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孤独星球》杂志发布公告，宣布将于2023年停刊。这本杂志曾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但在公告发出之前，它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了。如今，社交媒体平台逐渐替代报纸、杂志、电视新闻、门户网站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杂志停刊的消息屡见不鲜，慢慢成为了一种仅存在记忆中的媒介。许多经历过杂志“黄金时代”的人，依然很怀念被一本本杂志打开世界的感觉。杂志“编辑推荐”的机制会提供给人们许多原本不知道或不感兴趣的内容，促使人们不断吸收新的信息、建立新的认知。与之相比，现在各类App使用的“算法推荐”的机制，似乎很难起到相似的作用。自出现以来，“算法推荐”就一直被许多批评的声音围绕着，却也渐渐变得无法逃避。算法在将我们变得更愚蠢吗？算法机制要为舆论场上人群的愈加分裂负责吗？在算法的笼罩下生活，需要怎样的媒介素养？看理想：您如何看待“编辑推荐”渐渐被“算法推荐”取代？刘海龙：大家对于某种媒介的消失，会有怀念或伤感的感受，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因为媒介跟人某个特定阶段的生活状态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感受，有人会特别感慨，也有人没什么感觉。算法推荐的核心底层逻辑是同侪推荐，或者说是人类的协同过滤。这种机制并不新，是个很古老的东西。之前很多传播效果的研究都表明，我们获得的信息很多都来自于身边的普通人，而不是来自大众媒体。所以协同过滤本身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我觉得它是人类为了应付信息超载所发明出来的一种机制。因为信息太多，所以需要筛选，算法推荐就成为其中一种比较受欢迎的方式。在没有算法推荐之前，人也总是希望去接触跟自己相似观点的内容，很多社会心理学研究、传播效果研究里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算法？因为它符合了人性。杂志在大众媒体里面，算是最小众的，针对一个细分化的市场，只不过相较于算法推荐，它依然是大众的。杂志编辑也在琢磨受众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它不是质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另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旧媒介也不一定真的会消亡。就像书一样，我前段时间看一些数据，纸书的销量还增加了。现在很火的播客，和广播一样是听觉媒体。如果真的符合人的需求，它是能继续存在，或者演变成某种新的媒介的。看理想：每当有新的媒介出现，都会引起许多反思，从电视到互联网，似乎每种新的媒介都在让人变得更加“不假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批判和反思？刘海龙：对媒介的批判一直都有。我在节目里也讲过，最早是连文字这种媒介都被批判的，《柏拉图对话录》的《斐德罗篇》，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古埃及的故事，批判了文字，认为文字让大家变得愚蠢了，因为文字让人记住很多东西，但是没有思考，只是重复。每种新的媒介出来都是会被骂的，后来不骂了，也不是因为它变好了，而是有新的“替罪羊”出现。比如电视，上个世纪5、60年代到80年代对电视的攻击，丝毫不亚于今天对电子游戏、互联网算法的。如果你去搜关于电视的影响的文献，那简直是汗牛充栋，当年有大量的研究的人和资金做相关的研究。现在没什么人研究电视了，不是说电视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减弱了，而是因为新的东西出来，大家就不关注电视了。每一个时代大家可能都会把一些社会问题推到媒介身上，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媒介可能会让社会更糟糕。但如果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媒介技术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当然不是说它完全由社会来决定，但是另一方面它肯定是跟整个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们对任何媒介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包括我们的教育。难道大家就任由媒介让人变得更愚蠢吗？家长、学校、社会的责任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另一个方面是，这种评价往往是基于我们现有的媒介的特征来判断，所以会有一个偏向。比如注意力的问题，在纸质文字时代确实需要很强的注意力，但是在今天，注意力一定还要这么强才行吗？还是说可能存在一种对时代的适应。因为我们要面对非常多的信息，如果每个信息都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么专注地去看，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我觉得这跟“进化论”一样，其实人也是不断在适应时代、适应环境的变化，会出现很多新的人类的特征，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很难去评价它是对是错。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开放一点，谨慎地去观察，不要仅仅把它当作糟糕的事。每一代人都在讲，年轻一代没希望了，但是人类的发展好像也还在继续，每代人都有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不一定沿着你所能看到和想象的现在这个轨道，它可能会另起炉灶。如果还用旧的范式去评价，就有可能会出现误判。看理想：所以您并不觉得算法技术该为舆论场上的这种撕裂负责？因为对“算法推荐”最多的批评，是说它会使人陷入“信息茧房”，造成人与人之间进一步的分裂。刘海龙：它会促进和强化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它不会制造撕裂，撕裂肯定是原来就有的。比如意识形态，这也是社会心理和政治学里一直研究的东西，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竞选国家最后都是两党制。这两党就代表了两种声音，这其实就是极化。过去这种极化可能不像现在这么严重，在这种极化条件下还会有很多的中间份子，会有温和派。但是新媒体出现之后，使得温和派减少了，极端派增加了。分裂本身就是一个常态，它不是媒介带来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一个度的变化。新的媒介形式把我们原来看到的一些纷争和冲突放大了，另外，我们感觉现在撕裂严重也是因为，信息的可见性增大了。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通常看到的大众媒体往往只有一种声音，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会觉得过去大家有特别多的共识。但其实现实中是有很多对立的，大众媒体掩盖了这种对立和差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突然看到原来周围有这么多人跟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到今天网上天天吵，就觉得有点儿受不了。但其实分歧原来就有，只是你没看到，或者原来没有社交媒体之前，大家没有表达出来。很多国家的广播和电视也是天天吵的，所以这对他们的冲击就没有对我们那么大。刘海龙：当然，共识是很难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共识？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一种制衡条件下产生的。通过相互拉扯，把我们扯到中间来，就像讨价还价一样，卖的人希望价格高一点，买的人希望价格低一点，不能说其中一方占主导就没有议价权，最后大家会找一个中间点。所以共识其实很多时候是妥协。在某些时候可能会达成一些短暂的共识，比如战争发生的时候，不过这种共识其实也是被制造出来的东西。刘海龙：事实和真相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事实是可以分辨、可核查的，虽然现在想要分辨事实也不容易，但在追求准确的情况下，可以达成共识。而真相的背后，是有价值判断的，所以真相永远在生成中，或者在讨论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本身，是一个协商之后的产品，是在大家的交流之中慢慢产生的，不是客观的，没有一个外在的判断标准。刘海龙：我们有很多正规的辩论，有一些正式的场所和规则。比如西方的议会，议员与议员之间，不同的党派之间也是对立的，但是就是要在一块儿辩论，摆事实讲道理，说服对方。不像在网上一样，骂一两句就走了。互联网是一个表达的地方，但是它未必是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地方，就看你怎么去使用这个媒介。有的人可能不会在网上跟人争论问题，而是去看大家都有什么观点，来帮助自己思考。有的人希望所有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那他可能就会很焦虑。网络上的主流意见，也未必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真实的声音。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我觉得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且，为什么要说服别人？在传播学里面特别经典的，就是说，要说服一个人非常困难，传播的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人的立场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问题，其实跟生活环境、家庭背景、职业、阶层等等都有很多关系。你不可能几句话就把别人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否定，让别人放弃自己的利益。看理想：“算法推荐”似乎一方面加强了平台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让普通人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了，这是矛盾的吗？刘海龙：其实现实中也是这样，每个人都能讲话，但最后还是大众媒体的声音最大。能不能说话是一回事，能不能被听到又是另一回事。人的注意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总要有一个筛选机制，这个筛选机制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可能是个问题。我们前面谈了对“算法推荐”的其中一个批评是它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另外的问题则是，这个推荐机制本身是隐形的，我并不知道我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如何被推荐的，意识不到信息经过了筛选。还有一点是，这种筛选是没法回避的，完全关掉就没有用户体验了，这个筛选机制就失效了。所以算法本身带有强制性的，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已经在运作了。而且算法本身并不容易有效监管。因为机器所处理的信息是海量的，算法只能设定规则，控制不了结果，算法工程师也需要一次次去试，并不能预测最终会怎样。所以对于信息的接受者来说，确实需要提高媒介素养，就是说，你要清楚自己接收的信息跟算法有关，有意识地增加自己的信息渠道的多样性，比如参加线下的交流活动等等，不要完全沉浸在算法塑造的世界中。看理想：对于媒介素养的要求会不会进一步加剧阶层的分化？刘海龙：在某种程度上会的。但是另一方面，素养的意思是一个人基本的素质。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要对自己负责的，比如讲卫生、不随地吐痰、能写字读书，这些都是素养。传播学界一直在提倡的，就是要让媒介消费也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基本能力，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些事一样。现在大家都生活在媒介之中，每天要接触这么多信息，有一个基本的辨认，了解媒介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其实并不难，但要看是不是有这个意识。比如很多主播，还有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天天跟算法打交道，就会去琢磨它，慢慢形成一套应付算法的办法。这也和个人是否需要有关，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会去了解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刷社交媒体本身就是一种消遣而已，他们并不在意这件事。所以现在需要的是，让这些消费者心态的人能够有所察觉，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接触到的信息不仅仅是娱乐，可能也关系到国家，关系到公共利益，所以要更全面地去了解社会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媒介素养的出发点是公民素养，你要先有意愿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如果连这个意愿也没有，媒介素养也就无从谈起了，没有动力。当然，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制度、文化是有关系的，要有需求或者有运用的可能性之后，才会有公民意识。当一个人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或者是侵害的时候，是比较难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的。比如现在很多人被封控在家，开始想办法通过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那这一刻他就成为公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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