着我说，倒是你当了电影明星，阿中（我母亲）才真叫漂亮。但是只要姥姥在场，她们两个人就继续翻老账，无休无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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