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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1年6月号
编者按：《韦驮天》是一个由快递员讲述自己和周围人日常生活的故事。四个批评者从各自的经验出发，摸索着靠近、理解，从平常中见出离奇，也从巧合中映射出自己的生活。如何书写和理解日常？这个问题不仅属于写作者，也属于读小说的我们。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韦驮天》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快递员和房产中介的生活状态，疫情时代的林林总总，左翼青年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各种相关的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如此多的超出作者熟悉经验范畴之外的内容，作者却试图仅仅依靠一个单薄的单相思的情感故事予以盛放，势必会有摇摇欲坠、不堪重负之危险。在故事的最后，作者暗示了一场跳楼事件，但与其说女主人公左翼女青年“全智贤”是死于对生活和爱的绝望，不如说，她是被作者杀死的。需要承认的是，王占黑是一个有才华且有耐心的小说写作者，她也清醒地意识到过往的所谓底层书写中的种种偏见和问题，因此这篇小说有一个非常精巧的元小说式的结构设置，它以喜欢写作的快递员“韦驮天”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借他之口，讲述和书写快递员和房产中介的生活故事，再借助喜欢他这些故事的女客户“全智贤”与他的交往，去凝视左翼知识青年对于劳动者乃至打工文学的热切与盲目。在这样一个结构中，书写底层和底层书写像是莫比乌斯圈的两面，悄然融合在一起，也构成这篇小说较为独特的张力。为了体现不同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劳动者特征，王占黑赋予“韦驮天”和他的同伴一种短促、平淡和明快的口语，这种口语表述本身没有问题，事实上，构成这篇小说叙事推动力的，正是这种口语表达本身，而非情节。我只是有些疑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似乎这种短平快的口语表达已经成为劳动者阶层的一种发声符号，似乎，他们只能发出这样一种统一的、极具辨识性的声音，如同北京的大院子弟就只能发出一种顽主式的声音。在小说中，王占黑对于知识分子面对劳动者时的预设性目光有诸多的反思，她也一直试图打破这样的预设，但一个劳动者阶层被预设的，或许并不仅仅是视觉形象上的或心理情绪上的，我想，来自听觉上的预设或许是王占黑所没有察觉到的。第一人称叙事的便捷之处，在于可以非常自然和自由地“展现”一个人的所思所想，但危险之处也在于，它很可能展现的只是“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无论这个人是主人公还是小说家本人。因此，现代小说家在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时，为了避免小说成为一种自说自话，为了最大程度地呈现整个生活世界的复杂性，时常采取两个策略，一是将第一人称叙事者设为次要人物，二是将第一人称叙事者设为不可靠叙事者。返观王占黑的这篇《韦驮天》，她采取的基本还是最朴素的方式，即作为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可靠叙事。她试图将自我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种种思考完全隐藏在一个快递员的思想中，她的焦点过于集中，以至于在“韦驮天”这个焦点之外的所有人都成为虚焦的乃至漫画式的存在，无论是他的劳动者同伴，还是他所接触到的左翼青年。即便是这个小说的另一个核心人物，作为“韦驮天”暗恋对象的“全智贤”，也依旧是苍白的，甚至是不可信的。于是，一个摆脱预设的血肉丰满、情感丰富、有思考能力的劳动者形象背后，仍是一个个面容模糊、被牢牢固定在某种不经意的预设中的群体形象，对于作者写作这篇小说的初衷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全智贤继续朝前走了。她说，以前我觉得爱一个人特别苦，我就想，那爱所有人吧，把一个人忘掉，去爱所有人。可所有人拆开来，还是一个人，爱太苦了。我又不是菩萨，又不是基督，我什么也不是。困扰全智贤的问题，是爱一个已婚男子，还是为整个弱势群体奔走，她在这两方面都遭遇了失败，作者暗示她最后因此而自杀，由此结束了这篇小说。但这种两难，其实也来自作者的预设，进而，或许来自作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困扰，究竟小说是要写出一个人，还是写出所有人。事实上，“所有人拆开来”，并非“还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个不同的人，在执著地爱一个人和爱所有人的两极之间，是一次次地去爱一个个人，而小说写作也是如此，一个小说家能够写出的，既非个体也非群体，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交流中彼此构成的那一小方世界。而这个世界，王占黑曾经很好地为我们呈现过。
——全智贤说,我也等着看呢；但韦明不想穿帮，他成了韦驮天，把两边都辜负了。
简单说，这是一个快递员的爱情故事。故事里他除了焦头烂额忙生计外，就在和一个女孩发生关系。发生关系的意思是，他生计外做的所有事基本都和这个女孩有关系，包括回忆和书写，还有后来的实验班，他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制造他和女孩之间的更多可能。于是他们之间的确产生可能，有了快递员和收件人之外的关系。那种她在前面“用背影讲故事”，他“推着车小跑往前追几米，又不敢追得太近”的关系；那种她用神话人物为他起笔名，他把给她起的外号在心里捂得死死的关系；那种他在楼下整晚看她的关系。
介于这种关系，似乎这个故事更应该精简成这样的版本：从前有个快递员喜欢上一个寄件人，整晚整晚在楼下看她，有一天他和她约在小花园见，自然他就不能再在楼下看她，结果那个女孩就跳了楼。
小说有意思的地方是，或者有意思的小说通常是，对它现有的材料进行不同的剪裁，会呈现出迥异的面貌。它试图将繁冗庞杂的现实碎片收集筛选排列，经作者敲打锤炼，获得有机体的完整生命。回到小说，虽然爱情是主线，但小说既没有局限在传统框架内，也没有流俗于卑微爱情的套路，反倒是借着韦明不能多指望的心思，从回忆和愿景的两个方向，带出现代城市图景，聚焦于各色人物主要是中低收入劳动者生活，纵然不是全景式描绘，也是一次颇有野心的尝试。也许后者才是作者醉翁之意，前者作为前景和故事推动力，也自然发展成后者的一部分。快递员爱情自然算进快递员生活。没有毛病。
小说紧贴现实，从日常经验出发。情节并无离奇处，自然过渡没有硬拗造型。事件转折不少能在平日社会新闻中读到，基于共同市民生活经验，常识与共情铺垫，许多事情不言自明，感同身受，方便她腾出手脚用个人化的语言翻好看筋斗。王占黑写故事，就好像一个人出门钓鱼在遇到第一个有水的地方停下，其实只是路上一摊水。他不管，照样抛出鱼竿。鱼钩带着鱼线一路沉入水下，也带着眼前世界一起变得深不可测。这个，就叫魔法。
《韦驮天》的魔法从观看开始，到辜负结束。全智贤的双重救赎，以重力加速度下落，韦驮天见证全过程。这个讲快递员的故事里，快递员自己是观看者，一种“内部观看”，避免落入将快递员客体化的道德窘境，又建立起一种结构上的对称性。韦驮天目光分两边，一边看全智贤，一边看同事。混沌渊面从此分开，天是天，地是地。两个世界。合租屋和生活实验室。韦驮天夹在中间，平时负责给一边讲另一边的故事，出了事又来来回回传话，两边辜负，又是夹心饼，又是穿线针。但老李说，他和他，在她那里是一样的。所以事情很清楚，这里只有两个世界。他在这边，用短得接不住的句子说话，她在那边，用很长很绕让人反应很久的句子说话。两种语言构建出两个世界，中间一道玻璃。所以他即使跑到那边说话，“那些人也并不在乎我说什么或者没说，好像只要我人在就够了。”
花胳膊事到后来明白道理，知易行难，嚷嚷要学门技艺，混进合租屋，结果还是革命不成逃出快递员视线。这就是玻璃，大家互相看得见，但就是隔着。大概是为了提醒玻璃存在，作者总要不时让两边人物撞撞玻璃，疼上一疼。然而人就是这样，总有错位需求，总觉得在另一边也许可以做得更好。做人，也是做事。
我们读者呢，被安排进韦明身体里，用他的眼观看。他看到那边的全智贤，看到这边同样和老板要好的小崔和小李；看到那边的长租房，对应着这边的合租屋；看到那边强硬房东，看到这边快递公司；再看下去就是差不多的狼狈，全智贤也说起短句子。我们与他们一起恍然大悟，原来“距离不出三代”不是客套话。玻璃上影影绰绰，分不清是投影还是镜像，仓皇混在一道，在动荡环境里求能稳住身形。所以全智贤最后说我们回老家吧。
要没有全智贤，韦驮天不会张望，向内向外都不会。这一睁眼，他成了他，小说也成了大半。从他的记忆愿景谎言里，牵出拉拉杂杂许多小人物小故事。王占黑小说里永远不缺这样的闪光片段，增加历史社会纵深感的同时，又让读者过瘾。与在大润发专车上，散漫被召唤的市井人生不同，这里许多穿插的故事更有用意，而且也更有对称感。盘子和小虎，小崔和小李，六百块进进出出，盘子的欧洲和他的景观公园，相互关照着，试图能把表层掘开，又或者像镜子对镜子，制造了幻觉上的空间。当然这借人眼目的视野多少受到局限，得用巧法拼凑。裂缝肯定是有的，但不重要，当作留白就好。只要韦驮天这个身体不晃，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更动容，才一下子能明白：原来韦明不是飞毛腿韦驮天。他跑不开，却看得明白，在全智贤希望落空前就已经看到她下坠。他怎样在小说开头一层层向上爬的，她就是怎样在最后反向落下的。他们经过同一栋楼。
王占黑是绰号大王。从小花旦、黑T、嗡鼻头，到韦驮天、全智贤、花胳膊，绰号总是迅速勾勒出人物最显著的特征，人物则借由换喻投身鲜活的叙事现场。一个人物也常常有多个名号——全智贤是陈佳龄是杰奎琳，盘子是张玉盘是奔驰的宝马——契合个体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位置。《韦驮天》里的绰号更微妙：“全智贤”这绰号是韦驮天（即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取的，而“韦驮天”这绰号是全智贤取的。互相起绰号，成为原本在两个不同世界中的人彼此理解的第一步。而《韦驮天》的核心议题不啻是：人如何理解他者，并进而帮助或与他者互助？——尤其当知识分子与打工人或其他不同职业背景不同社会阶层人们之间的罅隙越来越难以弥合，当讲究关系的“熟人社会”与讲究契约的“陌生人社会”正面交锋，当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加深了人际交往的复杂性，当新冠疫情肆虐、人与人之间的物理及心理疏离进一步加剧时，这议题就显得愈加迫切。《韦驮天》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此：它是一部“现在进行时”小说，带着足够的敏感、洞察力和勇气，以小说作为方法，来回应这个或许是当下社会最迫切的议题。“什么叫‘理解的学术’”，项飚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这样说道，“不一定要把对方的心理机制像心理分析师一样写出来，主要就是位置的问题，把他在这个社会的位置讲清楚，把他所处的关系、所处的小世界描述清楚，大家自然就理解了。”正是以小说作为适恰和灵活的媒介，占黑从容地编织起韦驮天的小世界，其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共同组成定义他的坐标系。占黑善于将抽象的人物关系转译为具体情境中的空间关系。写出外闯社会的盘子与自己的单向联系：“（电视）正放到家属探监，我突然觉得我和盘子就隔着那扇透明玻璃窗，我坐里面，盘子每隔一段时间坐到对面给我打电话。”写初见全智贤：“她的窗帘是一层纱，有时看不见，有时又看得见了。”写推着车听全智贤讲述与深圳老板的婚外恋：“突然感觉离她有点远了，就推着车小跑往前追几米，又不敢追得太近。”写在“老李事件”中的两难处境：“我觉得自己就是仓库正朝南那扇锈掉的大铁门，全智贤在外头砸，叫老李开开，老李坐在里头，叫全智贤滚。”在小说所有的空间关系中，站在大黄狗身边、仰视对面公寓六楼全智贤的阳台这一场景多次出现，也最为意味深长——“烟会落下，她的目光不会，我知道她在看天，就不再怕看她。”“六楼在树顶，也在半空，天气好的时候，六楼会住进云里。”“我抬头看六楼的阳台，觉得从这到那有一架梯子，我走上去，现在她走下来了。”——在这带着距离的秘密观看之中，韦驮天对某种“不可能的爱”（类似《去大润发》中我和黑T的关系）之渴望清晰可感；也正是在这活生生的情感张力中，人物自然不会囿于扁平的标签或脸谱，而成为具有复杂性的角色，一如盘子的QQ签名“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更像是指涉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从《空响炮》《街道江湖》到《小花旦》，占黑的绝大部分短篇都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书写，叙事者通常是“说书人”式的角色，只有在《去大润发》中纳入了“我”，以及在《潮间带》中首次尝试以男性第一人称叙事。同样是男性第一人称视角，《韦驮天》里的“我”更复杂：它全然不是作者的自我投射，而更接近通过叙事者的换位来理解他者；它也不像通常的元小说那样，让主人公在故事中写一个同名故事，在虚实互涉的镜像观照里完成自画像。相反地，它更接近迭戈·委拉斯凯兹《宫娥》中那种“往复观看”的视觉关系：韦驮天以“写作”这一方法讲述自己及身边人的故事，并部分通过虚构来“安顿”他们；读者则从内层故事的映射中反过来拼合出韦驮天的世界，并同时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是作者通过叙事者之眼在观看。所以这种“往复观看”并不纯然是技巧性的，而是同时在故事内外、从语言层面（如何以对方能理解的方式表达）探讨调和不同人群及阶层之可能，它甚至可以延展到《韦驮天》发表之后，比如有打工人读了小说后愿意书写自身之“内部风景”的话。当然，把小说作为方法来调和语言，终究只是理解他者的第一步。《韦驮天》里的核心冲突是“老李事件”，它集中而多方位地展现并探讨了“行动”的复杂性。韦驮天来回传话的段落最精妙：“别再搞了，再搞老李没活路了。从头到尾都不符合劳动法，老李怎么可以妥协！活是老乡介绍的，大家都在干，这样搞下去，老乡没面子。联合所有老乡，把这件事彻底解决掉。莫讲了，她是要害我，不是要帮我。”短短几个回合中，是人情与规则、个体与群体、动机和结果、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妥协与维权交织的多重困局。王占黑没有把《韦驮天》写成一个有大团圆结局的童话，而是正视现实世界的困境，写“生活实验室”不可避免的失败，写“列车里没有选择权力”的人，写一个没有未来的理想主义者如何变成时代里被迅速湮灭的一记闷响。“我只想快，快点，要骑得像韦驮天一样快，快到听不见所有这些动静，快到回去昨天，前天，快到我一闭上眼，我们就回了老家。”占黑标志性的抒情句是最后的慰藉。我想像倘若这是一部电影，结尾的BGM应该是刘欢的声音，“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
王占黑的这篇小说，一看开头我就很高兴的：嘿！她这次写了个快递员啊！她一直是个眼光落在周围各式各样的人身上的作者，关心着“别人”，从“别人”身上揣度出一种遭遇、一些故事来，我很喜欢她对周围人的那种“看见”、她对世界和生活的好奇心。“别人”不单指除了自己以外的人，还是一些与自己的经验有一定距离的人，就像她写过跳广场舞的阿姨、小区理发师、大卖场阿姨，他们既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在我们身边，又与我们的生活经验重合不多，他们身上必定会发生许多我们生活经验以外的事情。因此我就会很期待和好奇王占黑会如何运用结合自己经验的想像来创造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我会去想她能取得哪些素材、哪些是加工、怎样加工，包括如果有些可能不好编造的地方她会如何处理过去，等等。这次的快递员又是一个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甚至可以说密不可分的人，但我们对他们所知甚少，相互之间的来往通常也非常浅，我觉得他们简直一定会被王占黑看见的。像开头第二段我就很喜欢，写一个快递员对各楼层住户的观察与认识:“他住的这栋，我比自己住的还熟……”然后逐层写上去，这就是开头令我高兴起来的地方，这段迅速让我们知道他是个快递员，而且仿佛以他的视角走上了楼，有一个记忆中的动势，伴随着各种印象、画面、气味、还有声响(能从中听到一只狗的叫声)，好像不光如此，还打开了我的其他更大的想像空间似的——快递员对各家各户的印象，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我想。顺便想到了快递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快递放在快递柜以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新的情节?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我们会比较熟悉的人，一个女青年，上过正经大学，跟快递员在外面日晒雨淋的奔波的“蓝领”工作比起来，她的工作总的来说也可以算是“坐办公室的”、“白领”一类，但是是做民间机构的项目，是这个设定使她和男主角发生了不止于“非常浅”的来往。我时常会想，一个人物怎么才能和另一个人物发生点什么事，譬如说上话、多说上几句或建立更多的联系。为民间机构工作因此积极攀谈快递员这个设计在我看来不算十分妙，但也说得过去，不算硬来。小说里还有一个“工作坊”，有所谓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居民、打工者什么的在那里聚在一起聊天“分享”，我一看就想到了定海桥互助社的活动，那里是真的在进行这样的交流活动，应该就是那里活动的一个描摹。小说里还写到了“Metoo”、劳工待遇、劳动保障问题，算增加了现实感。不过看到小说近结尾的地方我觉得略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仔细想想，发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快递员“不够色”。当然他可以是一个正派的好小伙，社会上大多数男性的行为举止都是正派的，我的意思是，当我回想起阅读现在期刊上很大一部分的男性作者的小说时，我都会感到其中会有一种什么东西，鼓涨着，或突然冒出来，有一点侵略性，让我心里缩一缩，仿佛看到了一眼男性的内心：竟然如此这般……那是关于性的念头、荷尔蒙的气息，当男性作者的笔突然充满欲望的时候，他所写的不一定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的描述，他的观看方式，都令人感到了他的那种欲望；而现实生活里，又有许多快递员或是别的什么男性，与他多说笑几句，就会令他浮想联翩，晚上发来“你在干吗”的消息。相比之下，小说里这位快递员简直近乎无邪，他可以举止不失当，但他是作为第一人称来存在的，他与心仪的女主角发生了那么多比较密切的互动，内心也没有太剧烈的波动，字里行间也没有欲望出现。这毕竟是一个追求非常写实的小说，而在写实之中出现了一个……是不是可以算作比较不寻常的人物，是不是会影响到写实感？我会想，女性可以这样和（萍水相逢的广阔意义上的）男性相处的可能性有多少？这是不是个“女性编出来的男性”?这是我的一点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