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中国模式”（3）三大要素之“核心”——人民
兔主席 20221109
前面两篇介绍了新时代“中国模式”的三大要素及其两两关系。本篇介绍新时代“中国模式”的“中心”。
读者设想，如果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三大要素中间画一个核心小圈，应该画个什么比较好呢？
自然是人民。
2.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政治、哲学探讨（本节不感兴趣的可跳过）
如果读者对历史和理论不感兴趣的，可以跳过这一段。但如果希望对当代中国政治有更深理解的，则建议阅读这一部分。
在中国传统政治逻辑里，一个政府/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意义，就在于服务人民：
1）从中华传统文化到现当代政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
君主虽被称为“天子”，其实只是得到了“天命”、“天道”的某种“授权”，在“奉天承运”，为人民服务。如果一个政权/政府不能很好地服务人民，也就违背了天道，最终将丧失统治的合法性。
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里，主权归根结底落在民众（而不在君主）；这种思想经常被称为“民本主义”，可以说是传统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
这种传统与近代欧洲舶来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性——尤其是马克思，将这套基于普通人、“大众”、被统治阶级（广大劳动者/无产阶级）的理念进一步系统化、哲学化，赋予了广大劳动者最高的政治、道义和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里对劳动者、普罗大众的关注与中华传统政治与秩序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民”的这套核心话语体系：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江泽民：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时代表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坚持人民至上
——以人民为中心
相关的表述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本节要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人民”和中华传统价值及秩序里讲的“民”，一直是存在概念上的差异的：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民”，是带有“阶级性”的，往往指与“统治阶级”对立的“被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传统里的人民是政治化的。（同一个德语词Volk，左翼/马克思主义定义的是普罗大众，主体是劳动者和统治阶级；右翼/纳粹主义理解的则是德意志民族，因血缘联系，跨越阶级）。
中华传统文化里常见的“民”，通常指全体国人，接近于今天理解的“国民”、“公民”等概念。除了君主和政府（“群臣百官”）不属于“民”的范畴以外，“民”涵盖士农工商，没有阶级属性。
这个差异一直存在，也使得不同人对于当代政治话语体系里出现的“人民”一词所对应政治内涵理解存在不同。这就是“人民”到底包括谁、谁才算是“人民”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结合历史环境的变化，将“人民”的概念不断拓展、外延。
2）“人民”的使用与定义
a)孙中山传统：
先说说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传统。“人民”代表的是普罗大众，概念上更接近国民。例如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里即提出，推翻满清以后要建立“中华民国”，“民”国即主权在民，“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再如诠释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
——“民生主义，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人人有了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然后中国四万万人才可以享幸福”。
“人民”，对应的是“人人”、“四万万人”这个最广泛的概念。
“人民”的表述有情感和伦理维度，但更加法律和技术的表述是“国民”。大概也因为是这个原因，“国民”取代了“人民”。所以有了“国民革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
如要将“国民”翻成英文的话，对应的是national/nationalist，指代一国全体公民，是没有阶级和政治属性。
b)中国共产党的传统：
“庶民”的人民——李大钊（共产主义理论萌芽阶段）
——1918年些《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李大钊说的“庶民”，其实就是后来的“人民”的概念。
——1919年《宰猪场式的政治》：“我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人民”明确指在统治者之外且处在对立状态的群体。”
从中共二大到大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人民：
——《中共二大宣言》：“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二大确立了革命的对象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包括军阀），这部分元素是剔除出人民的，但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主流话语是“人民”
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土地革命时期：“人民”淡出，优先使用“工农”、“苏维埃”：
——国民党清党时，许多原本划归到反帝反封建“人民”范畴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支持清党，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人民”一词涵盖范围概念变得过广；此时中共的首要目标是“活下去”，准确甄别谁是敌、谁是我是生存的首要任务
——1928年的中共六大，一方面要求政党和运动更加无产阶级化、工人化，一方面也将土地革命纳入到与反帝并重的主要任务，使得“工农”成为主流政治话语
——还有就是“人民”和国民党使用的“国民”一词看上去很接近，一般人不易区分；
——这段时期，中共倾向于使用“工农”、“群众”、“民众”等字眼，地方政权一般叫“苏维埃政权/共和国”，而不叫“人民政府/共和国”，或者必须将苏维埃作为人民的定语，强调工农的阶级属性。
抗战期间，构建广泛的抗日联盟，重新使用“人民”概念
——日本侵略中国，国人的首要任务是抗日。此时，为将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到抗日事业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共又重新使用“人民”这个内涵较广的概念。例如，1931年苏区成立的红军学校（后为红军大学）在1936年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抗大”），正反映了这一政治变化；
——至此，“人民”又成为中共的主流政治话语
解放战争时期：支持国民党一方的被排除在“人民”范畴外，视为“人民”的敌人
——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对解放战争时“人民”的内涵做了定义：“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人民的敌人（即不属于“人民”范畴）。
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史”阶段：“人民”政治属性最强的时期：
——根据毛泽东在1957年文章里定义：“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在此定义下，一些社会群体和元素（例如“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反革命分子”）被剔除出“人民”范畴；知识分子、工商业主/旧资产阶级等阶层、群体则依据其对政治政策的态度判定其是否属于“人民”或“人民”的敌人。另一方，代表当时政治经济模式的团体组织多以“人民”作为定语，例如“人民公社”、“人民食堂”等
——这个时期的“人民”一词有极强的阶级属性、政治属性，其影响一直存续到今天。所以，今时如果以“人民”做为定语描述某个模式、政策或主张时（例如“人民经济”这样的提法），很有可能招致负面解读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人民”覆盖的群体内涵不断扩大，直至全体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直至新时代，“人民”脱离了过去的阶级属性，内涵不断地拓展，包括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组成，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习近平的讲话：“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办好中国的事，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可以看见，新时代对“人民”的定义是“最大口径的”，代表着最大多数的国民（很接近当年“四万万人”的表述），也更加接近中华传统文化里对“民”的定义。
3）小结：“人民”内涵不断扩大，不断接近但又不等同于国民
毛泽东在1957年写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人民的范围是不同的。
中共建党100年，经历了“人民”概念与范畴的不断调整变化。“人民”内涵的发展演变及扩大，一方面是时代的发展的结果（不同时代的不同环境，不同主题任务）；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情实际的不断结合。
笔者以下图展示：人民是一个小圈，国民是一个大圈。“人民”的定义不断拓展，最终无限接近于“国民”，以及传统文化里“民本”的“民”。
但是要指出，尽管阶级属性基本消失，政治属性不断地淡化，但“人民”（people）和“国民”(nationals/citizens)在概念上仍然是不同的，不能“划等号”：
——凡有国籍者都是“国民”；
——但“国民”未必一定是“人民”；
——什么样的“国民”不是“人民”呢？举个例子，主张和参与分裂国家的人，肯定不属于“人民”吧，职能是“人民的敌人”。
所以要明确，“人民”是有政治属性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
这一概念演变，就是马克思主义及政治实践与中华传统文化不断结合的产物。
做了概念澄清后，也可以再次强调，三大要素中间的“人民”，是“十四亿多”的概念，代表了绝对意义上最广泛的国民群体。
3.“人民”与三大要素的关系
“人民”是新时代“中国模式”里三大要素的核心、轴心、基石、主心骨，也与三大要素分别发生关系。
简而述之。
1）人民与社会主义
要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体，必须解决共同发展与资源的公平分配（“分蛋糕”、“共同富裕”）、重要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其他公民福祉的问题。
没有社会主义，最终不可能建成一个最广大人民群体所希望的公平公正的社会的。
伴随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力量也在发生变化。未来的人类，不仅要面临来自资本的挑战，还要面临来自科技的挑战——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取代一般劳动力，并且不再为普通人创造增量工作机会（“工作的未来问题”the Future of Work）。
没有社会主义，就无法在科技时代保护广大劳动者/“普通人类”的福祉。社会主义是我们迈向未来的“安全垫”、“保护伞”。
2）人民与市场经济
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各种发展领域里，最具有带动力量的是经济。只有发展了经济，解决了把“蛋糕”做大的问题，国家/民族的复兴才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市场经济就是驱动经济不断发展的核心要素。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人民的主体是劳动者，而市场经济能与广大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个人激励实现最紧密的结合，因此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素。
3）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
人民适应传统文化、需要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治体，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那就是没有“根”的。人民找不到身份认同，找不到归宿感，如此，社会也难以团结、发展；政治也很难维持稳定、有序。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是联系及维系中国政治社会的纽带。
中国政治需要结合及适应传统文化。而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早已是国民的“文化基因”，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国家的一部分，是“我们之所以是我们（we are who we are）。任何一个在大一统中国下运行的政府与体制，所要构建的政治秩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而要植根于中国传统。
人民福祉的保障也需要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或体制可能脱离或颠覆数千年形成的“民本主义”；这套传统价值与秩序本身就是对体制的道德约束、指导，最终帮助保障人民的民生福祉及社会公平正义。
中华传统政治秩序可以防止“民粹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会不会导致民粹？回答是，只要遵循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而不是遵循欧美发展自小型政治体的“选举政治”，就能够避免民粹主义及短期主义。
人民可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发生两两互动关系。这些有很多阐述、诠释的地方，本文就不做进一步发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