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更进一步：COVID-19的历史分水岭作用（一）
兔主席 2021/04/04
今天围绕信息、数字、隐私、治理的问题，探讨一下中国模式和未来的道路。
首先说明，笔者并非从事相关领域工作，主要是结合自己的知识体系与个人经验，从社会、文化和政治角度进行分析。所以请原谅我会使用一些非科技领域的业余人士使用的词汇或概念。
一、2020年疫情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事件：中国加速迈进自己的模式
2020年COVID-19疫情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事件，使得中国加速迈进自己非常独特的道路。
这个分水岭源于，中国充分享受了信息及数字化手段在防疫抗疫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数据将发展成为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一种公共资源；
——中国将在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治理的实践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产业的发展方面加速；
——中国将加速形成一个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同的治理模式。除了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显见的不同之外，具体而言，在数据这个领域上，中国在公权力 vs私权利 之间将形成一个完全有别于西方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公权力 与 私权利放在一个天平上，那么相比于西方，中国将更加向公权力倾斜：我们的社会会预期个人对公共“让渡”更多的权利，会预期人们将更多的个人隐私“贡献”、“投资”到社会的“公共数据池”里。这种对个人隐私的“让渡”和“投资”带来的是一种对应的社会义务及责任（obligation/responsibility）：1）个人被认为有义务及责任向社会“贡献”自己的部分隐私，形成“公共数据”，而其根本目是提高社会的福祉，同时也能带来一些个人的好处；2）公共治理者则有义务及责任正确使用这些数据，将其作为提升公共福祉及公民福利的手段。
——中国也将加速迈进一条属于自己的，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的模式有没有可能推广给其他国家？笔者以为是有可能的。并正如西方国家所担心的，这种推广可能由亚非拉等西方世界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开始。
我们后面再回头讨论上述问题。
先看看数字隐私保护观念在中国发展演变的过程。笔者会结合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说。也欢迎读者回忆分享。
二、个人的（数字）隐私与公共/公权力的关系：西方制度、文化、模式
当代西方主流政治认知的看法是，公民社会及个人与公权力存在某种对立关系。公权力只要约束不当，就会成为对个人的威胁，影响到个人的权利与福祉。
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些核心主题，都是围绕如何去约束、限制、规范公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
——譬如，为什么如此看重选举制度？就是西方认为只有有了选举权，才能保证约束公权力，才能保证让公权力为自己服务；
——权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让不同的权力机构独立开来，彼此制衡，自我约束。如此才能对公权力加以限制；
——司法独立：其中，司法必须独立，免受干预，成为约束公权力的工具；
——媒体自由：予以媒体最大程度的自由，使其能够自由批评政府，认为如此就能监督公权力；
——对个人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的神圣化。这些权利其实就是西方所说的“人权”。西方的人权其实是“狭义”的，主要围绕这些所谓的“消极权利”：人身、言论、结社、抗议、信仰自由——就认为这些权利与生俱来，不应当受到剥夺。而其中许多的权利——例如言论自由，也主要是针对政府的：一个企业可以限制自己员工的言论，但政府/公权力不能限制公民的言论。这些都是为了对抗公权力，保护个人。
总之，人们是不信任公权力/与政府的。西方制度的逻辑首先不是反映民意或寻求、营造共识，而是限制公权力。
人民最大的敌人是政府。
那么西方人，特别是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人民信任自己的政府了么？没有。所以无论数据再安全，再能防范黑客，美国也不会应用基于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的总统投票手段；也不会有强制使用的防疫健康码。实际上美国连全国统一的身份证都推不出来。人民并不信任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矛盾/悖论（paradox）。
按照西方人所理解的，公民与政府/公权力本质“对立”，只有通过西方现行的政治制度才可能消解这种对立，“把权力禁锢放在笼子里”。那如果是不同于西方的体制，譬如权威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会是如何呢？
西方当然认为，这种制度下的公权力是对个人自由极大的威胁。民众不可能信任政府，不可能愿意对政府让渡自己的权利。
——我是美国人，我用我们的民主选出了我自己所有各级政府的官员，我姑且都不信任我的政府，不会愿意对政府让渡我的个人数据及数字隐私，那么何况其他国家？
三、个人的（数字）隐私与公共/公权力的关系：中国的变化发展
美国人的担心有他们的道理。
除了数字安全（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以外，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们能在数字隐私问题上与政府/公权力形成一个比较“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第一阶段：制度与文化上的支持。中国的情况如下：
1）人们对政府得有一定信任，愿意给予政府机会;
2）人们没有太多选择，只能给予政府机会（例如“网络论坛/BBS实名制”）
3）大多人比较务实，本来也不会挑战政府，不觉得自己会遇到太多问题;
4）政府与社会/个体的关系本来也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
5）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对立的，政府帮助企业，企业支持政府，政府与企业也是“共生”的。而人们一开始也没有把数据直接提供给政府，而是提供给了企业，但根据政企的共生关系，推导认为企业有可能把数据提供给政府，所以把数据给企业 = 给政府。
第二阶段：实践与磨合。个人 vs 公权力 在不断磨合中，确立了彼此的边界，建立了信任；
1）政府/公权力知道什么时候用这些数据，什么时候不用这些数据。具体而言，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监控公民，而是服务公民（包括打击犯罪）
2）公权力在最敏感的问题上——政治言论——上尤其要慎用数据，“有所管而有所不管”；经历反复实践，即便参与政治问题，人们也可以比较可靠的确定自己的“安全边际”：例如内容——可以在技术层面批评政策，但不能挑战根本的政治秩序或政治底限；范围——在什么样的环境和范围下可以说什么尺度的话；惩罚机制——什么样的言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3）大部分人会发现，让渡这些数据不会带来什么隐私问题、安全性问题。而实际上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企业还会提供额外的保护防线（“self-censorship”）
第三阶段：人们开始放心地让渡自己的数字隐私
一旦个人在公权力面前确立了自己数字隐私的安全性及安全边际后，就完成了“从零到一”，进而发生跨越式的变化。
1）人们开始更加放心地在各个领域让渡自己的数字隐私
2）对数字隐私的要求也由自愿性不知不觉地变为理所当然，甚至是强迫性（比如现在做很多事情都要在APP上手机认证+身份证号+人脸识别）
3）政府“浮出水面”，直接作为参与主体。最早时，人们对向企业提供数字隐私还会担心，怕企业将数据提供给政府，带来，某种麻烦。到后来，政府可以浮出水面，人们不再担心将数据直接提供给政府
第四阶段：个人和政府加速不断享受到个人对社会/政府让渡数字隐私带来的好处，并加速社会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治理、数字相关科技产业的发展
1）人们发现自己可以获得大量的生活便利、提高效率
2）社会发现给大家“让渡”数字隐私能够带来之前没有想到的“公共福利”，譬如犯罪率的下降；譬如防疫抗疫
3）政府/社会发现数字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是一个极好的公共治理及公共服务手段
4）以上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及公共治理的数字化，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及产业的发展。
四、中国：个人“让渡”数字隐私的过程
前面几个阶段说得比较抽象了，笔者具体一点举例子。不一定说得都准确，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在国外。读者也可以分享自己的体验。个人数字隐私的让渡是从网络实名制开始的，然后推进到其他领域，并逐渐成为理所当然。
1：1990年代：一个个人体验
时网络还是新生事物。我90年代初就电话拨号上网了（嘟嘟嘟，滴，噔唥噔唥，吱……）。当时可以随便看各种海外网页，我就乱看。那是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有公安还是哪个部门的人上门了，
对方：你们家是不是有人上网。
我妈妈：是啊，咋啦。
对方：你们是谁上网啊。
我妈妈：我儿子啊。咋啦？
对方：哦，就是上了一些网页。我们就了解一些情况。
我妈妈：哦，他小孩子啦，随便上网看。怎么了？
对方：那就没什么了，我们就是了解一些情况。
这个发生在90年代中。很早了。对方并没有具体问，就走了。但给我形成了一个印象。
2：1990年代：习惯性匿名
90年代中我主要就是上telnet BBS。后来才有网页论坛。当时网易BBS改版论坛版我们还很不习惯。
当时我所有在网络论坛上注册的信息都是匿名的。一个ID，一个邮件地址。我提供的所有信息（譬如姓名、生日什么的）都是胡编乱造的。因为我不相信数字安全——不仅国内，我在海外网站或软件（例如ICQ、Hotmail、Yahoo）注册的所有信息都是瞎编乱造的。同时因为历史经验，我也对公权力有警惕，我怕任何实名信息会给我带来麻烦。我也相信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
前两天我修改了一个当年在网页注册的用户信息。我发现我的生日是刻意填错的。今天我的做法就不一样了，为了确保我的账户安全，我全部换成了真实的信息。
3、2000年代初：BBS实名制
当时印象最深的两个一个是李希光说的网络必须实名制，时间太久远，我查了一下是2002年；一个是BBS的实名制，我查了一下是2005年。可以参看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263660其实这个政策在当时就已经酝酿了若干年，在推出时是个很大的事情。笔者当时用水木清华BBS，很多用户极度抵触，觉得这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全”。这个不安全感不是来自数字安全层面的，而是对公权力的担忧，怕言论自由受到影响。当时的人与今天不同，很难接受实名制。当时人们的这种担忧是真实的，因为没有经历过笔者所说的第二阶段的“实践与磨合”。笔者也相信，这个BBS实名制对上网较早的网友而言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
另外，在更早的时候，网吧就采取实名制了，主要为了防止未成年人进网吧。笔者当时在国外，有印象回国进网吧要带身份证。
4、2000年代中：博客实名制
这是在2006-2008年期间。笔者当时在美国，经营若干个内容一样的blog（水木BBS、新浪、blogbus）等。 我记得当时国内要推出博客实名制，很多人反对。由于博客在当时的中国互联网还是个很重要的渠道，韩寒之类的写手也是博客时代的人。所以社会对博客关注也比较多。由于我当时在国外，对此倒也没有太多的感觉，更没有参与到相关的讨论里。
5、2000年代中：facebook海外社交媒体的体验
我正式用的第一个完全实名制的社交媒体账户其实是——facebook。
当时我在哈佛——facebook最早就是从哈佛的社区里发展开来的。同学们全部都使用facebook。为了和同学们建立联系，我也使用facebook。那是2005年。
Facebook的精髓就是实名。当时我对实名制还是觉得很新鲜的，也有些许不安全感。但由于局限在同学圈内，就觉得问题不大。
当时还有一个faceren（同学网），也是由北美留学生从哈佛大学发展开来的，模仿facebook。还有一个校内网（后来的人人网），也是在那段时间创立。
这些基于校友的小圈子网络都是实名的。在2005年的我还觉得，facebook这个模式可能就在美国的学生群体可以，但在中国可能不适合，因为人们关注数字隐私，中国人也更担心公权力会滥用数字隐私，不像美国这样界定得比较清楚。
有趣的是，中国的网络实名制 与海外实名制社交媒体 刚好在约略同一时期出现。
也许海外的实名制社交媒体帮助推广了网络实名制？不得而知。这段我时期我没有在国内。
6、2000年代末：支付宝——支付对实名制的重大推进
推动全面实名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基于互联网及手机（移动互联网）的支付。
这个时候笔者已经回国了。查一查历史会知道，支付宝推出手机支付是2008年；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是2010年。到2013年，支付宝支付用户已经超过一亿。是年，支付宝还推出了余额宝，一个金融领域的全民现象级事件。
支付对于推广全面实名制是非常重要的。
1）基于互联网支付极度方便（尤其是利用智能手机的支付）。人们大大的被这种便利性带来的好处所吸引；
2）经过若干年时间，人们对网络实名制有所习惯，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与公权力有了良好的实践与磨合体验；
3）支付涉及个人财务，首先要安全。必须要绑定信用卡；要绑定实名。人们为了自己的金融/财务安全，让渡一定的隐私。这个时候，让渡隐私完全是出于自私、自我保护的考虑;
4）买卖商品和政治等“敏感问题”无关，个人更愿意通过让渡个人隐私获得个人好处。
支付对于改变人们对数字隐私、数字安全的看法有重大的影响。
这时的人们已经不在是“让渡”隐私，而是把“让渡”视作一种获得额外安全性的“代价”或“投资”。
7、2010年代初：微信支付对实名的加强
如果说2013年余额宝奠定了支付宝的地位的话，那么2014-2015年的“微信红包”奠定了微信（支付）的地位。
微信的加入使得手机支付成为中国的主要支付形式。支付帮助推动了网络实名制。
8、2010年代中：手机实名制全面推广
手机实名制（从新增到存量）经历了若干年的时间（大概是2013~2016年）。到2016年末，中国基本已经实现手机100%实名率。
在美国还没有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的时候，中国的手机号已经可以追溯至个人，因此可以视同于身份证号（尽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手机）。
手机验证+身份证号，已经成为实名身份的保证。大多时候，手机验证本身就已经具备很高的地位。当然在互联网金融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带来数字安全的隐患。
9、2010年代后半期：人脸识别的加入
笔者不太清楚从哪一年开始人脸识别开始普遍介入。
我自己使用app的印象是，先是互联网金融/理财app，需要使用人脸识别。后来是用自如（分布式长租公寓）app，人脸识别，眨一眨眼，动动脑袋，觉得有点新鲜。当时觉得，投资、租赁房，这种重大事情，用人脸识别是必要的。不过不知道后台数据是怎么统一的。
然后在一些酒店入住时发现需要使用人脸识别。我最早体验这个是在杭州。
然后发现坐飞机安检时可以或需要人脸识别。
然后发现出入写字楼、小区时，物业使用人脸识别已经很普遍。
同时发现，我的手机号、身份证号及人脸在越来越多地方的后台里已经统一了。
上一次使用人脸识别是在用贝壳的“被窝装修”app，确定我的装修业主身份。眨一眨眼，摇一摇头。此时，我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10、2020年COVID-19防疫
出入各种场合不仅仅需要戴口罩，还要出示健康码。
北京管理比地方上严格，不仅仅要出示健康码。时至今日，许多地方出入还要扫码登记。
数字化手段，大概是中国2020年防疫抗疫最成功的手段，最重要的心得。
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手段。要么是没有这样的信息/数字化基础设施，要么是没有这样的公众接受度和服从性。
中国则都具备：既有基础设施，也有公众接受度和服从性。这也是中国防疫抗疫成功的原因。
我们纵观全世界，同时兼具此两项的社会非常至少。中国恐怕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独特性（China exceptionalism）的生动写照。
所以中国才能在防疫抗疫之中表现如此出色。
其结果将是：
1）个人相信让渡自己的数字隐私对于自己/社会/公众/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社会的安全福祉皆会有好处；
2）政府发现数字是提升改善公共治理、维护公共安全与福祉的宝贵手段及资源。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2020年COVID-19疫情会将中国更进一步推向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上。二十年前，我们也害怕甚至抵制网络实名制；今天，我们视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实名制及个人隐私让渡为“理所当然”。
为何如此演变为？
1）我们大体上相信科技，相信数据安全；
2）通过经历了大量的实践与磨合，我们已经确立、界定了我们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我们确信公权力不会滥用我们的数据，作为守法公民我们没有什么可需要担心的；
3）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实名的好处：安全、便利，也没有什么代价和损失;
4）只要我们不违法，实名制对我们完全是利大于弊，是造福于我们的；
5）公民提供数据信息也已经成为社会规范与标准（norm），是一种理所当然，甚至是一种义务;
6）我们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实名保护的话，会隐藏着某些风险。我们会开始担心或排斥非实名制。
几年前，我在手机app上用人脸识别，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怀疑是否必要，有点别扭。现在我使用app，如果系统要求人脸识别，我会积极配合，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必须用人脸识别啊。就得这么操作啊。不这么做的话会有风险呢。”
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已经更习惯于这种操作；我们的标准和考量和十几二十年前已经全然不同。中国人可能不自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世界。但这很可能恰恰就是未来的世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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