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摘编】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机遇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贸易论坛（2020）观点集锦
编者按：2020年8月15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经济建设研究院协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贸易论坛（2020）成功在线上举行，2020年的会议主题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机遇”。
现推送经发言者审定的观点摘编。
中美之间的博弈从比较优势到战略竞争。两国博弈已经超过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竞争，上升到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战术和战略竞耗，是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战略竞争。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努力下，中国各部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愈发凸显，呈现不断累积的过程。加上面对疫情压力、经济压力、战略压力、疫情控制下的压力，美国制度优势持续弱化。现实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打压中国的手段，如贸易战、经济脱钩、科技战、制度战等措施阻碍中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现实，要求我们理清思路，保持定力，在开放中求生存，求发展，求经济反弹。我们的近期选择；战略上，以威慑求和平，在分化中求融合，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次佳战略。
面对美国的多层面打压，我们的基本对策是：1）坚持对外开放，与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国际经贸合作；2）尽可能保持与美国的贸易投资关系，做好贸易或经济脱钩的准备；3）军队准备打仗，保持足够威慑，避免军备竞赛；4）国民经济保持正常运行；5）坚持改革开放，调动企业的改革创新的积极性；支持科技产业发展，支持外贸企业、外资企业的生存与发展；6）坚持发展战略性产业，坚持“中国制造2025”；7）内循环，将此作为不得不准备的选项。
从技术竞争、二流大国陷阱、如何跳出二流大国陷阱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部分将技术分为渐变型技术和突变型技术两大类，认为不论是哪种技术，追赶国家在技术竞争中完成“蛙跳循环”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即满足条件后技术领先可以在两个国家中交替出现。第二部分具体介绍了二流大国陷阱的定义和产生的原因，大国领先地位循环更迭出现中断的现象被称为“二流大国陷阱”，产生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中，技术追赶国家无法对技术领先国家实现超越。第三部分以中美技术竞争为例，针对异质性产品和异质性需求、第三国效应，认为继续保持足够高的研发投入水平和与其他国家在技术领域和合作，可最大程度地向其他技术领先国家学习技术，维持高技术在国家间最大程度的扩散，进而能够跳出“二流大国陷阱”。
大部分经济学家在中美冲突的问题上是以狭隘的眼光清算美国的经济账，并没有意识到大国博弈间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本质不同。经济全球化存在三个幻想。第一个幻想是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忽视其他领域如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交流。第二个幻想是去国家化的经济全球化，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可以摆脱一切国家的控制和影响。第三个幻想是达尔文主义，认为全球化会一直持续下去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假设之一。双循环的目的是为了给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奠定基础，而全球化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核心是效率、公平和创新的竞争，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国在全球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国际权力转移过程中，国际经贸治理体系呈现制度非均衡状态，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进程中的制度竞争加剧，中国急需探寻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有效路径。近十年来，研究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法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进行了研究，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存在急需填补的“交叉的裂缝”。基于政治、经济、法律综合性视角框架，提出理解当前国际经贸规则进展的“战略-措施”图谱，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崛起国参与规则创建、促进规则重塑、加强规则协调、适应规则对等和弥补规则赤字等参与规则重构的多维路径。
截至2020年8月18日，全球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人数超过2220万人，导致78万多人死亡。面对疫情，中外防御措施及人民自觉性出现重大分歧，是疫情全球性蔓延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根本原因。中国严格实行居民隔离，全面排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使疫情得到快速有效遏制。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初没有采取有效防控措施，人民防护意识淡薄，物质供应不足，导致这些国家疫情持续蔓延。自3月开始，全球疫情中心从中国转移到伊朗、意大利，之后转向西班牙、法国、英国，再转向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墨西哥、秘鲁和智利。7月至8月，美国、巴西和印度成为全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从2月底逐步开始有序复工复产。到5月，中国经济活动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但是，因为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对外联系，特别是跨境航空运输和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了持续性冲击，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构成巨大风险和挑战。另外，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疫情期间，美国加剧了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封锁，大大增加了中国未来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
通过国内复工复产，加大医药物资及其他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充分利用各种交通运输及网络技术，加强对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4月以后中国的出口贸易逆势连续四个月出现正增长，极大缓冲疫情对中国经济和外贸的冲击。但是，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各国外贸政策变化，全球性经贸萎缩，中国今后的对外贸易必将面对更为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应对外部冲击所带来的风险，中国需要采取以下的应对措施。
一是稳定发达国家市场，努力阻断全面“脱钩”。二是加强贸易和投资分化，继续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强化与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摆脱对少数国家过多的依赖。三是充分调动和刺激内需消费，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补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四是推动全局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构全球产业和供应链条。五是强化并扩大高铁、5G、物联网、人工智能、充电桩、高压输电等新基建的投资布局，为稳定当前就业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为“十四五”规划时期及以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奠定重要的物质及技术基础。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前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价值链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合作与竞争。21世纪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和贸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价值链体系重构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博弈已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赖以维系的自由化和多边化的贸易机制受到破坏。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造成重大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价值链体系、产业链体系均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全球价值链面临“区域化”“本地化”和“分割化”的风险，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剧全球产业竞争，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改变了全球比较优势局势。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再布局，中国正在经历供应链转出以及需求链国内外竞争加剧的过程。全球价值链重构正在加速进行，对中国贸易结构和产业分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参与的部分生产环节可能被替代，导致贸易量大幅持续萎缩，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在产业层面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端跃升，甚至打造由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机会。他认为，中国产业层面面临高端封锁”与“低端锁定”双重夹击。跨国公司利用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导权不断强化竞争优势，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加强服务价值链与制造价值链的融合，使我国产业向高端攀升的难度增大；在企业层面，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刚刚崭露头角，距离全球性公司还有很大差距，微观基础支撑的缺失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上的话语权。
未来全球竞争是价值链竞争，为此，中国应大力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有几点需要努力：一是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二是完善全球价值链的配套服务体系，三是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国际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整合，在多边框架中构建能够抵御全球价值链重构冲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机制。四是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多边治理，推进建立全球贸易多边共同治理体系，打造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贸易方式逐步由改革开放前期以加工贸易为主转向在效率、技术和增加值均具有更好的出口表现的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资金的缺乏，经过40年的改革与发展，主导中国金融市场的银行业实现了从低效率的一元银行体制到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的现代银行体系基本建立的历史性跨越，国内资金对实体经济的供应能力获得极大提升，其中一个直观的表现便是得益于银行网点数量增加所带来的银企距离（即银行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大幅缩短，平均而言中国工业企业距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距离自2000年的20.38千米下降至2010年的14.37千米，年均降幅约3%。实证检验发现缩短银企距离显著促进了以企业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为表征的出口贸易转型升级，而降低融资成本和强化风险控制是缩短银企距离促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两条传导渠道；银企距离影响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程度依赖于银行规模、制度环境以及企业所有制类型，缩短中小银行、制度环境不完善地区以及民营企业的银企距离对一般贸易出口比重的提升作用更强，缩短银企距离还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技术复杂度、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创新能力。
利用日本对华投资的母公司和子公司的数据匹配，探讨了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对外商撤资的影响。研究中提出三个假说：第一，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降低了日资企业的撤资概率，而工资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日资企业的撤资概率，这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有关；第二，日方资本占比越高、对日本出口占比越高、母子公司处于同一行业时，日资企业撤资概率越低，这与企业的内部化优势有关；第三，经济增长率、劳动力素质和行业增长率越高，撤资概率越低，区域劳动力成本越高、行业进入门槛越小，撤资概率越高。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有权优势或内部化优势削弱时，日资企业的撤资可能性提高；在区位优势方面，日资企业更喜欢进入门槛高和竞争程度低的行业环境。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鲜有人关注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付出的巨大隐性健康成本，即对美出口贸易引致的空气污染物的转入排放使得中国居民健康水平下降的现象。=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模型）、GEOS-Chem化学传输模型及暴露-反应模型（IER模型）的分析，发现美国需求引致的八种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占中国生产排放总量的比重为1.48%~4.94%，这些引致排放的空气污染物通过空气流通在中国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胡焕庸线”的特点，即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集中在“黑河-腾冲” 一线以东。该研究还发现，2012年美国需求引致中国排放的空气污染物使中国各个地区空气中PM2.5的浓度上升约0.2%~2%；中国由于满足美国需求导致PM2.5浓度上升而死亡的人数为13996人，占由于PM2.5导致的全国死亡总人数的1.06%。
传染病对人们健康和正常经贸活动产生的巨大威胁受到了人民广泛的关注，但是较少有人关注到传染病爆发对该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提出三个假说：第一，传染病爆发对贸易的影响存在长期性；第二，传染病爆发对贸易的影响存在收入的异质性；第三，传染病爆发对贸易的影响存在语言、文化、政治距离的异质性。该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传染病爆发对于疫情国出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集中在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和对语言、文化、政治距离较远国家的出口。传染病爆发对于疫情国的进口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国家一定要重视疫情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和疫情再爆发的风险管理，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出口技术复杂度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波动程度，因此理解和把握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非常重要。他使用中国地域最低工资数据和中国企业微观大数据，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引发的劳动力成本冲击为切入点，系统探讨了最低标准上升与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正处于不断升级的态势，尤其是与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始终低于普通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加工贸易出口不是导致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虚高的真实原因。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最低工资上升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从异质性影响看，国内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化更为敏感；融资约束程度最高与最低的企业更容易受当地最低工资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会随着行业进口开放水平的上升而表现得更加明显。最后，在作用机制的探讨方面，他发现企业资本投资和职工培训支出的增加是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推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原因。同时，最低工资标准上升还会导致企业扩大进口规模、增加进口产品种类，这些也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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