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 徐秀军】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但高程度的相互依存并未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相反，近年来两国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双方经贸交往的负面效应和规则对接的利益分歧日益凸显，对彼此的威胁认知已严重损害相互信任。面对两国出现的波折，中美双方必须共同致力于构建超越确保相互摧毁、超越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和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大国关系，并通过更加全面、紧密和平衡的确保相互依存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牢固基础。当前，中美要克服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倾向，努力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全球规则体系和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从而推动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中美关系。
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打破了彼此之间长期隔离的状态，并从有限接触到全面相互依存，两国之间的利益攸关度不断提升。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受到了干扰，甚至在一些领域呈现出对立态势。时值美国政府更替之际，两国关系再次来到重新定位的十字路口，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时指出，“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的立场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为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必须规避冷战期间美苏以确保相互摧毁为基础的恐怖平衡，通过确保相互依存（Mutually Assured Interdependence）不断夯实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牢固基础。
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的进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人民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这说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紧密的全球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和平稳定，尤其是近年来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变化，使人们对世界和平前景的担忧不断加大。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能否和平共处的讨论中，一些认为中美必将走向对抗的论调受到热捧。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将中美关系同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进行类比，指出中美两国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种警醒，这种观点给出了中美关系发展必须避免的情形。与此同时，这一看法低估了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全球高度相互依存的事实。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阶段，世界保持了总体和平，主要大国间也未曾爆发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军事对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大市场的加速形成，全球相互依存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前推进。随着全球相互依存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不确定大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是和平共处的稳定器还是引发矛盾冲突的助推器。关于相互依存与和平共处的关系问题，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较为系统的研究。库珀（Richard Cooper）较早从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视角建立了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并分析了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国内和外交政策对这些影响的回应，为系统的相互依存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步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双方和平共处；另一种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会增加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在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理论流派中，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基础是能给双方带来收益的较为紧密的贸易联系，而冲突带来的贸易中断必定会使双方“得自贸易的收益”遭受损失，这一观点拥有深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在斯密和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看来，一国繁荣发展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其政策含义在于推动自由贸易和参与国际分工。在日益紧密的贸易联系中，双方都可以获得福利改进。罗森克兰斯（Richard Rosencrance）基于历史和20世纪80年代的相互依存研究指出，一种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出现，它极大地增加了和平的收益，通过国家间贸易实现和平发展已成为通往繁荣甚至是通往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要道路。罗森克兰斯的设想是美国应从旧的军事力量竞争中重新定位，全力投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中去，从而避免核战争，确保繁荣。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时间与空间对贸易的限制，并催生了新的贸易类型和贸易规则，世界因此变得更为扁平。各国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不断夯实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经济基础。
但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对相互依存和平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们认为，相比国家繁荣，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才是优先目标。因此，政治考量优先于经济考量，生存与安全比经济繁荣更为重要，这也是国家愿意牺牲经济收益而进行贸易制裁、中断贸易往来的根本原因。即便是经济收益，也会由于相对收益和分配问题而使贸易双方发生摩擦和冲突。同时，由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存作为一种权力来源。新现实主义的代表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紧密的相互依存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如果相互依存的各国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规范，必然会发生冲突，偶尔也将诉诸暴力；如果相互依存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央控制的发展速度，相互依存便会加快战争的来临。一些实证研究甚至表明，相互依存和冲突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曲线型的，低度到中度的相互依存降低了发生对立争端的可能性，而广泛的经济相互依存非但没有抑制冲突，反而增加了国家间军事化争端的可能性；尤其是高度的相互依存，不论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都最有可能增加冲突。还有研究指出，由于存在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全球相互依存使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残酷，并且有些领域国家之间的权力极端分化，后来的竞争者难以甚至是不可能实现赶超。因此，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国与后发崛起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冲突难以避免。
尽管两种观点对相互依存的影响有不同的认识，但都未否认低政治领域对高政治领域的影响，都存在以下共同的逻辑：一是贸易对福利有促进作用。尽管经济收益不一定是国家的优先目标，但相互依存能够给双方带来经济收益，否则国家不会有对外加强经济交往的动机。二是较高的相互依存会增加发生冲突的成本。尽管一些国家可能不计成本挑起争端和冲突，但对理性国家而言，冲突导致的“脱钩”损失将不会被排除在冲突的成本与收益计算之外。三是相互依存是一种影响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工具。尽管在经济等低政治领域的相互依存可能对国家在军事和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关系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但低政治领域与高政治领域之间联系的日趋紧密赋予相互依存更大的能动性，为避免冲突或降低冲突的烈度提供了更大空间。因此，干扰中美和平共处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双方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造成的，而需要从各领域相互依存的程度与结构中去寻找原因。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双方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然而，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遭受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数据显示，2020年10月中美关系分值为-8.2，为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也创下1951年7月开启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以来的最低点。与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恶化不同的是，当前中美关系急遽降温是发生在两国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相互依存不仅没有保障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还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藉口，并带来两国关系剧烈的波动，这使人们对两国相互依存的积极意义产生了怀疑。
之所以出现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情势，根源并不在于两国相互依存“过度”，而是在于对相互依存的治理和管控不足，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相互依存。在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中，要考虑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基本维度。在器物层面上，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商品和服务以及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加大加快；在制度层面上，原本具有“地方性”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尊重或日益具有普遍适应性，同时世界的运转对非中性的国际规则高度敏感依赖；从观念层面看，借助于传媒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不同人、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交流与碰撞中呈现出趋同与分化的趋势。因此，中美相互依存的现实挑战也大体包括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
在器物层面，中美经贸交往出现负面影响。自2017年起，美国政府先后对华输美产品启动“232调查”和“301调查”，不断升级两国经贸摩擦，两国经贸往来受到严重干扰。特朗普和一些美国政客声称，美国在中美经贸交往中吃亏了，中国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很多研究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美贸易总体上对美国就业和收入水平产生的是积极影响；美国的制造业、产业工人甚至普通消费者均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收益。但是，美国国内不同部门、不同产业和领域、不同社会群体从中美经贸交往中所获取的收益分配是不平衡的，一些竞争力不足或下降的部门、产业和群体难免会受到冲击。这种伴随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而出现的负面效应在中国也是一样，但问题不在经贸交往本身，根源在国内政府治理能力与效率问题。同样，中美贸易摩擦给美国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平衡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频繁调整对华贸易摩擦的范围、力度和节奏的原因之一。
在制度层面，规则对接凸显利益分歧。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且国际规则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车轮。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经贸规则对接与融合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各方利益。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作为国际规则体系的主导者占有了更多非中性规则收益。在面临崛起的新兴大国和国际规则体系的新加入者时，美国仍极力维护国际规则的垄断权，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中与自身实力、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相匹配的各种权力和权利。这导致中国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合理诉求被认为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中国也被一些美国政客指责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贸易规则的破坏者。事实上，美国批准中国加入WTO和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待遇，并非导致美国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根本原因，反而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实在的好处。同时，中国在遵守WTO规则、服从贸易争端仲裁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并不比美国和欧盟等其他WTO成员的表现差。
在观念层面，威胁认知损害相互信任。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基于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调整。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提出了挑战，这将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2020年5月，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称，为了应对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方面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将通过“全政府方针（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和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保护美国利益并推进美国的影响力。在区域战略上，美国拉拢日、印、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加紧推进“印太战略”，旨在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综合手段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地位，并围堵中国战略空间和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美国还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挑战中国涉海主权和权益。美国的这些战略举措与行动，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严重侵蚀两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政治基础。
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发展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中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确认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关系准则。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通过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并增进了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带给我们的根本启示是，“双方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基础都在经历新的重大变化。面对中美关系的时代之变，唯有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才能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具体而言，新型中美关系要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超越。
一是超越确保相互摧毁的大国关系。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军事对抗并未导致双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全面战争，从而维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长期和平。但是，这是一种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核恐怖平衡，它使整个世界时刻处于战争边缘的不安之中。自从核武器诞生后，有核国家都在考虑“拥有多少核武器才能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提出了“确保摧毁”标准并指出，如果想制止对美国或其盟友的核攻击，美国必须拥有切实可靠的确保摧毁能力。由此，确保相互摧毁便成为美苏相互威慑战略的核心内容。除了美苏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平衡，冷战期间美苏长期和平的政策和条件还包括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分化对手、忍受战略不透明、不完全但高度的经济隔绝等。毫无疑问，这些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基础上的各种政策都与当今时代环境格格不入，也无法带来真正的世界和平。
二是超越冷战思维的大国关系。冷战思维主要指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理国家间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思维模式，其本质是一味追求自身狭隘利益的霸权思维和强权逻辑。过去百余年来，国际秩序演变的主要线索是美国霸权的形成和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利用其相对实力优势，开始谋求为其主导地位提供机制保障，推动建立了维护和拓展其霸权利益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国际机构。同时，美国积极实施联盟战略，倾力打造为其霸权服务的美西方联盟体系，推动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政府债务水平急遽攀升，霸权体系的庞大支出难以为继。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不仅要求贸易伙伴调节贸易顺差，实现所谓“公平贸易”，还威胁退出多边制度体系，企图以遏制和讹诈的方式维持其霸权地位。事实证明，在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时代，美国崇尚对抗和强权的冷战思维不仅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得不到美国国内民众的支持。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国选民用选票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三是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关系。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必定会存在利益的分歧甚至是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交往是零和的。相反，只要围绕利益分歧和冲突展开谈判，所有各方能够实现非零和的收益。根据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研究，谈判都是非零和的。这是因为，任何基于冲突的谈判如果失败，则双方都会受损；任何通过谈判达到的协议对双方来说都会比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要好。由此可见，不管多么严重的冲突，都内在地包含促使冲突双方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也即是双方都试图避免因谈判失败而受损，同时希望实现双赢。这为国家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过去四十余年的双边交往中，中美两国合作领域日益拓展，合作基础日益牢固，共同利益日益广泛，并且在很多方面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四是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大国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和发展道路，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背景和前提。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美国政客鼓吹中国威胁，将国内不断累积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归咎于自身制度面临的外部挑战，甚至声称对华接触政策未能实现改变中国的目标而全面失败，渲染双方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之争。这些言论与主张不仅无助于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矛盾，还会损伤自身的制度自信。作为人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中美社会制度各有特色，也都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中美完全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实现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针对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波折，两国要重开对话、重启合作、重建互信，只要双方秉持客观理性态度，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利益交融，就一定能够找到一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和平共处之道。
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中美关系尽管当前遇到各种困难，但终将要回到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出现一些困难甚至波折不足为怪。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奠定未来稳定发展新基础的重要阶段，毫无疑问，这种基础绝不是要将两国关系退回到相互孤立和隔离的状态，也不是要将两国关系推向武器化的相互依存，而是需要在重要领域确保相互依存。
首先，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确保相互依存。中国制造业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余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一些产业的领先优势逐步确立，但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部分产业对外依赖度很高。据统计，在26类产业中，与世界差距大和巨大的产业分别有10类和5类，占比57.7%；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和极高的产业分别有2类和8类，占比38.5%。当前，中国的很多“卡脖子”技术主要来自美国，特别是美国对华进行科技打压的中高端芯片，80%以上依靠国外，其中都涉及美国技术。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是美国科技产品的重要出口和消费市场。在贸易方面，美国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外汇来源国之一，中国则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中美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使两国不可能实现全面“脱钩”。在美国政府推行“脱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要着力夯实中美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确保相互依存的国内基础，促进技术创新和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业、产品和产业链上的位置优势，推动形成中美更加对称和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要防范出现为了规避“脱钩”风险却又强化“脱钩”的“脱钩悖论”。
其次，在全球规则体系中确保相互依存。贸易的迅速增长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发展与完善相辅相成。当前，国际自由贸易发展之路已步入“基于规则的贸易”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修改或设立新规则来保障自身利益并制约新兴经济体强有力的竞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制度和规则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各种“退群”行动，不是要放弃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而是企图有针对性地改造现有国际规则，并主导国际体系改革朝着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加以协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这是有效应对各国之间矛盾与分歧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原则。制度型开放是对接现有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开放。它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协调中美关系的必要手段。当前，美国试图用新的所谓高标准国际规则抬升中国对接国际规则的门槛与代价，阻碍中国市场对接国际市场的步伐。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不断夯实适应国际新规则的国内基础，在加快对接和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的同时，不断推动自身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引领国际新规则的制定。
最后，在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在一个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时代，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将实现自身利益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之上。在责任义务上，要以公平为导向，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贡献，但每个成员根据自身能力、特点以及通行的国际法原则允许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大小、方式和时限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中美两个大国来说，要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全球治理行动取得务实成果。美国在全球治理行动中拥有强大的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实力以及成员众多的联盟体系支撑；中国在全球治理行动中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全球发展治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类面临的日益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和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手承担责任，不断做大人类共同利益的蛋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赋予中美大国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在两国共同利益不断拓展的同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也日益凸显，并因此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未能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为避免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上大国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除了要摒弃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平衡思维、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和制度竞争思维，更要通过确保相互依存为其提供有力保障。
在新的历史时代，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的民心所望。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波折需要更加全面、紧密和平衡的确保相互依存，共同克服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倾向，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牢固基础，从而推动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中美关系。
（本文发表于《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本号略去了注释。查阅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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