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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不管是自己，还是亲友罹患某种疾病后，便开始对这种疾病产生探索的欲求，甚至到自己去阅读一些论文的地步。这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可不是一件寻常事。按理说，现代社会下此领域是交给专家系统的。医生依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给你一个方案，不管这个方案的承诺是可以治愈或是不可以治愈，在这种专业系统的信托之下，个体便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探究个中缘由。这就像一个人不会管飞机起飞是什么原理、全球变暖和二氧化碳是什么关系。世界上如此多知识，要全部了解，恐怕真是“以有涯追无涯”了。所以我们才把很多知识的了解过程都交给专家，这并不是因为懒惰。因此回到一场疾病，虽然医学是最需要专业知识，也是最典型的“专家”领域，很多人也要去自我探究一番，才显得令人“惊异”。这种了解未必都能找到一个“方案”，且很多时候面对疑难，都是无解的。这恐怕就是一种纯粹的“理解的冲动”。很多和疾病相关的事，人们追求的可能就是字面意义的“死也要死个明白”。但这恰恰重要，至少向我们说明了“理解”本身的意义，我们求知、探索、理解，并非都必须以找到“方法”作为结果，理解本身就极具价值。写到这儿，好像写了个大家都会轻易接受的“鸡汤”——理解和探索有价值。但实际上，这却远不是大多数人真正感兴趣的。人们感兴趣的多半还是“人格”或“自我探索”。这就关联到韦伯在《以学术为业》演讲中最后提到的精神志业的最大益处——即“清明（Klarheit）”（韦伯在演讲中提到精神探索有三个价值，前两个“实用性”和“思想方法”很容易理解，最重要的就是“清明”）。这个词从词义上来说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状态，其具体的方法恐怕就是从这种“理解”的分辨上去通达。人格分类从来都是最受关注的主题。众所周知，最近半年MBTI又火了起来。从分类的人格学出发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我们串联上述的“专家”和“清明”的问题。我们做很多决定都需要一个缘由，很少能接受随机或赌博。一个医学决定取决于背后的病理学的道理，一个投资决策取决于对业绩和资本市场运作的“理解”。找一份工作，谈一场恋爱，我们大多时候都得有个“理由”，即便就是一股子恋爱的冲动，我们也想向自己和他人解释，我“为什么喜欢”这样的问题。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这些选择都越来越不是问答题，而是选择题。不管是消费的选择，职业的选择，还是恋爱婚姻的选择，对一个个体而言，在城市中可选项都太多了。与其相反，对于一个农民而言，面对他的土地和生活范围，他应该不会感到“迷茫”，比如作物太多，不知道该种什么好。但城市的生活，迷茫感恐怕直接来源于我们面临的选择和事项太多，在所有可能性中，虽然选项未必都唾手可得，但机会成本从来都很高。机会成本一高，一切选择都像是错误的，我们忧虑明明可以得到更好的，但当下却囿于次优的，这会导致我们的后悔。理论上的选择数量太大，带来极大的不确定，分类就是最直觉的处理方式。我们一下子从处理纷繁的世界，变成了处理有限的类别。人格测试在这种“类别化”的现代需求中应运而生。这很容易理解，不过请格外注意，分类后，我们对生活的另一种处理方式也就彻底改变了。一座城市有千千万万家餐厅，一群朋友要吃什么，分类大有帮助。先确定吃哪种菜系，选择就容易得多。但这种“容易”，来源于选择错误的成本较低——今天这家餐厅不好吃，下次换一家就是。但是，如果选择的不是千千万万个餐厅，而是千千万万份工作，或者千千万万个人作为伴侣呢？古人对于这个问题比较浪漫，古希腊人相信“找到另一半”，那真的是“the one and the only”，但今天这个想法未免有点不切实际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对他人分类，我们还需要知道自己的类别，从找一个人与一个人的匹配，扩大为类与类的匹配。因此有了分类，有了人格之后，我们对“选择”这个问题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了“匹配”模式。合适的伴侣是一种人格类别上的匹配关系，合适的工作也来自于工作所需的禀赋、性格特征与自我的匹配。天赋观念从中兴起，我们既有先天喜欢的（内向、外向，和人打交道），又有先天擅长的（逻辑思维的，创造性的）。今日的人格测试直接提供了这种匹配的双向工具。当然，很多人对人格测试并没有那么严肃，一方面它是个好玩的游戏，另一方面也就是个参考。在这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匹配”的思路。即便一个从不相信什么先天人格的人，也会在遭遇工作或感情的困境时，去想是不是“合适”这个问题。“合适”的问题背后有很多意涵，为何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或者工作和他人不够好？而是“合不合适”？这同我们经常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的相对主义思路有关。既然人人平等，各有各的好，那问题当然不会出在有人“不好”上，大概是因为“不合适”。我们当然也能想象人的不好，以一种“疾病”的方式，比如把现代男女在感情中的不负责任，归因为某些“人格障碍”、某种“心理疾病”。举“病理化”的例子，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种社会的丧失，表现在匹配的关系里。我们越过社会的结构，具体的交往，依靠“人格契合”等分类的方式，来“直达”我们做决定的依据。在职业方向选择上，我们越过具体的城市、企业情况，以“先天擅长”和“先天喜欢”来“直达”我们决定的依据。在遭遇感情问题时，我们不想具体的理由、环境，而“直达”那个人，因为他“病了”。很明显，我们在拒绝“社会”。我们有很多方式拒绝社会，把“社会”的复杂交给专家，把“社会”简化为类别，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想象为“先验禀赋结合”而非一种“社会性的结合”。社会确实太大了，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真实把握社会，所以能躲就躲。我曾经看到一个表述，叫做“你只能领导你喜欢的人，包括你自己”，言下之意，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人，你就应该把他开掉。对于自己呢？当然是“自我接纳”。“喜欢”是个很现代的，很有魔力的改变，而匹配背后的机制也是一样。对于是否“合适”，我们的判断方式当然不会严格按照MBTI，只要人格契合，我就硬着头皮接受，而是通过“是否喜欢”来判断。我们相信合适的东西就会“感觉不错”，这就像是吃一盘喜欢吃的菜一样。拒绝社会，进入到“匹配”的模型后，生活真的会比较简明。这种被“喜欢”证明的“合适”便更具有现代性，变得像是某种培根的实验方法与思路，人格等匹配模型提供了实验路径与依据，而“喜欢”的感觉则是这个实验的结果，若能“感觉喜欢”，则这场匹配的实验就成功了。难怪今天面对很多问题，我们想问的都是“你要知道你喜欢什么”，通过人格测试发现“你喜欢什么”，通过过去的恋爱经历发现“你喜欢什么样的人”，通过过去的职业经验发现“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所以面对这个巨大的世界，我们进入了一种“发现喜欢的线索”的生活。一旦找到了这样的线索，我们就说一个人“了解他自己”。从这种“自我了解”中能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感觉不错”。这个世界由数不清的要素组成，而我们在里面像做实验一样寻找“匹配”，不管是书籍、音乐、爱好、工作、旅行目的地、人。不管答案是“天蝎座适合的职业”还是“INTJ适合的恋爱”，我们在这种“喜欢什么”的探索里面得偿所愿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什么让人喜欢”这件事其实远没有人格测试或其他“匹配”承诺给我们的深度，其实我们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喜欢快感，喜欢轻松，喜欢他人的关注，喜欢被照顾，喜欢被尊重、被重视，喜欢新鲜有朝气的事物。甚至，喜欢“自己是受害者”的感觉。这些当然很难得到，大家都喜欢的、享受的当然越来越贵；人人都想被关注，最后真正获得关注的人是凤毛麟角；在感情中希望达成对等交换，我爱你所以你也爱我，在实际交付上总有各种问题。生活中的“合适”就像Tinder上的“match”，看上去挺有潜力，但几乎每一个都快速衰退。所以在这场通过“match”找感觉的都市游戏中，很多人都快速地后退。放弃“喜欢什么”然后转向“喜欢自己”；要学会享受孤独，学会先爱自己，再爱他人；学会意识到一切外在的都是虚妄，重要的是内在的充盈，学会活在当下，满足小确幸。就这样，小小的自我在巨大的世界中，基于“匹配”的方法，以“自我体验与感觉”为准则，希望直接跨越千山万水，在纷繁世界中直达那个“合适”的尝试。不管我们以“人格”作为指南，或是以其他玄奥的方式，最后通通铩羽而归，回归“自我挖掘”，在心理学的“自我王国”中固守的故事。我们现有的那种对生活的看法，可能有点问题，我们还没有让自己适应现代性，社会是不能被拒绝和放弃的。回到本文最初讲到的那个奇怪的例子，我们竟然可以超越医学这个极端专门的专家系统，开始自己查找并阅读论文。虽然很少人喜欢读医学论文，但当一件事足够紧迫时，我们会走出“喜欢”的舒适圈。这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看待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选择的缘由是“我喜欢”和“我擅长”，恐怕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就像一个人因为喜欢打游戏，而加入游戏公司，或一个人因为天性开朗而从事销售工作，这些是我们熟悉的。但如果一个人从事环境保护的工作呢？因为他喜欢环境保护？因为他擅长环境保护？这多少也有点奇怪。最自然的解释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重要，觉得这件事紧迫。这里在展示的是，除了个人的“喜欢”，社会的“紧迫”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感到紧迫，我们一般也对自己的困境感到紧迫，我们当然也可以为公共的问题感到紧迫。虽然还有很多人会说，有的人“天性”比较关注公共问题，有的人“天性”比较关注个人的问题；有的人“天性”对公正问题比较敏感，有的人“天性”对此无感，仿佛雷锋也只是“天性”比较爱助人，问题又回到了“人格”上。但事实并非全都如此，例如很多女性都关心并投身女性主义相关的问题和事件。这不是因为她们喜欢，也不是因为她们擅长，而是因为女性主义在当下非常紧迫。那我们是如何感受到一件事的重要和紧迫的呢？很多时候是因为疼痛。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理解。网上有很多自认为感受到某种疼痛，然后把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人。在网络上玩流量游戏的人，大多掌握一套通过“紧迫”吓唬人的方式。所以比“感到疼痛”更重要的事情，是增进理解。在“自我关注”之外，还有对公共的关注。这其中有一种常见思路，就是在某些事件中找出坏人，对其批判并消灭，好像问题就解决了。这恰恰是缺乏理解，只是“我疼我怒故我知”的状态。
真正做事的人，能看到任何问题背后的社会机理，并在社会交往中提出更实际的方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反过来说，“重要”、“紧迫”这件事，从来不能被“我疼故我知”或“我怒故我知”证明，这个说法又把问题退回了“个人感受”，和“我喜欢”区别就不大了。实际情况是，理解越多越综合，视角越丰富，知晓就越真切。仅仅因为最初感到的疼和怒，很难说对一件事有什么理解。所以“紧迫”和“重要”不在“自我体验和感觉”，而在社会。对社会越了解，“重要性”就越凸显。我们生活的依据中，除了“喜欢的”和“重要的”，还有很多缘由，例如“正确的”、“体面的”。我们做很多决定，比如不在网上骂人，不会让我们舒服，但依然会去做是因为那是“正确的”。这有点像康德的“道德律令”。所以比起匹配的模式，还有很多值得去体会，去理解的东西。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到最初讲到对疾病的探索和认识，进而理解韦伯所说的“清明”。我不能选择和这个人在一起，因为他待人接物的方法我不喜欢，我和他不合适；我不能用这个方法处理这件事，因为这个方法不道德；我不能用这个方法治疗我的疾病，因为与病理不符。上面三个例子都是“不能”，但不是没价值的。很多人探知了疾病，未必能找到治疗的方法，但同时也知道了很多治疗方法没用，便不再上当、白费功夫，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就有某种“清明”。当然，通过理解而否定一些路径，这件事也不稀奇，不能说否定就有用。我们在网上一点不缺乏因为觉得一切都不可能而陷入绝境后，谋求毁灭的论调，但那里面反而可能没有“清明”。因为可想而知，到现在为止，可有一个疾病，被医学界公认无法治愈而失去进一步探索的可能；同样，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经历了如此多的起落，可有哪些发生在“礼崩乐坏”时的文明进展，在今天看来全无价值？清明的人越是探索，越是知晓自己的有限，就越是知道，当下的悲观和无望，肯定是因为自己所之甚少，还未了解清楚实际的缘由。就像面对一个顽疾，一边不断发现一些疗法的轻率，找不到可行的疗法，但也不会轻易放弃，因为这与人类医学的探索史不符。这里没有什么天赋，也不需要“喜欢”，而是把自己接入漫长的历史中，成为公共的一部分。过去几千年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和进程，是一部可能性的历史，而不是不可能的历史。在这个接入历史，感受“重要性”和“正确性”，而非“喜欢”的思路中，没有什么事是纯粹为自己而做的。就像女性主义者们的努力，是做给历史中的女性的，而不是仅仅为了自己。因此才能在痛苦和无结果的境况中，总是感觉自己在不断接近本真的方向，保持探究的热忱，这事儿未必与自己的苦乐直接相连。这恐怕就是有很多人还能保持探究热忱的原因，没有结果、没有方向，并不等于没有希望。这种超越舒不舒服，喜不喜欢，且丝毫没有“认识自我”，“探索自我”的视野，如同“清明（Klarheit）”的德文意涵，比汉语词“清醒”要多出来的那些部分，有一些清澈、光亮，甚至荣誉在其中。如果真有什么“自我探索”，不过就是从每个人不同的自我经验向外探索，来看看你能找到多少重要和正确的东西，以及对它们的理解能有多深、多广。它之所以与“自我”有关，是因为问题的起因多少与“疼痛”有关，因而关涉个人经验。但从此往后，则越来越与“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会越来越综合、博大。在这个清明的世界里，你根本不考虑“人格”的问题，比如我的天赋是什么，擅长什么，喜欢些什么，等等。人可以不借助佛学，也不碰老庄，而达到某种豁达。这就是韦伯为诸位作出的承诺，也是精神探索的益处。感知方向，明白言行的缘由和正确性，这不是一种最值得追求的生活么？*本文原名《在快速下降的热气球上，我要先扔掉MBTI》，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配图：《她》，编辑：林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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