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开始，工业文明打破了含情脉脉的田园风光，一座座工业城市在欧洲崛起。大批涌入城市的居民在享受城市带来的便利以及致富机会的同时，也需要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更高的死亡率。有人曾对1851-1860年英国580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和死亡率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见下图，横轴是人口密度，纵轴是每千人的死亡率，经过年龄加权处理）。换言之，相对于居住在人口稀少的乡村的人，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居住的人更可能“短命”！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19世纪城市地区的高死亡率呢？现有文献中，流行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疾病。由于城市的人口密度更大，因此各类传染疾病更容易在城市传播，这就导致了城市人患病死亡的概率更高。二是糟糕的营养条件。在交通运输和物流不畅的19世纪，城市的粮食数量和种类都不如乡村，饥荒和食物短缺经常困扰城市，这也是导致城市死亡率较高的另一个原因。不过，第三个导致死亡率增高的重要原因——城市污染，却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事实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煤炭已经成为主要的燃料，由此造成的污染已相当严重。不过，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人们通常将污染视为文明的一种象征，有人甚至还将燃煤造成的雾霾作为驱散瘴气的方法进行推广。见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政府对于污染问题毫无应对。在这种情况下，污染就成为了四处徘徊的“隐形杀手”，不断地夺走人们的生命。但是，污染对于19世纪城市死亡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相关的定量分析依然是较为缺乏的。（图片来源于网络）在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Walker Hanlon详细讨论了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首先，Hanlon从英国580个地区的人口登记资料中搜集了1801-1860年间人口死亡记录，整理出了这些地区的死亡率。然后，他又应用了三个变量：地区的雇佣员工数、工业煤炭使用强度、以及煤炭使用效率，构造出了各地的煤炭使用量。在此基础上，他画出了各地区的煤炭使用量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图（见下图，左边横轴是取对数的煤炭使用量，右边横轴是取对数的污染工业的雇佣员工数，纵轴是每千人的死亡率，经过年龄加权处理）。从直观上看，两者之间具有十分明显的正向相关性。也就是说，煤炭使用量越多、由之引发的污染更为严重的地区，其人口的死亡率也就越高。为了更为精确地测算污染对于死亡率的作用，Hanlon进行了回归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是用年龄加权处理之后的死亡率，测度污染的变量是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此外，作者还控制了各地的人口密度，以及其他影响死亡率的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污染程度越高的地区，其死亡率将会更高。无论是用煤炭的使用总量，还是用每英亩煤炭使用量作为污染的度量指标，这一结果都相当稳健。使用1851-1860年间的数据，作者发现，工业污染水平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人口死亡率增加约0.8个百分点，这当对于主要传染病比如天花、白喉加在一起造成的人口死亡率。而从1851年至1900年，平均每个工人用煤量增加不到一吨，却使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57岁，由此造成的财富损失相当于1900年英国全年GDP的0.33-1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工业增长付出了巨大的健康成本。当然，以上分析可能存在着一个问题：煤炭使用量较高的地区，都是工业化较高的地区。这些地方除了有更高的污染水平，工伤水平也会较高，这也会带来更高的死亡率。那么，煤炭使用量和死亡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是否可能是由以上原因造成的呢？为了回应这一问题，Hanlon进一步分职业考察了污染和死亡率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他发现即使对于同一种职业的从业者，其死亡率也随从业地点污染水平的差别而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即使考虑了不同地区的职业安全性差异，污染造成的影响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那么，究竟煤炭造成的哪类污染是导致死亡率上升的最重要原因呢？Hanlon猜想，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可能是一个主要渠道。借助回归分析，他发现在煤炭使用量更高的地区，死于呼吸道疾病的概率将更高。这一结论在相当程度上佐证了Hanlon的猜想。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Hanlon进一步指出，由于在1860年之后，煤炭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由此造成的空气污染也愈发严重。即使英国的总体死亡率是下降的（主要是由于传染病死亡率的大幅降低），但呼吸道疾病死亡概率却大幅上升。值得说明的是，尽管Hanlon的这篇论文是一篇史学研究，但是其对于当今社会的警示意义也是相当巨大的。目前，中国正和当年的英国一样，饱受因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困扰。怎样评估这些污染所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政策加以应对，是决策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多少应该能从Hanlon的这篇论文中得到一些启示吧！文章来源：Hanlon,W., 2015, Pollution and Mortality in 19th Century, NBER Working Paper, No.21647.原文链接：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是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量化历史研究所组织，由陈志武（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和管汉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及其团队负责。以严肃而又不失活泼的方式，向广大学界和业界朋友，定期推送有关七大洲五大洋的量化历史研究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本账户同时作为“量化历史讲习班”信息交流平台，向大家及时发送讲习班的最新信息和进展。喜欢我们的朋友请搜寻公众号：QuantitativeHistory，或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关注订阅号的同时，我们也诚邀八方学人加入量化历史研究QQ讨论群或发送电邮建言献策。“量化历史研究”旨在凝聚一批对历史研究有激情、有热情的朋友，共同推动以量化的方法研究经济史，金融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类历史题材，分享观点，共享资料。我们的QQ群：387320882；邮箱：lianghualishi@sina.com。期待您的声音！轮值主编：林展 编辑：彭雪梅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