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领 赵远良】中国建设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基础、挑战与应对

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建设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海上合作设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建设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具体表现为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日益深化的经济合作、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较大的蓝色经济合作潜力以及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合法性。同时，蓝色经济通道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如大国之间的地缘争夺增加了蓝色经济合作的难度、各国不同利益关切制约蓝色经济合作的深度以及治理机制供给不足阻碍蓝色经济合作的效率等。应对挑战的策略包括：以“海上示范港口建设”为抓手推动民心工程建设；按照“精准识别、优化领域”的原则深化蓝色经济合作；以“现有治理机制”为突破口推进蓝色经济治理机制变革。

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适时提出了建设以印度洋方向为代表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以中国沿海经济带为支撑，连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经南海向西进入印度洋，衔接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覆盖的主要水域——印度洋——是世界大国政治的汇合与转折地，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法绕开的重中之重。

中国建设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业已存在且日益深化的经济合作。

首先，就贸易领域而言，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双边进出口货物贸易合作的基础较好。其次，中国在印度洋沿岸各国的直接投资总体靠前。在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中，印度洋沿岸国家占有7席。而在截至2019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中，印度洋沿岸国家占有5席。最后，中国对印度洋沿岸各国工程承包在2014至2019年间，其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占中国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比例较高（大致为40%），最近四年连续处于增长状态。

第二，较大的合作潜力：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存在较大的蓝色经济合作潜力。首先，在全球海洋捕捞产量和海洋养殖产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地区）中，印度洋沿岸各国分别占有7席和8席，中国与该区域各国在海洋第一产业方面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其次，在海盐产量、造船完工量、海洋石油产量、风电发电量以及海洋天然气产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中，印度洋沿岸各国占据2席，中国与它们在海洋第二产业方面也可进行合作。最后，在海洋第三产业方面，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拥有的海洋第三产业也较为丰裕。在海运货运、集装箱港口合作以及入境旅游人数等诸多方面，中国与它们都有很大合作空间。

第三，逐渐上升的中国影响力：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合法性提升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中国海军在打击海盗方面积累的经验、能力以及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就护航达成的共识将为未来的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国际合作提供借鉴。同时，中国开展的军事外交和人道主义援助彰显了和平的中国形象、履行了大国责任、增强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建设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的信任感。

（一）大国之间的地缘争夺增加了蓝色经济合作的难度

中国建设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的安全态势并不乐观，除了印度洋方向的关键海域受海盗袭击的影响外，域外大国与域内大国的地缘争夺加剧了印度洋航道安全的紧张局势。其主要表现是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以中国为遏制对象，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博弈烈度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作为印度洋地区一个大国，印度的战略选择方向以及中印关系的波动等因素也会影响该区域蓝色经济通道建设的进展。

（二）各国不同利益关切制约蓝色经济合作的深度

首先，我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进行渔业合作存在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印度洋多数国家由于过度捕捞缺乏有效管理而面临近海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二是印度洋沿岸各国因缺乏现代渔船、设备和技术而无法实现对深海地区的渔业捕捞。其次，印度洋沿岸各国对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海洋矿产资源的利益关切也不同。最后，印度洋沿岸各国对港口建设以及海上基础设施开发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如何精准识别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蓝色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对中国建设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三）区域治理机制供给不足阻碍蓝色经济合作的效率

印度洋治理机制供给不足并非指印度洋地区治理完全缺失，而是指现有治理机制包容性不足以及现有治理机制执行效率较低。中国必须在适当时机，采取有效手段，激活各种区域、次区域机制安排，否则，中国建设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会因缺乏制度保障而导致低效率运行。

（一）以“海上示范港口建设”为抓手推动民心工程建设

第一，把港口建设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结合起来。以海上示范港口建设为抓手，推动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建设，尤其要重视该议程所描述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目标（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穷）和第十四个目标（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二，把港口建设与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正如我们强调的，“一带一路”坚持的是正确的义利观，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向发展中国家和友好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心实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因此，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能否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是衡量港口建设能得到持续发展的一个指标。我们应以港口建设为契机，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为基础，做好规划和对接工作，带动印度洋相关国家发展跨境电商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物流服务业和支付服务业。这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可以培养技术人才，利用新型服务贸易催生中国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把港口建设与典型示范项目宣传结合起来。在宣传口径上，强调中国的海外港口建设不以军事为目的，旨在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是各国的利益共享地带，是以义在先、弘义融利的平等互惠关系。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联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多边外交渠道大力宣传中国建设印度洋蓝色经济通道的理念。

（二）按照“精准识别、优化领域”的原则深化蓝色经济合作

第一，在海洋第一产业的合作。以海洋渔业捕捞为例，由于印度洋沿岸不少国家不仅因缺乏深海地区捕捞的现代渔船、设备和技术，捕捞能力较弱，而且没有针对渔业的综合开发能力。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与印度洋沿岸有合作意愿的国家合资造船、合作建立渔业开发工厂等方式，借此分享印度洋相关国家的“捕捞配额”，从而深化中国与印度洋沿岸相关国家在海洋渔业方面的合作。

第二，关于海洋第二产业的合作。以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为例。印度洋沿岸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因缺乏海上生产设施限制了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中国的石油公司可以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在设备材料提供与油气勘探开发等方面开展互利合作。

第三，关于海洋第三产业的合作。以海洋交通运输业为例，中国的海运货运量和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之首。因此，中国公司除了继续在有港口扩建需要的印度洋沿岸国家寻找投资商机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在参考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指导意见和港口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中国海外港口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此作为中国海外港口建设的评价标准和基本参照。二是由于印度洋沿岸各国的经济、政治、法律以及人文社会环境复杂，为了尽量减少中国在印度洋沿岸各国港口建设的失败风险，建议尽快建立中国海外港口建设项目风险预警系统。

（三）以“现有治理机制”为突破口推进蓝色经济治理机制变革

印度洋治理机制存在着包容性不足以及执行效率较低等问题，为推进中国建设印度洋方向蓝色经济通道的效率，笔者不建议创立新的印度洋治理机制，认为应把握时机，对症下药，以“现有治理机制”为突破口推进蓝色经济治理机制变革。

由于中国是一个在印度洋地区有重大利益的非印度洋地区国家，因此，中国需要较为慎重地思考在印度洋蓝色经济通道建设中的角色定位。首先，中国要谨慎对待所谓的“领导者”光环。无论是印度洋航道安全，还是蓝色经济合作机制的创立，中国以领导者的角色出现势必会引起域内大国和域外大国的警惕。其次，中国可以尝试当“编剧”和“主演”角色。例如，在上文中提到的印度洋治理机制的变革上，中国可以贡献智慧、提供方案。再如，在印度洋蓝色经济治理上，在环印联盟框架内，中国可以充当“主角”，与有关国家一道加强包括蓝色经济标准制定、蓝色经济开发与技术合作、蓝色经济产业间的互联互通以及蓝色经济监督与管理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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