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与博弈》
郎平，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网络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多方委员会委员，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承担多项部委委托课题，政策咨询等，在国家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要代表作有：《互联网如何改变国际关系》《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面临的挑战》《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中国国家利益》等。
2010年以来，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与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不同的是，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议题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出多元化、多维度、多层级的特点，在开辟了国家活动新空间的同时，也给传统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值“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网络空间不仅是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更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工具，而网络空间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开始渗透到方方面面，成为新时代国际关系演进的重要时代背景。本书从全球治理、国家安全和大国博弈三个维度分析了过去十年中网络空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冲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尚不知何时结束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东升西降”态势显著，中美战略竞争日趋加剧。尽管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又一轮全球权力的转移，信息技术推动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力量转移，但对于仍然被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国际舞台，大国间的竞争只会由于政府权力的相对收缩而变得更加激烈，以便于后者去追求更大的权力。中美欧三方凭借各自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在中美科技冷战和中欧寻求合作的大势下，凸显三极鼎立的全球数字地缘格局。
如同现实空间一样，数字空间的地缘格局也是由国家实力所决定的，美国仍然占据绝对领先优势，中欧则各有所长，但在整体实力上仍然与美国有着明显差距。2020年9月，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发布了国家网络能力指数（NCPI）排名，基于对30个国家的网络综合能力进行评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英国、俄罗斯、荷兰、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数字经济规模上，美国达到13.1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规模5.2万亿美元，德、日、英、法则紧随其后，分别为2.44、2.39、1.76和1.17万亿美元。有报告评估了中美在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互联网云计算、通信和智能手机等ICT领域的地位，认为中国在通信和智能手机终端市场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难以撼动美国的垄断地位，软件互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最为薄弱；美国则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互联网云计算和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绝对霸主，而华为已经在通信、芯片设计等数个领域撕开了美国构筑的高科技垄断壁垒。
首先，中美科技战略竞争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在数字空间的全球地缘格局中，对全局影响最大的变量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压和中美关系走向。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打压华为和清洁网络计划为标志，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政策意图目前还只是围绕供应链安全和数据安全两个焦点，但很可能随之扩散蔓延至数字空间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服务以及相关的贸易、金融和人员交流等领域。中美博弈是一盘3D棋局，拜登新政府上台后，以加大国内创新、“小院高墙”和构建民主国家技术联盟为抓手与中国展开科技战略竞争，两国在数字空间的博弈也会更加复杂化。
其次，欧盟强势推出“数字主权”，美欧在数字空间的利益分歧扩大。从欧洲对“数字主权”的表述——促进欧洲在数字领域提升其领导力和捍卫其战略自治的一种途径——来看，一些欧洲国家对于抓住数字时代的发展机遇、重振欧洲的国际地位抱有强烈的期待。美欧在数据保护以及数字税方面的根本分歧在于美国希望保护本国科技企业的竞争力，而没有充分考虑欧洲自身的利益诉求。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就是修复与盟友的关系，但是如果结盟主要是为了与中国展开全球竞争而不充分考虑欧洲的地缘利益的话，美欧在数字空间的合作还将面临挑战。
最后，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凸显，中欧两国在数字空间面临着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2020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欧洲国家领导人就双边合作进行了多次在线会晤，均表达了深化科技与数字经济合作的愿望。欧盟倡导数字主权，中国呼吁尊重网络主权，双方都强调国家应在数字空间的治理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尽管双方仍然存在很多竞争和分歧，特别是在人权等领域，但中欧合作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
数字时代的大国关系正在迈入一个新阶段。围绕科技主导权、数字经贸规则以及网络空间安全规范的大国博弈将更加激烈，赋予大国竞争新的内涵。但是，数字时代不会改变国家的政治地理学本质，不会改变国际政治以实力为基础的权力博弈逻辑，它改变的是国家的组织和行动方式以及大国竞争的内容和手段。如果说数字技术的力量正在安静而汹涌地冲击着一片片固有的边界和堤坝，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重塑也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推进和展开；大国竞争日趋扩大和复杂化，因而更需要精细化应对。
当前，数字技术作为时代的底色正在渗透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早或晚国家以及国际体系的各个节点都会进行新的调试以适应新的现实，而最终呈现的结果将是数字力量与传统力量的融合。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会重新调试原有的权责边界，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将会在数字空间治理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网络空间冲突正在成为大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较量的“灰色地带”，而胜负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赖于国家实力在网络空间的投射。国家必须在新的时代背景中通过竞争与合作以谋求自身的发展和安全，此时大国格局的基础不仅有赖于传统的国家实力，还有赖于国家在数字空间的力量，特别是两者力量的有机融合以及是否能够彼此促进和强化，大国竞争正在超越综合国力迈向“融合国力”竞争的新时代。
在“融合国力”时代，大国竞争需要依赖国家各种战略资源的总和，而且更加突出不同领域之间的边界“消融”，强调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之间战略资源的共享、协作和融合。这种“融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地缘边界在网络空间的消融。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管辖以属地划界为主，政府对本国境内的活动享有管辖权，对来自境外的安全威胁享有防卫权，但在互联互通的虚拟空间，信息的传递和网络活动往往会超越国家地理边界，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的界限在网络空间逐渐消融，原本属于国家内政的活动与政策常常具有天然的溢出属性；二是数字技术加持下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之间层级的消融。数字技术对于不同主体活动的影响具有贯通属性，人们使用它改变生活方式，企业使用它进行生产活动，国家使用它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例如，作为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的“产品”，数据具有“一物三性”的特质，数据治理同时关乎个人信息保护、企业创新以及国家安全三个层面，需要将多行为主体纳入同一个系统框架中加以协调。三是数字治理活动中政治、经济、安全等传统领域划分的消融。新时代的国家安全逐渐体现出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的发展态势，技术、经济和政治议题彼此关联，这在数字时代表现的尤为突出。无论是数据安全还是网络攻击或者网络窃密行为，往往同时涉及国家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安全和战略层面的多重利益和博弈，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变得更为重要。
未来的大国竞争将聚焦于数字空间。由于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强力介入，大国对数字空间话语权的争夺将在多领域多节点展开，在客观上对一国政府融合、调配各领域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未来的大国竞争将更多是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博弈。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主权向新的虚拟空间延伸，而且赋权私营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使得后者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维护中的作用大大提升。其次，大国竞争将更多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等多种外交工具。由于数字技术所体现出的下至人权、上至国家安全的贯通性影响以及拜登政府对西方价值观的回归，意识形态因素再度回到大国竞争的中心舞台，并且成为美西方国家拉拢其盟友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抓手。再次，软实力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价值观是国际秩序构建和演进的重要推动力，国际规则博弈的背后归根结底是价值观和认知的博弈。数字时代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着变革和重塑，一方面旧的国际秩序需要变革以适应新的现实，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国际秩序仍亟待确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国际规则的博弈将更加激烈，而未来的国际秩序走势将取决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理念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数字技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而是与世界既冲突又融合，在无政府世界的丛林中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重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数字时代的大国关系已不可能回到美国独领风骚的过去，一次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已然开始。与冷战后时代技术、经济和安全议题的竞争进程相对独立不同，“政经分离”的现象在数字时代会变得稀缺，数字时代的“融合国力”竞争比拼的不是各领域实力的综合相加，而是国家在不同领域实力的聚合，这需要各部门之间更有效的相互协调与配合，而这最终取决于国家的治理能力、变革能力以及国际领导力。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回看过去十年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可以发现，随着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中的作用逐渐凸显，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力量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反过来给国际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