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每个国家的科学发展都有其独特的道路印记，回顾中国自然科学研究起步阶段的国际化进程，有助于从今昔对比中探寻我国科学发展的固有特点和内在规律，客观认识当下的问题和困难，以史为鉴，谋求未来发展的创新之路。

20世纪初，在科学研究基础条件及整体水平无法比肩发达国家的情形下，前辈科学家结合自身条件开展工作，陆续在若干领域不断取得国际发表的成果，其科研产出、学科布局、科技人才以及合作模式等历史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下。

近代中国科学成果的国际发表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直至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多由在华外籍科学家完成，此后在华工作的外籍学者在国际上发表新作不断，其中以医学领域为多，呈现出西人在华播种科学的特殊现象。

至20年代末，一批留学海外的中国科学家终于实现了国际发表的新突破，本土科学家的国际发表进一步提升了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科学探索的民族自信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SCI论文数量与被引频次

1924年中国出现首个国际发文高峰，此后的国际发表状况呈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繁荣景象，1936年达到最高值，此后因战乱影响，中国的国际发表状况亦波折反复。

总体而言，早期尽管实现了国际发表零的突破，但国际影响甚微；经百年积累，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才逐步进入质量与数量齐升的新阶段。

自然科学论文的国际发表状况也可作为考察现在科学在中国体制化进程的重要指标。20世纪初，中国自然科学家人数稀缺，西人及其创办机构使西学东渐，本土学者积极跟进，科学的体制化也随之萌芽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群体初具规模，科学共同体相继建立，在程序和形式上与国际科学界逐步接轨，国际论文产出也与日俱增。日渐成熟的科学体制，不仅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发展基础，也为后来科学事业的继续发展积蓄了最初的力量。

杰出科学家是引领科学发展的主导力量。20世纪早期的中国科学家发文周期和数量均具有非连续性和易改变性的特征。进一步考察学术周期较短的科学家，其中不少是在华工作时间较短的国外学者。同时，20世纪早期中国科学论文大约1/3是由外籍科学家所完成。

引入h指数进一步分析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科学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及其所属机构显示出发文质量和数量总体一致的良好科研生态，而医学领域的一枝独秀也和今日遥相呼应。

高质量的国际发表除几所主要的国立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外，几乎被北平协和医学院囊括，可见高水平科研机构更有可能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 从科研机构看科学本土化的资源配置

20世纪上半叶，教会背景的大学和政府主导的机构处于科学研究资源链的顶端，是中国科研成果国际发表的主力。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主导。当时除国立大学外，中央研究院是政府主导科学的代表，其他政府研究机构亦发挥了协同作用。从实践结果看，政府性质科研机构和实业部门，在迫切的人才供需矛盾之下尽管戳力前行，但仍难以摆脱历史沉疴实现最大效用。

其他科研机构因非官方属性和规模制约，其发展亦颇为艰难，导致其国际化水准无法与大学和政府机构相媲美，但其在科学、工业和技术领域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马太效应在科学共同体之间普遍存在。科技资源密集型机构与其他机构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差距。科学研究需要资源，科学家、经费和设施的配置不同，相应的科研产出也大不一样。

历史启示我们，只要人力和物力的连续性不被破坏，并持续给予财政支持，社会环境突然变化对科学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不能否认，稳定的社会环境亦是科学进步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

• 从学科发展不平衡看早期科学的先天不足

在起步阶段中国科学的学科发展就极不平衡，其中医学较突出，基础学科成长缓慢，科研机构的分布也进一步佐证了学科间的差异。

医学以其极强的应用导向和西化特征，始终主导着中国早期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方向，基础学科则以物理、化学和生物为研究重心，时至今日这些学科发文数量仍远超其他学科，中国科学起步阶段的学科发展不均衡，对中国的科学后来的发展一直产生着无形影响。

洞悉科学运行的内外机制，对于未来我国科学学科的布局优化和内涵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

• 从时局动荡看科学中心变迁与人才的重要关联

阐明20世纪上半叶科学中心的变动状况，有助于从科技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揭示科学发展的外部影响。为便于分析，将SCI论文占比超过25%的地区定义为科学中心；介于15%~25%的地区定义为科学亚中心。

科学的发展从来都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以抗战的全面爆发为分界点，可以较为清晰地阐明中国科学发展早期的特征状况以及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初创时期，尽管出现了一些现代科学的先导城市，但科学中心还未出现。

1922年，奠定现代教育基础的壬戌学制出台，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和科学团体不断发展，现代科学在中国迎来了成长期。北京当之无愧成为这一时期的科学中心，拉大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科学发展的马太效应也初步呈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多数高校和研究院所被迫迁移或停顿，尤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完全停止教学工作后，云南成为新的科学中心，形成极大的集聚效应，贵州和四川成为科学亚中心，重庆和浙江科研地位相对提升，北京科研地位骤降。战时科学中心的短暂变迁充分揭示，人才的价值远高于物质资源。

回归和平时期，人才与资源往往互为因果。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区域再次成为国内的科学中心，在物质条件充分具备之后，需要考虑便是如何充分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反观目前美国进一步修订STEM国际人才的利用政策，更进一步说明，人才是确保科学持续发展进步的首要前提。

在具体统计方面，考虑到论文投稿与出版年份的时延，以论文平均发表周期为1~2年初步估计，则1940年之前北京一直是科学活动的中心；而之后，科学中心转移至云南，同时期贵州和四川则成为科学的亚中心。

• 从合作网络看中国早期国际科学合作的传统

科研合作是科研各要素间的桥梁和纽带，贯穿于科研生产过程的始终，借助科学计量方法可以探寻20世纪早期中国科学研究国际科研合作的一般规律。

应该说，向世界保持开放合作从一开始便存在于中国的科学发展之中。国际科研合作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现代科学自产生的那天起就注定成为世界科学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些历史不但值得重新回顾，更值得深入的分析研究。

根据作者分布和成果产出，选择满足发文阈值大于5的学者绘制作者合作网络。各连线密集之处分布着许多大小不同的结点，具有代表性的合作类型的学者可分为3类：有非常强的合作影响力、有比较强的合作影响力及有一定的合作影响力。

20世纪上半叶中国SCI论文作者的国际科研合作网络

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中国已有相当学者具有学术交流和合作意识并付诸行动，形成了相应的国际合作网络，并在各自领域内影响较大，科学界呈现出初步欣欣向荣的合作交流图景。

遗憾的是，紧密的网状合作关系还没有形成，节点和连线较为零散和不紧密，使得科学合作的边际效益大打折扣。

回顾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然科学国际化的历史历程，首先表现在科学的发展与人才、经费及设施的高度关联。

在“破四唯”创新治理立新规的当下，确立与学科性质相匹配的评价机制就成为当务之急；在科技资源的配置方面，应当优先考虑对杰出科学家的培养以及对国际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同时应继续促进跨学科、跨组织和跨文化的融合，实现基础科学从跟踪追赶到并行发展甚至超越发展，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让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不再受制于人。

其次，20世纪上半叶时局的动荡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再次提醒我们，保持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识别科学技术的区域中心和创新高地，协调区域空间布局合理有序，以顶层设计全面拉动不同区域的创新发展，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全面创新突破必须攻克的治理难关。

最后，科学研究面向世界不但必要而且必须，保持与国际社会特别是科技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不但是中国科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也是全球科学走向未来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克服内外阻力，继续保持并推进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吸引国际一流人才协同创新，这不但是中国科学战略升级的重要举措，也是世界科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科学研究造福人类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