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选择了，可能只能让香港尝试一下不同的防疫模式了

兔主席 20220208

香港进入了第五波新冠疫情，今天惊闻，日新增确诊数量达到600多宗，且有200多宗无法追溯源头。这说明，新冠疫情已经在香港出现社区爆发。

笔者许多的香港朋友（多为需往来两地的“港漂”人士）都在讨论香港防疫的“失败”。两年来，香港一直痛苦地追寻与内地实现“通关”，但又没有建立起通关所需的必要制度与基础设施。说起通关，冥冥之中，香港好像始终面临某种“宿命”，似乎每每接近人们希冀的“通关”，香港就会爆发新的疫情，使得通关始终无法进行。去年末出现的Omicron传染性极强，使得香港目前已经陷于“破防”。

今天，人民日报发了篇文章《“动态清零”是香港抗疫的科学选择》，主要是从内地经验对香港提出建议。初衷肯定是好的，但恐怕脱离香港的政治、社会、及公共管理现实了——香港与中国大陆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与地区一样，并不具备“动态清零”的能力。

而现在，单日新增六百例，两百例的源头不可追溯，说明在社区层面，传染病已经失去控制——香港已经“破防”。并且，依托香港目前的防疫基础设施，面对Omicron这样具有极强传播能力的变种，香港有可能已经越过了某种不可逆的“临界点”，使得再度实现“动态清零”面临实质障碍。

不过话说回来，说香港处理不好COVID-19，也不客观。

一是参照物的问题：要看和谁比。两年来，香港COVID-19累积确诊数是1.5万，病死213人。在中国大陆看来，这肯定不能算特别“好”的成绩，但和其他国家/地区比，就很优秀了。譬如，另一个经常被拿来比较的亚洲/华人国际大都市——新加坡——截至目前的确诊数近40万，病死接近900人。相比之下，香港的表现就算还可以的了。所以首先有个参照物的问题。说香港防疫“不好”，其实是不够好——拿中国内地去参照物。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治理水平不一，也不能都拿来比较，就比一些城市好了，譬如可以比较一下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防疫政策相对比较灵活，同时应对表现也一直不错。在这个基础上去比较，觉得香港还可以做得更好吧？

二是特定政策目标能否达到的问题：这就是与内地实现“通关”。首先，从经济角度看，香港高度依赖中国内地经济——无论是零售、酒店、旅游、交通等拥有大量小业主及雇佣大量就业人口的基层经济，还是所谓的基于中环的“精英”经济（香港之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现实角度看，香港有大量因为工作和生活缘故需要在两地频繁来往的人口，通关是这些人工作与生活步入正轨、回归正常的重要前提。最后，香港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无论怎么说，香港本来就应该被纳入到中国防疫体系中来，而不是站到这个体系之外，跑到欧美/西方/国外的体系里去。通关，使得香港可以与内地连接，而非与内地隔绝成为“两个世界”。所以，从能否实现“通关”角度说，只要不能与内地“通关”，香港的防疫政策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

那么，为什么香港就不能实现与内地的“通关”呢？

首先需要界定一下，啥是“通关”。

笔者自己的诠释，“通关”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偏重形式，指的是“搭建桥梁”和基础设施，在两地（内地与香港）之间建立一个互通的机制，使两地可以免于“国际旅行”进行严格的入关隔离政策。此时，只要疫情可控，那么除了现有的出入境规定外，到香港访问应该和到其他内地城市访问一样，没有额外的防疫要求。这就要求香港与内地的防疫体系、防疫制度、防疫政策、防疫信息能够“基本接合”——至少在“出入关”的“场景”上能够实现“链接”。大多时候，我们讨论的是这种偏重形式的通关。形式上、技术上的“通关”，不代表两地人口能够实现自由流动。

第二种偏重实质，即两地的人口真的能够实现比较自由的相互流动。内地现在的政策是，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疫情，就会被“升级”为“中风险地区”、“高风险地区”，个人到访过所在的城市，行程卡上还会带“星”。然后，依据具体情况不同，个人会受到一些旅行限制。如果一个城市出现了疫情爆发，还可能被限制出城，或被其他城市限制进入——即所谓的“封城”。要实现实质的“通关”，就要实现“动态清零”。如果一个内地城市的大多地区长期处于中高风险，无法“清零”，那么居住人口也无法实现和其他地方的自由流动。

其实，这个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计算没有什么健康码、行程码，任何两个国家与地区也可以实现“通关”——比如说，美国和英国“通关”——只要双方的防疫政策基本一致就可以了。比如说，大家可以都“躺平”，都“共存”，不把病当病，啥政策和机制都没有，那也可以通关。大家是对称的。实操中，会遵循“孰严”政策，即一个政策较松的地方，很难和一个政策较严的地方通关。

中国内地的防疫政策非常严，那么，本着“孰严”的政策，香港要实现与内地“通关”，自然要遵循中国内地的防疫政策进行。除非内地的防控政策出现系统性的降级。

我们看到，香港在两个目标上都无法达成。

一是没有能够搭建与内地的“桥梁”——建立健康码，并实现与内地的互认。其实，现在所说的“桥梁”并不复杂，不一定要有很多的“颗粒度”，只要实现大的“接合”：如果你要到内地访问（包括探亲、工作/经商乃至旅游），最低限度也要提供基础的个人信息（含身份信息及住址信息）、核酸检测结果、疫苗接种纪录及其他基础的健康申报信息等。这种健康码只是用于与内地的“接合”场景，但不一定要在香港本土实现“追踪”功能——例如，政府可以针对居民申报的住址等信息发不同颜色的码。但无论如何，它肯定是要以实名认证为前提的——对于香港居民而言，在入关场景里，应该与回乡证号绑定。并且，按照大陆习惯，最终应与内地手机绑定（内地手机都是实名认证的）。就这个基础的链接，香港各界做了大量的近乎无休止的讨论，晚至疫情后将近两年才实现与广东“粤康码”的对接，于2021年12月10日才对香港市民开放申请注册。

及至目前，只有那些对赴内地有刚性需求的居民才会申请这种健康码。对大陆有深刻恐惧和政治迫害幻想症的黄丝们，宁愿选择放弃回大陆，也不会申请健康码的。

在搭建这个基础的“桥梁”问题上，香港浪费了无数时间。相比之下，澳门早在2020年5月就推出了这套体系，实现了澳门健康码与“粤康码”的互认。同是“一国两制”，一个小小的健康码互认，就充分体现了香港与澳门对中国内地政府治理与政治秩序认可的差异。

二是能够确实实现“动态清零”，即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病例。我们在内地知道，如果一个城市出现大规模疫情，那就全部变成中/高风险地区，市民很难出城旅行的，甚至可能被封城。所以，即便修好了桥，桥也是可以不通车的。要实现实质的自由流动，需要香港像内地一样完成“动态清零”的目标。

在COVID-19面前，完成“动态清零”需要什么？

笔者以为，核心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及数字化治理——利用信息科技，大数据去追踪疫情。这其中，强制的实名认证+手机，以及强制采集关乎公共卫生利益的个人信息（例如旅行/行程信息）进行采集，是基本的前提。这就是中国“动态清零”的“秘诀”。

很少有国家和地区能够做到这一点——尤其是那些极度且片面注重个人隐私与权利的英语国家——他们对个人隐私与权利的保护近乎没有“边界”——哪怕保护这些个人隐私和权利可能反过来危及公共卫生、危及公共福利、危及大多数人的福祉；哪怕善意地让渡一点点个人隐私与权利就可以造福全体社会（特别是那些最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为全社会构建一个对抗病毒的坚实护城河——他们不希望为其他人让渡自己的任何权利，不希望让自己置于任何的风险，哪怕只是0.001%的风险。

最终，个人还会用维护“人权”、“自由”、“限制公权”等颇为宏大的叙事，美化自己其实非常狭隘、非常自我、非常自私、非常短视的考虑。

而除了自私之外，还有恐惧——对政府近乎无边无际的抵触、怀疑和恐惧。这是源自于美国的反政府情绪——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选举机制，都无法帮助民众克服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恐惧，都无法让人们培养对最广义的社会成员的认同、热爱与奉献精神。

这些价值观，刚好与香港社会的价值观结合到了一起：

——现代大都市、工业/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自私与冷漠

——对香港特区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怀疑

——对西方（特别是英美）模式的根深蒂固的崇拜

——对中国内地政治政府模式根深蒂固的排斥和嫌弃

亲英美的香港黄丝更进一步，想出了无数冠冕堂皇的反对理由。

一方面，认为健康码本身不能作为或替代防疫政策，其不可能穷尽一切传播场景，不能完美的追踪，无法对市民形成充足的保护……总之，从各种角度说明，健康码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说明健康码带来了很多的“不公”与限制

——对没有手机的老人的不公（注：实际上整个防疫体系就是保护老人的！）；

——给予政府“权利”将人群“分级”，给于不同人群差别待遇，构成“歧视”；

——必须以智能手机为前提，同时防疫/健康措施（例如检测）等需要经济支持，所以是“有钱人的游戏”；

——人身自由可能被不当地、过度地限制；

——个人隐私信息可以被随意采集。

此外，还有不在公开场合言说的观点：即认为只要一上健康码，就有个人隐私信息被内地采集的风险，就有被迫害的风险。

这种妄想是无边的，也不需要理性：从提取DNA，到囚禁，到活体器官采集……要看到，香港确实是一个对中国内地政府有无边恐惧的社会——再不靠谱、再弱智的阴谋论，都会被视为是高明的、独立的“真知灼见”。

他们的策略师，在鸡蛋里挑骨头，努力说明健康码并非“完美”——不能单靠它来解决所有的防疫问题；然后，再无边地夸大其坏处，夸大其代价，散布恐惧、营销恐惧，以此说明健康码得不偿失。他们的策略是把健康码问题“泛政治化”。

笔者以为，就这个问题，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民调，最终我们一定会发现，香港民众对健康码的接受程度与政治取态会高度相关——黄营会反对健康码及配套政策，蓝营则会欢迎健康码及配套政策。

这和美国社会的两级撕裂何其相似。

但也可以看出，在香港推出一个建立在手机实名认证及信息采集及大数据基础上的数字化防疫体系，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并强制执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性的。既然香港“不愿意”，也就不可能比照大陆去建立数字化防疫体系，不可能再对个人采取家长主义的强制措施。最终，“动态清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香港其实并不特殊——纵观全球，恐怕只有中国大陆有能力实现“动态清零”，成功应对Delta到Omicron这样的升级变种。

亦如笔者之前文章所指出的：中国政府及中国民众在2020年疫情的早期其实也没有料到，中国防疫的成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根本无法复制的。

目前来看，全世界对抗新冠病毒的模式只有两种，一种是中国模式，一种是“其他”模式。

中国模式就是持续进行“动态清零”。“动态清零”需要强大的政治意志、政治决断、政治动员，需要广大民众的配合与支持，更需要强大的数据化治理能力。中国“动态清零”的成功，可以让人们重新审视并加深对中国模式、中国政治、中国治理的理解。其他国家不能复制中国模式，正说明了中国模式的独特性（Chinese exceptionalism）

那么“其他国家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 打疫苗 + 自然感染，一部分人打疫苗，另一部分人通过感染自然形成抗体。（当然，两者会有交集，即打了疫苗的人也可能被病毒“突破”，还会被感染，但这样也可以进一步加强抗体）。

当打疫苗的及自然感染的人达到了一定的比例，社会就会渐入“群体免疫”。如笔者之前所说，并非所有国家都希望主动采取这种模式的——因为这种模式会导致大量病例、较高的死亡人数及一定的医疗资源挤兑，代价巨大。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个他们愿意做出的选择，只是无奈之举——他们都没有中国模式与中国治理能力，不可能实现“动态清零”。稍加挣扎之后，只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躺平”模式。“躺平”，是一个各国不得不被动接受的结果。

再看香港。香港和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一样，缺乏必要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基础，不可能像中国大陆一样采用多重的政策及技术手段实现“动态清零”。

同时还要看到，香港的精英本身又十崇尚英美/西方的，本能地就会在英美/西方寻求“答案”。这里需要提及，香港由一个庞大的精英群体——所谓的deep state——所统治与治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骨子里并不认可中国内地的管理模式，对于中央政府提供的政治模式与政治秩序是抵触与抗拒的。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动力、能力及信心去将北京/内地的相关政策推广及落实到香港社会。而在这些精英看来，最好的模式肯定也不在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模式”一定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不可能是最“先进”的，一定会有重大缺陷，包括技术缺陷以及伦理缺陷。在内心深处，他们始终会参照、比较英美模式——那始终是更优越、更高级、更文明的方式啊。他们并认为，作为高等华人，要率先引入西方的高等模式；香港的“出路”、香港最终所依赖的，并不是与内地的通关，而是获得英美所主导的国际社会的认可。

碍于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香港基层民众现实利益考虑（非常依赖与大陆的日常经济往来），香港精英和deep state在表面上只能努力维护“通关”的目标，但他们只是“机会主义”的：走一步看一步，能通则通，不能通也没有办法。他们绝不敢在公开说要放弃和内地“通关”， 但在内心深处却认为，“动态清零”做不到，所需要的制度政策在香港无法推行，一切都不靠谱，只是无奈之举。为了摆脱干系，为了“甩锅”，林郑月娥甚至可以公开地说，她不是“动态清零”的“始作俑者”，以此划清她与“动态清零”政策的界限，以此表明她的“无奈”。

他们更不敢说出的是内心深处的看法：针对COVID-19的“答案”，其实是比照西方进行“躺平”——用疫苗+自然感染，最终实现与病毒的群体免疫“共存”。只要效仿美国、英国，采取“躺平”策略，很快就和这些西方国家“一体”了（一起插过秧，一起下过乡，一起……），很快就可以和西方通关了、循环了。

彼时，香港的精英们也就可以造访国外了。国外精英也就可以造访香港了。香港作为中国最熟悉、最了解、最能融于西方的成员（“高等华人”的身份释然），可以率先中国与西方世界融为一体，成为中国的“表率”，同时也与中国大陆区分开来（“我们是与世界接轨的，我们不是他们”）。

一开始，精英们当然不能这么说。但伴随疫情常态化，特别当发展到2021年的下半年，出现了Omicron，以英美为首的大多发达国家都公开选择“疫苗 + 自然感染”的“躺平”模式后，“躺平”变得常态化了，可以被社会接受了。

舆论环境一直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抗疫模式似乎突然变成了某种“负债”（liability），英美和发达国家的经历突然就变成了“成绩”，同时，人们还在讴歌这些英美国家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同时闭口不谈这些国家为此所付出的巨大生命代价及社会代价）。这种看法当然会削弱了香港的抗疫斗志。而且，不特在香港，这种看法在中国内地也有一定的影响。它其实是在软化人们的意志，动摇人们对中国大陆“动态清零”成绩的认识，动摇人们对“动态清零”的坚持，甚至给潜伏已久的中国体制/模式质疑者与攻击者提供了机会。

对于香港的统治精英来说——其实他们知道，香港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动态清零”的能力——没有这样的政治、社会、文化基础。之前，之所以能够“清零”，一定程度还要归因于“运气”。但同时，香港也没有参照内地去发展与健全的相关的基础设施。为了实现“通关”这个不能否定的目标，官员们只能机会主义地“走一步、看一步”，希望疫情渐渐消退，“自然”地实现这一目标，不需要在“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之间做艰难的“二选一”。其实，香港精英老早就想做出选择了——就是选择英美主导的“其他模式”。

具有极强传染性的Omicron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让他们可以找到最好的理由，就势卧倒、“躺平”，

其实，笔者一直认为，抗疫模式并不能简单地用“优”、“劣”来做比较——不同的模式，其实是不同的人类社会应对病毒的不同做法；不同的模式，其实是不同国家与地区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社会价值的“大考”。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治理方式、社会基础、民意基础、价值观、文化传统及对应的政治政策目标。每个社会的防疫抗疫模式，一定都是构建在各自基础之上的，一定都是为了追求符合各自价值观的特定目标的，绝无可能偏离这些基础，也不能偏离这些目标。

香港的选择，正反映了香港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这是一个被英美社会全面影响、全面主导、活在英美价值观之下的华人社会。

话又说回来，在COVID-19面前，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最终都是能够找到“走出去”的方法的——无非是付出多大的社会代价。而不同社会衡量价值的标准又是不一样的。

但什么样的模式是“最不好”的呢？“最不好”的模式，就是在“动态清零”和“躺平”之间进行左右摇摆，两头都不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就是香港目前的状况，一种最恶劣的境地，一种最尴尬的状态——它既没有能力完成“动态清零”，又不敢真的奉行与病毒“共存”的“躺倒”策略。结果就是现在这种“两头都不沾、两头都不靠”的“不死不活”状态：既不能与中国内地大循环，也不能与欧美/西方大循环；既付出了尝试动态清零所带来的代价（例如对社交场所场景进行管控），又没有享受到真正实现动态清零所带来的好处（包括人口自由流动与通关）。这种境地是最惨的，属于最坏的情形。

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经历大的政治文明撕裂与分野。香港，正处在这种大撕裂、大分野之间，找不到自我，不知该依附何方。

唯一确定的是，它始终质疑、怀疑中国大陆/北京的政治制度与秩序，而对西方抱有幻想，认为极乐世界在西方。

最后，笔者讲讲下一步可能的演进：

1、香港的COVID-19疫情完全失控，每日确诊上千，甚至数千，逐渐达到新加坡的水平

2、香港本来就没有数据追踪的基础设施及能力，因此做“流调”、找个案的源头及扩散轨迹在技术上都不可能的，不可追溯的案例将高速增长

3、香港报告北京，称疫情目前已经无法防控，真的没有办法了

4、中央此时也没有办法了，毕竟不可能改变香港根本的公共治理框架与模式，不可能直接介入香港的抗疫，最多只有在香港医疗资源极度紧张、不得不进行求援时，提供一些物资及人力支持

5、中央也会看到，这归根结底是香港“自己”的事——参照西方“躺平”，可能是香港政府和民众“无声”的、默默地选择

6、中央会看到，如果“动态清零”并没有所需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民意基础的话，北京也不宜管得太多；对港府下达目标，责其在形式和目标上不放弃“动态清零”，其实是港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港府也会以各种形式的“阴奉阳违”，使得政策无法落地（“我不是始作俑者”）。最后，香港落在“不生不死”的境地，引来怨声载道。如果香港“动态清零”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北京还不如与港府保持一点“距离”

7、不多久，香港政府会对中央政府说，你看，我们真的尽力了，但现在真的没办法控制了，没有选择了。你们就让我们“躺平”吧。

8、北京也没有选择，只能让香港放弃“动态清零”。

9、香港疫情大爆发后，即便两地建立了健康码互认，“通关”也是遥遥无期的。实现实质通关，大概率只有等到中国内地系统性改变防疫政策之后了。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主张《“动态清零”是香港抗疫的科学选择》。笔者结合现实情况，认为动态清零是香港无法做到的政策选择，因此看法有所不同。建议北京不妨“后退”一步，由香港自己去解决问题（除非香港向北京申请医疗资源援助）。

这样，无非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病毒大规模蔓延，造成了大量的确诊，甚至一定数量的病死。目前，香港仍有100多万名市民未接种第一针疫苗，70岁或以上长者的接种率较低，而COVID-19主要打击的就是70岁以上的长者。如果疫情爆发，居于老人院及政府公屋的老人们将面临很大的健康风险。如果香港在没有选择之下被迫“躺平”，并因此遭受了巨大的代价，那恰恰证明内地“动态清零”政策的正确性，恰恰可以消解人们在新形势（Omicron）下对“动态清零”政策的怀疑，坚定信心。过程中，内地可以根据香港的需求随时提供医疗援助，以最小化过程中香港市民付出的健康代价。

第二种情况：病毒大规模蔓延，造成了大量的确诊，但病死率很低。同时，香港的医疗资源不致被过度挤兑而引发其他问题。这说明香港在公共卫生破防后，还能够凭借医院医疗体系应对COVID-19。对于内地来说，并不能证明“动态清零”政策有问题，而正说明：病毒确实变种了，确实变得更加温和了，如果有很强的疫苗体系及医院体系做支撑，还是可以抵御得住的——当然香港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其案例并不可以自动引申、适用于中国内地所有城市。但无论如何，如果大陆在未来要遵循国际实践，为放开“动态清零”做好准备，那香港不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试点”。亦如笔者分析的，要全面放松目前的COVID-19疫情防控体系，中国比较有可能寻求试点机制。

我们要找那个“小白鼠”。心系欧美的香港，似乎自愿要成为那个小白鼠。

所以，与其动员、要求香港“动态清零”，不妨换一种“眼光”看待问题——相信香港不是一个“小孩子”，它可以为自己的选择担负责任。如此，就让它为自己的命运做选择，并承担后果吧。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躺平”的香港，要与内地通关，真的就只能等到内地系统性调整COVID-19防疫政策之日了。就此条件，参见笔者的文章《COVID-19：抗疫的回顾与未来》和音频（tu-cast）『兔卡司 tu-cast』《聊聊疫情，寻找正能量，及中国下一步》

不过，香港也许真的可以为中国大陆疫情防控的下一步打开思路呢？

若如此，那香港也算是以自己的方式，对中国的COVID-19疫情防控做出历史贡献了。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