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疫、反恐到在气候问题上拯救人类 ——中国模式的更进一步：COVID-19的历史分水岭（二）
兔主席 2021/04/06
2020年，中国利用独特的数字化手段，在防疫抗疫取得巨大的成功，在全球一枝独秀。笔者认为，这场疫情将起到“加速裂变”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对数字化手段的接受度，并进而改变中国社会中个体与社会/政府的关系。这将是“中国模式”的更进一步。
2020年的防疫抗疫会加速改变人们对让渡数字隐私及数字化治理的看法。
1、人们更加了解数字化手段及其好处
2、人们更加习惯数字化手段和“隐私让渡”
3、人们得以将 让渡个人（数字）隐私 与 获得公共安全/福利 的因果关系建立起来
4、人们越来越能从正向角度看待数字化治理及自己的隐私让渡
5、思维的迈进与中国“新共识”的形成
6、新的应用：从数字治理、反恐到关乎人类命运的气候变化问题
正文
如果说实名注册、人脸识别等数字手段只是在之前让人们感受到：付出一定的“隐私代价”，可以获得巨大的生活便利以及安全性（网络/手机支付的安全性），那么疫情起到了两个作用；
一是人们更加了解数字化手段及其好处：例如居民日常出行使用的健康码。异地差旅的人则需要行程码、核酸检测查询、疫苗接种查询等。人们亲眼看到政府如何采用数字化手段去积极有效的管控局部疫情事件——在这套数字防疫基础设施体系成型后，中国内地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本地传播与爆发；人们也亲眼看到了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防疫抗疫努力取得的惊人成功。
二是人们更加习惯数字化手段和“隐私让渡”。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行踪是可以被掌握/按需监控的，没有任何技术障碍；人们发现到很多地方都要扫码（迄今北京很多场所还要求扫健康码登记才能进入（而非简单出示自己的健康码））。北京曾经出现过通过网约车传播病例的事件，之后坐出租车/网约车也要扫码（目前还在部分执行，虽然没有那么严格了）。这在一开始是有些不习惯的，但为了防疫抗疫，为了社会和自己及家人的健康，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做，都需要为了公共福利让渡一定的隐私——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这样做，只不过你出门恐怕就非常不方便了。我们说，消费习惯是可以“养成”的，对个人数字隐私的“让渡”，也是可以习惯的、可以“养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正如笔者之前说的，二十年前，人们对网页论坛实名制都感到抵触。现在对各种实名制是习以为常——并不只是没有选择，而是心理上的适应。
三是人们终于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将 让渡个人（数字）隐私 与 获得公共安全/福利 这个因果关系建立起来了。
过去二十年年，中国社会的犯罪率持续下降。2020年的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里，曾经介绍了1999-2019年二十年间中国刑事案件变化的趋势：1999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降至6万人，年均下降4.8%；与此同时，在这个变小的基数里，判处三年以上刑法的占比由45.4%降至21.3%。犯罪的“结构”与“态势”发生重大变化：“醉驾”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其次，主要的犯罪是扰乱市场秩序、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等。这些经济类犯罪刑事追诉的增加不仅代表这样的犯罪经济行为增加了（回想一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销售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会有多少）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核心是，严重暴力犯罪——暴力伤害、侵害人身、抢劫、强奸等——及重刑率不断下降：2019年，严重暴力犯罪仅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治安形势不断变好，暴力犯罪离我们越来越远。
笔者手边没有数据，但相信，过去五年（2015年以来），伴随实名制的全面推广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中国的重罪犯罪率在加速下降。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这一点，对于在“温水煮青蛙”环境里生活的国人来说恐怕不容易体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他们只有出国旅行，遭遇了犯罪，反过来才会觉得中国很安全。反倒是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深有体会——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叹中国大城市如何如何安全，犯罪率如何如何低（配以许多具体的场景，譬如一个人深夜在城市中心区街头行走，完全不觉得会有安全问题）。这在西方大都市和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一个守法公民，可能没事不会去思考犯罪的问题。但如果你换位思考，假设你是一个犯罪者，希望偷窃、抢劫或从事其他暴力行为，你最不希望在哪个国家犯罪？显然是中国啊。天网恢恢其实是数网恢恢。按中国目前的数字化程度，作为犯罪者是无处藏身的——你几秒钟就会被识别，几分钟就可以被抓住。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化治理对犯罪者来说就是噩梦。
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化治理对降低犯罪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如果没有一个在短期内发生的事件，帮你有效地把 因 和 果 “串”起来，你可能对此没有感觉。
2020年中国的防疫抗疫就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人们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很直观地观察到，自己“投入”的数据及数字隐私 与 公共安全与公共福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我贡献了、我投入了，所以大家都安全了。
所以，当一个公共场所要求我扫健康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扫码。我认为，我的行为是对公共福利、公共安全作出贡献。
人们看到，这个“让渡隐私”行为的本质，是把自己的有限的隐私以数据化的形式“贡献”、“投资”给一个公共数据池；这种公共数据最终会由公权力掌握，但公权力本质上是为社会服务的，它会负责将这个数据池转化成一种造福社会，为人们提供公共安全与福祉的公共产品与工具。社会的每个成员最终都能从中受益。
四是人们越来越能从正向角度看待数字化治理及自己的隐私让渡。
疫情使得人们把让渡隐私及公共福利之间的“因果联系”建立起来了，这时人们会发现，数字化治理果然有道理啊。确实是有好处啊。都感受到了。而且不但能够防疫，还能防贼嘛；不但能够帮助公共卫生，还能帮助公共治安。多多采用这样的手段，社会不就更安全了么！
而且，公权力与社会/企业/个人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边界：即前者不会无节制地使用这些数据信息。同时，后者也已相信前者不会滥用这些数据信息。
这一条非常重要。这与《1984》描述的万能的“老大哥”完全不同。老大哥没事成天盯着你。蛛丝马迹的问题就要抓住你，处理你。你的每一个与体制不符的微小行为都会给你带来实质的危险。
这种集权体制的想象使得人们对 公权力+数字化治理 非常恐惧。
但实际情况据此相差甚远：只要你不违法，并没有人关心你。
甚至说，即便你技术上违法了，只要没有引起关注，只要没有形成一个案子，也不会有什么后果。你让渡的数据隐私不会直接让你陷入麻烦。
这一条非常微妙，也非常重要。数据是一种权力。公权力对此可以有所用，但更重要的是有所不用。
在中国，人们相信让渡数据总体而言是“安全”的，因为公权力“抓大放小”，能够容忍社会的复杂性及灰色区间，对权力“有所不用”。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下经济”——那些不被官方认可的、处在法律“灰色区间”的经济行为（（各种地下经济可以对号入座，从夜总会陪酒到线下教育培训），是否可以采用支付宝/微信支付？这种数据留痕的支付是否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笔者了解的是，在支付宝/微信支付普及的初期。很多领域还是用现金交易的。但到了后来，人们觉得确实不会有什么事情，没人有时间“监控”你搭理你，只要线下不出问题就不会出问题。在信任感、安全感建立后，线下的地下经济也数字化，人们大规模使用手机支付。
所以，现在我们很难看到怀揣大量现金的人了。十年前，怀揣大量现金说明他要与地下经济做交易。在今天，他也会选择支付宝/微信支付。这背后，是对公权力边界和底线的把握，也是对公权力的某种信任。
西方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
（题外话，现在最需要现金的场景，恐怕还是过年给亲友的红包。此外，笔者以前在微博里写过，美国不容易普及网络支付的一个看似不太相关但颇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强的“小费文化”，随时都需要支付小费，并且支付数量可以根据手中的零钱有所调整。手机/数据化支付和消费文化是有很大的水土不服的）
五是思维的迈进与“新共识”的形成
经疫情一役，国人会认为，让渡部分的数据隐私看来是必要的；政府认为，收集数据进行数字化治理看来是必要的。双方在公权力/公域与私域的边界问题上达成了某种新的共识。
人们会更加了解数据，更加习惯于数据手段，更加接受让渡数据隐私，并且意识到让渡个人隐私能够为社会及自己带来好处；
公权力/政府也会发现数据是社会治理极为重要的手段，只有掌握更多的数据，才能更好的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把 私域隐私/私域数据的保护 及 公权力/公域/数字化公共治理 看作天平的两边，天平更多的倒向了公权力/公域/数字化公共治理一方。
（当然了，插播一句，私域隐私不是无限的，是有边界的。譬如举个形象的例子，你入住酒店以及在酒店公共空间内的活动属于公域；你在酒店房间内的物理活动则属于私域。也正由于有边界的存在，所以人们才会愿意让渡隐私）。
笔者以为，这种新的公域私域关系是疫情之后的中国新共识。也是中国既有模式的更进一步。
六是在公共治理、反恐及气候变化等议题里新的应用。
1、智慧城市、智慧社区与物业
2016年初，相关部委还出文，要求打开小区，拆除围墙。要求“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这一事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笔者当时也十分关注。
经过2020年的防疫，政府不仅仅发现了数据手段的重要性，还发现社区及资产物业管理在基层/网格化管理中的重要性。防疫抗疫的最后抓手就是物业。所以，有了2021年初住建部等十部委联合发通知支持住宅物业（2021年1月5日十部委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如此强力支持一个行业是非常罕见的，凸显了物业在政府心目中的重要性。没有疫情，很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识。
而物业又是政府推动数字化治理的最大抓手——只要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就可以在第一线掌握各个社区、物理资产、空间、机构、人群的数据，作为公共治理的手段。这就是未来/智慧城市、未来/智慧社区的精髓。
在2020年疫情之后，加速变为中国城市与社区公共治理的重点。
笔者了解到国内多个城市在大力推动相关的工作，通常都与当地的物业企业合作，由物业企业进行技术投资，抓取数据，提供给政府，政府会予以一定的财政补贴或其他的政策支持。
结果是什么？政府将在未来几年内掌握绝大多数社区、办公单位及公共空间的基础数据，并能够与其他数据汇合。
政府掌握数据的目的是提升治理，更好的服务公众。
当然也制造了一种所谓的dilemma：政府获得数据是为了自己（公权力的无限扩大），还是为了社会/公众？美国人会选择相信前者（政府为了自己），而许多中国人会选择相信后者（政府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
这是中西的差别。美国永远不会走到中国这一步。
2、反恐
这是关于新疆问题的。激进化的人士在经过教育、培训后如何重回社会？如何避免他们再激进化，制造恐怖主义/暴力事件？如何避免他们成为传播激进化的种子？
笔者相信政府一定在做很多帮助他们适应社会的方式。譬如各种职业及专业技能培训；后续安排他们去某些行业/企业工作，让他们发现一个安全稳定的致富路径。精准扶贫里积累的各种经验都可以用过来。
但经济只是一部分的。人毕竟有思想和意识，有价值观，不能简单地通过职业和收入来改变。对这些人群肯定得有监控。
这时中国的数据基础设施就可以用上了。到处都对这些人群采用实名认证、人脸识别（及其他可能的生物信息认证，譬如指纹）。设想一下，就和我们在疫情期间每天出入各种场所都要扫健康码一样，要求他们不断地扫码，以数据形式汇报自己的行程。
行程看似基本，但如果覆盖每一个物理场所和网店的话，就非常有意义了。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人/每一群人每天去了什么地方，呆了多少时间，有什么样的规律。有了数据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这只是最基本的、再加上无数其他的数据。
未来对激进人士的模式一定是，强迫要求他们放弃更多的（数字）隐私（肯定会大大多于防疫所需的信息），对他们实现数据层面的监控，藉此保障公共安全。
如果他们能够长期合规（长期“绿码”），估计也会“升级”，不再需要提供那么多的信息。
这还是个人隐私与公权力的关系与边界问题。在新疆激进分子人群中，这个天平将更多地倒向公权力。
对这种形式，西方人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重要——这就是我们的治理模式。
3、“碳中和”、绿色生活及个人的绿色数据
数字化治理能不能与碳中和的目标结合？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它比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博弈，美国的左右政治“内斗”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文化之间的冲突博弈都要重大得多。气候问题才涉及人类的生存问题。
一定的家长主义/权威主义政治下的数字化治理能不能帮助、促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笔者以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相比在内斗中内爆的美国，中国更容易建立一个绿色的国民共识，推动全民为“碳中和”及阻止气候变化做出努力。
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手段有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每个人的碳排放/碳足迹（以及更多的数据，例如水足迹）其实都记录在每个人吃喝住行上——从购物消费（买什么东西，以什么形式配送）、饮食（吃什么东西，以什么形式配送）、出行（去哪里，搭乘什么工具，住什么地方），到生活耗能（电、燃气、水……）。每个人对减少碳排放及碳截存所做的努力也都可以用数据化形式记录。
推动“碳中和”的重要手段可能是数据。以海量化的碳数据去呈现及还原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对大自然的影响。
到了某一天，气候变化已经发展到危及人类和自然界延续的地步并被广泛认识，如果有哪一个国家可能率先推出“碳信用评级”（类似于蚂蚁的“芝麻信用”），以数据形式量化评估一个个体对世界的碳影响——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中国。
数字化治理可能是帮助解决全球终极危机——气候变化——的关键手段。而纵观全球，谁能提出解决方案？恐怕只有中国——这个团结、集体主义、拥有数据基础设施及数字化治理制度文化、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度。
笔者相信，中国会在气候变化及环境保护问题中成为全球的中流砥柱——这些都将依托中国极为独特的治理模式。
（未完待续。下一文我们将讨论更加抽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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