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俄罗斯外交哲学论析

21 世纪以来，以哲学为线索挖掘外交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已成为外交学研究的一个新议题。外交哲学的概念应运而生，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研究俄罗斯外交哲学，有助于认识俄罗斯外交政策和行动的逻辑前提和行为基础。俄罗斯文化来源具有多样性，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具特色或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传统，构成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源泉。从基辅罗斯至今，俄罗斯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其大国诉求十分明确，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外交哲学，而是受到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并在不同阶段诉诸不同的概念表达。“普世回应性”、道德义务、批判和矛盾是与四种思想源泉相对应的外交哲学核心概念，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有鲜明体现。 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既相辅相成，又难以完全一致。 当国家实力不能支撑俄罗斯的雄才伟略时，“神圣罗斯”和“野蛮罗斯”的两面性就会同时暴露出来。 外交理念中的二律背反是造成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冲突的重要原因。

 一、 导论

俄罗斯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正如俄国诗人丘特切夫慨叹的那样：“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的确，无论俄国文化，还是俄国行动，往往有横空出世的特点，让人很难弄清其逻辑前提和行为基础。我们也很难在世界上找到另外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历史悠久且存续至今，但思想史却破碎和断裂到几乎失去本来面目。俄罗斯文化不断受到各种外来影响，拜占庭的、西欧的、蒙古的，而斯拉夫文化被贬低为粗鄙的和不成型的。由于俄罗斯文化呈现出碎片化特征，有人怀疑俄罗斯哲学压根就不存在。此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哲学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俄国哲学仅仅在对西方哲学进行阐释。然而，正如其他文化领域，俄国哲学界不时有“星星”突然闪烁，竟断续构建出独具特色的俄罗斯本土哲学，并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如弗兰克所说，“俄罗斯精神固有一种追求完整性、包容一切的具体的总体性、追求终极的最高价值与基础的意向，因此使俄国思维和精神生活不仅在内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而且这种宗教性还贯穿于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这个“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自然也包括外交。俄罗斯外交从哲学中汲取理念、方法和价值观的营养。

尽管目前关于“外交哲学”的概念尚无定论，但以“哲学”为线索，挖掘外交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已经成为外交学研究的一个新特征。

俄罗斯是外交大国。之所以说它是外交大国，并不只因为它的疆域广阔，而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外交理念，并能综合多种文化传统，纵横捭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定会体现本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而政治哲学又是政治文化和传统之根。追根溯源，俄国哲学最鲜明的特性是宗教性。“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甚至，“俄罗斯的哲学都带有宗教性”。“俄罗斯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根本特点以及各种复杂化进程的主要根源，端赖于此”。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反对将宗教哲学作为俄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在此，我们从众，认为宗教性是俄国哲学最突出的特色。诚然，科学性也是俄国哲学的一个方面。科学哲学在苏联一度盛行，并取得了较高成就。另外，民族性在俄国哲学中不可忽视，没有民族性就不能称其为俄罗斯哲学。同时，俄罗斯哲学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实现本土化后，走出思辨性和激进性相结合的演化路径。综合来看，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是俄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思想传统，它们构成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源泉。

俄罗斯外交的上述思想来源，并没有穷尽一切。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证主义、直觉主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等等都是俄罗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然会对俄罗斯外交思想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只是，相比其他社会思潮，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或具有更深厚的历史传统，或产生了更显著的社会效应，由此构成俄罗斯外交思想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与中国外交哲学形成了“和”的概念不同，从基辅罗斯至今，俄罗斯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其大国诉求十分明确，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外交哲学，而是受到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并在不同阶段诉诸不同的概念表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外交政策只有断裂性，没有连续性。在俄国历史上许多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在确定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的紧急关头,俄罗斯外交不止一次地从过去寻找经验，比如多次被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和现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提起的“戈尔恰科夫主义”。正是戈尔恰科夫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在俄罗斯政治上最困难的孤立时期担任外交部长（1856—1882），并领导制定了新的外交计划。他的外交计划主要有两点，一是优先处理国内问题，不再积极干预欧洲事务；二是扩大盟友选择，将重点从西方调整到中东、近东。这和克里米亚公投后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如出一辙。俄罗斯虽是外交大国，但并非所有政策都是成功的，有些政策加剧了外部敌视而非缓和国际环境。如前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所说，“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概念不仅包括对积极历史经验的理解，而且还包括对消极历史经验的理解。”认识其错误和避免重蹈覆辙，应该是消极历史经验存在的价值。然而，积极经验和消极经验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当它们运用于外交实践时，其后果也许与经验本身并无多大关联，而与实际运作的水平有关。

道德义务、普世回应性、批判和矛盾，它们来源于俄罗斯不同的思想流派，构成俄罗斯外交哲学的核心概念，在外交政策和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分析俄罗斯外交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应以其为抓手，在时空轴上找到解读俄罗斯外交行为的坐标。

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既相辅相成，又难以完全一致。一方面，行动需要理念的指导，赋予实践以合法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理念上的含混多元也导致其行为缺乏清晰逻辑，在历史与现实中难以统一。“俄罗斯民族从13世纪就在地理上孤立于其他基督教世界，而这种状况又促进了精神的孤立，促进了民族自傲和利己主义的发展。”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俄罗斯思想”进行概括，认为就是全世界人类共同联合的思想，而俄罗斯人无疑具有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意义。当国家实力不能支撑俄罗斯人的雄才伟略时，“神圣罗斯”和“野蛮罗斯”的两面性就会同时暴露出来，并将贪婪和自私自利解释为更大的爱和神圣性的物质基础。这种内在的二律背反，是俄罗斯与西方难以融合的重要原因。

千百年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大国情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源于其地理规模、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数世纪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民众的自我认知。”一个地跨欧亚的东方大国，一个继承了帝国文化和苏联遗产的强国，一个拥有独特的东正教信仰的国度，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它的必然选择。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这是普京在2000年国情咨文中的讲话。然而直至今日，如何与世界强国共存，对俄罗斯而言还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有俄罗斯自己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西方造成的。回想曾被列宁称为“苏俄最大的仇敌”的丘吉尔，以及感慨“我不理解俄国人”的罗斯福，或许有助于理解美英苏从二战盟友到竞争对手的角色转变。相比一个不可琢磨的强国，西方可能更需要一个虚弱的、相对容易控制的俄罗斯，究其根本是“当前的国际体系尚没有一个机制能够接纳崛起的大国”。国际秩序终归由国家实力决定，而外交只是展现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再高明的外交，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哲学的边界所在，也是外交实践的极限所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更多的国家在外交哲学上取得更高的认同。

哲学是研究世界整体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问题的学问，不属于社会科学。相较于社会科学，哲学的本质更具有属人性，视角更宏观，而结论更自我。哲学作用于具体领域（如外交和管理等）的过程更隐秘，更间接，但观念一旦被接受其效用释放也更持久。外交是国家行为，然而外交哲学却并不一定是国家（或官方）意识形态，而是出于更深厚的文化沉淀和更悠久的民族心理，对外交的本质、规律和价值观进行总结。外交哲学侧重研究外交的人文属性，而外交学应侧重研究外交的科学属性，外交学和外交哲学的任务有所不同。

外交哲学的重要任务，是研究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如果以某一国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可以看出政策与行动的关联密切，且很明显，但背后蕴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这不仅是因为外交所覆盖的时间段很长，而且因为外交行为充满即时性和变数，很难用统一的外交思想或外交哲学来概括之。就如中国外交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如果不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就很难去解释历史上的征战一样，哲学概念的丰富性超出了一般科学。俄罗斯哲学和文化的复杂性，又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之所以用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来概括俄罗斯的思想传统，就是因为俄罗斯文化来源具有多样性，这是不同于多数单一民族国家的。道德义务、普世回应性、批判和矛盾，是与四种思想传统相对应的核心理念，每一阶段对外政策中可能有一条或几条体现出来，但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全面体现的案例，也颇为难。俄罗斯是外交大国，21世纪以来虽国家实力有所下降，但外交威势不减，就是因为其外交实践是有理念支撑的，并非一时兴起，做出冲动之举。然而，即便如此，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也难以完全一致，就是因为其外交理念一方面强调“神圣性”，高举道德义务的大旗，另一方面又有“民族性”，不可能排除利己主义。外交理念中的二律背反是造成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冲突的重要原因。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理智所不能理解的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