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艳 马盈盈】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与亚太价值链重构 ——基于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以下文章来源于社科国贸 ，作者东艳、马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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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的签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面临的对峙和冲突。然而受疫情影响，美国反华情绪显著增强，美国两党均认为需要一个更强硬、更现实的应对中国的战略，以减少美国对中国依赖。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各生产阶段跨境次数增加，供应链面临冲击时断裂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而疫情在各国传播的不同步性，意味着供应链可能在不同时期不同位置接连出现断点，这使供应链上的企业面临的形势比地震等一次性冲击更加复杂，特别是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叠加，美国重拾“脱钩论”，全球供应链发展面临重大挑战。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亚太生产网络的拓扑特征以及中美在其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假设抽取法探讨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对亚太生产网络的影响。
在亚太生产网络中，究竟哪些国家、部门扮演着“震源”的角色，若受到冲击将给整个亚太甚至全球带来深重的影响？借鉴Giammetti et al.(2020)，本文基于2000-2018年ADB-MRIO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消耗矩阵M评估中美在亚太价值链的中心地位并识别中美贸易摩擦对亚太生产网络冲击较大的行业。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选取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墨西哥、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美国、越南、老挝等18个亚太经济体各自的35个行业作为节点，中间消耗矩阵反映的行业内或行业间的贸易流作为边，构建有向加权邻接矩阵M。同时，我们构建相应的二元邻接矩阵A，若M中的元素大于0，则=1，否则取值为0。
（二）亚太生产网络的拓扑结构
1.紧密程度
从表2可以看出，亚太生产网络的直径和平均距离较短、网络密度较高，说明基本上任意两个国家部门之间都存在直接投入产出关联。从变化趋势来看，2000-2018年，平均距离从1.2168下降为1.1318，网络密度从0.7275上升至0.8181，说明亚太生产网络变得越来越紧密，区域间的分工合作更加密切。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亚太各国各产业对价值链上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变得更加敏感。
可以看出，亚太生产网络的直径和平均距离较短、网络密度较高，说明基本上任意两个国家部门之间都存在直接投入产出关联。从变化趋势来看，2000-2018年，平均距离从1.2168下降为1.1318，网络密度从0.7275上升至0.8181，说明亚太生产网络变得越来越紧密，区域间的分工合作更加密切。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亚太各国各产业对价值链上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变得更加敏感。
2.网络中心性
为了评估在亚太生产网络中产业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关联性，我们选取中心性测度指标点度数和点强度进行分析。
从2018年亚太生产网络出度数和入度数分布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亚太生产网络度数分布高度左偏，说明每一个国家行业与绝大多数国家行业存在关联。入度数和出度数的平均值约为514，且出度的很多数值集中于更高的值上，说明在亚太生产网络中，某些国家行业扮演着一般中间供应商的角色，为许多甚至所有其他部门提供中间产品。
点强度（strength）是二元网络中节点度数的推广，反映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强度。我们发现；（1）亚太生产网络中的国家行业入强度、出强度和总强度的分布均呈现正偏态厚尾分布特征，多数国家行业具有较低的点强度，仅仅一小部分国家行业具有高点强度，这些国家行业可被视生产网络的枢纽或中心。（2）亚太生产网络的中心行业主要集中于中国和美国。在入强度排名前30位的行业中，中美分别占56.7%和43.3%，在出强度排名前30行业中，中美分别占60%和36.7%，说明中美作为亚太生产网络最重要的两个枢纽国，不仅可以通过前向参与对其他国家造成供给冲击，还可以通过后向参与对其他国家造成需求冲击。
3. 亚太生产网络的中心节点
从强调最终需求作用的Laumas指数来看，需求最能带动亚太地区产出的部门主要集中于中国、美国和日本。排名前30的行业中，中国占43.3%，分别为建筑业、运输设备、食品、公共管理国防等、卫生社会工作、电子电气设备、机械制造、教育、农业、其他商业服务、纺织、房地产、其他社会个人服务和批发；美国同样占43.3%，分别为公共管理国防等、卫生和社会工作、房地产、建筑、零售、金融、其他商业服务、住宿餐饮、其他社会个人服务、食品、运输设备、批发、建筑；日本占13.3%，分别为建筑、卫生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国防等和房地产业。
鉴于Laumas方法对于权重赋值的随意性以及未考虑部门间关系的异质性，Diezenbacher（1992）提出了后向关联特征向量方法。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来自较强权利部门的中间投入应当比来自较弱权利部门的中间投入有更高的权重。在投入产出文献中，Diezenbacher方法实际上与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一致。根据我们的测算，在排名前30的行业中，中国占比为53%。说明进一步考虑间接关联，中国在亚太生产网络的中心度更高，同时美国的重要性下降。此外，该指标揭示了中国和俄罗斯国内产业之间的高关联性，在生产网络中，若一些部门集聚在一个国家内部，特征向量矩阵会高估这些节点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应当关注通过国际间投入产出关联的外溢效应，还应当防控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冲击传递。
（一）评估方法
根据Koopman et al.（2014）的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一国总产出可被分解为本国使用的中间品或最终品以及被国外使用的中间品或最终品等四部分。一国总产出可表示为：
各国可以GDP表示为GDP=V(I-A)-1Y，即
其中为N*N的直接投入产出矩阵，其第i行第j列表示从s国i行业进口的中间品占r国j行业总产出的份额，被称为直接投入产出系数；为N*1的最终需求矩阵，表示s国各行业向r国出口的最终品。CHN为中国，USA为美国。为1*N的增加值系数矩阵。
假设中美两国因为贸易争端互相终止双边贸易，则、
、
、
等于0, 我们将新的直接投入产出系数矩阵和最终需求矩阵定义为A*和Y*, 可以得到抽取中美贸易前后各国GDP损失：
为了解中美各部门加征关税或增加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我们将假设抽取方法应用于行业层面，依次抽取中美各个行业的贸易。通常来说，贸易壁垒会减少双边贸易，利用假设抽取方法可以识别贸易规模减少会对经济体产生较大损失的行业部门，也就是价值链网络中比较脆弱的节点。
（二）测算结果
1.双边贸易流中断对亚太生产网络的影响
我们依次提取中美第i个部门的双边贸易，得到各国GDP的损失。对于中国，电气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双边贸易的中断对其影响最大；对于美国，运输设备制造业、航空运输、电气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变化对其影响更大；而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及欧盟似乎更易受到中美电气及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贸易冲击的影响。
对比各国GDP损失大小，显而易见，中国是全球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其中风险敞口最大的商品部门是电气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服务部门是航空运输业。同时，可以看出中美已经高度融入亚太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双边贸易摩擦不仅影响两国经济发展，而且对其他国家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特别是为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亚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东盟。此外，欧盟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为德国、法国和英国。
抽取双边部门层面的贸易流造成的GDP总损失，同样可以理解为部门层面贸易壁垒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对于商品部门，既存在关税壁垒，也存在非关税壁垒，而服务部门贸易壁垒更多体现为边界内的管制措施。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更易受到制造业贸易壁垒的影响，而美国对于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贸易壁垒都比较敏感
2.美国停止从中国进口对亚太生成网络的影响
我们依次抽取中国各部门对美国的出口，得到各国GDP总损失。对于亚太15个经济体GDP总损失，排名靠前的行业，例如电气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化学制造业，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外部中心性较强的部门，也就是说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这些部门受到冲击对亚太生产网络具有更大的影响。除中国外，受中国电气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对美出口影响最大的五个经济体依次是韩国、欧盟、中国台湾、日本、东盟；受中国机械制造业对美出口影响最大的五个经济体依次是欧盟、日本、韩国、美国、东盟。
3.中国停止从美国进口对亚太生产网络的影响
同样地，我们依次抽取美国各部门对中国的出口，得到各国GDP总损失。测算结果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外部中心性较高的部门为运输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业。除美国外，受美国运输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对中国出口影响最大的五个经济体均为是欧盟、中国、墨西哥、加拿大、日本。
中美经贸摩擦始于2018年3月，双方经过三轮五次互征关税，于2020年1月15月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疫情在中国的爆发以及在全球的蔓延，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中美贸易摩擦对亚太价值链的影响来看，2018年11月开始，中国对美国出口开始呈现负增长，同时从其他经济体进口增速反弹，与亚太地区的加拿大、墨西哥、越南、韩国贸易关系进一步深化。以中高端制造业产品为例，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2019年中国对美汽车及零部件、机电设备、计算机产品出口增速均呈现不同程度下降，同时从韩国、东盟等地区进口上升。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中美贸易摩擦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影响主要在于加速部分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以及美国部分产业链的回撤，但中美完全脱钩可能性不大。我们发现，中国对美国经济依赖度最高的行业为电子电气、纺织、机械制造、其他制造、皮革鞋类，假若这些行业中断对美国出口，对中国GDP造成的损失分别达到129261、37967、29286、26974和21742百万美元。短期来看，鉴于东盟产能容量及技术水平，中国电子电气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等中高端制造业向其大规模转移可能性不大，但美国部分产业回流可能对我国造成一定冲击。至于纺织业和皮革鞋类制造业，随着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这些产业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下降。
新冠肺炎爆发后，作为亚太生产网络的枢纽以及电子电气设备、汽车、机械设备、纺织等的中间品供应商，中国大陆的减产对越南、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经济体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同时从需求侧冲击了中东、拉丁美洲、中亚和北美洲的GVC出口（佟家栋等，2020）。为减少对中国依赖，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的情况下，美国重拾中美脱钩论调。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进一步引起各国关注，从中长期来看，亚太价值链可能呈现简单化和国内化趋势。各国在寻求生产合作的同时，加强对价值链的风险管理。
本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假设抽取方法，分析了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对亚太价值链的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第一，亚太地区是当今全球价值链活动最为密集的地区，21世纪以来，亚太生产网络密集度不断提高，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第二，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是疫情，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受到冲击相比其他国家外溢效应更强；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风险敞口最大的商品部门是电气电子制造业，服务部门是航空运输业。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为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亚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东盟造成了较大冲击；第三，随着疫情的爆发及在全球蔓延，以及中美脱钩论的再度兴起，中长期来看，亚太价值链将趋于简单化和国内化，美国很有可能将其生产网络向北美地区收缩，而亚太其他国家为控制价值链风险，也可能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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