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当代俄罗斯青年政策与防范“颜色革命”措施——从2017年“3·26抗议”谈起

2017年3月26日，在俄罗斯发生了一场几乎遍布全国、“组织有序”的抗议活动，抗议的主题是政府官员腐败。与以往不同，在这场抗议中年轻人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尽管抗议活动很快停止，并未对2018年总统大选造成威胁，但其发动和组织情况引人深思。苏联解体前，苏联影响最大的青年政治组织——列宁共青团已经被解散，青年组织和年轻人的社会价值观一度十分混乱，当代俄罗斯青年组织在组织管理体系和人生观与价值观方面都经历了艰难的重建。在格鲁吉亚、乌克兰成功发动“颜色革命”后，西方也寻找机会发动“俄罗斯版颜色革命”，俄罗斯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经济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制裁等受到极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在组织、管理、教育、自我发展等方面做好青年工作，防范“颜色革命”。

2017年3月26日，在俄罗斯发生了一场几乎波及全国的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活动与以往社会抗议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年轻人在其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这与当今俄罗斯青年问题紧密相关，其背景是西方发动的“颜色革命”。苏联解体前，青年人的“新价值观”就成为一种新社会现象。独立以后，俄罗斯在青年工作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树立正确价值观起到一定作用。进入新世纪后，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经济面临转型压力、“腐败”问题引发越来越多不满、反对派活动频繁、西方国家“动员”俄罗斯青年手段多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如何把青年教育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为青年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防范年轻人中的“颜色革命”，引人关注。2018年是俄罗斯新一届总统大选年。在乌克兰危机依然存在、西方经济制裁尚未解除、特朗普上台后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俄国内局势因大选而有些波动。2018年也是苏联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在此时回顾苏联共青团历程，总结当代俄罗斯青年政策经验，很有必要。

一、2017年俄罗斯“3·26抗议”过程与特点分析

就“3·26抗议”过程和原因，笔者先后向多位俄罗斯同行请教，他们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第一，关于抗议事实。2017年3月26日的抗议活动规模并不大，莫斯科街头有5000—7000人，圣彼得堡的抗议者人数比这少些。在一些外省城市，一般一个城市也就是几百人或一两千人聚集。抗议主题是政府官员腐败，并且在个别报道中还举出了“贪腐十亿美元”等具体数字，也有传出政府官员在国内外有诸多房产和豪华游轮的照片等。第二，关于抗议的特点。这次抗议活动可谓组织有序。3月26日当天，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加里宁格勒横跨俄罗斯的几十个城市”中几乎同时出现抗议，这种情况在当今俄罗斯还从未有过。抗议参加者主要是年轻人，并且多半是年龄未满18周岁的中学生。这一点也与以往的反对派抗议大不一样。第三，关于政府的反应。对于这次抗议，俄罗斯官方以及媒体的反应也与以往不同。2011年在普京宣布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俄罗斯曾出现过一些抗议活动。当时普京很关注，俄官方和媒体反应也比较强烈。但是这一次，无论是普京本人还是俄罗斯官方都比较平静，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抗议很快就停止了。

俄罗斯同行还就出现抗议活动的原因给出他们的分析与判断:第一，这是一次由“看不见的手”操控的、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关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何方，还没有足够证据做出结论。有人说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内组织的。的确，纳瓦尔内一直在进行反政府组织活动，这次他也参加了抗议。不过，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没有多少人认可他，在外省也没多少人知道他。从一些迹象看，还有来自俄罗斯之外的力量插手，纳瓦尔内只不过是工具而已。第二，这次抗议的主要参加者是年轻人，且多半是未满18周岁的中学生。这是因为，那些操控者看到了年轻人是几乎可以不受处罚，并且可以“重复利用”的群体:在俄罗斯，18岁以下青少年出现违法行为，可以从轻或者免于法律惩处，他们往往在被短暂拘押后就被释放。之后，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可能还会跑到街上。另外，这些年轻人都出生于21世纪初前后，没有经历过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动荡，也不是很明白和平安定生活的重要性，很容易被诸如“特权”“腐败”之类词句所煽动，容易相信传言。比较而言，那些经历过苏联解体的中年人或经历更多的老年人并不希望国家再出现大规模动荡。尽管由于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俄罗斯经济形势不好，居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但中年以上人群宁愿忍耐也不想再次经历社会动荡。正因如此，在这次抗议中，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有年长者在街头规劝参加抗议的年轻人回家。第三，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对媒体宣传下了很大功夫。他们不仅利用个别报刊等传统宣传工具，还充分利用网络和电子传媒，并使之在国外迅速传播。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夸大的、肆意渲染抗议规模和激烈程度的语言和镜头，进行煽动性的、与事实不符的宣传。第四，从结果上看，这次抗议就像一阵疾风——来得急去得快，只有三四天就烟消云散了。可以想象，那只操控抗议活动的“看不见的手”伸出得快，抽出得也快。从这些情况看，这次抗议应该属于“试探”性的:发动者试探在俄全境发动抗议的可能性、年轻人的参与热情;试探媒体的传播速度、规模和效果;试探俄罗斯官方的反应程度——是果断回击还是犹豫不决或意见不一。所以，这应是2018年总统大选前的一次“抗议演习”。

二、从苏联列宁共青团到非政府组织:青年组织的蜕变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对青年教育始终没有“放手”，并将之与防范“颜色革命”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代俄罗斯青年组织在思想、组织和工作内容上还有一些苏联时代共青团的传承，主体上是苏联时期共青团的延续。

苏联共青团成立于1918年10月底，是一个青年社会和政治组织。作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重要青年组织，苏联共青团的宗旨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吸引工农青年积极参加苏联建设”，主要任务是“辅助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年轻一代，为苏联共产党培养后备干部”。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共青团都发挥了重要的青年先锋队作用。从列宁时期的青年突击队、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后来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苏联共青团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因在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卫国战争期间的突出贡献，苏联共青团先后获得过红旗勋章、劳动红旗勋章和三枚列宁奖章。列宁共青团中的很多英雄形象成为苏联青年的楷模，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国内战争为主题创作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法捷耶夫笔下克拉斯诺顿的“青年近卫军”，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苏联青年。即便在苏联解体后，回忆自己年轻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历，也是当今一些俄罗斯年长者引以为豪的事。据统计，苏联时期先后有2亿人参加过共青团组织，绝大多数青年在成长阶段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苏维埃政权早期，“只有沙皇俄国时期官员的后代，或有过犯罪嫌疑的年轻人不能入团”，而战后年代，也“只有那些学习不好，在学校表现糟糕的人才不能入团”。到1983年，苏联列宁共青团有4200万名团员，在工厂、矿山、建筑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机关和学校建有46.2万个支部，150多万个有支部权力的共青团组织，约50万个共青团小组。1983年年初，在生产部门有2000万名共青团员。正如学者张树华所总结的:“苏联从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高度，不仅建立了良好公平、面向工农群众的教育体系，还高度重视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设立青年近卫军及正规的少年军校(后者延续至今)。”

苏联后期，青少年培养及共青团工作出现管理弱化、懈怠、放任自流倾向。官僚特权腐败，“官二代”享受特殊的升学、就业、晋升权利，在民众中引起很大不满，加上西方思想意识侵袭，给共青团工作带来一定负面影响。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共青团也曾积极参加到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还提到斯达汉诺夫运动，号召青年积极参加改革。但随着改革出现经济上的混乱，一些青年逐渐失去信心。他们开始远离政治，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有些共青团组织则借助手中的资源，以“青年科技创造中心”等名义，做起了生意。在1988年苏共十九次会议宣布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后，一大批非政府组织出现，其中也包括青年非政府组织。一些原来的共青团员和团干部也加入其中，有些人还非常活跃。据统计:“截至1988年底，登记的青年社团已经超过3万个，60%的青年参加了这些社团组织。其中90%都是共青团员。”“1989—1990年，起初非政治化的、对共青团有着很强依附性的非正式青年组织，实际上日益政治化，最终完全脱离了共青团的控制。”1991年9月27—28日召开的苏联共青团第22次(非常)代表大会正式宣布该组织自行解散。像苏共被宣布解散一样，苏联列宁共青团的解散“非但未使所有共青团干部感到悲伤，反而促使其中一些人大胆放开手脚，在其后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大潮中发了财。团中央国际部各处室竟按既有国别分工，摇身一变为外贸业务部门”。正如大卫·科兹所说:“生意上的成功并不一定要有专门技术。新的私有企业主要来自于那些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能够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辨别、抓住机遇的集团——党-国精英。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新的机遇的时候，共青团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滋生地。”根据一项对1992—1993年俄罗斯100家最大私有企业的创办者调查的结果，共青团、企业家、银行家和精英分子家族占据62%，其中共青团员占17%。并且，那些共青团员“是最早成为生意人的精英分子”。可以说，苏联时期的共青团曾经是一个有独立的组织、宣传、话语体系的政治组织，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变成了成千上万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并且还因内部分化而分裂，也因加盟共和国独立而四分五裂。其职能从“党的助手”、社会主义建设先锋队变成了自由化、私有化的鼓吹者，有些原来的共青团高级干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推波助澜，借苏联解体实现个人政治野心和经济利益。

三、当代俄罗斯青年政策与青年教育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青年工作一度很混乱。在俄罗斯社会转轨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诞生的五花八门的社会组织经过分化、整合、治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从“多元化”、含混不清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到社会价值观的重建。俄罗斯青年工作则经过了在组织管理上从混乱无序到有序，在思想上混乱不清到重塑青年价值观、进行正面教育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同行有比较系统的研究。

根据时任俄罗斯青年联盟第一书记奥·雷日诺夫的描述，苏联解体前共青团的瓦解，打破了共青团作为青年领域中唯一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青年事务成为社会事务的一部分，既给青年工作领域的拓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大量问题:缺乏适应新社会环境的青年政策，没有强有力的组织维护青年利益，青年社团的运行方式处于无序和盲目状态。俄罗斯青年工作经历了由无序到有序，从盲目幼稚到成熟独立的发展轨迹。在组织上，苏联解体后，国家青年工作一度出现真空，没有专门机构管理青年事务。1992年9月，俄联邦政府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事务专属管理部门——俄联邦国家青年事务委员会。后来，随着转型期国家行政机构的调整，青年事务管理机构先后归属俄联邦政府的劳动与社会发展部到教育与科学部。2007年9月，根据第1274号总统令，重建俄联邦国家青年事务委员会，2008年5月，该机构更名为俄联邦青年事务署，全面负责青年政策相关方案的组织和落实工作。2013年，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成立了国家青少年培养政策司，直接负责青年政策制定。目前这两个机构是俄联邦管理青年事务的专属机构。在地方，叶利钦时期青年工作管理权下放，各地方青年工作差别很大，缺乏统一的行动准则。“由于被卷入国家政治权力纷争中，很多青年组织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为争夺青年领域中的发展空间，各组织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竞争。”经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重新整合和配置，联邦委员会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青年工作逐步走向有序、规范。

在青年政策上，1992年9月16日，俄联邦颁布了《国家青年政策紧急措施》，这是第一部关于青年政策的总统令，该法令以“为青年公民社会化发展创建良好社会条件，最大程度激发青年服务社会和发展社会的个体潜力”为宗旨，提出保障青年劳动就业，为年轻家庭、天才青年和青年组织提供各类支持，积极促进青年开展国际交流等措施。此后，俄联邦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保障青年健康成长。2014年11月，俄联邦政府通过了《2025年前俄联邦国家青年政策准则》，提出在未来10年培养“具有独立思维、创新思想和观念以及较高职业技能、文化素质(包括开展国际对话和交流的能力)，且有责任心和有能力做出独立决断，关注国家、民族、家庭福祉”的一代青年，明确了国家将在法治、经济和组织方面为青年实现自我创造条件。同时要求，各联邦主体的青少年教育政策必须与该《准则》内容保持高度一致。尽管各个地方落实《准则》的情况有很大区别，过程缓慢，不过，已经体现出国家对地区青年事务部门创新发展的大力支持。

在思想上，由于苏联解体前社会价值观混乱，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新社会意识与价值观并未确立，俄罗斯社会一度出现价值危机与价值“真空”。而由于当时俄罗斯奉行“亲西方”和“一边倒”外交政策，向西方文化敞开大门，使得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理念大举涌入，苏联解体后很长时间，“在青年业余生活中，西方国家的侦探小说、色情文学、悬疑小说等书籍热销，庸俗、颓废、粗俗的文学内容让俄罗斯社会文化生活变得更为世俗化、娱乐化，而那些源自俄罗斯文化‘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宝贵文学作品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本应传播主流价值文化的大众传媒也在走上‘迷途’，通过媒体所展示给广大观众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社会交往活动以及社会关系，在很多时候并不完全真实，更多的是可悲的失真形象”。青年人远离传统文化，狂热追踪外来文化，成为国家健康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隐患。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历了一个重塑社会价值观的过程。从儿童教育抓起，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在青少年中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培养他们的道德感和荣誉感。通过清理整顿历史教科书，塑造正确历史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标准》《俄罗斯教育法》规定，俄罗斯的学校教育应把培养学生优秀品质、健康的道德、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作为主要任务。将俄罗斯国家价值观、民族价值观、宗教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和普遍的人类价值观作为俄罗斯教育理念的主要内容。在教学中，改变苏联解体前后知识传授与思想道德教育脱节的做法，把两者结合起来，重新建立国家统一的道德教育培养体系。

四、防范“颜色革命”背景下的俄罗斯青年工作

在西方“和平演变”转向年轻人的新形势下，防范“颜色革命”成为当今俄罗斯青年教育的主要内容。

由于普京治国理念和外交政策同西方国家出现冲突，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在俄策动“颜色革命”，采取了多种手段。在政治上，通过各种途径选择和培养西方代理人，扶持俄内部反对派与非政府组织，以期在条件成熟时推举他们走上政坛，或发动政变，取代现政权。近年来，这种活动的目标主要投向了年轻人;在经济上，不遗余力打压俄罗斯，或者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借大选之机煽动俄境内反政府活动，而西方主流媒体也及时“跟进”报道，夸大俄国内抗议规模，渲染反政府情绪。或者对俄罗斯不断进行制裁，力图用经济围堵压垮俄罗斯;在舆论宣传上，发动“信息战”，用“现代沙皇”“刽子手”之类词句诋毁普京形象，大肆抨击俄罗斯民主建设、经济和人权状况，并极力宣扬和美化西方“自由民主”，甚至发动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围攻”俄罗斯，打造“反俄罗斯阵线”，力图以此类“信息战”煽动“颜色革命”，破坏俄罗斯国际声誉，达到将普京赶下台、改造俄罗斯的目的。

对此，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方位防范“颜色革命”:第一，推出系列法规，以立法形式规范各种社会组织和集会行为，在国内筑起抗拒“颜色革命”高墙。自2005年起，俄罗斯已推出《非营利组织法》《社会联合组织法》等法规。2012年，俄政府又出台新《集会法》等法规，限定各种游行集会活动，严密防范一般示威游行演变成大规模骚乱。国家杜马还修订法律，补充“诽谤罪”条款，大力处罚传播虚假信息、损害他人名誉和尊严、诽谤他人等行为。第二，加强政权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俄罗斯政府认识到，西方国家能够在“后苏联空间”发动“颜色革命”，首要原因在于有的国家政权涣散，政府掌控局势能力低下。因此，俄罗斯进行政府改革，树立中央权威，强化执政能力。同时，加强对军队等部门的投入，提升联邦安全局的地位，打造靠得住的强力部门。通过强力反腐，努力革除发生“颜色革命”的“腐败”诱因，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强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度。第三，在经济上，努力改善民生。在国家经济形势趋好时，提高工资，提升可支配收入，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在经济遇到困难时，国家也努力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福利，以安定民心。第四，以俄式民主反击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西式民主，掌握民主话语权。2008年初，在普京授意下，成立了俄罗斯民主与合作研究基金会，在纽约和巴黎设立分支机构，以搜集美欧违反民主和人权的情况，为反击西方民主攻击提供有力证据。在思想舆论上，及时出手反击西方的“信息战”，跟踪和侦察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的非政府组织(NGO)，必要时公开处罚或驱逐出境;及时回击西方的各种指责，在国际舆论上及时揭露西方用“代理人”推翻俄现政权的图谋，以警示民众;掌控主流媒体，通过相关法律限定报道内容，禁止媒体报道和评论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普京本人也利用媒体定期与公众交流，阐述内外政策，还通过出席“瓦尔代国际论坛”等活动，开展公共外交，展示大国形象。近几年俄罗斯还不断强化对外“宣介俄罗斯”。2013年底，老牌传媒“俄新社”和“俄罗斯之声”重组为“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一年后，又成立“卫星”新闻通讯社，在全球30多个国家、用30种语言开设新闻中心。如今，“今日俄罗斯”已成为国际知名媒体，在传播官方声音、提升国家形象、对抗西方反面宣传上作用突出。此外，俄罗斯还就一些周边国家借苏联历史问题发起的“围攻”进行强力反击，2015年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举行大阅兵，肯定二战胜利成果。2017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从2016年年底俄罗斯政府就着手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力图以官方形式“规范”纪念活动。

青年工作是西方与俄罗斯争夺意识形态的一块重地，也是俄罗斯防范“颜色革命”的一个主要领域。俄罗斯政府意识到，培养青年履行使命，建设国家，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从青年角度看，是青年人能否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健康成长，获得建设国家和强盛民族的综合素质和基本能力;从社会角度看，是国家能否为青年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青年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由此，俄罗斯政府不断强化政策导向意识，推出一系列政策，从入学、教育、劳动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创新、国际交流等多方面保障青年权益。在学校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良好道德规范的培养。在青年中加强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以保证青年人能够在进入社会时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和技能。

根据一项调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青年希望成为拥有高水平职业能力的就业者，从事才智型的工作，而成为技术工人，从事操作型工作对青年的吸引力在不断下降”。在专业选择上，倾向于经济管理、人文科学、教育、建筑工程、交通等就业形势较好、薪资较高专业，人力资源、传媒、信息等新兴专业也很受青年追捧。同时，俄罗斯青年在就业后接受继续教育的热情也在提高，动因主要有三:一是为谋职;二是爱学习;三是客观环境要求，认为教育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必须要求，不接受教育就无法生存。在这三类动因中，谋职是俄罗斯青年选择继续接受教育最主要的原因。在此情况下，政府尽可能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此外，俄罗斯政府还把青年组织和思想教育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中，建立官方青年组织，储备国家青年政治人才。如前所述，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内，由于社会混乱，青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严重降低。进入21世纪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中，青年发挥了较大作用。这些事件对俄罗斯青年产生了较大影响。2005年，在俄罗斯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了几十个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有的青年反对派公开宣称普京及其追随者是敌人，直接给自己命名为“不和普京一起的人”、“到时候了”、“接班”等。典型的右翼青年组织有“青年亚博卢”)、“青年正义力量联盟”、“捍卫”等，还有左翼激进青年组织“红色青年先锋队”以及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青年组织“欧亚青年联盟”等，这些组织都参与到社会政治中。同时，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也努力吸引青年人。

为将青年人吸引过来，2005年起俄罗斯政府投入大笔经费成立亲政府的青年组织，以应对青年反对派，防止街头大规模抗议行动。新成立的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主要有青年民主反法西斯运动“纳什”、莫斯科近郊青年政治生态主义者运动“当地人”、全俄社会组织“统一俄罗斯的‘青年近卫军’”等。2005年，俄罗斯青年组织“纳什”发起倡议，召开了第一届全俄“谢利格尔”青年教育论坛。2009年以后，论坛走向开放化、国际化，参加者从全国扩大至国外，论坛主题也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拓展到国际议题，逐渐成为俄罗斯青年和国际青年的交流平台。2015年，全俄“谢利格尔”青年教育论坛更名为全俄“思想沃土”青年教育论坛，由俄联邦青年事务署和“统一俄罗斯”党的青年组织“青年近卫军”联合举办，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分别参加过该论坛的活动，并与现场青年展开互动，希望提高青年投身国家建设、思考社会福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17年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德国、印度、韩国和越南等国的8000余名青年参与了论坛活动。

此外，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还举行了对格鲁吉亚、乌克兰、美国以及北约等国家和组织的反俄活动的抗议。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财力和人力上大力支持，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的活动有坚强保障。

由于国家关注青年，关心青年问题，特别是青年教育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俄罗斯青年工作开展有序。在2013年乌克兰局势动荡以及后来俄罗斯受到制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局一直较为稳定。

（本文来源于《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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