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　俄罗斯与中国：错位与对接—— 谈“一带一盟”对接中的问题与出路

2015年5月，“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然而中俄两国经贸合作还远远落后于双方预期。这是因为两国在经济发展战略、阶段和模式上存在某些错位，给对接造成困难。错位于中俄都有不利影响，务必重视化解。为促进“一带一盟”顺利对接，俄罗斯应改善营商环境，同时对接应遵循市场规律，重点项目重点推进。中国应加强对俄合作的“顶层设计”，从便利化入手，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2014年以来，中俄两国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大大增强。在涉及全球治理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中俄两国同声共气，相互倚重，为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更合理方向迈进做出了贡献。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简称“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相关合作机制陆续建立，合作项目也逐渐展开。然而，也应看到，经济领域两国合作还远远落后于双方预期，这是因为两国在经济发展战略、阶段和模式上存在某些错位，给对接造成困难。为促进“一带一盟”顺利对接，中俄两国应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扩大经贸合作，谋求互利共赢。

错　位

　　中俄在某些方面存在错位，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发展战略不尽相同。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内改革主要改的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也就是改变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之路。在这一点上，中俄的目标基本一致，区别在于改革的路径和方式不同。谈到基本国策的另一面，即对外开放，中俄两国的差异性就大得多。中国受惠于经济全球化，也一直坚定地推进全球化，力争使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大棋局中获得长远发展。因此，中国坚持积极引进外资，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俄罗斯，在苏联时期牵头经互会，与西方阵营形成两个平行市场。解体后原苏联内部的有机分工被打破，独联体各国受民族国家观念和其他因素影响，合作机制存在一定阻碍，经济发展相对封闭。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制裁，外资吸引力不断下降，石油出口受挤压和卢布被做空更使俄经济雪上加霜。俄罗斯经济的开放度日益下降，对世界经济的参与度和贡献率远远不如中国。

　　二是发展阶段不尽相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5年中国GDP约为10.9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为1.3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 中国人均GDP为7990美元，居世界第76位，俄罗斯则为9055美元，居世界第69位。这是自2008年以来（排除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俄罗斯人均GDP首次下滑到10000美元以下。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底子厚，但起步慢，而中国底子虽薄，跑得却相对快一些，其中有人口的因素，也有资源的因素。中国因为人口众多而摊薄了人均GDP，却得享持续近30年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因为资源丰富，在油价高企时可以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却不能跳过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从发展阶段来说，中国通过“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建设，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中期，现已步入工业化后期[1]，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和石化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需要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而俄罗斯由于在转型过程中工业体系遭到破坏，过度依赖“输入性增长”，在国际能源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急需扭转“资源依赖型”增长结构，重启工业化进程。

　　三是发展模式不尽相同。“十二五”后，“顶层设计”一词进入新的五年发展规划，反映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特点。中国政府之所以敢于提出“顶层设计”，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经济基础是国有企业在排名前十的大型企业中居于绝对优势，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相信“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入篮，所有这些都是顶层设计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果还远远不止这些。在“一带一盟”对接中，中国行事的风格是：政府主导，合作项目由国有企业实施，也吸收私营企业积极参与，合同执行虽然根据变化了的市场条件可能会有所调整，但基本会按计划执行。俄罗斯政府也高度重视推进谈判与务实合作，大宗合同由国家代表签署协议，但对有些贷款很大的项目国家不提供主权担保，如莫斯科—喀山高铁，还有一些项目收了预付款却不能如期交货，如S400防空系统。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的中俄油气合同，两国国内都有声音认为自己吃了亏。基于良好的政治关系，或许两国在上述项目中互有补偿，但政府项目中尚有不和谐音的存在，势必削弱民间投资信心，对“一带一盟”的对接不利。

错位的影响

　　错位对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不利的，从两国的经济状况分别加以分析。先看俄罗斯。根据俄罗斯财政部2014年底的估算，每年因制裁造成的损失约为400亿美元，而油价下跌30%损失即为1000亿美元。鉴于制裁加剧且期限延长，而油价下跌相比历史高位早已超过50%，所以总的损失只会更大。

　　大约在2000年以后，也就是普京就任总统后，国际油价稳步攀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达到峰值，此后经过短暂下降，逐步复苏，2010－2014年保持高位，乌克兰危机后急剧下跌。

　　从历史行情看，不能判断目前油价处于最低点，也就是说，21世纪以来支撑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石油出口换汇，将被进一步挤压。俄罗斯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可持续增长。

　　俄罗斯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才能改变目前经济下滑的颓势。既然外部条件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自然将眼光投向俄罗斯经济自身，也就是从内因中寻找改变的可能。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2015－2016年，俄罗斯居民的消费意愿显著下降，这与失业、破产和拖欠工资有关，只要经济乏力消费能力短期内难以提升。所以，俄罗斯至少要抓住另外两条，即投资和出口。俄罗斯经济的自我投资能力相当于GDP 的20%左右，投资不足是俄罗斯经济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2015年来俄罗斯各类企业投资大幅下降，限制了企业发展，长期看也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国际油价下跌，而俄罗斯需要大量外汇用于预算开支、平抑投机和偿还外债的情况下，扩大出口是必要的。2015年，中国从俄罗斯增加石油进口800多万吨，就有支持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原因。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市场，俄罗斯无疑应重视中国的投资与对华出口，更何况现在俄罗斯与西方互打制裁战，战略东转是必然选择。

　　再看中国。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担当的角色面临重新定位，由初级产品的提供者转变为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者，着力开发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因此，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近年来加紧“走出去”的步伐，是必然的。2016年1-7月，中国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46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额1027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额超过利用外资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大户，2014年已超1200亿美元，但俄罗斯却是其中的小户，仅2013年超过10亿美元，2014年锐减到6.5亿美元。再看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即便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限制，投资流量仍逐年攀升，2014年约为75亿美元，反映出资本对逐利规律的遵循。即便是哈萨克斯坦，2012年中国对哈投资近30亿美元，2013年减少到8亿美元，2014年仍为下降趋势，但民间对哈投资充满信心，哈政府也对外商投资给予了极大便利。现在中哈两国加强了边境口岸和过境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前景较为乐观。中俄作为关系紧密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直接投资低于美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其原因值得探究。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投资对俄罗斯来说无足轻重，俄罗斯也就不那么重视引进中国投资。从外商在俄直接投资达到顶峰的2008年和2013年来看，2008年俄罗斯外资净流入约为740亿美元，而中国当年对俄投资只有区区4亿美元，2013年俄外资净流入约为69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只有10亿美元。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缺乏重视有其必然性，但考虑到两点，就会发现现状的不合理之处。第一，中国的投资和贷款是没有任何附加政治条件的，值得俄罗斯优先考虑。普京总统执政以来，逐步降低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度，就是想走出一条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道路，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往往有过多的附加条件。中国认为，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应由该国政府和人民自主探索，所以中国在提供贷款时不会提出附加条件和额外要求。第二，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受国际制裁影响，俄罗斯吸引外资能力骤然下降，巨额资本外逃，使得2014年外资净流入不足200亿美元，2015年在此基础上又大幅减少。这样的背景下，来自中国的投资就显得格外珍贵。中俄两国，一方加速海外投资，一方急需外部资金，供需方理应一拍即合，但现实中却不是这样，说明两国经济关系中存在错位，需要调整。

　　再看对外贸易。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出口国。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有所下降，但也高达39600亿美元，而中俄两国贸易额，2015年差不多就是一个零头，635.6亿美元，2014年最好，接近1000亿美元。相比与欧盟、美国、东盟、中国香港和日本的贸易额，都差得很远，所以中俄两国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俄罗斯对华出口主要是军工产品、矿产品以及动物产品、木材等产品，从中国进口纺织品、石料、水泥以及皮毛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原材料，也有一些电信录音设备、办公设备和家电等为主的机械类产品。

　　中国对俄出口规模不大，尤其这几年卢布汇率极不稳定，很多以卢布结算的小生意都亏了，伤害了中小商人的积极性，但中俄跨境电子商务潜力巨大。俄电商企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俄电商市场规模达4050亿卢布（约合63亿美元），同比增长26%。其中，1431亿卢布（约合22亿美元）为跨境电商贸易，同比增长36%，占俄电商贸易总额的35%。该协会预计2016年全年俄电商市场规模将达9000亿卢布（约合141亿美元），同比增长18.4%。目前俄罗斯有两大中国电商平台——京东和阿里的速卖通。俄罗斯跨境电商一半的业务往来都是跟中国开展的。从2011年至今，俄罗斯的跨境电商交易额一直在增长，预计2016年中俄的跨境交易量可达到25亿美元。[2]

　　俄罗斯要扩大对华出口，关键是要对中国的优势和落后行业有深入了解，洞察中国市场需求，才有可能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比如说，中国机电产品居各类出口物资首位，手机、船舶、灯具等出口均占相当高的份额，说明中国在该领域较强。普京总统曾希望用YotaPhone2手机打开中国市场，其实有些难度，因为中国南方的山寨机只卖40~50美元，除了不具备品牌效应，性能并不差。有意思的是，此次G20峰会，普京总统送给习主席的冰淇淋占据各大报纸头条，包括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对俄罗斯的冰淇淋介绍非常详细，等于免费做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广告。我认为，俄罗斯绿色食品，包括粮油、水产品、奶制品和甜品等，对华出口大有可为。简言之，如果说中国不去俄罗斯投资，是害怕俄罗斯政策多变，那么俄罗斯打不开中国市场，就是不够了解中国。

 对　接

　　错位给对接造成困难，但同时错位带来的差异性，也使互补成为可能，从而为对接创造条件。双方在开放性上的差异，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如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和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发展不得不陷于半封闭状态。“一带一盟”对接不是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搞一个封闭联盟，与西方对抗，重演冷战一幕，而是中国通过自己的项目计划，带动俄罗斯加速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在共同遵守现有国际规则与秩序的前提下，推动国际社会向更公平的方向迈进。俄罗斯应正视自己在工业发展阶段上的滞后性，不盲目排斥中国的产能转移和资源整合，因为某些产能对中国是过剩的但对俄罗斯来说却可能是急需的。至于合作模式上的差异，应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去谈，尽可能制定出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使天平过于向某一方倾斜。双方都觉得吃亏是一种怪异的现象，根源在于执行政策的精英层缺乏大局观念，从较为狭隘的地区利益和部门利益出发，缺乏合作共赢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增强民间互信，是长远合作发展的必要条件。

　　为使“一带一盟”顺利对接，中俄双方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共同努力。

　　俄罗斯对中国的投资有需求，但基础条件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不高。排除制度质量等可能带有偏见的因素，俄罗斯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商品和服务市场效率低下、企业竞争力不强等严重削弱了投资吸引力，同时俄罗斯的营商环境也让中国的投资者难以放心。不重视所有权和知识产权、随意动用预算、非法贿赂、法院判决不公、恐怖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警察滥用职权和对小股东权益保护不够等等，在140个国家中俄罗斯的排名在100开外。即便有些指标被人为低估了，所有分项指标排名都很低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再看中国人在俄罗斯的表现，灰色清关、偷税漏税、产品假冒伪劣、使用禁用农药，甚至包括一些极不文明的举止，都在破坏着中国人诚信可靠的形象，从长远看也损害中俄两国的民心相通与务实合作。因此，一方面，俄罗斯应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投资者的素质也亟待提高。

　　二是对接应遵循市场规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是开放的、多国的开发性基金。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市场进行调节，是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基本运作方式。如何避免战略失误、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一带一盟”对接应遵循市场规律，投资有盈利可能的项目，否则即便项目出台或上马，也终会停止，并且不排除给后续项目带来不良影响。俄罗斯在经历了惨痛的全面私有化后，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关于外资进入具有国防和国家安全战略意义之商业组织的程序法》[3]，对外资进入战略行业和重要资源开采有许多限制。中国不会进入涉及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但在非安全领域且已纳入政府私有化计划的大中型企业股份销售中，中国企业也往往被排除在外，这种做法不符合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定位。俄罗斯应有选择地向中国放开原来不放开的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合作计划供中国投资者参考，否则“一带一盟”对接就可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无法真正落实。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认真研究俄罗斯市场，了解各行业历年投入产出情况（见表4）。机械制造、化学工业、交通通讯和电能热能等利润率相对较高且较稳定的行业值得关注，交通设施生产等利润波动较大的行业需要深入调研。

　　三是重点项目应重点推进。除了民间自发投资与传统贸易，中国应加强对俄经贸合作的“顶层设计”，从便利化入手，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其二，探讨两国全面金融务实合作的可能，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俄银行间务实合作进展很快，中方应积极推进银行间在支付、结算、开发各领域合作，探讨双方在投资银行、银行间贷款、贸易融资、资本市场交易等各方面广泛合作的可能性，包括吸引俄大型国有企业在中国香港上市。目前中俄贸易多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在其中所占份额很小。卢布汇率大幅波动，欧美对俄实施金融制裁，再加上全面金融合作的开启，已为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创造良好契机。人民币入篮，更为中俄大宗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创造了条件。

　　其三，抓住时机，促成军工领域高端合作。能源和军工是俄罗斯两大支柱产业。由于能源出口创汇遭遇挫折，俄罗斯必然加强军售外交，以缓解经济困难。中国是俄理想的军售市场，但俄对华军售有所保留，与出售给印度和越南等国的武器相比在等级和代际上尚有差别。中国是俄制舰船的最大客户，应根据国防需要加强购买尖端舰载飞机、反舰导弹和海基防空导弹的谈判，引进精密雷达和隐形技术，促成军工领域高端持久合作。

　　其四，积极参与远东开发，争取超越竞争对手。开发远东和贝加尔地区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优先事项。中国在远东开发中占人力和资金优势，但也有技术和信誉等方面的劣势，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朝鲜等国各具优势。中国应高度重视从国家层面协调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油气和矿产资源开发份额，争取与俄共建符拉迪沃斯托克经济特区，大力加强农林开发与相关制品生产合作，优先考虑确定上下游一体化开发项目和拓展强化双边合作机制。

　　其五，大力推进互联互通，让高铁占领俄罗斯市场。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顺利实施，解决了轨道宽度、车厢标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为今后高铁占领俄罗斯和中亚市场奠定基础。只是修筑铁路资金占用量大、回收周期长，而俄罗斯地广人稀，经济显著下滑，在可预见的两三年内都将处于困难期，给中国投资带来风险。高铁的资金、技术乃至人力都来自中国，如能运行良好，将为国货树立品牌形象，为今后中俄合作开拓空间。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文责自负。

[1]黄群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7期，第5~11页。

[2]张琳、高凌云：“俄罗斯经济：企稳向好”，《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3]该法共包括17个基本条款，42个战略性行业名录。42个战略行业主要分布在：专门技术生产、武器和军事技术生产、航空制作、太空活动、核能使用领域的活动、出版和印刷行业、联邦性矿产资源使用、水生物资源捕捞、电视广播和无线电广播等，同时，受到限制的还包括在自然垄断条件下进行的活动。被认定为战略行业的矿产资源包括：储量超过7000万吨的陆上油田、储量超过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超过50吨的金矿、50万吨的铜矿，苏壕伊劳克金矿（золотоносное Сухой Лог）、乌达干斯科铜矿（медное Удоканское）、萨哈林3号、巴伦支海矿区和北方的罗曼·特列普斯石油矿（РоманаТребса）及安纳托利亚·吉托巴石油矿（Анатолия Титова）都被视为战略项目，外资的进入受到限制。

（原文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2期，此处删去了文中所有图表。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