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1年7月号
![]()
遥想右北平
陈福民
右北平与北平，亲密无间，唇齿相依。但它们是不能混淆的。
右北平是一个伟大的地名，与北平的联系千丝万缕。但它比北平大得多，更古老得多。右北平像一个经历过无数世纪风霜雨雪而心胸宽广的父亲，贫困艰辛又豪迈粗犷。它把自己朴素坚忍和乐善好施的性格全部遗传给了北平。它包围并庇护着北平，世世代代从生到死。没有右北平，今天的北京就无立足之地。
沿着华北平原北部的边缘地区，北平停住了自己的脚步。她守在长城内侧，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右北平。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右北平大约是第一个被官方命名的拥有“北”这个方位词的地方，因此可以将它视为中国的北方之源。虽然现代地理学告诉我们，北纬40°以外大致都是北方了，但是在河西走廊以北，在巴丹吉林沙漠以北，在阴山山脉以北，广袤的沙海、戈壁与深厚的黄土限制了绿色，也限制了人们的脚步与目光。对于中原文明来说，上述地方经常是可以想像的美丽“绝域”，却难成为热土。正如王维在《使至塞上》中所描述的那样，壮美、苍茫而孤寂：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大地的魔法师掌管了这一切，让瀚海横绝，关山难越。这里的塞上，是隔阻了信息的场景，是难以企及的生命之旅的边缘。难怪诗人们的眼中和笔下那么多对“西出阳关”的感慨与愁思。如果极而言之，则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然而同样是塞上，右北平却是有温度的，它向着华北大平原敞开了自己。在被华北人民亲切地称为“坝上”的那些地方，随处可见驰骋与忙碌的身影。因为“坝上”并不是单纯的游牧区域，农业耕种很早就在那里扎下了自己的深根，滋养着草原和土地上的人。在“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世代劳作里，在“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的辛勤欢乐中，从北纬40°南下的凛冽寒风与得得马蹄，都渐渐被和煦轻盈所感动所熏染。先民们“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这是伟大的足迹，也是北方向南方致敬的注目礼。它诉说分离之苦，也无悔于跋涉艰辛。于是我总是很狭隘地想，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当我们在说“北方”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说右北平吧。
辽上京遗址
右北平，是中国最早的北方。它是我亲爱的故乡，是我的精神乐土。我一直想写一写右北平，写一写它的辽远与博大，也写一写它的清贫与忍耐。但它太朴实无华了，既不喧哗也不张扬，一直以来它都是沉默不语的。在历史的雨雪风霜中面貌沧桑表情淡定，它的贫苦与荒凉，铸就了它天性中的坚忍与平淡。它一如既往毫无存在感地存在着，到了后来，它连它那让人骄傲的称呼都失去了。它没有激动也没有抗议，像天道循环一样，安静有序。因此，它似乎是以自己的姿态昭示人们，它是不适合大声说出的。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这首《诗经·国风·召南·甘棠》歌颂了一棵树和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里对这首诗有详细的解释：“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即便有办公室也很少坐进去，经常移动办公，在一棵树下处理政务，他的政绩和高风亮节还是非常显著并且感动了很多人。这是司马迁有独创性的历史叙事方式，他在《史记》的各个角落中记录了很多这样的细节，奠定了中国历史书写的政治美感：简单朴素、公而忘私。这个政治理想不知影响了后世多少人。著名作家巴金，服膺于无政府主义，取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个人名字的一头一尾而成“巴金”，听起来相当洋气。但他本名李尧棠，尧舜的尧，《诗经·甘棠》的“棠”，又从中取“芾甘”为字，以此向古贤的公正仁德表示敬意。尽管这是相对生僻的典故，作为名字也非常拗口，但一点都不妨碍这个名字对这首诗的认同和仰慕。只是不能知道，当初用这个方式向先贤致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遥远的燕国和北方。
诗中这位召公是燕国首任受封国君。但燕国远离政治经济中心镐京，对于周人来说，那里可能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苦寒偏远之地——周王室把自己最亲密也最看重的直系都封在鲁、郑、卫这些温暖富庶的好地方去享福了。召公一生都没有去过燕国，只是派了儿子去封地打理，他自己则留在“西方”辅佐周武王和周成王。司马迁特地说“召公之治西方”，显然是与召公自己的东方封国作为对应地而言的。也许是朝廷太需要他了，也许是燕国这个封地太偏远太贫穷了，总之他好像看不上这块封地——燕国被自己的国君抛弃了。它能熬到后来的战国七雄，完全是因为它太远了，根本没人愿意搭理，它成了冒险家和逃亡者的首选之地。而且在战国七雄中，燕国也是存在感最低的。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分册》可知，燕国所处的地域很小，或者很难说大小。华北平原北部的幽蓟地区，毕竟跟北方游牧民族东胡、山戎比邻而居，你来我往不易划定边界。况且连召公都不爱来的贫寒一隅，谁都能插上一脚。然而公元前300年，燕昭王搞了个奋发图强的大动作，派大将秦开对一直侵扰压迫燕国的东胡人展开大反击，并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此后燕昭王修建了东起襄平（今辽宁辽阳）西至造阳（今河北沽源以北闪电河）近一千公里的燕长城。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之一，位置在北纬42°一线。在燕长城以内，燕昭王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大致是今天河北北部、内蒙中南部和辽宁省一带。右北平郡位置在北京以北，于新设五郡里赫然居中，范围包括今天的敖汉旗、赤峰、围场、朝阳、承德等地。然而，“右北平”这个名字的确给人一种来历不明的感觉，它究竟从何说起的呢？既然有一个右北平，似乎就该有一个“左北平”。如果有的话，应该在哪里？如果没有，右北平何以单独“右”起来？中原文化一向讲究对称美，比如西汉时期的都城长安，长官为京兆尹，又分设左冯翊、右扶风予以辅佐，因地名而官职两相对应。山西省还有左云县和右玉县。而燕昭王凭空设置一个“右北平郡”，显得有些不着边际。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一直有尚左的传统，虽然后世或有变化并不绝对，但大体上还是以左为尊居多。就官职而言，丞相、拾遗均分左右，即便如匈奴，也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之分，左贤王在政治地位上仅次于单于，是单于继承人，通常由单于之子担当这个位置，驻牧地居于单于的东方，右贤王则在西方。从情理上说，既然有“右北平”，就应该有“左北平”或者以左为字头的地名在东方来对应。然而并没有，只有辽西和辽东两郡。虽然历史上关于右北平郡的记载不多，但它与辽西辽东的平行关系一直都很清楚，也不存在辽西辽东或其他什么地方曾有“左北平”这个地名存在的证据。
黑城城址
我私下里猜测，所谓“右北平”，可能是燕国人以自己的都城为参照坐标面向北方而命名的吧，通俗理解大概就是“都城右边方向平安”的意思？燕国都城蓟城在今天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曾出土过很多西周、战国时期的文物。如果按照现代地图的经纬度去判断，蓟都的正北方向对应的是上谷和渔阳两郡，右北平郡显然在北京的东北部。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分册》查看燕国的地理状况，可见它面向南部的纬度纵深极浅，到了往南一百多公里的易水一线就基本跟当时的中山国对峙了。从这里向西是太行山脉，荆轲也是从这里的国境线出发去刺杀秦王的。这种局促的地缘限制，导致燕国人的战略发展很难向南推进，而是更容易着眼于北部极为辽远开阔的地带。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设想一个燕国人背靠蓟都面朝正北极目远眺，那么右北平郡可以算作燕国的右北方了，这几乎是唯一能说得通的解释了。但如果以秦汉尚左为方位参考的话，比照左冯翊、右扶风和左右贤王的方位设定，上面这个解释又实在是牵强。当然也有人猜测右北平的“右”有没有可能是保佑的“佑”，但这种猜测需要有个绝对的前提，即当时“北平”必须是一个城市或者固定地名了。然而无论是考古事实还是文献记载，都证明“北平”当时还不存在，直到西晋撤销右北平郡，改为“北平郡”，北平才具备了从旧地名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确有所指的新地名的可能。这条猜测的路也走不通了。总之，这实在是个令人费解又有趣的问题。
右北平始终只是右北平。它是孤独和唯一的，没有想像中的伙伴。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要独自承担起重大的责任，因此无暇自我关注。它的粗犷雄迈朴实无华甚至让它连一篇赞美的文字都不曾收到过，它的孤独因此不是文人式的骄傲和自我怜悯，没有多余的过度的抒情，而是一种已成习惯的沉默。
右北平郡的范围大约在东经117°—121°，北纬40°—42°，所含地区包括现在河北省承德市、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省朝阳市大部分区域，郡治最早设在平冈（赤峰市宁城），距北京市四百公里。需要记住的是，这是中原定居文明首次将生存线向北推进了两个纬度并设立行政管辖区。从战国以至秦汉，右北平的名字与设置一直被沿用，到西晋撤改右北平郡为北平郡。其后它被幽州这个称谓所覆盖。大清设承德府，民国初年设热河特别行政区，1928年升为热河省，承德市成为省会。1955年，热河省被撤销，河北、辽宁与内蒙古三家瓜分了它。
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与现代地图的比较可以看出，热河省与右北平郡基本是重叠的。这个著名的古郡，一直在帝国边防的最前线。在岁月沧桑里，想像着两千五百年前的燕昭王，在右北平那么远的地方置行政官署并且予以管理，真是有勇气的举动。所谓“创业艰难百战多”，先人们是一群为了生存、为了后世子孙而看淡生死的英雄。不过这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右北平郡并不是纯粹的游牧草原，而是有村落定居点、且有一定农耕经济成分的地方。否则，很难想像一座官衙孤零零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不知道去管理谁。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历史上游牧民族在这里常来常往飘忽不定，虽然秦开的攻势让东胡人“却地千里”，但这期间你来我往，和战不定。而且人口不能集中，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颇有一些“长臂管辖”的无奈，覆盖程度非常有限。东胡人撤走没多久，匈奴人就来了。公元前227年，秦国将军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逃到燕国投奔太子丹寻求政治避难。一千多公里的路程，燕国又在边陲之远，这个逃难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极尽所能了。然而太子的师傅鞠武还是被吓到了，他担心太子丹盲目接收樊於期会引火烧身：“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原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史记·刺客列传》）鞠老师的主意是把樊於期赶紧送到匈奴那里去，不给强秦找事的借口。这条史料表明，燕匈边境并不算远，很可能早就突破燕长城进入右北平郡内了。在那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右北平一直都是匈奴人侵扰的重灾区。到了汉武帝时期，匈奴人在右北平一带闹得太凶了，击杀了辽西太守，又攻击韩安国当太守的渔阳郡，官场老油条韩安国完全扛不住。在一个即将收割庄稼的秋天，汉武帝决定改变这一状况，他派出了名将李广去做右北平太守，给匈奴人一点颜色看看。心胸狭隘的李广临行前弄出了一点小麻烦，他得到右北平太守这一任命后，立刻把一年前得罪过他的霸陵尉强行征召到军中给“咔嚓”了。然后他“明人不做暗事”给汉武帝上书请罪，让皇帝在按法律办事与戍边打仗之间选择。根据《汉书》记载，武帝经过慎重考虑后回复如下：
将军者，国之爪牙也。……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棱乎邻国……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
白檀是今天河北承德的滦平县，是渔阳郡跟右北平郡的交界处（一说在宽城县）。汉武帝原谅了李广的因私杀人并让他快速行动“以临右北平盛秋”，很显然是要阻止那些趁秋收之际来抢人抢粮食的匈奴人。李广果然不辱使命。他不仅做到了，还让匈奴人闻风丧胆。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是第一个被历史记载有名有姓的右北平太守，他被匈奴人尊称为“汉之飞将军”，而且一待就是好几年。匈奴惹不起他，只好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我每次读《史记》到这里时，总是感觉司马迁在这里多少有些文学夸张。他太热爱李广这个人，他自己的命运跟李广一家牵连的因果太深重，自己都摆脱不开。甚至，如果没有李广，这部《史记》肯定不会被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但他既然这么说了，我们都愿意相信。无论怎样，英勇而沉默的右北平与同样英勇而沉默的飞将军永远连接在一起了。
右北平郡有两个著名的关口。一个是喜峰口，古时称“卢龙塞”，位于今天宽城县与迁西县交界。1933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长城上向现代化装备的侵华日军挥起了大刀，他们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唤起了全国老百姓的爱国热潮。作曲家麦新专门为二十九军谱写了《大刀进行曲》，并将抗战的歌声从右北平唱彻了全国。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关口是古北口。远在明长城之前，公元6世纪的北齐“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古北口即在其中。北齐高氏本来是起家于六镇军乱的鲜卑化汉人，他们常年驻守于跟突厥混居的怀朔镇（今包头固阳）一带觊觎着中原，然而他们一旦拿到中原政权，马上就要承担起抵御北方突厥人的任务，这是北纬40°的宿命。看了《北史·北齐书》才知道，北齐修起长城来，与其说厉害不如说变态，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发寡妇以配军士筑长城。”“是岁……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这个力度，丝毫不弱于秦始皇，不过这次文学家们倒是没编出个什么女子的故事去哭塌长城。
古北口北门
古北口还有个名字叫虎北口，从幽州出发经檀州（密云）向北出塞，古北口是最著名也最方便的关口。在历史上它长期都是游牧民族铁蹄南下的重要通道，它不得不目睹着并不结实牢靠的关口被一次次打开，它目睹了太多的战争、血泪与生离死别，但它只能默默无语。同时，它勾通了右北平郡与幽州以及更南部的地区，中原定居民族灿烂的文明经由这里走向右北平以及更遥远的北方。公元1004年，辽宋两家签订澶渊之盟，争取到了此后一百二十年的相安无事，古北口成了每年双方使节互访的“和平通道”。古北口北门外的一座山坡上，有一座庙宇，供奉着为国捐躯的大宋英雄杨业。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中引《密云县志》说“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祀宋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从101国道向北出古北口隧道不远处，路边有个很小的提示标牌上写着“杨令公庙”，如果不去特别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据说，“杨无敌庙”始建于公元1025年（辽圣宗太平五年，宋仁宗天圣三年）。这个庙现在叫“杨家庙”，供奉对象包括所有民间传说故事和戏曲中虚构的杨氏家族及与杨家有关的人。我向当地专家请教后确认，这里就是庙的原址。古北口作为驻兵营城，当年有东、南、北三门，现在东门和南门都拆毁了，但“古北口北门”还在，与顾炎武的考证完全吻合。但无论“杨家庙”还是“杨令公庙”，都是在后来复修或重建时被改动的结果，它最早的名字叫“杨无敌庙”，因为在辽宋交战的当年，杨业有个威风八面的名号，叫“杨无敌”。在澶渊之盟后历年出使契丹的北宋使臣诗文记载中，这个“杨无敌庙”被多次提到，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杨家庙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两鸿毛。
刘敞《杨无敌庙》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奚虏奉遗祠。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过杨无敌庙》
上述诗歌最早的是刘敞的《杨无敌庙》，作于公元1055年，最晚的是苏辙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过杨无敌庙》，作于公元1089年。由上述诗歌可知，至少在北宋年间，诗人们所见的庙宇，名称应该还是“杨无敌庙”，也称“威灵庙”。杨业是在山西雁门殉难的——他战败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头颅被装在一个盒子里传入辽南京（幽州），与古北口完全不相干。几十年后，纪念他的庙宇出现在属于辽地的古北口，看起来有点不合情理。顾炎武就此认为后人把“杨无敌庙”修建在杨业从未到过的古北口，是搞错了雁门关的北口与密云古北口之区别，他甚至讥讽道“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其实，这是顾炎武自己没搞明白杨无敌庙建在古北口的历史原因。澶渊之盟辽宋和好后，双方都谨慎遵守协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睦邻关系，达一百二十年之久，辽圣宗耶律隆绪很可能出于某种政治考虑修建此庙，以此表示和好——向一个英雄的对手致敬让和好的愿望显得更真切。而古北口是辽宋官道上的分界点，出了古北口，前方就是契丹内境——右北平郡旧地了。纪念庙宇修建在辽宋通使的必经之路上，其政治效应与影响力显然是巨大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当地汉民在契丹默许下兴建了此庙。杨无敌庙始建时，诸如“七郎八虎”、“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佘太君升帐”、“十二寡妇征西”之类的“杨家将”民间虚构传说还没有开始，所以当初的供奉对象想必只是杨业一个人。原址上的杨无敌庙从何时改名为“杨令公庙”或者“杨家庙”，已经不可考了。庙宇名称的变动，呼应了英雄家族滚雪球式的壮大，也让这种纪念在一定程度上从真实的历史走向了虚构的民间故事。这种改动虽然见证了一种“民心所向”，但或多或少，故事的虚构性和传奇性淡化了历史真实的严肃性。爱国肯定是爱国的，祭拜和供奉英雄也是真心实意，然而在爱国和牺牲之间，却没有捷径可走。一旦看不清历史真实，总以为牺牲是别人的事情，是天神下凡拯救地球，那很容易在自己必须有所牺牲时就去哭倒长城。有意思的是，在距离原址十公里之外的旅游景点古北水镇，也修建了一个“杨无敌祠”，供奉群体跟原址的杨令公庙大致上是一样的。不过杨无敌祠在设计理念和建筑风格上，与景区的民居情调保持了一致，很容易被当成一个深进深出的农家客栈，不仔细留心的话，不太能看得出是大名鼎鼎的“杨无敌庙”。由于是依山势而建，它高出景区街道三米多，大部分游客在下面与它擦肩而过。当然凡事皆有利弊，古北水镇的杨无敌祠虽然融入了浓浓的商业风，但它依托古北水镇的景区资源，不仅能够得到良好的日常维护，还有了景区为它提供的游览流量。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留心，你一定会看到它，一定会感受到杨老令公的铁血丹心。
……
（未完，欲读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购买当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